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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这些寄生虫，吸血鬼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当然会选择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去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其中加班就是途径之一。如何打破这种劳动异化的情况，当然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将生产关系从私有制变为公有制，这样劳动才能回归它本身的意义。
2、反动的制度想要拉上遮羞布，以堵塞围观人的嘴，安慰了那些爱国者的心，好像有了这种八小时工作，就再没有剥削，再没有压迫了，爱国者指责那些工人欲求不满，实则没有一种制度能违反它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依赖剥削为生，改良是让剥削看起来更加彬彬有礼、更加人文关怀，实则一切都没有改变，遮羞布后面还是亟待爆发的火山。
3月30日，广东深圳满坤电子厂外，工人抗议工厂施行5天8小时工作制，打着“我要工作，我要养家。”的横幅维权。
有人要问了：“什么？五天八小时工作制都已经落实了，工人们却‘不知好歹’地‘维权’要求加班，这不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 ”如果能够认识到一点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能够稍微动动脑子就能否定上述结论。这种电子厂就是北上广深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中广泛存在的血汗工厂，资本家巴不得把工人的一切价值榨取地干干净净，而工人们只能在恶劣的、毫无保障的工作条件下，以低廉的时薪勉强养家糊口。而如今某个工厂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工时缩短了但时薪不变，以至于劳动者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都实现不了了。工人为了糊口而不得不“恳请”资本家来增加工时。这大概就是这一维权事件的直接原因。
难道说该电子厂实行的如此“标准”的工作时长真的是资本家们良心发现了吗？显然不是。资本家可不会违背资本的逐利性：如果资本家真的良心发现，就应当交出生产资料，让工人管理工厂进行生产计划，而不是缩短工时来逼迫工人离职以“降本增效”。
赵国资本主义复辟之后，凭借着社会主义时期大量的物质基础和广泛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其纸面经济数据迎来了一次巨大腾飞（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也给当时正面临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续了一波命）。在这一资本主义上升期，集体化农业破产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务工，赵国凭借着其人口红利成为了世界工厂，其城市化也在迅速进行。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到了现在（帝国主义时期）人口红利也逐渐被消耗殆尽。再加上全球的经济萧条，大量外资撤资，国内消费降级，工厂的订单数量急剧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荡然无存。这便是该电子厂以5天8小时逼迫员工离职的根本原因。
赵国也急于寻求脱离困境的办法，其提出了什么仿佛能带来奇迹的“新质生产力”。然而事实证明专家们无论怎么论证、改良，都无法跳脱出赵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有别于上世纪前叶的官僚资本主义，这里指的是帝国主义的、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落后生产关系，其面对这种深重的经济危机都无能为力。各种希望破灭后，摆在人民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无产阶级的）革命，要么（随着腐朽的全球资本主义一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