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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这不由让我们想起货拉拉事件中将当事人监禁欺骗以取得诱供的旧闻，那次不也是阻碍律师辩护吗？这两件事因为传播性为我们所知，但他们绝不是偶发事件。在资本主义反动政权下，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拿给被统治阶级敬畏而非使用的东西，一旦被统治阶级发现可以拿来用了（极少数的情况下），就是时候让你尝尝什么叫统治阶级的意志了。
2.资产阶级的法律自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纸面上再维护无产阶级的法律对无产阶级来说都是瞎扯，跟着靠着它维护权益只会被耗尽心力，甚至能拿到非常小一部分应得的东西都要感恩戴德。无产阶级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团结，组织，斗争，夺取政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2024年4月18日，泰安市岱岳区法院的第三审判庭中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在审理高丙芳虚假诉讼一案开始没多久，其辩护律师张某年就被强行带出了法庭，而更为讽刺的是，这起审判的被告人高丙芳本人，也是在取保候审状态下被“快刀斩乱麻”强制逮捕的。
高丙芳究竟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以至于法院如此不拘小节，为一系列违规操作大开绿灯呢？事情还要追溯到2019年，高丙芳律师代理的一起农民工讨薪案件中去。
2019年，地点同样是泰安市岱岳区法院，法院受理了75份农民工讨薪诉讼，这些诉讼拥有一个共同的被告----泰安市粥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粥店建筑公司）。粥店建筑公司承包了一个工程项目，通过层层分包，整体工程被转包给赵某，赵某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米某印，米某印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陈某昌，后者遂组织农民工进场施工。
而到了工程竣工的时候，农民工的工资却在这一长串利益链条中消失了。赵某欠了米某印400多万，结果已经因为其他案件被抓了，给不了钱，米某印因此欠陈某昌260多万，米某印还垫付了117名农民工的工资，陈某昌欠75个农民工260多万。
为了讨回工程款，包工头米某印以农民工的名义提起诉讼，请求工程承包方连带清偿，代理律师高丙芳最终提供的诉讼方案是“以每个农民工为原告起诉陈某昌和粥店建筑公司，启动75个诉讼。”
法院后判决陈某昌支付74名农民工（期间1名农民工撤诉）的劳动报酬共计261万余元，并判决粥店建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意思就是，证据确凿无可辩驳，让被告公司交钱。
但事情很快就有了反转，粥店建筑公司反驳上诉失败后，便向检察机关举报，认为这75个诉讼是捏造出来的虚假诉讼，公司并没有欠农民工工资，因为农民工工资已经被包工头垫付了，公司欠的是包工头的工程款。
在正常人看来，这简直是脱了裤子放屁，欠钱就是欠钱，欠谁的不都一样？但法院抓住了这其中的漏洞，在赵国欠薪大背景下，如果被告欠的是农民工工资，案件性质就更严重一些，高丙芳律师之所以提出“以农民工名义启动75份诉讼”的方案,也是为了更快地结束这起案件，趁早讨回工程款。现在法院发现可以揪着法条玩文字游戏，就直接撤销 了前面的所有判决，转而审判起虚假诉讼来了。
这时候又有一批法律至上主义者跳出来辩护，不仅丝毫不考虑农民工拿不到工资要怎么生活下去的情况，还要支持泰安市岱岳区法院扣字眼的行为，认为其“维护了法律的神圣性”，就是要这么“严谨”地对待条文中的每一个字，觉得“如果开了酌情考量的口子，只会让法律形同虚设，造成更恶劣的后果。”
但最为讽刺地一点是，当法院严谨地研究法律法规，以虚假诉讼罪起诉高丙芳律师之后，却又在审理环节变得宽容体谅、事急从权了起来。不仅开庭通知没有提前三天，搞突然袭击，对被告人也用上了缓兵之计，假意安抚之后提前逮捕，庭审现场还可以无视庭审纪律，驱逐辩护律师，就连20个座位的旁听席都坐满了“自己人”，外地律师还得借用家属旁听证来蹭坐席。这个时候就没有所谓法律神圣，法律威严的说法了，当真是首鼠两端，令人发笑。
司法界的视线如今聚焦在虚假诉讼罪名是否成立上，可关于被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却仿佛被遗忘了。该工程项目在2018年7月就竣工了，而拖到了2019年，法院才审理通过公司清偿的判决，结果这项判决到了2019年10月又因为虚假诉讼被撤销了。到了如今2024年，法院双方还在争论这起事件属不属于虚假诉讼，可农民工在这6年间可是实打实地什么也没拿到，涉事公司却依然逍遥法外。
农民工讨薪难，比西天取经还要难，所谓的法律维权路上何止九九八十一难，这一批农民工倒在了虚假诉讼上，还有一大批农民工连维权的门槛都没找到，就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 有几个无产阶级有条件和老爷们打上几年的法律攻坚战？所谓的依法治国，无非是资产阶级专政几乎透明的遮羞布罢了。只要农民工还在讨要自己的薪水，老爷们就永远是看心情施舍本应得的报酬，“合法合规”里面的门道，赵国无产阶级试了半个世纪都没试完，资产阶级总能搞出新花样。无产阶级不组织起自身的战斗力以掌握权力，那么政府所允诺的一切权益都不过是空中阁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