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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要说现在的中修，其实和过去毛时期一样是要求政治挂帅的，只不过要求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这种政治挂帅自然而然地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做出了要求，民谣是这种政治路线的一个表现，这条路线要求歌颂美好，反对大家关心政治，做资产阶级的中国梦，可一个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上又怎么可能完全隔绝政治，你不去关心政治，政治也会通过各种社会现象来关心你
2.民谣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哪一个阶级统治社会，民谣就歌唱谁，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民谣歌颂无产阶级劳动者，歌颂坚持革命路线的先锋队，当走资派走到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路线后，民谣变成了小资无病呻吟的文艺曲和洗脑劳动者为资本家“努力奋斗”的陈词滥调
民谣，指的是民间流行的、赋予民族色彩的歌曲，民谣的内容丰富，有宗教的、爱情的、战争的、工作的，也有饮酒、舞蹈作乐、祭典，它带有强烈的底层人民的心声和感情。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经》，在《式微》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天黑了，为什么还不能回家？如果不是为了养活你们，何必还在泥浆中劳动？“这些民谣生动的反映了周朝打工人的烦躁心情，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读起来依旧让今天的打工人非常感同身受。
而在今天，民谣歌曲已经发生了改变，台湾的民谣在70年代蓬勃发展，深受青年欢迎，甚至喊出了“唱我们自己的歌”的口号。大陆的民谣发展较晚，从2012年的董小姐，到2014年当你老了，2015年南山南，不知不觉间，这种新的音乐风格，民谣已经深入人心。这些民谣就像流行音乐一样，旋律悠扬，带有更强的独立性，往往反映着民谣歌手对于爱情和人生的感触。
这样民间音乐的发展是令人欣慰的，但与之相比，是这些民谣音乐内容的贫瘠，新世纪民谣的题材是相当受到限制的，除了爱情，似乎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歌颂了。而这些民谣歌手，与其说是像过去那样作为劳动人民本身、歌唱出劳动人民的声音，不如说是门槛更低一些的独立音乐人，他们不事劳动，本身就是游离于劳动人民以外的。这些新的民谣，完全是去政治化的，一方面是这些民谣歌手本身也就不关注社会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就是当局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和打压，使得涉及政治的艺术作品无法创作。
例如《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本身写于2010年，反映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下岗潮中，石家庄有很多药厂职工也面临着下岗，一代人安慰生活的中国梦彻底破碎，歌词从生活中小事出发，让人对下岗潮后失业工人的生活感同身受，是当代为底层人民发声、同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音乐之一。但在23年，石家庄要打造摇滚之城，将这首歌进行了”社会主义正能量的改造“，最终使这次改造沦为了笑料和话题，就像董卓要去封禁那首”千里草，何青青“的民歌一样。尽管徒劳而返，但也显示了当局对于这种哪怕只是涉及底层人民生活态度的歌曲，也已经是容纳度很低了，更何况哪些真正涉及政治的，则是被完全封杀和下架。
可以说，当代的民谣确实有了一些发展和积极的方面，但它的完全去政治化，使得它的发展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因为回首历史，在任何一个民众思想大解放、民谣自发创作的自由年代下，政治是民谣不得不涉及、而且占比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人的生活是不可能脱离政治性的，政治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像今天这样唯恐涉证的民谣是少见且扭曲的，就好像不去看房间内的大象、缩在角落里创作，这样的创作不出来人民喜闻乐见的歌曲，新世纪民谣也就是这样慢慢走向死胡同的。
在中国历史上，遥远到《诗经》、周天子和雪山的年代，民谣就已经被人民自由的创作出来，人民劳动作罢，迎着微光，自由的唱着歌颂劳动、讽刺官老爷和赞美英雄的歌曲。
历来伴随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数以千万的劳动人民被组织和发动起来，都会相应的出现一次民谣创作的高峰。过去作为奴隶一般的劳动者，今天变成了历史的主人翁，有了组织和战斗，他们的声音也就越发响亮起来，劳动者的民谣也就会像雨后开花一样泛滥的生长和爆发。
这样的民谣高涨时期，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这样的时期。一个是新中国时期广泛的各种运动，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到文化大革命，被放手发动的七亿人民都是民歌和人民文学创作的无限源泉；另一个则是持续14年、占据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运动，从广西被深深扎根、组织和发动起来的底层人民们，也积极的爱戴革命，从而涌现出大量感情饱满的民歌。
这两个时期，民歌创作高潮，民歌的内容也都互相映衬，都是中国历史少见的人民艺术。由于都处在革命时期，两个时期的民歌内容呈现出交相呼应的状态，大部分民歌内容都有着共同点，例如赞美革命、女性解放、追求平等、踊跃生产和讽刺错误官僚。
例如浙江临安的民谣《讨饭佬穿皮袍》：
“长毛”到，讨饭佬穿皮袍，
穷苦人家发元宝，有钱人家活倒灶。
如民歌《活捉财主佬》：
听讲洪杨到，浑身乐陶陶；
领着天军去，活捉财主佬。
这些民谣生动的反映出了太平军鲜明的阶级立场，统治阶级怕的要命，抱头鼠窜，而老百姓十分爱戴，日日盼着太平军解放的事业，消灭剥削者，参加解放人民的军队。
如瑶族民歌《呼王恩情重》：
不是说天上的星星多么？
比不上太平军的战士多啊！
不是说天地的恩情厚么？
比不上呼王的恩情厚啊！
如民歌《跟着洪杨到白头》：
想起天军在这时，红云一朵照双髻；
分得钱粮今还在，忆到亲人眼泪滴。
这些民谣反映了太平军战士同底层人民的深厚感情，他们的军队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底层人民的欢迎、支持，他们所执行的土地革命和清算地主政策，都引得底层人民拥护和爱戴。民歌中所唱到的“比不上呼王的恩情厚啊！ ”令人能联系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十分令人动容。
例如在这两首不同时期的民歌，却反映着一样拥护革命军队的感情。
民歌《百姓送礼忙又忙》：
太平天军打胜仗，百姓送礼忙又忙，
抬肉就用门楼杠，装酒就用大水缸。
民歌《拥军秧歌》：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起了猪羊出呀了门。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勇敢的八呀路军。
嗨呀梅翠花呀，嗨呀海棠花，送给那勇敢的八呀路军。
而男女平等，历来了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斗争，自古以来每一次女性解放的高潮，往往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在太平天国和新中国时期，也不例外。太平天国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废除了裹小脚制度，将女性组织起来成立了女营，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状元，真正废除了宫女制度。这些措施在民谣中也无不体现。
例如民歌《三里百姓喜洋洋》
世间女人最受苦，三从四德把她束；
天国世界真是好，共同享受平等福。
还有民歌《妹也跟随一路行》
姐妹亲，同个房睡共口针；
如今姐投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
生死紧跟洪杨走，我们全是太平军，
天旗下面表过心，生死紧跟洪杨走，哪个反心不是人。
但令人可惜的是，面对民间广泛的民歌高涨，天朝诸王却没有人去愿意整理和收纳这些民歌，以至于它们在流传过程中遗失众多。自从这个农民政权覆灭以后，这些民歌的再次被整理，就要等到新中国的六十年代了。
新中国对于民歌是重视的，早在1935以后，陕北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这时期的陕北民歌也就积极的发展起来，先后出现了《东方红》、《翻身道情》、《拥军秧歌》等一批响誉全国的陕北民歌。建国后更是成立了陕北民歌合唱队，让陕北民歌唱响了中国大江南北，这在中国民歌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大跃进时期，更是出现了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新民歌运动在毛主席的提倡和推动下，很快就席卷了全中国，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大规模运动，各地出版的关于民歌的诗集、报纸杂志，成为了这一个时期的一大特点。
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歌运动走向了一个另类的高潮，除了它的数量和广度更大范围的增加，民歌内容也更加的倾向于高度政治化。因此这一时期，又被人认为是民歌运动的黑暗时期，因为过去一部分流传很广的民歌遭到了封杀，艺术从业者受到了冲击；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文革时期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势，大鸣大放大字报，让民歌艺术达到了真正的高潮。
在这一时期最显著的表现是，过去需要那种靠地方党委、出版社来采集民歌的方式已经不存在了，出版社的用处不再像过去那样大，群众组织开始有了自己的印刷机和宣传方式，大字报和全民批判的浪潮锻炼了参与斗争的每个人，在这一时期，就连学生也能占领出版社去印刷报纸，民歌的创作权真正落实到了群众手里。
因此，在革命斗争的浪潮中，新生的民歌也到达了一种新阶段和新高潮，各种广泛的红歌、红卫兵战歌、民歌，而人民能掌握的印刷机、电台、报纸，也让这些民歌或其他文艺产品的发行，出现了新的可能性。
但时过境迁，到了新世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民歌大部分都被抬入了历史博物馆中，早已失传了调子和歌词，或者遗留下来的也再无人感兴趣。除了少数几首政治性非常强的歌曲，大部分新中国的民歌都早已沦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在新世纪，不管是新民歌还是新民谣，都无可奈何的要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像过去那种全民创作、全民参与的民间文艺勃发的年代已经过去。这就像一个悖论，看似新世纪的科技让人们都有发表言论、创作艺术的权利，但现实却不是这样的，人民被剥离了创作艺术的权力，参与创作的门槛越来越高，这一属于人民艺术的民谣，逐渐演变成了属于独立音乐人和音乐资本的狂欢。
就这样，当代新民谣完成了它的去政治化和立场的改变，新世纪的民谣和旧世纪的民谣，恍悟间如同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没有一点联系。透过这些事情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越是政治挂帅的时代，越是人民创作民歌的广泛高涨时期；越是不讲政治、去政治化的时代，越是民歌创作只能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时期。究竟是让多数人参与艺术创作、还是由少数精英进行艺术创作？这本身就是一件政治化的讨论。
新世纪一切都不是新的，恰恰是长期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剥夺了人民参与创作艺术的一个过程，这种剥夺是长期且全方面的，只靠个人无法反抗的。只有从根基彻底的改变这一切，从根基真正的发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才能继承自太平军、新中国时期的民歌高潮，在新世纪再次出现这样新的最广泛的人民艺术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