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们的“孟什维克”真是太讨厌了！我说的是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他们一听说党内有分歧意见，就喋喋不休地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谈论意见分歧，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反正总是要骂“布尔什维克”！于是他们就拚命地骂，好象发了疯一样。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间，总而言之，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叫嚷着老一套：要提防“多数派”，这不是自己人，这是靠不住的人！单在“通常的”活动场所叫骂，他们还嫌不够，还把“事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从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惹人讨厌。
“多数派”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我们的“少数派”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唯心主义者硬说思想是社会生活的泉源。在他们看来，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借以建立的基础，所以他们被称为唯心主义者。
因此必须证明，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想是生活本身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们证明：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泉源，因此社会生活是社会意识借以建立的基础。这样，他们也就替唯心主义挖掘了坟墓，而替唯物主义扫清了道路。
某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却这样了解：似乎意识、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极小的意义。
因此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
于是恩格斯出来发表意见，在他的书信（1891—1894年）中强调说：诚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伯恩施坦及其伙伴高声叫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叛变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俄国也有过一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即“经济派”。他们硬说，既然思想是社会生活产生的，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也就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
因此必须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有重大的意义，没有这种意识，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摸索，无产阶级不知何时才能从这种摸索中摆脱出来而到达社会革命。
于是《火星报》出现了，它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怎么办？》一书出版了，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强调社会主义意识的伟大意义。党的“多数派”形成了，它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然而这时一些伯恩施坦的喽罗们（先是马尔丁诺夫，后是普列汉诺夫）却跑出来叫喊道，这“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起因是他们抓住了列宁在《怎么办？》中的一个表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经济派”的喽罗们，你们可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吗？
读者会说：真奇怪！读者会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反对列宁（见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他为什么非难“多数派”呢？难道梯弗利斯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重复着普列汉诺夫发表过的意见吗？是的，他们是在重复，但重复得很蠢笨，简直令人讨厌。是的，普列汉诺夫发表了批评的意见。然而你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普列汉诺夫本来跟“多数派”和列宁是没有分歧的。不止普列汉诺夫一人，而且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也是如此。真的，就我们上面讲的那个问题来说，“少数派”的领袖和旧《火星报》是没有分歧的。而旧《火星报》乃是“多数派”的旗帜。不要惊讶！请看事实吧。
我们读过旧《火星报》上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我们知道，这篇论文完全表明了“多数派”的立场。这篇论文是谁的呢？是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的。谁参加了这个编辑部呢？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他们中间现在只有列宁一个人是“多数派”，其余五个人都在领导“少数派”，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火星报》的这篇纲领性的论文是在他们负责编辑时发表的，因此他们不应当自食其言，他们大概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吧。
但是，好吧，我们就撇开《火星报》不谈。
且看马尔托夫写些什么：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并不是在工人群众中间产生的，而是在资产阶级出身的学者的书房中产生的。”（马尔托夫《红旗》第3页。）
再看维拉·查苏利奇写些什么：
“甚至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思想……也不是这么简单而能从每个工人的头脑中独立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也决不是在工人的头脑中‘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由生活和知识的全部发展过程准备起来的……并且是由具有这种知识的天才头脑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间的传播，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是由那些在上层阶级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开始的。”（《曙光》杂志第4期第79—80页。）
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在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上郑重其事地反对列宁的普列汉诺夫所说过的话吧。事情发生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驳斥马尔丁诺夫而为列宁辩护。当时，普列汉诺夫责备马尔丁诺夫，说他抓住了列宁的一句话，而忽略了《怎么办？》一书的全文，然后普列汉诺夫继续说：
“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了一个书报检查官的话：把“我们的父”那篇祷告词给我，让我从中抽出一句话来，我可以给你们证明，它的作者是应该判处绞刑的。’然而，不仅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个人而且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对这句倒霉话〈列宁的话〉的一切责难全是出于误解。马尔丁诺夫同志引证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话乃是一般原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上的表现。列宁所写的不是一篇论述历史哲学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反对‘经济派’的辩论文章，‘经济派’硬说：我们应当静待工人阶级不用‘革命霉菌’〈即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独自达到的结局。其所以禁止社会民主党向工人进行宣传，正因为它是‘革命霉菌’，正因为它具有理论的意识。但如果你们把‘霉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没有觉悟而必须从外面把意识灌输进去的群众了。假如你们愿意公正地对待列宁并把这部书仔细地读一遍，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列宁所说的正是这一点。”
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正是受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等等唆使的同一位普列汉诺夫，过了几个月再出来说话的时候，竟抓住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辩护过的列宁的同一句话，宣称列宁和“多数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如果从“我们的父”那篇祷告词中抽出一句话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那么它的作者恐怕要因背叛上帝而受绞刑的。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一个公正的批评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他还是从列宁的书中抽出这句话来，他还是不公正地做去，当众打自己的嘴巴。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塔罗维尔则附和着他，由他们自己负编辑责任，把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登在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上，因而再一次使他们自己丢脸。
为什么他们表现得这样没有气节，为什么“少数派”的这些领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他们否认由自己署名登在《火星报》上的那篇纲领性的论文，为什么他们自食其言呢？什么时候听说社会民主党内有过这样颠倒是非的丑事？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发表以前这几个月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原有的六个编辑中只选出了三个即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来担任《火星报》的编辑。至于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维尔和查苏利奇三人，代表大会则指定他们去担任别的职务了。代表大会当然有权这样做，而且每个人都应服从它的决定，因为代表大会是全党意志的体现者，是党的最高机关，谁反对它的决定，谁就是践踏党的意志。
可是这些固执的编辑却没有服从党的意志，没有服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也就是党的意志）。原来党的纪律是专为我们这种普通工作者编造的！他们痛恨代表大会没有把他们选为编辑，于是退到一边，并把马尔托夫勾引过去组成了反对派。他们对党宣布抵制，拒绝党的工作，并开始威吓党说，把我们选进编辑部、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注：党总委员会 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党章建立的全党最高机关。它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并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党总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代表二人（列宁、列·叶·加尔佩林），中央委员会二人（弗·威·林格尼克、弗·亚·诺斯科夫）以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一人（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担任总委员会主席。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段时期，党总委员会曾站在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立场上。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孟什维克夺去了中央机关报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工具。1905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党的中央委员会为统一的中央领导机关，撤销了党总委员会。）去，不然我们就要制造分裂。于是分裂开始了。这样，他们又一次践踏了党的意志。
下面就是这些罢工的编辑提出的要求：
“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就是说，让我们在编辑部占三个位置〉。
把一定数量的反对派分子〈即“少数派”〉加进中央委员会去。
让反对派分子在党总委员会中占两个位置等等……
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使党内不至发生威胁全党生存的冲突的唯一保证。”（就是说，要满足我们的要求，不然我们就要在党内制造大分裂。）
党怎样回答他们呢？
党的代表者（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同志向他们声明说：我们不能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选举是代表大会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企图恢复和平和一致，老实说，争位置已经是可耻的了，而你们却为了争位置要来分裂党，等等。
罢工的编辑们生气了，他们不大自在，——他们确实是为了争位置而发动斗争的，——他们把普列汉诺夫拉了过去，开始干起他们的英雄事业来了。他们必须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硬找出某种更“厉害的”“意见分歧”，借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争位置。他们东找西找，结果在列宁的书中找到了一段话，如果把这段话同原文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确实可以吹毛求疵地骂一通。“少数派”的领袖们暗中想道：这个主意妙极了，列宁是“多数派”的领导人，我们糟蹋了列宁，就能把党拉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普列汉诺夫那一套论调就来了，说什么“列宁及其追随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诚然，他们今天拚命攻击的，就是他们昨天还在拥护的列宁书中的那种思想，但有什么办法：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称为机会主义者，正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原则性的。
这就是他们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缘故，这就是他们颠倒是非的根源。
但还不止于此。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出，除了几个幼稚的人而外，谁也没有理睬他们反对“多数派”和列宁的那种煽动，他们看到“事情”不妙，于是决定再来粉饰一番。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同一个马尔托夫和同一个阿克雪里罗得又于1905年3月10日用党总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他们向“多数派”说〉……双方〈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曾屡次表示自己确信：现有的策略上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一种使双方不能在统一的党组织范围内进行工作的意见分歧。”他们说，因此我们要召集同志裁判会（由倍倍尔等组成）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小小争执。
一句话，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过是一种可以由同志裁判会来解决的意气之争，而我们大家——他们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怎么会这样呢？人家居然号召我们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党组织中去，说我们大家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少数派”的领袖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叛变了党！难道可以委任“非马克思主义者”担负党的领导职务吗？难道社会民主党内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立足的余地吗？或许是你们也叛变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改变了阵线吧？
然而，若要等待他们回答，就未免太幼稚了。原来这些妙不可言的领袖们在口袋里装着几种“原则”，需要哪一种就掏出哪一种来。你看他们是多么反复无常呵！……
所谓“少数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
不难想象，跟随在这种领袖后面的喽罗们，即梯弗利斯的所谓“少数派”该是些什么样的人了……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尾巴有时不听头脑的指挥，不肯服从它。例如在“少数派”的领袖们认为可能调解并号召党的工作人员取得一致时，而梯弗利斯的“少数派”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在那里大闹特闹，说“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所以我们一定要厮杀一番！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
“少数派”埋怨我们把他们叫作机会主义者（无原则的分子）。可是，既然他们自食其言，既然他们出尔反尔，既然他们始终动摇，试问，这不叫作机会主义又叫作什么呢？难道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常常改变自己的信念吗？要知道，就连手帕也不是这样经常更换的。
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味固执地说，“少数派”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性格。真是这样的吗？好，我们来看看吧。
考茨基说：“无产者比较容易接受党的原则，他倾向于不以一时情绪、不以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为转移的原则性的政策。”（见《爱尔福特纲领》）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倾向于这种不以一时情绪和其他东西为转移的政策吗？恰恰相反，他们经常摇摆，他们永远动摇，他们憎恨坚定的原则性的政策，他们宁愿采取无原则的立场，他们听从一时的情绪的驱使。至于事实，我们早已知道了。
考茨基说：无产者喜爱党的纪律，“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汲取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为个人利益所诱，不为个人荣誉所惑，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那贯穿在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中的纪律”。（见《进一步，退两步》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这样被纪律性所贯穿的吗？恰恰相反，他们藐视党的纪律，嘲笑党的纪律。“少数派”的领袖们就是天字第一号破坏党内纪律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马尔托夫及其他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吧。
考茨基继续说：“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服从党的纪律是很勉强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出于自愿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之列的……李卜克内西是……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绪，他……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他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知识分子一落到少数地位时……的那种颓丧的啜泣。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风头，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见《进一步，退两步》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
而“少数派”呢？他们在什么地方表现过“无产阶级的情绪”呢？他们的行为象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那样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少数派”的领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我”服从于我们的神圣事业；我们看到正是这些领袖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落到少数地位时”，就沉溺于“颓丧的啜泣”；我们看到，在代表大会后，正是他们为了争夺“头等位置”而痛哭起来，并且正是为了争夺这种位置而挑起了党内的分裂……
可敬的孟什维克，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性格”吗？
孟什维克向我们问道：那么，为什么某些城市的工人站在我们这方面呢？
是的，不错，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是站在“少数派”方面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连乌鸦也找到了玫瑰花，但这并不是说乌鸦就是夜莺。难怪俗语说：
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
就把自己当作夜莺夸。
现在很清楚，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无产阶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者。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个“少数派”的驯服的奴隶！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诚然，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叫喊说他们反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并且他们还企图责备“多数派”有“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但这很象一个贼偷了别人的钱，却大声叫喊：“捉贼呀！”
此外，大家知道，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这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