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maoistQAIIbot) 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编者按：
1,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共青团在苏联的教育和文化方面的运动，在教育领域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后续政策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实际，但也是有很大成果的，值得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从中吸取经验。
2.抓革命，促生产是社会主义要干的两件大事，新社会不仅要革新旧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还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发起进攻，共青团进行的探索是要去肯定的，虽然一些行为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实际。
上一章链接：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26148
（本文资料来自于资产阶级学者希拉·菲茨利特卡帕克的书籍）
自新经济政策始，共青团批评社会特权和不平等，强调工人阶级青年的不满，蔑视“资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学校，呼吁共产主义警惕和阶级战争。
共青团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者，他们将其理解为颠覆“反动”和“官僚”权威。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视为十月革命和内战的重演，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还太小，无法参加。有时，他们参与的与其说是阶级战争，不如说是一场阶级战争游戏，必须捍卫文化“战线”，防止资产阶级的反击;“文化军队”必须攻占学校。
共青团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学是资产阶级的，它的高年级应该转变为职业学校。1928年，沙赫特的审判突显了资产阶级的威胁，第一个五年计划强调了对受过技术训练的人员的需要，共青团的地位获得了信任，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准备全面进攻。
一场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领导的文化革命开始了，一五计划不只涉及教育方面，这个文化革命是对旧阶级的全面进攻，这里作者又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担忧运动的过激性，比如说运动常以社会出身或父母被剥夺投票权为由将儿童从普通教育学校开除，又比如质疑运动常常违法或滥用法律逮捕和攻击知识分子，企业家和私营商人。这样的错误完全是由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待这场运动，也难怪他认为斯大林的运动是一场平权运动，而非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目的从来不是平等，不是和资产阶级的平等，而是专政，平等只在无产阶级之间，并且无产阶级的平等概念和资产阶级的差别不只在阶级上，如同议会式民主同民主集中的民主不同，它从阶级就不平等的视角来看，细化到能力和劳动的差别所带来的一切不平等。
作者认为孩子不应该受政治影响，他没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是作者的视角脱离了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必然受到社会和政治影响的必然性，资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苏联文化运动依照传统的出身模式自然有它的局限性（自发运动的缺点，无产阶级此时文化程度和阶级意识都不够，只能凭借传统凝聚力量和合法性），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论调是不正确的（并没有老子英雄而好汉这样的论调，因为运动不仅针对旧分子，还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对政治反对派发动进攻和清洗），但是矫枉必须过正，文化革命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进攻，肯定涉及到方方面面，资产阶级的家庭和后代是不能例外的，错误的是对待方式，而不是发起进攻本身，清洗运动本身没有同说服教育结合起来才是他们的不足之处。在回到合法性，资产阶级专政时可不讲什么合法性，他们掌握行政和司法机关，违背法律是家常便饭，并时时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修改法律，原因是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他表达统治阶级的意志是，过去的法律是对于资产阶级做暂时的让步，矛盾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被压制，让步于恢复的需要，现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矛盾重新激化了，过去的法律已经不适用，需要为阶级运动而让步，事实上法律的修改不过是具有滞后性而已，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斯大林就修订了新的法律，考虑到矛盾和发展进程的，更加适合无产阶级利益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律，无论如何，批评一个革命运动越过法律是可笑的，因为他叫革命。
对共青团的激进分子来说，旧的教育结构瓦解后，新的教育结构是这样的：儿童必须参与成人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成为一个政治参与者。激进分子认为，苏联的性格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这个概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导了教育思想，意味着生产中的实际工作(或者更广泛地说，体力劳动)和公共行动主义。一个孩子可以通过收集柴火、在工厂工作、教农民阅读或分发反宗教文学来对社会有用。然而，他不可能坐在教室里读书或解决数学问题，从而对社会有用。
于是，共青团同舒尔金合作，推进舒尔金的项目法。
综合技术教育大会(1930年初夏召开)的一项决定极大地鼓励了项目运动，该决定甚至将小学与邻近的工厂、集体农场和公用事业联系起来。这是共青团长期以来所提倡的一项措施，它的意思是，工厂或其他企业将成为学校的主要赞助人，为学校提供物质支持，向学生介绍生产过程，在年龄较大的孩子的情况下，实际使用他们的劳动像往常一样，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区的学校，这些学校将与工厂联系起来，这些学校从此被称为“工厂7年制学校”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青年组织继续组织“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而且规模比以前更大。舒尔金（启蒙委员会的激进教育理论家，同共青团合作）并没有像更激进的分子要求以这些运动来取代学校，但是他仍然大力推进各年龄的学生参与政治运动、集体农庄和工厂的工作。综合技术教育大会(1930年初夏召开)的一项决定极大地鼓励了项目运动，该决定甚至将小学与邻近的工厂、集体农场和公用事业联系起来，这些学校将与工厂联系起来，这些学校从此被称为“工厂7年制学校”。到1930年下半年，所有类型的学校都被要求依附于企业。新方法给教师、课堂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获得留下了很少的空间。
工厂并不欢迎这样的决定，他们认为这些初学者妨碍了生产。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提供材料或设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初中学生通过拆除废弃教堂的圣像来练习劳动技能。共青团在教育上的激进理念没有得到支持，实际上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首先就是教育和劳动的问题，教育和劳动相结合，但是教育不能直接等同于劳动，劳动不能直接替代教育，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教育初步发展的情况下，如果学生是大部分劳动，那么实际上学习的东西很少，作为预备军，首要目的是教育，过于强调劳动到和工厂实际脱节，工厂并不欢迎什么都不懂的初学者破坏生产，那么共青团强调的只能是学生先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这反而阻碍了通过教育快速投入生产的目标，这一点从共青团的另一个培养目标-学生在工厂位置中的个人兴趣，而非工厂的现实需要，这又与一五计划脱节了。这样的教育运动有助于工农本身向上流动，但是不符合生产实际注定了它不能长久。
1928年10月，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废除普通中学的上层，改组为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共青团的计划不止如此，他要求为8至14岁的儿童提供一所7年的基础普通学校，然后为15岁以上的儿童提供各种类型的职业学校，这所7年制学校的毕业生当然不能直接接受高等教育，工程师学生应该从职业学校毕业并至少有两到三年全职工作的年轻工人中招聘。
这一计划遭到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启蒙委员会的反对，启蒙委员会和共青团展开了争执，对各省资料的选择性调查显示，确实有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中，但力量的平衡因地而异。在北高加索地区，拥有完善的中等教育体系，启蒙委员会彻底击败了当地的共青团。到了1929年6月，启蒙委员会的观点占了上风，因为在一系列地方会议中，共青团的观点一次也没有被接受。由于中央委员会直到1929年11月仍明确承诺保留现有的中学，因此大多数地方党委在公开声明中采取同样的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共青团虽然对启蒙委员会的挑战没有成功，但是他们成为了扫盲的主力军。扫盲“文化运动”本应以准军事化的方式进行，不仅针对扫盲，而且针对迄今未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教育官僚主义。成人教育，包括识字教育，属于地方教育部门的管辖范围。这些部门是当地苏维埃机构的一部分，有任命的官员，被共青团视为典型的官僚组织。作为另一种组织形式，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最初提议恢复普选产生的“教育苏维埃”和“教育参谋部”。这是在临时基础上建立的，如果可能的话，是在当地党委的赞助下建立的，目的是招募志愿者进行扫盲教学，并通过征求居民的自愿捐款和工会、合作社和工业企业等当地组织的补贴来筹集资金。
共青团的教育资金来源并不是中央（同资金充裕的启蒙委员会和国民经济委员会相反），他们发动群众，筹集资金（捐款和地方贷款）从当地组织和招募志愿者劳动（大多数是工农技术人员和中学生、家庭主妇和苏联雇员）。把扫盲的费用弄从12-17卢布降至3卢布。共青团表明了在不增加中央教育预算的情况下可以做多少事情。共青团的方法将成为在文化领域执行紧急任务的“普遍方法”- -不仅是扫盲运动，而且还有农艺和技术扫盲运动、幼儿园、图书馆和普及初级教育。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已经表明了它对扫盲运动的兴趣，宣布了一项“扫盲运动”，动员共青团员和其他志愿者教文盲读书写字。就像许多共青团在教育方面的事业一样，这一事业暗示着对启蒙委员部的国家公学的“官僚主义”方法和未能取得成果的批评。
扫盲运动的一大成功是农民的教育问题，从1926年的人口普查到1939年的人口普查，苏联的城市人口增长了近3000万，主要是由于农民迁移，很明显，农民进入劳动力大军的现象需要新的农村教育政策。如果大批年轻农民要向上流动，如果集体化要增加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对技能的需求，那么农民人口必须识字，所有年轻农民至少应该接受初等教育。第十六次党代会决定，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等教育是党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战斗任务，大会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在扫除成人文盲和普及初等教育方面实现100%的目标。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中学的学生人数有了惊人的增长(从1927/28年的不到50万增加到1932/3351年的200多万);到了1931年至1932年，几乎所有这些学校都有了“集体青年学校”的正式名称，理论上，它们提供高度专业化的农业培训课程。然而，事实上，它们仍然是普通的教育学校，其毕业生和过去一样，主要在农村从事白领工作或继续深造。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迫切需要熟练的人才，他们被迫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技能，主要是通过培训年轻的成年农民，这些农民在小学只读了几年就从普通教育系统辍学了。
新的集体农庄首先也是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拖拉机司机和机械师(尽管这一需求在几年内变得非常迫切)，而是会计。中央政府似乎的确是措手不及，因为1929年秋天，国家计划甚至没有把会计列入集体农庄需要的技术工人的范畴，然而，没有他们，新的集体实际上无法运作:1930年初，财政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承认，集体农庄的财务状况处于“灾难性状态”，集体农庄管理部门无法计算每个成员的劳动收入。集体工厂、红军、苏联贸易雇员联盟和启蒙委员会都接到了紧急指令：立即派遣会计，并在年底前为集体农庄工作培训一个更大的团队。仅共青团就提供了2万名会计，一半在城镇招募，一半在农村招募;它还必须再找10万名共青团人为个别集体农庄旅担任会计员。
农民的课程多是临时的，大多数只持续几个月，有时只有几天，传授的技能也很少。然而，培训的不足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部分农村青年人口正在获得基本技能并将其付诸实践。 1930年7月25日，根据第十六届党代会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指示，从下一学年(1930/31年)开始，农村的三年初等教育将成为义务教育。在城镇，四年的小学教育已经是常态，从明年开始，五年级将成为义务教育，六年级和九年级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成为义务教育。 在农村，从事识字教育的潜在志愿者比城镇要少。这一不足部分是通过引入城市共青团和度假学生等外部志愿者来弥补的。但乡村教师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负担。71%的教师也在扫盲学校任教;布布诺夫在1930年说，教师平均“把30%的工作时间花在(正规)学校，70%的工作时间花在学校以外”(尽管扫盲教学只是教师被要求履行的无偿额外职责之一)。 扫盲运动中，很多情况下是互帮互助，老师仅比学生知道多一些，1930年，在坦波夫地区，16942名扫盲教师中有14860名是农民，正如其中一人所说，他们不是“识字能力很强”，而是“教同志，把他们自己知道的东西传给学生”，在小学里，高年级学生有时担任低年级学生的老师。当然，从1930年起，农村正规教师的人数迅速增加，青年教师和共青团成员在整个职业中的比例也迅速增加。在1927/28至1932/33年间，苏联农村学校(小学和中学)的教师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增加了23万多人。新教师与老教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年轻程度和共青团成员的身份，1931年至1933年间，50,000名共青团员被动员到学校教书;到1936年，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小学教师是共青团成员（虽然缺乏正式教师资格）。到1936年，28岁以下的教师占全部教师的40%——教师职业主要由“苏联青年组成，这证明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和奉献”。
共青团的运动在一五计划是十分有积极意义的，同样我们必须注意到他的激进理论在政治上收到了党的否定，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的教育高潮在一五计划后就开始回落了，下一章我们将讲述他的成果和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