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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本文最后几段较为片面。彭德怀绝不是“毛主席的支持者，刘邓集团的受害者”。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功臣，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开了历史倒车。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试图建立自己山头的“集体领导”；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妄图取消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军队中大肆推行“一长制”等等。
2.在反动派的反攻倒算下，修正主义者都成了“坚定真理”的斗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斗士们却被污蔑抹黑，成了“历史的罪人”。我们一定要将被反动派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笔者之前也曾分析过关于党和国家的高层被“迫害”甚至是“迫害致死”的历史事实，最终多方查证后，证据表明所谓的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不过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精心编造的谎言（见《
刘少奇之死究竟是不是迫害？简单谈谈文革史料的复杂性》），目的就在于将文革污名化为一场造反派和红卫兵红小将由于狂热的个人崇拜，残酷迫害国家领导人以及知识分子的灾难。我们的老朋友“一栈红”对于事实真相不管不顾，在刘少奇的谣言被戳破以后仍然继续贩卖其反动黑货。一开始的标题还比较克制，取的是“庐山会议毛主席与彭德怀严重分歧” ，然而视频内容也是经典的裁剪历史、用选择性的事实来改变了事情发展的原因；到后来直接不装了，标题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彭总带着真理前往建设大三线》，《文化大革命彭德怀被红卫兵押送前往北京》，《文化大革命彭德怀在班房无衣可换旧病复发》，以及什么“坚持真理付出生命””依然屹立于土地之间”云云。这些字眼中有一部分，单独看起来可能是事实，彭德怀的确被红卫兵押送了嘛，也的确发生了被韩爱晶带头的学生殴打嘛；然而将这些事实有意地组合起来，就能让观众得到作者一心想要营造的刻板印象——彭德怀坚持了反对极左的阶级斗争路线的真理，而毛泽东则是独断专行的暴君，眼看彭德怀不愿意接受就对其极尽迫害。
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样的论调在外网甚嚣尘上，一旦有人提出反对就会被复读“腊肉”“腊味”的自由派们围攻。然而稍微了解一点文革史的人都知道，整个十年的文革历史，造反派普遍占据优势、对保守派采取进攻姿态的时间只有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自由派、知识分子、党政系统甚至是军队的高官们最爱控诉的“法西斯式”的迫害，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受害者正是他们口中十恶不赦的造反派。仅就武汉事后的统计来看：
至少有70%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不少于25%的数字是“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大约4%是“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另外可能有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文革派。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与武汉的情况接近。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99%）的迫害事件都是由保守派进行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中大量案件的制造者是以“造反派”面目示人的保守派，非常典型的就是北京的西纠和联动，武汉的百万雄狮，广西的联指等等。就以西纠和联动为例，“红贵族”们借着自己父母的革命资历，大肆贩卖“血统论”等黑货，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广泛而且恶劣的影响，中央文革极力想要纠正却收效甚微。不仅如此，西纠和联动得势期间，手段之残忍堪称法西斯余孽：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详见《红贵族“联动”覆灭记》。然而就是这样疯狂的组织，由于毛泽东同志心善，仅仅是将其组织予以取缔，后来在中央许多老同志的劝说下甚至将他们放回去了；等到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复辟后，却称西纠联动是被陷害的、大张旗鼓为其平反。这就足以见得邓小平等人予以坚决打击的造反派，也就是他的“死对头”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这“拨乱反正”到底确立了什么样的“正”？
这时就有人要跳出来反问了：既然你们毛左都承认有这么多混乱和迫害了，不管是谁干的，难道你们还要洗，说文革很好吗？
首先，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反问一个问题：文革中如此多的武斗（特别说明，除了火拼，也包含所谓的戴高帽子当众批斗等）究竟来源于谁？这就不得不请出我们的先驱刘少奇“同志”了。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他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手炮制并推广了所谓的“桃园经验”，以整人作为自己政绩的来源，在一个大队竟然能揪出80%的“坏干部”，仿佛坏分子越多对自己就越好。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的学生首先经历了著名的“五十天专政”，工作组对于不听自己指挥的学生以及学生干部进行残酷的专政，制造了众多冤案：
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详见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戴高帽子、批斗就是这时开始风靡全国的。在工作组的专政下，很快就有大量的受害者和旁观者大感不满，纷纷成立了群众组织要“造工作组的反”，与工作组发生了剧烈冲突。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得知了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种种恶劣行径，当即宣布撤回工作组，并斥责工作组“只有北洋军阀才会镇压学生运动”，说“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由此造反派学生才得以平反，并且对于毛泽东心服口服，认定了他是反官僚反压迫的坚定后盾。造反派得势后，对于先前所受的种种愤愤不平，发动了以牙还牙的反击。掀起武斗、在全国制造混乱，甚至是借助军队的暗中支持在武斗中屠杀造反派，这些黑锅难道能够扣到造反派的头上吗？
再说得不尊重一点，就算彭德怀受到了迫害，应该反思批判他的方式方法；那数量如此庞大的被诬陷和迫害的造反派呢？他们无权无势，没有人给他们平反、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出版回忆录，更没有自由派给他们机会倒苦水、控诉保皇派的滔天罪行。难道造反派就不是人？将迫害、打砸抢烧的黑锅扣到造反派的头上，然后彻底污名化文革，这是什么样的黑心卑劣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依笔者看来，毛泽东对于文革的估计的确是有偏差，偏差就在于大大低估了保守派的无耻程度，以及自己死后党内走资派颠倒黑白的能力！
让我们再谈一谈彭德怀自己的问题吧。笔者看到一栈红的评论区下有这样的声音：“网左们这几天怎么不出来洗了？”（或者“小将们倒是说说彭德怀错在哪里啊？”）无非是把与主流的文革看法不同的人，甚至哪怕只是客观陈述事实的人都打成不懂事的只知道念经的小孩（红小将指的不就是小学生初中生这个年龄段吗），然后彰显自己的优越感。如果有人说要结合国际关系来看，就会有人追着咬，说什么“彭德怀怎么还跟国际关系扯上了？”那就让笔者“好为人师”一次，给粉红和右派们做点简单的历史科普吧。
要理清彭德怀被批的前因后果，就要追溯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的情况。彭德怀攻击和反对三面红旗、在意见书中称群众运动的热情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的同路人张闻天则打着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旗号，叫嚷“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攻击群众运动是“否定”客观经济规律，“妨碍生产”。最为危险而且恶毒的是，这封“万言书”中出现了“个人决定”“个人威信”的字眼，结合语境来看就是在影射毛主席独断专行，与后面开小会上的斯大林晚年的言论呼应起来，坐实了彭等人代表的反党路线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正“左”的错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毛主席是中央最先察觉并采取措施的（参看1959年4月29日给五级干部的《党内通信》），因而自由派声称的彭德怀因指出大跃进的“左”倾问题而招致毛泽东迫害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要论大跃进中的种种问题，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毛在这一时期早已退居二线，最主要的责任都在于刘邓为首的一线领导人身上；如果非要说毛有什么责任，那就是没有更早地发现一线领导人的各种错误（而为了维护党内团结，这些错误毛在七千人大会上都已经首先揽到了自己身上）。且在庐山会议前，郑州会议和成都会议在“纠‘左’”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对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虚报产量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因而引起了一些在大跃进中吹的厉害的领导人，如湖北王任重、山东舒同、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等的恐慌。此时许多反对过“浮夸风”的同志（其中不乏被错误地批评甚至打击的）仍然觉得并不完全服气，因而在彭德怀提交了《意见书》（也称万言书）后，跟着这位带头者的发言就出现了很多附和的声音，形成了尖锐对立的局面（对面是当时的一线领导，以刘少奇为主要代表）。
接下来的事件彻底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走向，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被称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开小会，此事在警卫员的记录和李锐的率先揭发下迅速发酵，参会者先后互相揭发，谈到里面甚至有“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 等等的话，事情的严重性瞬间上升到了反党活动的层面。加之当时中苏交恶，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核潜艇基地被毛主席拒绝，而彭德怀在中苏关系上的态度并不坚决，反而与苏联方面显得很暧昧，且还说过“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样的话；这也导致后来刘少奇借此带头给他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后来刘少奇甚至说谁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行；就是因为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会议迅速转向批判“彭黄张周篡党集团”，就连先前纠正浮夸风的田家英也被迫做了检讨。当然，这里面有多少是浮夸风制造者趁机倒打一耙的成分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有人强烈要求撤销彭德怀的一切职务、并且还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同志向来是坚持治病救人的方针，即使出现路线问题也不会一棒子打死；而是留有余地，期望有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能醒悟过来、走回正确的路线，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正是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一大佐证。因此，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最终中央政治局决议：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至此一切已经非常清晰了：彭德怀被“罢官”的确是毛泽东主导的，是由于其严重的路线问题而作出的决定。但毛泽东力保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项待遇不变也是事实（至于后面开会他一直赌气，每次都请假不出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头上就有了三顶帽子，即“右倾机会主义” “里通外国”和“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和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以“军事俱乐部”成员之一的身份亲自公开揭发，这顶帽子彭德怀应该戴不上。这些帽子当然也有彭与刘邓等走资派残酷内斗的因素：刘邓尽管也阳奉阴违地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但又感到彭德怀不太容易掌握、有自己的野心，因而也唱高调门加入批判彭德怀的队伍；由于其行动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而是内斗、打击政敌，因而甚至提出彻底开除彭德怀的党籍，要彻底终结彭德怀的政治生命。横向对比一下，就能知道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等人对于彭德怀的两种态度究竟孰是孰非了。
毛泽东同志一生没有任何私仇，一切的行动（包括事后看来冤枉了其他人，比如中央文革和许多造反派的）都是由于路线上的分歧或者为了维护党内团结而做出的。右派们为了否定毛泽东、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将这些决定歪曲成所谓的“错误”，然后再把这些“错误”统统算到毛的头上，实在是荒谬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