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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今我们的融工路线，不仅继承了百年前的列宁主义，更是当代马列毛主义者多年辛勤耕耘结出的果实。而机会主义的那些错误路线，要么早在十年前就被批得体无完肤，要么早就在实践的检验中被证明是极端错误的。而机会主义者却还揣着这些错误思想不放，可谓是非蠢即坏！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南辕北辙——深陷机会主义的泥潭中无法自拔，离革命的目标越来越远。
“没有人，而人又很多”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出的有决心同反动当局坚决作斗争的革命者一年比一年多，人们愈发的明白中修反动统治的日子是不堪忍受的了。但是现在革命的阶级却还是一片松散、毫无组织的状况。日渐增长的工人阶级自发的运动使得现在“组织起来”成了万分迫切的事情，因为⽆产阶级的唯一武器就是组织。停留在十年前的泥潭已经是不可容忍的了，要完成推翻反动政府的艰巨任务就必须以革命组织的建设为核心——这正是通过为了革命的实践才得出的认识。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精辟地总结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笔者打算借着这个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一般规律，来讲一讲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的一个特殊方面——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螺旋上升过程。
我们使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看这个过程，可以把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拆解成实践到认识和认识到实践这两个子过程，这两个子过程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我们接下来就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具体地探讨一下革命的实践是怎么变成革命的理论的，革命的理论又是如何指导革命的实践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的认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脑海中固有的，而是从客观的物质世界中，从社会的实践中获取的。 正如毛主席所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这个道理放在革命中也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蹲在资产阶级的书斋学院里空想出来的吗？当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调查了大量欧洲工人阶级的状况，参与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的条件下，通过他们本人直接参与的阶级斗争产生的直接经验，以及广大工人阶级的社会实践提供的间接经验，将这些经验性的感性认识科学地归纳总结、分析综合，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的认识，并且通过社会的实践进一步检验这些认识的正确性，最终才把这些理性认识成体系地总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简而言之，没有革命的实践，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
实践又是认识的唯一目的，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客观世界。 毛主席说过：“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运用理性的认识，即理论，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这是更重要的事情。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都在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改造世界。”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更为关键的部分，如果理论不去为实践服务，那就只能沦为空想。
对于革命而言，如果所谓的革命的理论不能落到实地上，不能通过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也不能通过革命的实践检验理论的真理性，那么这样的理论就是无用的垃圾，一如红中网鼓吹的半外围论，又如西马、托派等泛左翼的繁琐哲学或民主万能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任何实践活动，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那就只能是无头苍蝇般的盲动。只有以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理论为指导，正确地分析革命的形势，分清敌友，搞清楚革命对象，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有目的、有计划地筹备各项革命工作，才能尽快促成革命的胜利。
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无限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遵循着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无限循环，每一次循环都使理论和实践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就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有着丰富的成功的革命实践，这些革命实践又进一步地检验了理论的真理性，并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革命的实践中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又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且依靠这个理论指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我们运用这样的发展的眼光，再去审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上的各种问题，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晰明了。
十年前的YCA那帮人，对融工实践嗤之以鼻，认为应该先发展革命知识分子，去学校里对知识分子做工作，主张先建立一个革命家团体，或者说革命先锋队。在许多左翼青年抱着朴素的阶级情感主动去融工时，YCA却对其冷嘲热讽。在《融工之紧要性论述集》 中，我们指出了当时的形势是马列毛主义者还没有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到工人中去，不管是搞调研、交朋友，还是直接进厂融工，都是值得鼓励的，因为这是从无到有的转变过程，是将革命推向下一阶段所必需的实践。没有融工的实践，不去切身处地地了解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革命路线。
我们之所以在十年前提出到工人中去的号召，就是因为我们考察了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根据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看到了正在抬头的工人运动浪潮。这个号召绝不是我们拍脑袋空想出来的，而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内掀起了两波工人运动的浪潮，第一波是90年代中期到二十世纪初的国企工人反击“大下岗”、保卫自身权益的斗争。第二波是自2010年本田罢工以来处于明显上升期的，以农民工这批新一代工人阶级为主的，反抗资本家压迫剥削、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这第二波工人运动的浪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理论判断：这波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曙光，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到工人中去开展斗争。
任何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方法，都不可能在一定的实践尚未发生的时候就预先产生出来，也不可能在实践的初期很快地产生出来。 有了反复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毛主席才能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割据革命路线。经历了2013年以来的那轮融工实践，佳士工人运动被机会主义者篡夺领导权后走向歧路，各种NGO、合法形式的工人组织被中修残酷镇压，以上这些实践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有三个方面：一是融工实践必须依靠《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里提到的熟人网络有效节点；二是必须通过“扎根”的方式做长期细致的群众工作，坚持斯大林的巴库路线，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闹黑厂”路线；三是在中修治下，与群众相结合决不能依赖于任何“合法”的、“公开”的、“改良”的形式。
在这十年的融工实践中，我们同样发现了许多问题，很多打着到工人中去旗号的机会主义者，通过大量重复的调研、观察、服务工作，沾沾自喜。十年前他们干着这样事情还情有可原，甚至值得鼓励，但是过了十年之后，还在简单地重复这样的形式，这已经远远落后于革命的形势的要求。在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中，新一轮的实践必须要上升到更高的阶段上，如果只是机械地重复十年前的融工实践，那么我们的革命只能是原地踏步，永远也不可能迎来胜利的那天。
经过了十年的融工实践，我们对于革命的理论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实践更要上升到全新的高度上。总结了十年融工实践的经验教训后，我们发现到工人中去这个一般性的号召已经成为了机会主义者和泥潭派的挡箭牌，我们必须再前进一步，提出对于泛左翼而言难以接受的任务——组织起来。过去十年的融工实践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没有实现列宁所说的集中化的组织。只有依托于坚强的、深埋于地下的革命组织，才能在阶级斗争中灵活应对资产阶级暴力机器的围追堵截。只有通过建立严密的暴力组织，工人抄起家伙能和资产阶级对抗，才能实现对中修基层的夺权，无产阶级革命才有胜利的条件。
所谓的组织起来，不仅要将马列毛主义者组织起来，还要将广大的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即是说，我们既要建设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又要建设广泛的革命工人组织。通过列宁的政治报路线，搭建革命脚手架，通过工业化的协同流水线将马列毛主义者组织起来，在集中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地扎根融工，建立起广泛的革命工人小组，形成全国范围的互联互通的革命节点，一点一滴地蚕食中修的基层控制，用马列毛主义的群众组织重建基层秩序，最终完成无产阶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