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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资料来自于资产阶级学者希拉·菲茨利特卡帕克的书籍）
编者按：
1,本文介绍了苏联一五计划的教育成果在提高工人素质和培养技术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2,本文作为苏联一五计划教育斗争系列文章的继续，文化革命巩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一五计划的教育成果无疑是显著的，我们可以看下面一组数据帮助认识：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增加小学和初中教育机会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根据官方的说法，到1931年，全国95%的儿童和青少年已经上了小学。此外，大约300万以前错过初等教育的青少年正在普通小学或根据中央委员会1930年1998年的指示开设的特殊课程中学习。1939年初，苏联自1926年以来首次公布的人口普查发现，9岁及以上人口中有81%的人识字，即能够读写。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三个进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就有一个成为工人或白领。 所有农村教育方案实际上都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为农村培训人员，而且还为城镇和工业建筑工地培训人员，而后者往往是最重要的功能。更早的时候，斯大林已经注意到学徒制(FZU)学校在提高新工业新兵的一般教育水平方面的重要性，“特别是考虑到涌入工业的农村因素”。换句话说，教育制度必须适合于培训将来会成为工人的农民儿童和青少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建筑工人和工厂里的非技术工人中，农民占绝大多数。虽然对集体农庄农民的行动也有限制——最初由集体农庄自己施加，从1933年起由护照制度施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停止流动。但是由于工业招聘优先于集体农庄的需要;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每年有一百万到两百万农民(主要是年轻人)从集体农庄中被招募到工业劳动力队伍中。在1929年到1932年之间，集体农庄培训了300万农民各种技能，而集体农庄培训了150万;其中80%的受训人员处于青春期晚期或20岁出头。
当然，一五计划最显著的成功就是工人的向上流动。
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教育重点是通过培训使工人和职员更专业化，以便他们在工作中向上流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领导层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计划，以促进工人和共产党员接受高等教育。一五计划不是第一次通过高等教育将前工人引入知识分子的努力。但这是共产党第一次把这样一场运动作为首要任务;成千上万的工厂工人和已经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的共产党人第一次被“动员”起来进行全日制学习;这也是苏联政府第一次将挑选出来的学生集体送去学习工程学。 新政策在所有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剧变，甚至包括军事院校，但它对工程学院的影响最大。工程学院现在肩负着双重责任。一方面，他们正在培训“红色专家”，以取代那些老的、不值得信赖的、“资产阶级”的工程师。但另一方面，工人工业大学与新兴的工业学院一起，也在培养工人和共产党人，他们将成为未来的工业管理者、行政人员和政治领袖。它们已成为培养年轻共产党员的主要培训机构，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党的领导层将这些人称为“后辈”或“替代者”。
1928年主要关心的干部问题很可能是新近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招募的共产党人的管理能力问题，自1924年以来，该党从工人阶级中大量招募党员;通过大规模招募工人阶级和农民进行扩张的政策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持续下去。即使是在1927年，当时大部分的招募工作仍在进行中，党的人口普查显示，30%的党员目前的职业是工人，56%的党员在入党时是工人。在这第二批前工人中，42%的人目前从事白领工作，43.9%的人担任行政和专业职位。几乎一半的地区(州、省、边疆区)党委书记都以工人身份入党，党的社会基础反映在党员的教育水平上。如果说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的文化和教育水平更接近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业工人阶级，那么当时的整个党就不是这样了。 1927年，只有8.7%的共产党员和4%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员受过高等教育或完成了中等教育。从事白领工作的共产党人平均只受过四到五年的教育。更令人不安的是，党的行政干部和普通党员一样，教育水平都很低。在白领群体中，只有少数是特殊的经济学家和规划人员、莫斯科中央机构的高级官员等阶层，明显高于整个党的教育水平。职位上的资历往往与教育程度成反比。
斯大林主要关心的是共产党的工业主管，总的来说，是那些负责领导工业化进程的共产党人:他一再表示，缺乏教育和专业知识会削弱共产党人的权威和他们指导工业化进程的能力。
但新经济政策期间存在的共产党精英培训形式对解决这一问题收效甚微。共产主义大学和旧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为相对少数的共产党人提供了理论培训;这些机构的毕业生往往倾向于从事新闻或宣传工作，对政治派系斗争和理论论战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任何实际行政工作的兴趣。 1928年，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招募工人和共产党员，与此同时，重点转向工程学。显然，工科的重点必须首先与工业化的推动有关，而无产阶级的生活则与招聘模式相对应已经为共产党建立，也是精英形成战略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考虑到招募成年工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即使不考虑工业化必要性的问题，也很难想象有比工程学更合适、更让人接受的培训形式。
对于工人和以前的工人来说，工程是最熟悉的“资产阶级”职业，它的技能肯定是最容易理解和掌握的。工程学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供的培训尽可能接近于在企业内晋升为专家职位的熟练工业工人在工作中接受的培训。在实践中，工人阶级经常拒绝被动员到非工程学校，对与工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职业表示担忧或蔑视。 1928年至1931年，党组织和工会提供了近20000名成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大学生可以被定义为至少有五年工作经验后进入高等教育的成年学生。这个词通常适用于没有完成中等教育和出身下层阶级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11万多共产党员进入高等学校，这几乎相当于1928年所有党员和候选人中的十分之一。
同时，我们要警惕借助教育混入工人阶级和党中的人，由于学校实行的是工人和党员配额制，其中有许多在工厂里待了几年以“无产者”身份进入工人学院的毕业生。人数的简单扩大意味着，在1932/33年，苏联工人学院每三个学生中就有两个是在新经济政策期间无法进入此学校的学生，而这两个“新”学生中只有一个是工人阶级或共产主义党员。 根据一份这样的报告，在1928/29年，“大约30%的一年级学生[在第二莫斯科大学]被证明是被剥夺了投票权的人”，其中大多数人显然是用假文件入学的。甚至伪造文件也并非总是必要的:令人吃惊的是，从村苏维埃和地方执行委员会那里得到有关社会地位的文件是多么容易，这些文件以犯罪的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方式向几乎所有人背书，从中农开始，到富农和商人结束。 地方虽然进行了一些清洗，但收效甚微，所有的高等学校都需要生源，而且显然没有被清洗学生的中央黑名单。因此，对于一个被清洗的学生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申请另一个可能在另一个城镇的工人学校，并开始他新的学生生涯。
1929/30年进行的教育系统的行政重组将大部分教育网络直接置于工业当局的管辖之下，并将其纳入工业预算。接受工业培训的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因为不仅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学生总数急剧上升，而且所有就读工程学院的学生的比例也大幅上升。 根据官方数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劳动力增加了300万，而建筑工人的数量增加了近600万;200万工人变成了熟练工人或半熟练工人，在大工厂里，“大约三分之一，有时是一半的工人”参加了某种形式的培训计划传统的劳动培训形式是在职学徒制。
在新经济政策期间，这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偏爱的形式。另一种选择是工厂学徒学校(FZU)，由启蒙委员会和共青团支持，因为它提供普通教育和学徒培训 到1929年中期，工业有两个与劳工有关的主要问题。一个是熟练工人的严重短缺，这造成了比现有培训形式所能满足的多得多的需求。另一个是缺乏经验和经常是文盲的农民涌入工业劳动力。农民缺乏工业技能，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文化”和“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学习如何在城镇或工人营房生活，以及如何适应工厂的纪律。考虑到技术工人面临的巨大短缺和要求，非正式的学徒制似乎不再是解决同化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办法。
因此，1929年6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宣布转变为工厂学徒学校的原则。整个工厂学徒学校网络将被扩大;除了培训技术工人的学徒学校外，还有为期两年的“大众职业”学徒学校(即非技术和半技术工作)。 1931年至1932年，学徒学校和职业学校网络合并后，工厂学徒学校和类工厂学徒学校学校的数量达到了100多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徒学校实际上成为熟练和半熟练工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一些技能的200万工人中，只有30万是学徒学校的毕业生，其余的人在中央劳工学院的短期课程中接受培训，或在工作中接受培训。 中央劳工研究所的基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初几年对失业人员进行再培训方面特别重要;它们在培训建筑工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工人通常是第一次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农民。
1929年底，人们已经正式认识到，尽管正规的专业教育体系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仍不能满足工业对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需求。11月的中央全会决定，“工业企业和私营企业，特别是那些技术装备最先进的企业和私营企业，应该把自己改造成一种学校，对熟练工人、领班、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进行大规模的培训和再培训。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提高了厂内培训的地位，允许这些企业申请zavod-VTUZ（英文没看懂，应该是工厂工程学院）的称号，并经中央工业主管部门批准，授予学位和文凭，这无疑是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的发展，1930年，zavody- VTUZ工程学院通常提供三门课程，所有课程都侧重于普通教育，而不是狭隘的专业培训。 大多数企业对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需求大于对工程师的需求。1931年，所有工厂都有义务为新工人提供生产过程的必修入门课程;一些新企业制定了精心设计的培训计划，从初级的新手讲座到高级的技术课程。 1931年，常规技术学院和工人学校扩大了夜校课程，zavodVTUZ开始从舞台上消失，而提高劳动力资格的企业项目成为苏联工业生活的永久组成部分。
当然，一五计划教育成果并不总是和最初的目标一致，在实践上，成果发生了许多偏差。
在学徒学校里，高达65%的学习时间都花在了普通教育科目上，而且学校的课程也在努力模仿普通中学的旧年级。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教育扩张的范围和范围，以及完成这一计划的鲁莽和奢侈的方式，都很难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学徒学校网络，为工业提供熟练劳动力，但结果是，许多毕业生更愿意继续深造，学徒学校实际上变成了普通中学。 工程学院和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但结果是，相当大比例的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或行政和办公室工作，因此企业不得不为工厂建立自己的独立培训计划。
作为文化大革命政策的副产品，工人学校花了大量时间清洗学生群体并检查社会证书。但在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情况下，这种活动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学生只是搬到了另一个工人学校。对狭隘的专业背景的迷恋导致了高等教育的结构重组，这在本质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只会减缓资产阶级专家的产生。
实际工作的压力迫使学生把一半的时间花在生产上;但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引入了工程学院的学生，他们已经熟悉生产流程，首先需要学习理论。 各级教育的改组是为了使学校更密切地与生产联系起来。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企业开始为学校承担财政责任: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6年级以上的大部分教育费用都纳入了企业预算。工业界的投资在短期内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回报，这是无可争辩的。直接受益者是教育系统和行政机构。
苏联确实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20世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陷阱——生产过剩，工程师生产不足，精英们全神贯注于智力辩论和政治派系斗争 其次，苏联在工人阶级基础上创造了未来的精英。入党和接受高等教育是进入精英阶层的两个主要渠道，从1924年和1928年到1932年，工人在这两个领域都占主导地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教育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作为工业化和行政精英和专家精英扩张的自然结果，这一过程持续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如果没有政权的干预，资产阶级大规模的向上流动肯定会发生，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政策将苏维埃政权与向年轻工人和农民开放的越来越多的机会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和教育运动逐渐从高潮落下，下一章我们将讲述这一场教育运动的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