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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机会主义分子为了宣传而宣传，组织起来去宣传，遇到困难永远想的是宣传不够，时机未到，工人不觉悟，而不去想办法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本末倒置。这一错误思想反映在他们的调研与融工过程中，就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会、讲道理，仿佛兜里揣着一本圣经，像传教士一样四处推销典籍，幻想着偷偷摸摸地告诉工人一些惊天密闻，革命就自然成功了。这种童话剧本放在脑袋里乐呵乐呵就行了，把童话放进现实，闹出什么笑话都不奇怪。
2、少数民族工人依然受到剥削，少数民族资产阶级吃尽了统战的红利。本文更重要的部分是对于东风机会主义路线的反驳，通过对于一个极为普通的“调研”例子的拆解（当然所有机会主义者都认为这是融工或者是学生的重要尝试），从中提取出的逻辑构成对于机会主义的有力反驳。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最后的结尾引用段落有些突兀，读者可以去读原文加深理解。
最近笔者看到了一篇有关学校回族工人状况和反抗的文章《 【开斋节特辑】重新发现作为劳动者的回族——一个高校清真食堂里的阶级与民族》。 文章背景是2016-2017年。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回族工人的状况，第二部分是一个叫做红星社的组织在工人中做工作的过程。可以说这篇文章有两个作用，第一让我们了解了回族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之重，第二让我们见识一下东风路线在实践中是怎么破产的。（以下金瑾，达达均为红星社成员，马小明为回族工人）
回族工人状况
本文主要在H市武川大学展开。根据文章提供的情况，2014年红星社刚开始的时候，对一位回族女工进行调查，她每周工作91小时，工资则是在2700元至3100之间浮动，没有休息日和加班费。这位女工劳动的恶劣程度超越了他们调查过的所有校工。由此可见，回族工人遭受到多么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到了2016年，情况也没有什么好转：
东苑清真食堂工人的劳动境遇，在武川大学各部门中仍然是“垫底”的存在。在接受调查的九名工人当中（东苑清真食堂共有十二人），有三人的月工资低于三千，四人的工资三千出头，只有两个个炒菜师傅能拿四千多的薪水。工资数量还在其次（东苑清真食堂工人的工资低于武川大学食堂的平均水平），关键是他们有着超长的劳动时间而又没有加班费：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七点半，中间只有上午九点的一小会儿和下午一点到三点可以休息。在“正规”工作时间外，还有数不胜数的临时加班：大扫除、炸丸子、经理主持的会议，以及每隔一天都要等到晚上十点的卸菜。东苑清真食堂的经理对待工人的方式也极为苛刻，“看不得他们闲”。由于清真食堂的工资并不严格地区分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当经理发现某个窗口的营业额下降时，都会先把这个窗口的师傅骂一顿，然后再直接扣钱。他们也没有轮休日和节假日（只有公司不需要人手时才会“放假”，即在没有基本工资的情况下让工人回家），即便是古尔邦节这样的盛大节日也没有真正的假期，只是可以有时间去清真寺、享受一顿老板请的饭。直到有一次劳动局来检查时，发现食堂的工时记录上竟然没有休假安排，责令公司方面整改，才为工友带来了每周半天（！）的轮休时间。
除此之外，回族工人的文化普遍较低，许多女工甚至不识字，既不认识汉语，也不认识阿拉伯语，因此这与宗教无关，纯粹是无产阶级贫穷的生活条件导致的。
与此同时，少数的资产阶级，回族经理却富得流油，对同族的工人毫无怜悯之心。这个学校清真食堂的承包商是赤亭公司，它几乎垄断了这个城市高校所有对外承包的清真食堂，还在这个城市拥有20多家清真餐厅，多次被评为“清真食品工作先进集体”。公司的头目（文中称其为”大老板“）不仅开餐厅，还涉及运输业，拥有一支货车队，做些运输烟草之类的生意，他还有亲戚在卫生局当官。可见，这位大老板是一个与官僚资产阶级深度勾结，在该市清真餐饮占据统治地位，在运输业也有不小分量的垄断资本家。文章中还记载了一件事，一位回族工人在清洗大锅时被面汤烫伤，站都站不稳了，同为回族的经理却说“猪把刀子都挨着呢。”（西北方言，猪都要忍受挨刀的疼痛，所以人也要忍着）”，可见回族的工人们过着多么痛苦的生活，而经理的嘴脸，更是证明了民族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阶级问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回族工人受到如此残酷的压迫。可以想象，只要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即使是在学校，也能有效地组织起回族工人，推动革命的前进。那么，这个红星社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红星社开学习班，教工人识字，文章里面长篇大论地描写了他们怎样上课，怎样教工人认字。当然，马列毛主义的融工也是要教这些工人同志认字的，但是绝不是以此为中心，关键是要立即建立工人的组织。从文章的第三部分开始，红星社的社员终于要开始带领工人斗争了。2016年暑假，清真食堂让包括马小明在内的一批员工放假回家，却没有给他们补发基本工资。每年寒暑假，食堂都会用这种变相裁员的办法节省自己的劳动力工资支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另外，所有这个时候，马列毛主义者应该准备采取罢工的方式，通过组织起来的工人取得罢工胜利，逼迫资产阶级让步。并且，不能到此为止，要借这个机会引导更多的无产阶级觉醒，从而实现组织的扩大。而我们的红星社社员是怎么做的呢？（以下出现的人名基本为红星社成员）
在2014年红星社成立之后，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放电影、联欢会、校工调研，搞工人图书室。当然，劳工权益还是会讲一点：
作为一个关注底层的社团，一些社员也期望在与校工交往中，提高他们对劳动权益的重视。在图书室聊天时，达达总是想把话题往“工资”、“休息时间”上引。马小明有一次表示，出来打工就是以体验为主，对这些权益并不一定看重。而马守应则分辨了存在依据工人付出给足工钱的“好老板”和会无缘无故克扣工资的“坏老板”，如果遇到压迫太狠的“坏老板”，打工者必须要做出抗争。红星社也会在图书室放映《无法避免的战争》、《啊！野麦岭》等电影。
除此之外，政治灌输工作是一点也没有做，真是深得刘少奇三勤三化的精髓啊！还要区分好老板和坏老板，红星社的工运家们甚至连红皮都挂不住了。
而在斗争来临时：
达达觉得，不应当听任资方损害工人的权益。几个人一商量，大家认为可以以在校园论坛发帖、吸引舆论关注的方法试一试。几年前，杜洛周曾经遇到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也是通过论坛发帖的方式解决的——当时另一家食堂的阿姨向他倾诉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期望学生能帮她“讲一讲话”。
2016年7月，一篇标题为“求助万能的卢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向哪里反映比较好呢？”的帖子出现在了武川大学校园BBS的版面上。杜洛周在帖子里说自己有一名朋友在东苑清*真食堂工作，遭遇了暑假不发基本工资的问题。“我的这个朋友问有没有办法帮他反映一下，可以让他拿到基本工资，我觉得学生遇到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办法，武川大学类似不合规定的事情貌似也不少，但是已经答应了人家，总还是想问问看。”
是的，这些社员第一时间想的是在论坛上乞讨”伤天害理呀！丧尽天良呀！老板不发工钱啦！大家给我们评评理呀！“，当然，热度是炒起来了。然后呢？学校为了名声，也向赤亭公司施加了压力，然后，赤亭公司这位大老板跑了一圈，调用了自己的人脉，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挡掉了。最终，大老板装模作样向学校交了一份报告，学校就没有任何声音了。工人没有拿到一分钱，与红星社密切来往的几个回族工人遭到警告，工人宿舍设立了门禁，阻止学生进入。2016年的下半年，随着马小明、马守应等与红星社交好的回民工友的离去，红星社的清真食堂工作又陷入了低潮。识字班也因为学员流失，在2017年4月停办了。红星社工运家的抗争，就这样彻底破产。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红星社展现出来的，就是彻头彻尾的东风机会主义的路线。可能红星社要叫屈，我们可是向工人讲了阶级斗争啊，怎么不算政治灌输呢？这里我要隆重介绍一位你们的后辈——东风。看看他们的手段，和东风先生们那篇“如何在融工过程中进行马列主义灌输？——记一次融工经历”对照一下，不能说非常相似吧，只能说一模一样，只不过把工厂的工人换成学校的工人罢了。东风在他们的融工报告里面闭口不谈资产阶级是怎么反扑的，因为他们那场运动好歹是暂时胜利，而红星社的社员们被资产阶级打败了，没有办法掩盖，否则他们肯定会炮制一篇一样的融工报告，那东风可就要叫红星社前辈了。这些人浑身充满小资产阶级的臭气。在该斗争的时候，他们不是准备好武器，而是妄想通过卖惨的方式获得同情。然而，资产阶级既掌握暴力机器，又掌握社交媒体，因此这种愚蠢的办法除了把自己送进局子之外没有任何作用。而且，初步建立起来的熟人网络也被尽数破坏。就算他们侥幸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呢？他们没有任何下一步的计划，因此胜利最终还是要付诸东流。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危害何其大也！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先锋队的领导才能胜利。先锋队有组织地进入工厂，一开始就要把建立组织摆到第一位。我们要建立的组织，就是与黑社会相似的，在工人受到资产阶级压迫时，冲上去和资产阶级斗。“工人受到工头欺负，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一拥而上把工头揍进医院，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工人房屋遭到强拆，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抄家伙就把强拆的黑社会打散，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孔明借东风——泛左翼融工路线的解体》”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组织。无产阶级只有在实际中感受到先锋队的力量，才会团结到我们的身边。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战胜一切机会主义，自由派，将革命引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