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之后，布尔什维克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纠集少数委员会开了代表会议。双方的会议决议面对1905年的革命形势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策略。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主张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并力争领导权，孟什维克持相反的立场。考茨基对双方的争论冷嘲热讽，他说这个争论就像还没有把熊打死就要分熊皮一样。
列宁对考茨基的驳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不能很快就打死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关于“敢不敢”打死这只熊的争论已经具有巨大的原则意义和政治实践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不能很快就“打死自己的熊”（实现民主革命），但是我们“敢不敢”打死这只熊的问题，对于俄国的整个未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我们“敢于”胜利的信心，就根本谈不到努力而成功地去聚集军队，领导军队。“
今天我们在反修反复辟的历史背景下，仍然存在“敢不敢”打死一只熊的问题。机会主义者不愿意去当勇敢的猎人，而是制造了一些啼笑皆非的伪命题。比如一些机会主义者说：我们需要去调查研究这只熊，围绕它是北极熊还是黑熊需要有一份报纸来进行争论来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另一些机会主义者说：错！错！错！现在需要的是凑近深入这只熊，不入熊穴，焉得熊掌。还有一些机会主义者说：你们都不对，在把这只熊打死前，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们千万不可以把熊吓跑，公熊母熊和小熊是很不一样的。
调查研究也罢、深入熊穴也罢、不可逾越的阶段也罢，这些机会主义者口口声声都是说要把马列毛全集倒背如流的，都是要走马列毛道路的。实质上他们的道路只能是马尔托夫的道路，阿克雪里罗得的道路。所以我们由表及里地解析一下《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代的马列毛主义者敢不敢“打死自己的熊”呢？我们是否具备敢于胜利的信心呢？我们是否抱定了灭此朝食的决心去把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每一片土地的灰尘打扫干净呢？
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与“融工”问题》里说过：“机会主义思潮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是从“左”和右的角度来否定无产阶级本身蕴含的无穷无尽的革命潜力，而拒绝挖掘革命潜力的结果就是把一项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夺权斗争演变成一堆毫无计划、漫无目的的维权表演。“夺权夺的是权力，维权维的是权利，但是在任何反动政权治下，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利，没有权力就丧失一切。回溯到1905年的俄国形势，列宁就特别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则要求权力完全转归立宪会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仅要力争普选权，不仅要力争充分的鼓动自由，而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当时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并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列宁揭露他们的真实诉求就是：在沙皇和革命人民之间达成尽可能和平的交易，并且通过这种交易使它自己即资产阶级获得的权力最多，而使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获得的权力最少。
列宁十分清晰地分析了“临时革命政府”这一主张地逻辑：既然人民已经和政府决裂，而群众又认识到必须建立新制度，那么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党，就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将被推翻的旧政府。于是就产生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新问题……“民主派”资产阶级不提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而我们却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并坚决主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所以此前机会主义者（新火星派）讲了很多正确的废话，磨磨蹭蹭在立宪会议的口舌之争上，“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越是围绕立宪会议讨价还价，越是得不到立宪会议，即便形式上召开了立宪会议也是一个假立宪。问题的实质是全部权力归于这个立宪会议，而不是把召开这个立宪会议作为最高的目标。问题的实质在于沙皇必须下台，临时革命政府必须上台，在这个基础上立宪会议才有真正的保障。问题的实质在于布尔什维克要一个没有沙皇的共和制的临时革命政府，而所有机会主义者却在长篇累牍地叫唤只要有了立宪会议就会为未来开辟如何如何光明的道路，只要有了立宪会议就能完成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列宁对此的驳斥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例子都会向你们表明，正是许多根本不是“临时性质的”政府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甚至那些战胜了革命的政府都毕竟不得不去完成这个被打败了的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被叫作“临时革命政府”的，决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政府，这样的政府是革命时代的政府，它直接代替被推翻了的政府，它所依靠的是人民起义，而不是什么从人民中产生的代表机关。临时革命政府是争取革命立刻胜利、争取立刻粉碎反革命企图的机关，而决不是完成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任务的机关。
列宁直截了当地说：在革命已经开始的时期，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在国内战争正进行的时候，在起义正爆发的时候，议会斗争的种种概念和术语都会变成自己的反面。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修正案是通过游行示威提出的，质询是通过武装起来的公民的进攻行动提出的，反对政府是通过暴力推翻政府来实现的……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靠实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力量，积极使用这种力量，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
既然资产阶级的策略是通过和平交易使得自己的权力最大化，而革命的人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权力最小化，那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应当是通过临时革命政府使得革命的人民的权力最大化，并最大化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条原理就是后来列宁不断提到的先改变上层建筑来为历史开辟道路的原理。直到1923年，列宁仍然在强调这条原理，他质问那些机会主义者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所有的机会主义者都拿背得滚瓜烂熟的马列毛词句来为“敢不敢”打死一只熊的问题开脱，王顾左右而言他。经济派背熟了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新火星派背熟了民主革命按其经济基础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降低到资产阶级温和立场的水平，降低到不使“资产阶级退出”的限度。“经济派”打着加深工作的幌子，打着工人的主动性和纯粹的阶级政策的幌子，事实上把工人阶级交给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治家去支配，即把党引上一条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现在新火星派也打着同样的幌子，事实上是要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出卖给资产阶级，即要把党引上一条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经济派”认为领导政治斗争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自由派分内的事情。新火星派认为积极实现民主革命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民主派资产阶级分内的事情，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起最重要作用的参与会使革命的“规模缩小”。
前面我们提到的硬说在打死一只熊之前有个不能逾越阶段的机会主义者则更加可笑，列宁对这种害怕把熊吓跑的杞人忧天的多愁善感是这样讽刺的：“引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内部将发生斗争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从政治上解放这个社会的刻不容缓的革命任务的不了解。”所以这些机会主义者仅从字面上理解《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里提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辟道路，并且套用在当下。于是从南方周末到财新传媒的只言片语当作某种神迹来顶礼膜拜，什么新年献词《2023终有一别》把某个死人排在了第一位呀，什么某某某的微博被清空了呀，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呀。
综上，对于曾经和当下的大大小小的机会主义者我们要回敬一句：分熊皮的前提是猎人先要把熊打死，熊皮可以御寒，熊肉可以补给身体。“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靠实力来解决”，你们尽可以继续呆在泥潭里，我们要做的是把刀磨好，把枪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