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点一：组织委员会事件
“组织委员会事件”的起因是国外一个机会主义的著作家小团体“斗争社”（梁赞诺夫等人顽固反对列宁的建党计划）竟然要求参加二次代表大会。筹备代表大会以及审查代表资格的组织委员会曾经两次否决了他们的请求，理由就是“斗争社”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且对《火星报》的组织原则持否定态度。但是这个组织委员会在第三次内部会议上票决赞成邀请“斗争社”的梁赞诺夫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大会。
组织委员会的立场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改变呢？ 原来组织委员会内有一个火星派分子施泰因与泥潭派分子叶戈罗夫策动了这次投票，他们的鼓动使得组织委员会的其他人也投票赞成改变原先的立场。只有一个同志持反对意见，这个同志叫巴甫洛维奇。巴甫洛维奇在大会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异议，于是叶戈罗夫要求用纪律惩办巴甫洛维奇，理由是该同志与组织委员会的大多数不保持一致，并把这种异议提到了代表大会上。列宁对此的反驳是，这是党员的基本权利，在此处组织委员会并不适用“限权委托书”（即党的一个小组委托相关同志进行投票时，相关同志不得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或表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巴甫洛维奇有权把异议提交全党。
施泰因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她在大会的第三阶段还会再次成为焦点。她在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被记为“N同志”，而巴甫洛维奇记为“T同志”。列宁说：这个事件暴露了火星派内部并不完全一致，并成了最终的悲剧（或者说悲喜剧？）的“开场戏”。列宁后面经常说的“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就是指的这个人。施泰因原名是叶·米·亚历山德罗娃，基辅的组织委员会成员，经常向列宁抱怨组织委员会工作条件艰苦。巴甫洛维奇原名是彼·阿·克拉西科夫。
在组织委员会事件上，马尔托夫作了一个特别详细的和“富有战斗性的”发言，“公正”地指出国内组织和国外组织的“代表名额不均等”，认为给国外组织以“特权”未必有什么“好处”，认为不应当助长“党内组织上的混乱，即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就发生分裂”。可见当时那一刻的马尔托夫还是维护火星派团结，施泰因只是“开场戏”。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都为巴甫洛维奇抱不平：代表在执行自己的职权时是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的，因此违背党的纪律和代表大会的章程的正是以任何方式妨碍任何一个代表把所有一切党内生活问题直接提请代表大会解决的人。
列宁对此分析道：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
在组织委员会事件中，崩得、马霍夫都表示支持叶戈罗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对巴甫洛维奇。这个反对派的任务（也许不是该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经常意识到的，有时是惰性使得他们这样做），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吞掉。
而马尔托夫对巴甫洛维奇的态度像坐过山车一样令人眼花缭乱。此时此刻他是支持巴甫洛维奇。把大会记录拿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反对“斗争”社、叶戈罗夫、组委会时发言最详尽、最热烈和最尖锐的正是马尔托夫本人。但当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就感到极度委屈了，于是后来他的立场变为：“巴甫洛维奇等人煽起了激烈情绪”。列宁对此的评价是：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根据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的态度。
在代表大会的第三阶段，马尔托夫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有三大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其一是他试图把组织委员会直接变成未来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个诉求上他遭到了失败。其二是他要把施泰因作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而这个施泰因就是“组织委员会事件”里的主角，她就是那个“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N同志（详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而与N同志在“组织委员会事件”里就尖锐对立的T同志就是前面刚刚提到过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火星报》组织内部最终以9票对4票3票弃权否决了施泰因。其三是马尔托夫所希望的中央委员会五人名单未被表决通过（此事后来又横生枝节，即所谓的古谢夫和捷依奇的冲突事件）；而《火星报》组织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另一个五人名单，根据列宁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马尔托夫因为三项诉求未遂其心愿，加之原来《火星报》编辑部的六个人没有无缝衔接地转为中央机关报的成员，于是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彻底爆发，并以罢工相威胁。
难点二：古谢夫和捷依奇的冲突事件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古谢夫和巴甫洛维奇是火星派多数派，捷依奇是火星派少数派。捷依奇是普列汉诺夫的老朋友，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创办了“劳动解放社”。他是《火星报》的行政负责人，同时也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管理机关成员。托洛茨基曾经回忆捷依奇跟他讲过的一段话：“年轻人，任何武装起义都不会有，而且也不需要。我们服苦役时，有一些人好打架斗殴，他们动不动就打起来，甚至打死。而我采取的态度是这样的：坚定不移地抱定，使行政管理人员懂得，事情可能达到大搏斗的程度，但我是不会参加搏斗的。这样我就受到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尊重，而且使事态得到缓和。我们对沙皇制度也需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否则，我们将被打得粉身碎骨，也丝毫无济于事。”
古谢夫和捷依奇的冲突事件指的是：古谢夫曾经通知巴甫洛维奇，说一份包含施泰因、叶戈罗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同志的名单，是捷依奇转交给他（古谢夫）的。捷依奇责备古谢夫这个通知是“蓄意诬蔑”。这个事情后来还闹上了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的“同志仲裁法庭”。“同志仲裁法庭”认定古谢夫的“通知”“不正确”。新《火星报》编辑部把法庭的判决词登出来以后，马尔托夫（这次已经不是编辑部）印发了一个题为《同志仲裁法庭的判决词》的传单广而告之，他在这个传单中不仅转载了法庭的判决词全文，并且转载了关于此案整个审理经过的报告全文以及他自己的后记。在这个后记里，马尔托夫谈到“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
而火星派多数派则印发了一张题为《仲裁法庭中的第四者》的传单，他们在这个传单中“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因为他比法庭判决词走得更远，硬说古谢夫同志居心不良”，而法庭并没有认为这里有什么蓄意诬蔑，而只是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传单解释说，古谢夫的通知可能是出于一种完全自然的误会，认为马尔托夫的行为是“不体面的”，因为他自己发表过（而且现在又在自己的传单中发表）许多错误声明，随心所欲地硬说古谢夫怀有不良的动机。他们说，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动机。
接下来就是列宁对该事件的评论。列宁说：首先必须使读者对产生这个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时间和条件有一个确切的了解。《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曾开会商量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以便共同向代表大会提出。这次会议由于意见分歧而告终，《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派通过了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瓦西里耶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但是少数派不愿让步，而坚持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佛敏、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火星报》组织中的两派在提出和表决这两个名单的那次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双方都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想通过整个党代表大会的表决来解决这一引起他们分歧的争论问题，并且双方都极力想把尽量多的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这种自由鼓动，立刻就暴露了前面详细分析过的一件政治事实，即火星派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为了战胜我们，不得不依靠“中派”（泥潭派）和反火星派的支持。他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一贯维护《火星报》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而反对反火星派和“中派”攻击的代表，都很快很坚决地站到我们方面来了。从既不属于反火星派，又不属于“中派”的33个代表（确切些说是33票）中，我们很快就争取到了24个，并和他们订立了“直接协定”，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而马尔托夫同志方面只剩下了9票；要取得胜利，他就必须得到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全部票数，然而他和这两派虽然能够一同行进（如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虽然能够实行“联盟”，即能取得他们的赞助，但是并不能同他们订立直接协定，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在没有受到委屈前）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也激烈地进行过反对这两派的斗争。这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处境可悲而又可笑的原因！
列宁说：只有把这一政治形势弄清楚以后，才有可能了解所谓“伪造”名单这一麻烦问题的“关键”。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火星报》组织分裂了，我们双方都为维护各自提出的名单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大量个别的私人交谈产生了许许多多方案，提出了以三人小组代替五人小组，更换这个或那个候选人的建议层出不穷。很可能还提出过其他我所不知道的候选人。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都在交谈中表示过自己的意见，提出过修正，进行过争论等等。很难设想这种情形只是在多数派中间发生。甚至可以肯定，在少数派中间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大会代表分成各个集团，是根据事后所作的分析划分的。实际上，这些集团在进行竞选鼓动时才刚刚开始形成，因而各个代表之间交换意见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壁垒”，每个人只要想同哪个代表私下交谈，就可以同他交谈。当时，在出现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名单的情况下，除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名单（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之外，还产生了一个与它没有很大区别的名单，即包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施泰因、叶戈罗夫五人的名单，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产生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候选人——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显然是不中《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意的。用组委会委员施泰因和叶戈罗夫两人来代替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原是完全自然的事；如果党的少数派代表中未曾有过一个人想要实行这样一种代替，那才是一件怪事。
列宁说：现在很难回想起，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的，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是从谁的口中听见这个名单的。例如，我就不仅不记得这一点，而且也不记得多数派中间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我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候选名单的；从许多关于各种候选名单的谈话、设想和传闻中，我只记得那些直接在《火星报》组织中或在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上提过的“名单”。这些“名单”多半是用口头传达的，但是往往也记在字条上，这些字条一般是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一些代表之间传递，通常在散会以后就销毁了。既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说明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名单的来源，那我们只好假定：或者是一个为《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所不知道的党内少数派的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然后就经过口头和书面方式在代表大会上传开了；或者是《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名单，但是后来他把这一点忘掉了。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提施泰因同志为候选人在代表大会上显然得到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赞同，而提叶戈罗夫同志为候选人的想法显然是这个少数派在代表大会闭会后产生的（因为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戒严状态》中都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一事表示惋惜，而叶戈罗夫同志就是组委会的一个委员）。当时这种要把组委会委员变为中央委员的想法是比较普遍的，既然如此，设想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私人谈话中和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种主张，不是很自然的吗？
列宁进一步分析：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不愿意考虑这种理所当然的解释，却认为这里面有肮脏的打算，有人蓄意陷害，有不诚实的成分，有人散布“明明虚假的、目的在于中伤的传闻”，有人“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等等。这种不正常的倾向只能用不健康的流亡生活条件或神经不正常来解释，如果事情没有弄到无理伤害同志信誉的地步，那我根本不会谈这个问题。请你们想一想，捷依奇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能有什么理由追查不正确的通知或不正确的传闻含有的肮脏的不良动机呢？他们显然是由于神经失常，才觉得多数派“中伤了”他们，不是指出少数派的政治错误（党章第1条以及同机会主义者联盟），而是把一个“明明虚假的”“假造的”名单推到少数派身上。少数派宁愿说问题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多数派采取了什么肮脏的不诚实的可耻手段！要追查“不正确的通知”的不良动机是多么不理智，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叙述当时情况时已经指出了；同志仲裁法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并没有认定这里有什么诬蔑、恶意和可耻的东西。究竟为什么这个名单使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气愤呢？因为这个名单说明他们转到我们党的右翼方面去了。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大喊大叫，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痛恨人家“把他的政治立场估计得不正确”，但是现在谁都看见：关于某个名单是不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并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其实这个罪名无论同这个名单或其他什么名单都是无关的，这个罪名不是诬加的而是真实的，对政治立场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认为要从这个令人不快的、人为地造成的关于人人都知道的假名单的事件里作出总结：（1）马尔托夫同志高喊“为了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是可耻的”，并以此损害古谢夫同志的名誉，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体面的。（2）为了改善气氛并且使党员不必认真对待每一次病态的放肆行为，看来应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象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那样确定一条规则。这个章程第2条说：“凡是严重违背党纲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者，都不能留在党内。关于他们的党籍问题，应当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仲裁法庭来处理。审判员由提议开除者和被提议开除者各指定半数，主审员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对于仲裁法庭的判决，可向监察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上诉。”这样一条规则可以成为对付那些轻易控告他人犯有什么不名誉行为（或散布此类谣言）者的有力武器。有了这样一条规则，凡是这样的控告，如果提出控告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控告者的资格在党面前说话并且力求得到相应的党机关的裁决，就会被永远地确定为算作不体面的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