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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机会主义分子为了宣传而宣传,组织起来去宣传,遇到困难永远想的是宣传不够,时机未到,工人不觉悟,而不去想办法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本末倒置。这一错误思想反映在他们的调研与融工过程中,就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会、讲道理,仿佛兜里揣着一本圣经,像传教士一样四处推销典籍,幻想着偷偷摸摸地告诉工人一些惊天密闻,革命就自然成功了。这种童话剧本放在脑袋里乐呵乐呵就行了,把童话放进现实,闹出什么笑话都不奇怪。
2、少数民族工人依然受到剥削,少数民族资产阶级吃尽了统战的红利。本文更重要的部分是对于东风机会主义路线的反驳,通过对于一个极为普通的“调研”例子的拆解(当然所有机会主义者都认为这是融工或者是学生的重要尝试),从中提取出的逻辑构成对于机会主义的有力反驳。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最后的结尾引用段落有些突兀,读者可以去读原文加深理解。
最近笔者看到了一篇有关学校回族工人状况和反抗的文章《 【开斋节特辑】重新发现作为劳动者的回族——一个高校清真食堂里的阶级与民族》。 文章背景是2016-2017年。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回族工人的状况,第二部分是一个叫做红星社的组织在工人中做工作的过程。可以说这篇文章有两个作用,第一让我们了解了回族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之重,第二让我们见识一下东风路线在实践中是怎么破产的。(以下金瑾,达达均为红星社成员,马小明为回族工人)
回族工人状况
本文主要在H市武川大学展开。根据文章提供的情况,2014年红星社刚开始的时候,对一位回族女工进行调查,她每周工作91小时,工资则是在2700元至3100之间浮动,没有休息日和加班费。这位女工劳动的恶劣程度超越了他们调查过的所有校工。由此可见,回族工人遭受到多么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到了2016年,情况也没有什么好转:
东苑清真食堂工人的劳动境遇,在武川大学各部门中仍然是“垫底”的存在。在接受调查的九名工人当中(东苑清真食堂共有十二人),有三人的月工资低于三千,四人的工资三千出头,只有两个个炒菜师傅能拿四千多的薪水。工资数量还在其次(东苑清真食堂工人的工资低于武川大学食堂的平均水平),关键是他们有着超长的劳动时间而又没有加班费: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七点半,中间只有上午九点的一小会儿和下午一点到三点可以休息。在“正规”工作时间外,还有数不胜数的临时加班:大扫除、炸丸子、经理主持的会议,以及每隔一天都要等到晚上十点的卸菜。东苑清真食堂的经理对待工人的方式也极为苛刻,“看不得他们闲”。由于清真食堂的工资并不严格地区分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当经理发现某个窗口的营业额下降时,都会先把这个窗口的师傅骂一顿,然后再直接扣钱。他们也没有轮休日和节假日(只有公司不需要人手时才会“放假”,即在没有基本工资的情况下让工人回家),即便是古尔邦节这样的盛大节日也没有真正的假期,只是可以有时间去清真寺、享受一顿老板请的饭。直到有一次劳动局来检查时,发现食堂的工时记录上竟然没有休假安排,责令公司方面整改,才为工友带来了每周半天(!)的轮休时间。
除此之外,回族工人的文化普遍较低,许多女工甚至不识字,既不认识汉语,也不认识阿拉伯语,因此这与宗教无关,纯粹是无产阶级贫穷的生活条件导致的。
与此同时,少数的资产阶级,回族经理却富得流油,对同族的工人毫无怜悯之心。这个学校清真食堂的承包商是赤亭公司,它几乎垄断了这个城市高校所有对外承包的清真食堂,还在这个城市拥有20多家清真餐厅,多次被评为“清真食品工作先进集体”。公司的头目(文中称其为”大老板“)不仅开餐厅,还涉及运输业,拥有一支货车队,做些运输烟草之类的生意,他还有亲戚在卫生局当官。可见,这位大老板是一个与官僚资产阶级深度勾结,在该市清真餐饮占据统治地位,在运输业也有不小分量的垄断资本家。文章中还记载了一件事,一位回族工人在清洗大锅时被面汤烫伤,站都站不稳了,同为回族的经理却说“猪把刀子都挨着呢。”(西北方言,猪都要忍受挨刀的疼痛,所以人也要忍着)”,可见回族的工人们过着多么痛苦的生活,而经理的嘴脸,更是证明了民族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阶级问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回族工人受到如此残酷的压迫。可以想象,只要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即使是在学校,也能有效地组织起回族工人,推动革命的前进。那么,这个红星社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红星社开学习班,教工人识字,文章里面长篇大论地描写了他们怎样上课,怎样教工人认字。当然,马列毛主义的融工也是要教这些工人同志认字的,但是绝不是以此为中心,关键是要立即建立工人的组织。从文章的第三部分开始,红星社的社员终于要开始带领工人斗争了。2016年暑假,清真食堂让包括马小明在内的一批员工放假回家,却没有给他们补发基本工资。每年寒暑假,食堂都会用这种变相裁员的办法节省自己的劳动力工资支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另外,所有这个时候,马列毛主义者应该准备采取罢工的方式,通过组织起来的工人取得罢工胜利,逼迫资产阶级让步。并且,不能到此为止,要借这个机会引导更多的无产阶级觉醒,从而实现组织的扩大。而我们的红星社社员是怎么做的呢?(以下出现的人名基本为红星社成员)
在2014年红星社成立之后,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放电影、联欢会、校工调研,搞工人图书室。当然,劳工权益还是会讲一点:
作为一个关注底层的社团,一些社员也期望在与校工交往中,提高他们对劳动权益的重视。在图书室聊天时,达达总是想把话题往“工资”、“休息时间”上引。马小明有一次表示,出来打工就是以体验为主,对这些权益并不一定看重。而马守应则分辨了存在依据工人付出给足工钱的“好老板”和会无缘无故克扣工资的“坏老板”,如果遇到压迫太狠的“坏老板”,打工者必须要做出抗争。红星社也会在图书室放映《无法避免的战争》、《啊!野麦岭》等电影。
除此之外,政治灌输工作是一点也没有做,真是深得刘少奇三勤三化的精髓啊!还要区分好老板和坏老板,红星社的工运家们甚至连红皮都挂不住了。
而在斗争来临时:
达达觉得,不应当听任资方损害工人的权益。几个人一商量,大家认为可以以在校园论坛发帖、吸引舆论关注的方法试一试。几年前,杜洛周曾经遇到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也是通过论坛发帖的方式解决的——当时另一家食堂的阿姨向他倾诉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期望学生能帮她“讲一讲话”。
2016年7月,一篇标题为“求助万能的卢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向哪里反映比较好呢?”的帖子出现在了武川大学校园BBS的版面上。杜洛周在帖子里说自己有一名朋友在东苑清*真食堂工作,遭遇了暑假不发基本工资的问题。“我的这个朋友问有没有办法帮他反映一下,可以让他拿到基本工资,我觉得学生遇到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办法,武川大学类似不合规定的事情貌似也不少,但是已经答应了人家,总还是想问问看。”
是的,这些社员第一时间想的是在论坛上乞讨”伤天害理呀!丧尽天良呀!老板不发工钱啦!大家给我们评评理呀!“,当然,热度是炒起来了。然后呢?学校为了名声,也向赤亭公司施加了压力,然后,赤亭公司这位大老板跑了一圈,调用了自己的人脉,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挡掉了。最终,大老板装模作样向学校交了一份报告,学校就没有任何声音了。工人没有拿到一分钱,与红星社密切来往的几个回族工人遭到警告,工人宿舍设立了门禁,阻止学生进入。2016年的下半年,随着马小明、马守应等与红星社交好的回民工友的离去,红星社的清真食堂工作又陷入了低潮。识字班也因为学员流失,在2017年4月停办了。红星社工运家的抗争,就这样彻底破产。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红星社展现出来的,就是彻头彻尾的东风机会主义的路线。可能红星社要叫屈,我们可是向工人讲了阶级斗争啊,怎么不算政治灌输呢?这里我要隆重介绍一位你们的后辈——东风。看看他们的手段,和东风先生们那篇“如何在融工过程中进行马列主义灌输?——记一次融工经历”对照一下,不能说非常相似吧,只能说一模一样,只不过把工厂的工人换成学校的工人罢了。东风在他们的融工报告里面闭口不谈资产阶级是怎么反扑的,因为他们那场运动好歹是暂时胜利,而红星社的社员们被资产阶级打败了,没有办法掩盖,否则他们肯定会炮制一篇一样的融工报告,那东风可就要叫红星社前辈了。这些人浑身充满小资产阶级的臭气。在该斗争的时候,他们不是准备好武器,而是妄想通过卖惨的方式获得同情。然而,资产阶级既掌握暴力机器,又掌握社交媒体,因此这种愚蠢的办法除了把自己送进局子之外没有任何作用。而且,初步建立起来的熟人网络也被尽数破坏。就算他们侥幸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呢?他们没有任何下一步的计划,因此胜利最终还是要付诸东流。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危害何其大也!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先锋队的领导才能胜利。先锋队有组织地进入工厂,一开始就要把建立组织摆到第一位。我们要建立的组织,就是与黑社会相似的,在工人受到资产阶级压迫时,冲上去和资产阶级斗。“工人受到工头欺负,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一拥而上把工头揍进医院,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工人房屋遭到强拆,代办员一声呼哨,十多个工人抄家伙就把强拆的黑社会打散,工人感激不尽因此忠于马列毛主义。——《孔明借东风——泛左翼融工路线的解体》”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组织。无产阶级只有在实际中感受到先锋队的力量,才会团结到我们的身边。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战胜一切机会主义,自由派,将革命引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