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崩溃——对芥川龙之介小说《河童》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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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芥川龙之介的《河童》以虚构的“河童国”的名义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罪行,但是由于其时代局限性,其并没有完全从无产阶级立场批判资本主义,只是从所谓“道德”的方面进行批评,应当注意甄别
2.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乏一针见血,也不乏荒诞讽刺,但为什么小资产阶级却无法承担其革命大任?正如芥川龙之介一样,缺乏对集体与社会运动的认识,小资产阶级习气的困扰,是造成这样情况的根本原因也注定了小资产阶级的命运,要么变为革命派,要么成为乏走狗,或是第三条路死亡。

《河童》作为芥川龙之介的遗世之作,是其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社会批判的集大成之作,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大正时代日本的部分形貌。
小说开头就提到这是某家精神病院第 23号病患所诉说的故事,实际上这是由于23这个数字对于芥川龙之介来讲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缘故。芥川龙之介于23岁那年初恋破灭,产生厌世情绪,并且发表了《罗生门》一文,最终在12月参加了位于早稻田南町漱石山房的“星期四聚会”,后入漱石门下。在小说《竹林中》强盗号称自己与武士大战23回合才将其击败,也是这一23的特殊意义。而且在《河童》一文发表的同年,芥川龙之介就吞服安眠药自杀。因此,这个23号精神病患,恐怕是芥川龙之介自身的投影。
芥川龙之介竭力在小说中将河童的社会习俗描绘成为与人类相反的,比如人类穿衣河童裸身,人类谈论正义人道之类的问题时会严肃起来而河童会感到滑稽,河童的恋爱中主要是由雌河童来追赶雄河童等等。这实际上是其对于人类社会的讽刺。
芥川龙之介描写主角在倾听演唱会时,突然有警察禁止演奏,由这种对于艺术的横暴干涉引发引申到了审查机制上。河童在准备开始大谈审查机制时被飞来的物件砸晕,这又何尝不是审查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毫无疑问,芥川龙之介在面对二十年代的旧日本实行的审查制度也是满腹抱怨,因此在小说中大力批判。
芥川龙之介将河童国的出版业描绘的极为发达,却在随后揭露谜底说这种书籍是纸张、墨水与驴脑髓混合的产物。由此,芥川龙之介讽刺二十年代日本的文化产业全是一堆没有内涵的作品,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主导出版业的必然。资本主义竭力将人民大众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经典挪开,反而借助出版业灌输了了消费主义以及其他消解被统治阶级斗争性的意识形态,最终发达的印刷业却印刷了一堆厕纸。
芥川龙之介对于资产阶级的逐利性也有深刻的描绘,小说中主角一行人正聊天时,隔壁房屋突然发生了火灾。与主角交谈的资本家虽然一时间大惊失色,不过随后告诉了主角隔壁房屋的产权属于他,而他同时还购买了火灾保险金的事实。很明显,在逐利这件事上,资产阶级什么都可以拿来挣钱。
芥川龙之介随后还描写了河童国的新当政的政党由一位著名政治家所掌控,而这位政治家却又因为需要舆论工具而受到报纸社长的控制,这家报纸表面上站在劳工一方,实际上确是在大资产阶级手里。这实际上是芥川龙之介对于二十年代日本财阀政治的描写,在二十年代的间战期日本好像社会民主化程度提升,形成了所谓的大正民主。而财阀势力为了夺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利用无产阶级向主导日本政治的军阀以及其他封建势力发起了进攻,然而这种进攻绝不是说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对抗当政的封建残余上结成了统一战线。各个剥削阶级内部的关系实际上千丝万缕,最终财阀抛弃了无产阶级与其他剥削阶级一同捍卫着统治。
芥川龙之介还消解了教会的神圣性,主角一行人拜访了“生活教”的神庙,长老冠冕堂皇地向他们介绍了这种宗教的教义与其神圣性。然而作为宗教代表的长老随后却被妻子逮住偷钱喝酒,这种宗教所代表的清心节欲的神圣性自然也是被打落一地。在这里,芥川龙之介并没有对宗教本身作出评价,而是指出了教会往往藏污纳垢的事实。
芥川龙之介还消解了战争的神圣性。小说中的河童国,因为一件杀夫骗保案 ,最终却误杀了来访的水獭客人,由此引发了一场两国之间的大战,号称有 36万只河童在这场战争中牺牲。而资产阶级河童面对如此国难当头,居然不挺身而出为国家奉献力量,反而将河童勉强可以食用的 煤渣运到前线充作粮食牟利。
这实际上是芥川龙之介对于日本发动帝国主义争霸的讽刺,战争的借口一个比一个拙劣,而广大的无产阶级却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沦为了炮灰,而资产阶级财阀却大发战争财。这种帝国主义战争,毫无疑问对于无产阶级来讲是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的。
芥川龙之介还描写了河童国的一种奇特现象,即工人被解雇后会被屠宰,肉类会在市场上销售。当主角对此表现出明显的惊疑时,其他河童告诉他这甚至推出了一部《职工屠杀法》,并且指出在当时的日本底层人民的女儿卖春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实际上是芥川龙之介对于二十年代日本社会黑暗的批判,日本在大正时期虽然常常干涉中国内政,已经展露了部分帝国主义獠牙,但是这种赫赫武功实际上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血泪上的。在旧日本时期,农村家庭除长子外的次子在城市做工最后过劳死,以及农村家庭女儿的被迫卖淫是极为常见的现象。电影《二二六》中也有这种表现。



当然,笔者并不想就二二六事件的发生以及其背后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做过多评判,这里延伸下去未免有跑题的嫌疑。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明白,造成二十年代日本底层人民苦难的绝不是同时期的中国人民,而是日本国内的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造成了工业化初期日本劳动人民的苦难,而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劳动人民绝不会有任何好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也指出了这点:

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是什么的?一百万工人从日本来屠杀、残害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什么日本工人要攻击他的中国工人兄弟、迫使他们不得不奋起自卫呢?中国人的死对日本工人有好处吗?没有,他们怎么会有所收获呢?那么,上帝呀,谁将获利呢?谁又应该对派日本工人来中国执行这种杀戮使命负责呢?谁将从中牟利?怎么可能劝说日本工人来攻击中国工人——他们贫苦生活中的兄弟,痛苦中的同伴啊?——《创伤》白求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年代日本社会的一点样貌,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争霸给日本的劳动人民造成了无尽的苦难。芥川龙之介敏锐地发现了这些社会黑暗,并对此开展了无情的抨击,但是他并没有从这些资本主义的黑暗中确定社会主义才是方向。而是产生了厌世情节,最终与他其他生活上的挫折一起折磨着他敏感的神经,造成了自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