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克思的革命政策。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居然流行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市侩观念，以为具有特殊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的革命时期是变态，而“宪制”和“极端反对派”却是常规。当今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象俄国那样发生这样深刻的革命危机，同时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对革命采取这样怀疑和庸俗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降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这里的人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事实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则负担次要的、附属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马克思在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是多么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肤浅看法呀！拿1866年4月6日写的一封信来说吧。马克思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在他写这封信的14年前，他已经最后作出了对于德国1848年革命的估价。1850年，他自己否定了自己在1848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幻想。在1866年，他刚开始看见新的政治危机在日益增长的时候，便写道：“我们的庸人〈指德国自由派资产者〉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这里丝毫也没有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这次革命是从上面发生的，而不是象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从下面发生的）会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个革命只是推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而他对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大的信心啊！这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巨大作用的无产阶级战士充满着多么强烈的革命热情啊！
过了三年，在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前夜，马克思指出法国发生了“非常有趣的”社会运动，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经验了”。马克思描写了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揭示出来的阶级斗争以后，得出结论说：“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德国〉也会这样呢！”
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马克思学习的地方。他们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他们惯于念忏悔词，很快就厌倦革命，象盼望节日似的盼望葬送革命，渴望用宪法条文来代替革命。他们应该向无产者的这位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以为这全是伦理的空谈，全是浪漫主义，缺乏现实主义！不，先生们，这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的结合，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布伦坦诺主义、司徒卢威主义和桑巴特主义(指资产阶级打着社会主义或马克思的旗号而兜售的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详见附注)。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去适应每次革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如他所形容的“田园诗般的”时期，或如《新时代》杂志编者所说的“死水一潭的沉闷”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即将临近，而启发无产阶级去认识他们所担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而我们俄国那些把马克思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时期教导无产阶级采取消极的政策，采取“随波逐流”、悄悄支持时髦的自由主义政党的最不稳定分子的政策！
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采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
是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就马上扮作一个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
当他自己在九月声明中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件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训导员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主义，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蠢举，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对待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批评那些“奋不顾身的”、“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1906—1907年大骂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们，在当时不知会怎样讥笑马克思！他们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这位空想的敌人赞扬冲天的“尝试”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看到这种所谓暴动意图和空想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作的这种估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
而马克思丝毫没有象绝顶聪明的鲍鱼那样害怕讨论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技术问题。他讨论的正是起义的技术问题。是防御，还是进攻呢？——他写道。好象军事行动就在伦敦附近发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说：一定要进攻，“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这是在1871年4月，在伟大的流血的五月的几个星期前写的……
一个是当起义者开始了冲天的“蠢举”（这话是1870年9月说的）时说，“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另一个是当在1905年12月必须用武力来抵抗敌人夺取我们已经赢得的自由的初次侵犯时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马克思继续从技术上提出批评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请注意，这是军事指挥机关，是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马克思善于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因为群众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终究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他当时写道：“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
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他为这一业绩而写的一部著作，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的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东西。
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件写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福音书。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库格曼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怀疑，认为事情没有希望，说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义同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和平示威相比较。
马克思立刻（1871年4月17日）对库格曼作了严厉的驳斥。
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作蠢举。但一旦群众举行了起义，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打官腔，教训他们。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成功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者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气。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见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种提法。
而马克思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在1870年9月认为起义是蠢举这一事实。
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
我们对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教给我们的真正无产阶级政策的教训的简短介绍就到此结束。
俄国工人阶级已一度证明，并且还将不断证明，它有“冲天的”本领。
附注
[1]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
[2]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锐敏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
[3]桑巴特主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流派，因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威·桑巴特得名。桑巴特在其活动初期是个涂上了薄薄一层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活动家，后来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列宁曾指出，桑巴特之流“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