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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正如文中所说，极右翼势力抬头甚至成功上台，实际上表明了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对于资产阶级政客们已经失望至极，想要通过猛药来治疗病入膏肓的国家；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不论如何改良，不论温和还是激进地改革，都不可能真正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就导致无论政府如何换届、选举口号如何变化，人民的困难处境并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要想彻底解决种种社会问题，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资产阶级法权斗争来解决。
2、极右翼无论如何进行改制改良都只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那么无论如何无产阶级人民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善。极右翼的上台正是资本帝国主义不断走向极端与灭亡的征兆，无产阶级人民为了避免世界战争就必须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当地时间3月11日，葡萄牙议会选举结果出炉。中右翼民主联盟以微弱优势击败中左翼的执政党社会党，获得险胜。极右翼“够了”党（“CHEGA”）位居第三，该党获得的议席相比上一次选举结果翻了两番。据媒体报道，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极右翼在葡萄牙政治生态中缺乏土壤，中左翼和中右翼的两大主流政党轮流执政长达50年。然而，主流政党因贪腐丑闻以及应对通胀、住房和医疗危机不力，形象逐渐黯淡，这给了极右翼政党崛起的机会。
近些年，世界各地的保守势力发展迅速，一个个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在其所在国的政治势力场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一些深陷社会危机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极右翼政客已经上台开始了抱薪救火般的动人表演。
·法国，国民联盟主席玛丽娜·勒庞在2022年两轮总统选举中分别获得23.15%和41.45%的选票——国民联盟已在2022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法国最大反对党；
·德国，另类选择党在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12.6%的选票，成为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个进入议会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且在2021年联邦议会选举中仍获得了10.3%的选票，成为了德国联邦议会的第三大党；
·意大利，兄弟党在2022年大选中获得26%的选票；
·奥地利，自由党在2017年获得26%的选票；
·匈牙利，青民盟在2022年选举中获得52.52%的选票；
·荷兰，自由党在2023年选举中获得众议院150个席位中的35个，相比2017年的选举直接翻倍，顺势成为荷兰第一大党；
·瑞士，人民党在2023年选举中获得国民院（下院）200个席位中的62个，其中包括9个新席位，其仍是瑞士议会的第一大党…
以上所提到的党派均为右翼党派，且随着社会矛盾激化，为吸引选民需要，其政治主张变得更加极端，政党属性逐渐或已经从普通的保守右翼发展成激进的极右翼。
直接促成右翼势力上台的，是诸国泛起的民粹主义思潮。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还是德国的魏德尔，又或是阿根廷的米莱，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把票投给曾长期执政的建制派，他们更加相信这些未经“污染”的政治新人们可以帮助解决自己和社会遇到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民间力量对传统精英的一次有力反抗。后者贪腐、低效且不着实际——尤其是无能，对肉眼可见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无动于衷。疫情以来的高通胀一点点侵蚀着本已不多的社会福利。高价的天然气让人们冬天取暖要精打细算，然而各界精英们仍坐着高油耗高污染的私人飞机聚在一起讨论世界环境的保护问题。
要明确的是，民粹主义反精英、反建制，看似是“人民”与精英的对决，其实质却是在野精英与执政精英间的对决。民粹主义虽然在口号上体现了一定的阶级批判性，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被在野精英所利用而变成了他们反对执政精英进而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民粹主义者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简单化、缩略化，这证明其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意愿，一切都只是为了实现上台执政的目标。他们蛊惑着，日子变糟糕了的主要原因是外来移民，这些来自北非和小亚细亚的异教徒就像20世纪初的犹太人一样让人生厌；他们叫嚣着，只要国民构成重新实现联合的、同质性的并具有一个单一的普遍意愿的统一体，我们就能克服种种困难。
民粹主义者总是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他们忽视了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和继承性，且低估了治理系统的复杂性，这使得其政策的质量和持续性缺乏保障——最为关键的是，民粹主义政客的诉求总是无法贯彻到底，因为这些领导民粹主义的体制外精英往往会被重新体制化。
民粹主义政客总是通过错误归因来掩盖真正的矛盾，这一点就证明了他们同建制性权力剪不断理还乱的苟且关系——他们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其在政治实践上与传统精英的做法逐渐合流，就是为了实现对建制性权力的最终掌控。这些政治新人们还是要坐进议会里，美其名曰“掌握了政权，才能解决问题”，可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着，资产阶级议会是“清谈馆”，它不仅发挥不了民意机关的作用，甚至是在不断践踏人民意志，且掩盖了有产者即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取得议会绝对多数”与“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两个命题，同时只能一真一假，两者间更存在不了什么因果关系。
欧洲人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也是一场政治危机，更将是一场精神危机——他们希冀通过民粹主义这种看似体制外的途径直接与统治阶层对话。可实际上，民粹主义本身就是欧洲当下政治体制的产物。民粹主义的表征是狂妄的，内核却是懦弱的，因其本质仍是一种社会改良。民粹主义尽管反建制、反精英、反多元等，但这种需求并未演变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盘否定或推翻，而是妄图进行适当的改革和调整。民粹主义扮演着“资本主义病榻前的医生和护士”的角色，通过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修补。一方面，作为“医生”，民粹主义诊断出资本主义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另一方面，作为“护士”，民粹主义主张采取改良的行动和措施，来修缮资本主义老旧的制度大厦，试图让它获得新生。
只要1%的人占据99%社会财富的现象是被允许的，当下欧洲人遇到的问题就无法通过包括民主方式在内的现有体制运行措施去解决。况且资本主义社会本就无法容忍人民民主的存在。实践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所有者只能是极少数的既得利益者（所谓精英），绝不可能是社会大众；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必然是精英民主，绝不可能是人民民主。理论上，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们总是将“人民”作为一个没有内容的、仅是政治正确的抽象符号，诸如“（人民）这一含义至多只是在反抗君主制上有价值，其在正面建构民主制度上并不具备指导意义”、“‘人民’一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空洞概念”。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人民”抱有极深的警惕意识，“要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这个由绝大多数受压迫者构成的群体，明明具有无法估计的力量，却在理论层面被彻底否认了存在——资产阶级民主理论逻辑与事实上的不自洽，暴露了这个阶级同历史上任何一个被灭亡了的阶级一样，都有自己的掘墓人。
民粹主义者往往同建制派一样，认为人民在社会结构中没有任何确定的根基，这就决定了两者的殊途同归；这也意味着民粹主义者无法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不只是因为天真、幼稚和缺乏经验，更是因为他们只在做缝缝补补的无用功。
普遍危机的背后，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持续不断地产生影响，它无时无刻不在制造极少数人与绝大多数人的对立。这样的事情一百年前发生过，还是在欧洲的这片土地上。当下的左翼政治家应当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必须努力实现群众组织的经济斗争同左翼政党先锋队的政治斗争的有机结合，必须谋求超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政治目标，才有可能阻止法西斯的出现或彻底战胜已经出现的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