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维权竟牵涉五家公司——资本的白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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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 随着无产阶级的反抗,资本主义为了防止无产阶级反抗就如同本文的案例一样设计了形形色色的压迫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维权成本,掩盖阶级矛盾,正是因为这样,更需要先锋队去融工来向工人戳穿资产阶级的阴谋,并将无产阶级大范围的团结起来反抗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2、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统治阶级,就说明了他已经有足够的阶级意识,同时在经济上他们也是里一层,外一层,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维权时他们就相互推诿,当无产阶级反抗时他们又联起手来镇压 只有无产阶级与先锋队结合才能打破他们的黑手。

2018年3月太昌公司在承包迪亚斯公司的外卖配送劳务服务后,通过招揽邵新银等人通过饿了么平台在北京昌平区回龙观的站点从事全职外卖配送工作。2019年4月外卖员邵新银在送餐过程中受伤,导致胫骨平台骨折、外踝骨折。在他受伤后,饿了么平台、太昌公司、迪亚斯公司都不承认与他存在劳动关系,导致他面临困境。于是,邵新银开始通过法律渠道维权。在此过程中,他才知道自己和5家公司有关系,而这些复杂的关系让他的维权之路变得更加艰难。在与北京市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法律援助律师多次沟通后,邵新银决定将迪亚斯公司作为被告。2020年8月北京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昌平仲裁委)作出裁决,认定邵新银与迪亚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迪亚斯公司不服仲裁结果,选择在公司注册地重庆提起诉讼,其起诉理由之一就是邵新银的服务报酬由太昌公司代发,其与邵新银无任何资金往来,因此也不存在劳动关系。
原本以为维权将要成功的邵新银,不得不奔赴重庆打官司。但此后一审、二审,邵新银均败诉。
他向昌平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确认与太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费用,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扎斯公司,系饿了么平台运营主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21年10月昌平仲裁委作出裁决,认定邵新银与太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驳回其要求拉扎斯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
邵新银不服,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表示,5家公司以“表面外包、实质合作用工”的方式对其进行共同管理,因此拉扎斯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拉扎斯公司则称,邵新银是迪亚斯公司自行招募的骑手,其不存在与太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
3月24日记者获悉,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已开庭审理此案。邵新银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近几年,外卖员劳动关系认定越来越难,外卖平台和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法律隔离效果明显。劳动关系认定难,也直接影响外卖员在工伤、社保方面的待遇。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指出,通过对从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期间产生的1907份涉及认定外卖员劳动关系的司法判决进行分析,发现平台企业正在将外卖员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向外剥离,通过一系列表面的法律安排以及配合其中的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和灵活用工平台,将骑手的劳动关系一步步打碎,外卖平台的劳动关系认定率不到1%。
致诚中心研究员徐淼表示,近几年,外卖员劳动关系认定越来越难,外卖平台和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法律隔离效果显著。劳动关系认定难,也直接影响外卖员在工伤、社保方面的待遇。
徐淼向《工人日报》记者介绍,仅仅10年的时间,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经历了快速变化,发展出了3大类8种主要模式。第一大类是传统模式,在外卖平台出现之前,餐馆是自雇员工从事配送工作,外卖平台创业早期,平台自行雇佣骑手或劳务派遣骑手,这是传统模式下的3种具体用工模式,餐厅自雇、平台自雇和平台劳务派遣。第二大类是众包模式,外卖平台发展之后,各大平台引入“接单自由、可在多平台兼职”的众包模式,外卖平台最初是直接招募众包骑手,很快外卖平台开始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将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众包服务公司,这是众包模式下的两种用工模式,平台招募众包骑手和众包服务公司招募骑手。第三大类是专送模式,平台联合配送商将传统模式转为“表面外包、实际合作用工”的专送模式,由于平台掌握着下游配送商的绝对定价权,因而专送模式又形成网络状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式。(信息来源于澎湃新闻)
在劳资矛盾越来越激化的今天,资本企业为了避免用人用工成本和为了甩脱雇佣人员因工伤导致的索赔问题,将雇佣关系变得复杂化繁琐化。上文所描述的外卖小哥的遭遇就是这样,自己因为工作而受伤,但是却享受不到任何的保障。“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所共有的奴隶”,资产阶级在享用无产阶级的血汗后把被榨干的失去劳动价值的无产阶级无情的抛弃,就好像扔掉了一块破布一般。令人作呕的现实无疑在说明着当下社会制度(即资产阶级的制度)的问题,100年前的无产阶级先辈们所追求的无产阶级解放现在由新一代的无产阶级所接过,为了我们的未来,也为了我们孩子未来的未来,资本主义一定要被彻底埋葬。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