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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资本主义的发展制造了性别对立，把资本主义的矛盾转移到性别矛盾上，这造成了家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细胞的更加不稳固，同时也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更加不稳固，但这个不稳固仅仅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所以还需要加上先锋队路线和群众路线这两个条件，才能确保资本主义走向覆灭。
2.资产阶级的法律写的再漂亮，那也是不会从根本上落实到社会上去的。对资产阶级的法律来咬文嚼字哭天喊地，是还抱有对他们丑陋本质的幻想的体现。因为这些法律只能反映他们还要不要脸，而不能反映他们到底做不做，仅此而已。
第二十条【离婚经济帮助的处理】
离婚时，夫妻一方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仍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请求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给予适当帮助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一方因经济困难无房居住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请求，判决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采用下列方式予以帮助:（一）一定期限的房屋无偿使用权;（二）适当数额的房屋租金;（三）通过判决设立一定期限的居住权;（四）其他符合实际的方式。
以上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第二十条的内容，也是目前网上舆论争吵声较大的一条，我们以此为例来谈一谈民法典二十一条。本文并不打算纠结于具体法律上的措辞，法律怎么写和实际怎么做是不同的，这一点看劳动法就明白了。但是，在进行分析之前，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种流传甚广的误解，即有人觉得第二十条是指离婚之后男方必须要供养女方，并大呼如果这一条法律实行整个社会将会礼崩乐坏，男性将会落入怎样一种悲惨的境地。
但第二十条其实是一个适用条件十分苛刻的法条。“经济困难”必须要有合法证据，比如残疾证、低保或者其他的贫困证明，而一个身体健全能够正常劳作的成年人，是很难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困难”的认定的。
而且第二十条并非“新”闻，只是将婚姻法上原有的内容挪到了民法典上而已，赛里斯的离婚经济帮助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从资本主义复辟开始算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
1950年婚姻法二十五条：
“离婚后，一方如未再行结婚而生活困难，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帮助的办法及期限，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1980年婚姻法第三十三条：
“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2001年婚姻法第四十二条：
“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但是，内容相似的法条，呈现出的效果截然相反。1950年的婚姻法是如此去写保护妇女权益的，我们也知道那个年代妇女第一次摆脱了受人奴役的地位，真正站起来成为社会平等的一员，顶起了社会主义的半边天；1980年及以后的婚姻法是如此去写保护妇女权益的，我们也知道改开后妇女再次失去了平等的地位，重男轻女、拐卖妇女、部分妇女不得不为了生存沦落到出卖身体的现象再次出现，曾经的半边天由此陷落。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开头那句“依法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有多么可笑了，法律维护的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非某一性别的利益。网上许多人始终纠结于这句话，愤愤不平说为什么不保护男性的利益，最终得出社会的权利一共就这么多，男性没有了权利肯定是因为权利都被女性分走了，这和他们所鄙夷的资产阶级女权的逻辑如出一辙。
1950的婚姻法为什么能保护妇女的权益？是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同理，民法典的第二十条为什么能用同样的内容却无法保护妇女的权益，搞得男女双方都不想结婚，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男女无产阶级都备受压迫，毫无权利可言。
因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这二十一条，不是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压迫，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它也不具备什么进步意义，妇女解放永远不可能靠资本主义法律，而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去实现。
有人说最高法出台这二十一条是为了降低离婚率，提高结婚率，也有人说是为了用性别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最高法是怎么想的我们无从得知，但从结果上来看，这两件事是相互矛盾的。想要用性别矛盾来当烟雾弹，就必然会挑起男女对立，年轻男女结婚的意愿自然会降低（当然结婚率低的原因不止这一点，这点也不是主要原因，在这里不展开讨论），新生的劳动力自然会不足。赛里斯的资本主义越是发展，越是难以解决这些矛盾，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维持这座摇摇欲坠的腐朽建筑，直到走向灭亡。
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但是这个必然不是靠等来的，而是靠无产阶级团结、组织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而团结、组织起来的前提必须是广大无产阶级是平等的，不论性别、民族、地域等等差异，也正是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民法典21条目前这种性别对立的舆论导向，男女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是一致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