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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无产阶级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绝不能靠少数几个高高在上的“英雄好汉”，而应该依靠天底下最大的好汉———无产阶级自己，无产阶级不需要别人帮助自己，无产阶级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总是突出少数人的功劳，仿佛万里长城是秦始皇一人建成的，我们必须把这种观念逆转过来，世界不属于王侯将相，属于占人口绝大多数却岌岌无名的劳动人民。
2.法律体系包含三部分：立法–司法–执法，在中修资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立法被走资派司令部控制，司法权被徇私枉法黑判官掌握，而中修走狗仗着执法权欺压群众。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态度，现在的资产阶级司法体系必须被推翻，立法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司法判决必须符合无产阶级专政路线。
春节档电影历来热闹非凡，今年也不意外，其中张艺谋的《第二十条》在预售期就热度很高，自初四上座率成为第一，且之后每日都保持第一，到了初七，在排片已提升至19.2%的情况下，《第二十条》上座率38.1%，仍然稳居第一。
强势坐拥春节档上座率最高的宝座，再加上各路公关舆论和大V下场，2月11日和12日，最高检连发两篇文章点评这部电影；12日，罗翔发视频称“这件事真的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就连人民日报也亲自下场，这些都让它一时间风光无量。这部电影的参与制作方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作为拥有国家背景的作品，其政治意义和文艺价值几乎一样引人注目。
本文将从作品的剧情脉络和创作背景两方面一起进行分析。
随着2018年以来，从“昆山反杀案”，到“丽江唐雪案”等一系列正当防卫案，接连引发社会关注。这迫使当局的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在这个大背景下，报道连篇累牍，法学届也随之跟进宣传，摇旗呐喊。影片《第二十条》，就是以故事化的手法将正当防卫条款搬上大银幕，它的目的是完全政治性的，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制片人张婷婷介绍，影片故事情节是以现实中多个正当防卫案件为基础进行的再加工。
因此，分析这个电影而脱离政治上的观点是荒唐的。
《第二十条》由三条故事线交错着进行完成，全文贯穿着主旨的“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度”。第一条故事是公交车司机张贵军的防卫过当案，第二个是王永强奸郝秀萍反杀村霸案，第三个是儿子韩雨辰与教导主任儿子的校园霸凌案。
三个案子所涉及到的黑社会、高利贷、强奸、校园霸凌、上访，牵扯到方方面面，环环相扣。电影在前期故事中非常精彩，通过描写有声有色的角色，不断的笑点，导演高超的拍摄技巧，还有所描绘的底层聋哑女的绝望扣人心弦。但令人遗憾，电影最终在检察院的听证会上，伴随着男主人公韩明的义正言辞的演讲而结束，领导拍手，法律修改，这篇政治童话就在众人的鼓掌中正式结束。
电影整个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一点，既这个电影号称是“老百姓内心的期待”“这件事真的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第二十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重要的手段“，但令人困惑的是，打着为了人民的旗号，电影中却自始至终没有人民的出现，人民是不存在的，唯一出现的是康村村民，那是剧情里的暴徒和愚民。
人民在哪里呢？人民被描绘成“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人民是被反对的，只有个人的伤感和欢乐，因此，这部电影采取的是漠视乃至敌视人民群众的态度，这体现在了电影的方方面面中。
在电影中，主人公韩明从一个圆滑的人变得坚持正义，经历了三次心理转变，一次是因为他负责的公交车司机上访而被撞死，一次是聋哑女郝秀萍绝望的跳楼自杀，一次是自己儿子参加校园霸凌被打。
这三次转变中，都是通过刻画底层人民遭受到的屈辱和绝望。公交车司机是为了讨回公道不断去北京上访，聋哑女则是因为贫穷被高利贷毁掉，遭到羞辱和丈夫坐牢，儿子则是因为校园内的强权而被殴打。在这些过程中，底层人民的原子化、被压迫，无法反抗的绝望被描写的淋漓尽致，让人感到极其压抑，但之后呢？什么都没有发生。
人民是被刻画成最软弱、最没有能力，绝望跳楼的群体，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呢？电影给出的答案，希望就在一个有强烈道德感的检察官手里。
正因为人民是无法起来反抗的，人民是分散而软弱的，只能去依赖检察官的心理转变，依赖吕玲玲这样一身正义感的检察官，去期待青天大老爷们的救赎。在电影最后，是韩明在听证会上，面对面前无数的人大代表、检察官、高层领导和记者们，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感动了领导，领导鼓掌，所有人都站起来一起鼓掌。
这场听众会上有一个人民群众吗？大概是一个也没有的，全靠这些衣冠楚楚的领导、人大、检察官们互相关门商量。
听证会是有直播的，但最终直播给谁看了呢？上访司机的女儿、聋哑女、韩明的儿子，发给了受害者们看，而人民群众同样是一眼都没有出现过，是人民群众不关心这件事情吗？还是导演不关心人民群众呢？
作者的世界观是反映其作品的方方面面，这部电影至始至终，体现着导演和最高检察院的世界观，这是一条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的核心就是惧怕人民群众，他们要维护他们法律的正义，要将自己定义成有良知的“法律人”。法律人自己不畏“公众舆论”，最终“秉公办案”，这正是电影想暗示的，也正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潜移默化的总的体现。
除开这些剧情以外，铺天盖地的现实宣传，将正当防卫这个词一下子推到了舆论高处，人人都在讨论，人人都在赞扬，从微博热搜、人民日报、大V下场、豆瓣评分，无数的读后感、讨论度、新闻版面，这些都显著的向我们展示着统治阶级宣传机器的强大。他们全力开动这台宣传机器，一下子就能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东西上升到舆论顶点，并且试图让群众们接受这样的观点，随着电影的越发爆火，他们的愿望似乎确实也会实现。
这说明，社会上流行什么样的思潮，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需要这样一种观念，就会积极的去宣传和鼓动，所谓的公共价值观，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
在中国古代，孟子提出了这样一种的君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观念一直被认为是超阶级的价值观，穷人也可以去贫贱不能移嘛。但实际上，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价值观，这正是孟子为统治阶级提出的观念。因为在当时，周王室是依赖其军事力量而成为统治阶级的，王孙贵族也要常常参加狩猎和军旅来巩固其武力，这些有武力的人才能“威武不能屈”，又因为依赖武力成为统治阶级，荣华富贵，无比富有，才能“富贵不能淫”。
自古以来，所提出的这些种种思潮和观念，无不受阶级立场的观念所影响，这些观念的提出恰恰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向我们进一步展示出了阶级斗争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因此，我们就要问问，在这个新年时分，当局如此铺天盖地鼓吹这种正当防卫和第二十条，究竟是意味着什么？
关于正当防卫，有人提出了人性论，强调个人的见义勇为，和被迫害时的反抗，对个体而言，这样的人性论可能还是有些道理的。但当跨度放大到整个社会，这种解释就相当苍白。
与现在提倡见义勇为相比，我们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反对见义勇为的时代，正好拿来做对比，那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在90年代，社会正面临着剧烈的阵痛，国企改革、工人下岗、八六学潮、物价闯关，以及治安的极度混乱，在当时，社会变化快到人们无法适应，过去还紧紧团结、互帮互助的社会关系，很快就被个人主义、经济主义所拆散，大发横财、高频倒卖的市场经济让人眼花缭乱，再加上国企剧烈的改革，过去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马上就被私人资本家纷纷吞下，工人一边下岗，一边中央还觉得不够快的连忙拍板：“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深水区”。
在这个时期，见义勇为是什么呢？这个混乱时期的见义勇为就是帮助下岗工人、帮助抗议的学生。伸展正义是什么呢？伸展正义就是去制止国企落入到资本家私人腰包，去制止那些倒买倒卖的投机客们。
在整个八九十年代，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毛泽东时代过去了，但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团结和组织性还没有一下子就消失掉，于是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不管是为六四抗议的学生送水送饭，还是国企工人抗议改革进行的夺厂，或者干脆工人缴了解放军的械。这是一幅多么武德充沛、人民见义勇为的时代。
但到底是胳膊拗不过大腿，这种自发性的见义勇为，很快就在时代的浪潮面前被彻底扑灭。为了保障国企改革、全面私有制和初步的财富积累，统治阶级不希望人们满脑子公平，这会影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不希望人们见义勇为，这会影响政府的黑恶手段难以施展。
于是在统治阶级极其用力的反对这种见义勇为，和鼓吹市场经济下，社会的风气和思潮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之后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是扶跌倒的老人都要大片文章的在讨论，自私和个人主义已经完全成为了新的社会风气，人们惧怕讨论政治，原子化，一片散沙，新的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成了人们新的精神支柱。这与当局在过去极端的反对群众组织、制止见义勇为，大搞白色恐怖离不开关系，就连小学生课本里，见义勇为的章节都被删掉了。
那么既然如此，一切不是运作的很好，为什么会突然到了今天，要又开始提倡见义勇为起来？这当然是因为社会矛盾的更加激化，迫使那个无所作为、只求维稳的统治阶级都感到了不安。
法治的进步是由千万个承受痛苦的个体推进的，但统治阶级不在乎这些，法律的完善推进不下去，因见义勇为、过度防卫而导致的冤案越来越多，这些矛盾不断加剧，最终爆发，导致统治阶级所需要维护的稳定已经稳定不下去了，这真正迫使当局也只能被迫妥协。
电影《第二十条》的原型是昆山反杀案，这场案件在18年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昆山反杀案一出，法学圈内把之前的于欢案、张扣扣案都拉出来讨论。
在这里，我们将从法学圈讨论的“刺死辱母者”于欢案开始分析，为什么这种矛盾的无法阻止和最终爆发，以至于统治阶级都开始屈尊的来拍电影想和大家强调正义一定存在。
2014年，小私人企业的老板苏银霞面临公司即将破产，走投无路之下向地头蛇的黑社会组织，借了最后还能借来的一笔高利贷。2014年到2015年间，苏银霞先后向黑社会吴学占借了135万元，月利息百分之十。当时这两年公司情况没有彻底好转，反而陷入高利贷的泥潭，在2016年4月，黑社会带着小弟强入民宅，要靠搬家公司抢占房子，最终苏银霞报警，民警来了之后反而无能的向黑社会示软，希望搞调停和解，最终民警离开后，苏银霞被黑社会一顿羞辱殴打，脸被按进马桶里。
在吴学占等人走后，苏银霞拿出手机四次拨打报警电话和市长热线，但均未得到帮助。
第二天晚上，黑社会们继续闯入苏银霞的办公室，捆绑了她的儿子于欢，开始用一切笔者不能描述的手段来羞辱这位母亲，手段不堪入目，极其混账。这种羞辱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例如黑社会脱下于欢的鞋子按在苏银霞的脸上，随后又用鞋子狠狠地扇着于欢，他们还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在一阵猥琐的笑声中，黑社会甚至脱下裤子用不堪入目的手段侮辱苏银霞。
最后于欢的姑妈报警，到了的警察面对这种非法囚禁和羞辱，却只是清淡淡的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整个过程不超过4分钟就要离开！
姑妈哭着站在警察车面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警察不为所动的离开。之后，苏银霞的儿子于欢逃跑被殴打，这个男孩最终忍无可忍，拿起水果刀杀向了黑社会讨债人员，一阵乱捅之后，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这杀的多好，遭受到如此压迫，就应该拿起武器来站起来反抗！但是请让我们看看当局的法院是如何判决的，法院念念有词，说”黑社会杜志浩等11人对于欢母子造成的囚禁、侮辱过程中没有使用工具，并未危及到于欢母子的生命安全“，说”因此于欢持械捅刺多人的行为并不构成正当防卫，而是故意伤害罪“，最终这个为母杀人的男孩被判处无期徒刑。
吴学占是什么人？非法放高利贷，暴力催债的黑社会团伙头目。杜志浩是什么人？吴学占手底下豢养的流氓打手。这些人为非作歹，作恶多端，是社会的毒瘤，当地民众早已对他们怨声载道，如果让老百姓来公审他们，恐怕一人一口水就能淹死了。但是我们敬爱的统治阶级的法院，为了遵守法律，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那些来调节的民警、打不通的市长热线，开车来说了4分钟就走的警察，这些一切的一切，造就了那些黑恶势力的逃脱。
最终，要靠谁来保证公平和正义呢？只有靠数以千万的人民。于欢案判决一下，如晴空霹雳，让全国关注这期案件的人们都无法置信，人民的愤怒被点燃了，全国的舆论彻底爆发，人民一边倾斜的支持着杀人的男孩。最终在一审过后，于欢在群众们的支持中才提出上诉，面对着群情激奋的舆论攻势，二审的法官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推翻一审的判决，认定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这一判决结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全国的舆论和愤怒才被抚平，轰动一时的于欢案落下帷幕。之后黑社会被打击和抓捕，这一切的成果，来源于哪里呢？是来源于法律和警察吗？不，在这期案件中，那些警察都是贪生怕死的走狗，法官是只敢照本宣科的懦夫，是谁改变了这一切呢？是于欢愤怒的拿起刀子，是全国人民舆论上铺天盖地的支持。
这期案件，向我们生动形象的诠释了，在毛泽东时代那种自发的人民组织和见义勇为的勇敢，被消灭以后，我们社会的底层生活已经绝望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黑社会跑到苏银霞的工厂，在她的办公室捆绑和羞辱了她两个多小时，工人们在外面听到，大气都不敢出一个，但凡有一个人拿起来棍子，这么多工人足够把11个黑社会给围殴起来，打的屁滚尿流，但事实就是这么荒唐。
正好对应电影上，聋哑女郝秀萍被强奸，有哪个村民敢站出来说什么吗？面对这些底层的黑社会和流氓，既没有群众组织能打击他们，唯一依仗的警察又是些到点下班、面对黑社会还要递烟的饭桶，底层人民有什么出路吗？这也正是郝秀萍为什么会在工地大楼上跳楼自杀，她哭着说她不信任法律，只有她的死才能挽救她的丈夫。在于欢案里，也是于欢勇敢的拿起刀，匹夫一怒，血溅十里，才能真正的改变了这种压迫。
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郝秀萍跳楼，如果不是电影，她早就死了；代价是于欢杀了人，被判了五年。代价是由人民来承担的，那些甩手什么也不做的法官和警察，才是安安静静笑到最后的人。
矛盾到了这种地步，底层绝望的生活，无法挣脱的困境，只能靠自杀和杀人来解脱。于是当局出来，当局拍了电影，打击黑恶势力，搞了正当防卫，修改了法律，他们就是做了好人好事吗？就可以把底层人民从这种困境中挽救出来吗？
这当然只是一通幻想，因为造成今天这副情况的正是这个资产阶级政府。在过去，底层是存在着健全的人民组织，不管是工人革委会、人民公社还是红卫兵组织，底层人民拥有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那时候，既没有听说过什么黑恶势力、校园霸凌或者离家出走，正是因为人民有自己的组织。试想，在讲道理、唠家常的民兵组织面前，有什么样的黑社会组织可以存在吗？民兵是村里人，队长是被选出来的，事情处理方式是开大会表决的，正是在这种健全的人民基层组织中，困惑资本主义千百年来的黑社会才被真正消灭。
也就是在蒋介石时期，那时候国民党地区有多少出了名的黑社会啊，什么十大黑帮、上海土皇帝、杜月笙之辈，简直数不胜数，耀武扬威，就像野草一样怎么都除不干净。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希望人民被组织起来，他们打断了人民组织，让人民分散，这样以便更好的压迫他们，而在这期间，权力是不允许真空的，警察和法律只希望维护稳定，多余事情一概不问，这真空的权力就被黑社会夺取了，因此在民国，即使消灭了一批还会有另一批出现，因为政府不管用，黑社会才管用。
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些事情好像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生机勃勃的人民组织开始生长，朝气勃勃，再也没有权力的真空，也没有这些黑社会生存的土壤了。基层被人民自己掌握了，人民开始锻炼和组织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繁荣的人民组织，不但消灭了黑社会，也完全的消灭的刑事犯罪，鼎盛时期，一整个人口大省的监狱都空荡荡的改成了住房，造就了那个时代夜不闭户、民风淳朴的记忆。
在今天，这些记忆就像是故事一样，因为人民组织已经被拆散，整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那个时期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被消灭的刑事犯罪、黑社会、校园暴力又重新回来了。人们越来越困惑了，他们不得已发出一些困惑的奇妙言论，他们说”原子化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说”校园霸凌是人性中无法解决的“，就这样，人们搞不懂的问题都变成了不可避免、不可改变的。
在今天，统治阶级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统治阶级给无产阶级的困惑交了一份答案，答案就是《第二十条》，就是吕玲玲和韩明，就是两个刚正不阿、英勇斗争的检察官，它告诉我们：”会有正义的官员，会有公正的法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这样的谎言我们听了太多！
没有群众组织，没有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没有群众掌握权力，那么我们能去依靠些什么呢？看看第二十条指的是什么路，让别人欺辱我们，我们去反击杀了他，落得一个自卫过度，从无期徒刑变成坐牢五年？太荒唐了，这简直就是让群众们自己窝里内斗。
法学圈固然有仁人志士，但是仅凭修改法律什么也改变不了，法律的严谨和繁琐恰恰说明了人民失去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人民失去了讨论事务、参加判决的权力，最终都只能依赖几个领导和专家们在小房间里修改法律，隔绝人民，自说自话。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擦亮眼睛，绝不能去相信统治阶级的良苦用心。就通过上面的于欢案来看，苏银霞尚且还是一个小私人资本家，就落得到借高利贷而被殴打的地步，这说明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尤其到疫情时代以后，过去能维持的也维持不下去了，像这样的小企业、小资产阶级纷纷也就维持不下去他们的地位了。
不管是像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百年一次的总危机“，还是像当局日思夜想的：“这是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伴随着严峻的经济下行趋势，都已经证明了，这个国家正在走向一个最重要的转折节点。市场经济的游戏越发玩不下去了，经济寒冬和软着陆让人们的心神恐惧不宁，与此对应的就是国内各行各业的寒冬和破产，就业市场一片人心惶惶。
在这些年，工厂没有订单、小企业破产、发不出去的工资，就连体制内也出现了拖薪潮，与之相伴的是新阶段越发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里，有大批的失业工人在罢工、拉横幅、斗争，工人们和保安、警察的冲突越发激烈，肢体冲突、推拉和暴力，在这个时候，第二十条又保护的是谁的权益呢？
既然群众喜欢闹事，喜欢聚集在一起抗议和包围工厂，那么我们就要宣布“反对谁能闹谁有理”；既然群众不怕死的抗议，和保安警察发生冲突，他们没有武器，却人多势众，这是不是暴徒和罪犯？厂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和财产，不小心打死了人，这是不是一种正当防卫呢？既然工人们死人了，还要继续闹，那么我们就要宣布“反对谁死伤谁有理”。在阶级斗争中，强调过度防卫就是一条荒谬且反动的法律。
显然，这个政府已经丧失了和工人运动妥协的资本，它在愈发激烈的世界殖民地争夺大战中，已经没有耐心和余力和国内斗争妥协，只会务必使用最激烈的镇压手段，这使得它是全世界维稳支出最高的国家，维稳支出甚至高于军事支出。《第二十条》的爆火，恰恰是政府已经放开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手段。
总而言之，过度防卫在今天已经是一个俨然具有政治意识的讨论。面对底层人民生活在失去掌握自己命运、不再当家作主的今天，第二十条没有指出来一条真正的道路，反而在强调法律的公正和勇敢的官员。在今天，我们要识破这样的人性论、强调法律和第二十条背后隐藏的阶级斗争动向，擦亮眼睛。只有到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那一天，过度防卫才能真正实现它的意义，罪犯和判决都会由人民亲自去投票和参与讨论，而不是像今天，它已经变成了完全政治性的帮凶和小屋里精英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