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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本文件译自 http://bannedthought.net/Vietnam/ForeignCriticism/Vietnam-Miscarriage-1979.doc 。
[ 该有先见之明且重要的未署名文章发表于《革命》杂志第 4 卷第 7 至 8 号， 1979 年 7 月 /8 月，由美国革命共产党出版。它未（据我们所知）重印或被其他网站提供。本文附带有一些照片剪辑，但这里未包括。（它们的复制质量相当差。） ]
十五年来，越南一直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风暴中心。它使美国资产阶级屈服，并引起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支持和同情。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失败给美帝国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物理打击。因此，无论在战胜美帝国主义后越南发生了什么，越南发动的解放战争都是历史性的进步斗争。
但越南确实发生了一些事，一些非常坏的事。领导抗击法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许多人中止了越南人民的革命。成为苏联走卒的现实取代了独立的目标；阶级剥削继续存在的现实粉碎了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希望。
印度支那人民争取解放的战争展示了革命暴力如何克服反革命暴力。它显示了反对帝国主义者们发动的侵略和征服战争的正义的解放战争的力量和效力。越南数十年的斗争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民群众发动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战争的革命潜力和力量，并表明这一潜力确实是削弱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极重要因素。
印度支那人民的解放战争成为美国内部的巨大力量。它使数百万人与自己的统治阶级斗争。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有意识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它有助于推动新的革命组织在美国的形成，其中包括发展为美国革命共产党的组织。美国人民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斗争动摇了资产阶级的权力堡垒。当资产阶级看到“敌人的旗帜”被带到反战示威中并目睹自己血腥的帝国主义旗帜在无数场合被欢乐地焚毁时，他们充满愤怒和沮丧。
然而，今天，曾经是解放军的越南军队已经成为柬埔寨的侵略和占领军。在过去的四年半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大举进入越南，用他们的爪子勒紧越南人民的脖子并将他们拖入他们的超级大国战争集团。1978年6月，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苏联经济控制其东欧卫星国和古巴的工具。1978年11月，黎笋、范文同和其他越南领导人前往莫斯科，他们与苏联签订了“友谊与合作”的条约——其核心是军事联盟与合作。自对美战争结束以来，苏联向越南投入了大量武器，以及数千名顾问和技术人员。越南已经成为苏联渗透该地区的重要角色，这一角色合宜地对应于越南领导人成为东南亚“大国”的雄心。
越南与苏联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关系日益紧密。被派往邻国柬埔寨掠夺以建立亲河内和亲苏联的傀儡政权的苏联武装和资助的军队是这一新殖民主义关系的主要的和最明显的例子。但是其他事实，无论大小，都指向同一点。
西贡沦陷后，越南和苏联达成了一项经济协议，规定苏联参与越南未来的经济计划。苏联人并没有为他们的“慷慨”支付苛刻的报酬。过去的几个月里，苏联技术人员被安置在美国在岘港建立的基地，以维护和为苏联远程侦察机加油。3月，几百名苏联海事工人和专家到达越南，在金兰湾，美国的数十亿美元的前海军港口工作，他们正处于将其转变成苏联海军设施的第一步。此外，苏联在老挝建造了两个电子窃听综合体，并在柬埔寨建立了雷达跟踪系统。难怪勃列日涅夫集团将越南描述为东南亚极其重要的“前哨基地”。[1]
但是，为了他们的新霸主的工作不止如此。为了努力吸引其他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中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加入苏联网络，越南领导人采取了谴责这些国家的解放斗争的行动，尤其是那些在越南与中国的争执中并未站在越南一边的团体，尽管并非所有这些团体都完全赞同中国修正主义者。今年1月，越南控制的老挝人民革命党，明显被越南支持，如果没有被怂恿，据报道，向泰国共产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放弃在老挝长期建立的避难所。去年，越南总理范文同在访问东盟国家期间，向在马来西亚反共叛乱中阵亡的反动政府军敬礼，并公开放弃援助马来西亚共产党，越南随后谴责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河内的公共广播电台攻击了菲律宾新人民军，菲律宾共产党的军事部门，称其为“非法的极端主义组织”，并称其革命工作“增加了其在菲律宾的颠覆活动。”[2]
越南出了什么问题？为何它从发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滑向发动对柬埔寨的反动战争？这个曾激励了数百万人民的国家，现在怎么在如此众多的人中引起厌恶和犬儒主义呢？
一、越南革命的本质
与中国一样，越南的革命必须是两阶段的革命。第一阶段，毛泽东描述的被压迫被殖民国家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封建，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历史的这一刻，既维持封建（或半封建）生产关系又阻止越南这样的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力量是帝国主义。因此，尽管革命的这一阶段在社会性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但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它必须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者。此外，毛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但为社会主义扫清了更广阔的道路。因此，正如毛泽东继列宁和斯大林后指出，中国，自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和由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全球六分之一土地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3]这就是 “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即 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在越南反法战争于1954年胜利之后的几年中，世界革命力量的具体组合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主义的出现以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越南以及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奠定了世界舞台和条件。现在，由赫鲁晓夫集团领导的苏联修正主义政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被反革命力量击败，为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提出了重要的新问题和新条件。
就像早先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分界线是承认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拒绝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以及支持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现在，毛泽东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力量的暴露和攻击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已成为世界各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面临的决定性问题。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历史性斗争极大地影响了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进程和背景。向帝国主义屈服的问题不仅是与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而且这场斗争进一步揭示和理解在这些国家向革命斗争的第二阶段过渡的性质和困难。社会主义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并走向共产主义的时期。
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阶段的经验时，毛泽东在1937年写道：
“…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4]
越南和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涉及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并且有许多陷阱和障碍。因为斗争必须经过争取民族解放的第一阶段，并且因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设法团结全国各个部门，包括为这一目标而战的许多资本主义分子。从民族利益（实际上是国家的资本家），而不是从工人阶级（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全球各地的剥削和压迫、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自发拉力。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首先是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后来又以彻底的修正主义出现，感染并最终导致越南革命的领导层落入了死胡同——结果，革命的第一阶段甚至都没有完成，越南沦为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自愿的武器。
1970年代，随着在中国与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再次加剧，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一分析的意义和适用性远远超出了中国革命。[5] 这些资产阶级力量中的许多人在某一时刻，尤其是在夺取国家政权和资产阶级民主化斗争的完成之前，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一旦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在这个阶段它发展得更加深入时，他们就反对革命，反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资深的共产党员，虽然职位很高，但实际上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深化，他们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事实证明，这些人从本质上讲是资产阶级革命者，他们在组织上而不是意识形态上加入共产党。他们未能跳出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从这种角度看中国革命。对他们来说，斗争的最终目的不是让群众从所有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尽管他们偶尔会说这样的话），而是中国从一个陷入封建生产关系的落后国家向现代的、强大的和比得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的转变，并投射他们的形象。他们在资本家的技术面前低头，并为中国设想了一个类似的未来，无论哪个阶级掌权。（当然，这种资产阶级观点的谬误可以从今天中国的结果看出，距走资派夺取政权仅有三年。）
然而，中国和越南之间存在差异。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无法夺取政权并控制党，直到毛死后。革命路线整体主导党直到那时。在越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走资派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从未遇到过党的最高层的重大反对，至少没有代表了严峻挑战的反对。
在越南，革命领导主要来自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讨厌帝国主义统治自己的国家，并且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像胡志明 一样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越南人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世界分为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革命阵营。印度支那人民在法国殖民主义的束缚下受苦。在与之抗争的斗争中崛起的革命者被磁铁之力吸引，吸引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光明灯塔，这是唯一一个彻底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斗争的政治运动。1960年，胡志明写了一篇题为《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道路》的文章，文中他回忆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在巴黎做工……我常常散发传单，控诉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罪行。那时候，我仅是出于自发的感情而支持十月革命。我还没有完全懂得它的重大历史意义。我敬爱列宁，因为列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解放了本国人民。在这以前，我从没有读过列宁的著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会之行中，可以看出胡的资产阶级幻想和眼界，在那次会议上，他试图恳求威尔逊听取他为越南解放所作的以美国总统自己的十四点为蓝本的八点计划。 胡被毫不客气地送出门。 胡继续解释：
“我参加法国社会党，只是由于那些‘先生和女士们’（那时候，我是这样称呼我的同志的）同情我，同情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至于什么是党，什么是工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还不知道。”
在继续描述他在社会党内部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的支持者与以列宁为首的新的第三国际的支持者之间的斗争中何去何从时，胡接着说：
“我最需要知道的，然而也是人们没有在会上讨论的问题是：哪个国际维护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权利呢？……
“起初，正是由于爱国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引导我信仰列宁、信仰第三国际的。我在斗争中，一边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一边做实际工作，逐渐地懂得：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够把被压迫民族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从奴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但是，正如越南革命的过程所表明的那样，胡和其他领导人从未真正完成跨越——肯定是不彻底也不完全——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组织上，胡成为共产党员，但在思想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留在凡尔赛宫。
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采用“列宁主义组织”的形式并不能使你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无非是称自己为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并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实验室使您成为一体。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活着的科学，必须适用于任何社会的具体条件，并且必须在斗争中发展，但是仍然要按照某些普遍原则进行运作。确实，在某个阶段和某些条件下是革命者的人可以在另一阶段和不同条件下变成反革命者。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个人或政治运动中并不以某种纯粹的提炼形式存在。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等其他观点或意识形态相矛盾。问题是哪一个是主要的，在任何给定时间总体上代表革命者的眼界。对于越南革命和该革命斗争的领导人而言，要考察他们长期以来的政治路线和实践——特别是在决定性的关头，无产阶级路线还是资产阶级路线的问题是最尖锐和最关键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了上风，这是主要的。本质上，在与帝国主义统治作斗争的条件下，他们仍然是革命民族主义者。但是在某个时刻（战胜美国之后），他们转向其对立面——他们成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民族主义工具和直截了当的反革命分子。
正如鲍勃·阿瓦基安同志在他最近的著作《毛泽东的不朽贡献》（该书概括了对中国反革命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
“今天在许多尚未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尚未完成民主革命的国家中，这是否已不是一种普遍现象？有许多人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不是那种人而且（最多）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阿瓦基安继续解释，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目标是克服他们国家的落后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几乎完全的扼杀。因此，他们转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将其国家转变为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效、最快捷的手段。
他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的经验：
“……已经清楚地表明，尽管在结束殖民（包括新殖民主义的）统治的斗争中胜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推进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然后继续在社会主义阶段前进是更为困难的——即使在斗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情况下，这也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运动中最绝大部分中，即使是由宣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领导的运动，也没有前进到社会主义，因此实际上，他们甚至未能从帝国主义赢得完全的解放，而是落入了一个或另一个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之下——一般是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在此期间）。”
对于越南革命的领导人来说，他们的民族主义将他们引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表面，隐藏着机会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实质。对胡志明和越南党的其他领导人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一门活着的科学，人类完全解放的最终目标的指南。而是一个虚构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彩袋，主要是有组织的，可以用来促进自己的民族主义目标。实际上，胡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很多次：
“在我国和中国，流传着关于装有神机妙计的‘锦囊’的故事，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锦囊，便立即找到解决的办法。对我们革命者，对越南人民来说，列宁主义不但是神奇的‘锦囊’，不但是指南针，而且是照亮我们走向最后胜利、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的太阳。”
尽管有时他们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角度表达了最后的胜利，但他们的彩袋方式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他们对他们所走的道路视而不见。
列宁指出，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即未能渗透到事物的矛盾本质的实质，并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看到其主要方面，或者试图调和两个互斥的事物，是以机会主义方式伪造马克思主义，“最容易欺骗群众。”“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折衷主义与实用主义密不可分，是越南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征。这可以从对他们对革命两个阶段之间关系的路线的审查中看出，特别是在他们对统一战线中党的作用的看法中；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党内围绕团结与斗争的路线和行动中；他们的军事路线和战略；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的性质中。
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越南党成立于1930年，当时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简称“印支共”，1951年更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年更名为越南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越南党经历了早期的难产和成长阶段，帝国主义势力再次开始相互斗争，迫使世界重新划分。战争条件，占领东南亚的日本人的失败以及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的暂时崩溃，在1945年为越南人提供了党史上所说的“黄金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 通过新组建的越南解放军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以及北方的人民起义，民族解放军得以进入北方的临时权力真空，并于1945年9月2日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是，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一个实力已衰弱但同样坚决的帝国主义法国几乎立即采取行动，重新建立了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1945年到1954年，越南人民对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了英勇而成功的抵抗战争。
越南与法国殖民主义斗争的首要问题和任务之一是如何使最广泛的人民团结起来与共同敌人斗争。
成立时，印支共对越南的局势做出了大致正确的评估：
“首先，我们党认为越南是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农业占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外国帝国主义者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我们的人民。农民约占人口的90％。由于这些原因，在越南必须解决两个基本矛盾：第一，越南人民与夺走他们国家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第二，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应全力集中解决的根本矛盾，是越南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依靠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我们的国家。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依靠他们的保护来维护其利益和特权。因此，为越南革命设定了两项任务：
“一、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者并赢得民族独立——它的反帝国主义任务。
“二、推翻封建的地主阶级，进行土地改革，并实施‘耕者有其田’这一口号——它的反封建任务。
“这两项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分开：要赶走帝国主义，必须推翻封建地主。反之，要推翻封建地主，就必须赶走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是人民民主民族革命的两个主要目标，是要推翻的两个主要敌人，但更重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因此，[党]必须集结一切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力量，并实行广泛的民族联盟政策。”
然而，1936年，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略（在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确立）的影响，印支共改变了其近期计划，并扩大了加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
尽管反德国法西斯的斗争的焦点在半个地球之外，并且在越南几乎没有直接意义，而距日本法西斯占领印度支那的举动还有数年之遥，但印支共还是放弃了独立斗争，将自己适应于在越南成立反对日本的人民阵线。为此，胡志明宣布：
“一、在这个时候，党不可以提出过高的要求（民族独立、议会等），如果这样就会陷入日本法西斯的圈套。只可要求各民主自由权：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新闻和言论自由、释放全体政治犯，为党获得合法的活动而斗争。
“二、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努力组织广泛的民族民主战线。这个战线不仅是印度支那人，而且是连在印度支那的进步的法国人也包括在内，不仅是劳动人民，而且是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
“五、为了发展和巩固力量，扩大影响和使工作有效果，印度支那民主战线必须和法国人民阵线取得密切的联系，因为该阵线也是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并且可以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
“六、党不可要求战线必须承认它的领导权，党必须表示出自己是最能牺牲、最活跃、最忠诚的一个部分。只有通过日常的斗争和工作，广大群众承认党的正确政策和领导能力，那么，党才能争取到领导的地位。
“七、要实现以上任务，党必须对宗派、狭隘等思想作不调和的斗争，必须有系统地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提高党员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必须帮助提高无党派干部的水平，必须和法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
1936年夏，印支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暂时搁置”口号“推翻法帝国主义”，并着手组织印度支那反帝人民阵线。但是根据一部党史，“这种组织形式无法在印度支那分裂法国人的队伍，不能孤立激进的法国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动殖民主义者。因此，印度支那反帝人民阵线随后改为印度支那民主阵线。”
撇开共产国际所设想的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普遍适用性问题，至少可以说，该党放弃其对民族独立的要求的决定是非常可疑的。
尽管党后来批评自己“过于保留以至于不能宣布其在民族独立问题上的立场”，但该决定反映了党对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的概念和对帝国主义敌人的本质及与其相关的任务的理解。胡志明对共产国际方针的热心很可能受他多年来在印度支那担任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角色所影响。还应该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个人民阵线时期，全世界共产党的许多弱点和修正主义倾向才开始急剧显现。
1936年6月的党代表大会甚至区分了“超级帝国主义者和反法西斯帝国主义者。” 这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许多共产党为在它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和“最反动”派之间划清界限而做出的同样努力，基于此制定他们的策略。
至于越南人，胡和印支共在这一点上的立场，特别是围绕该党在统一战线上的作用（未能在独立性问题上宣布自己的立场，必须是“最忠诚的……和真诚的分子”，但忠于什么，对什么真诚；以及未能在自己的路线和纲领与试图正确地团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和纲领之间进行真正的区分）反映了以后将更强的趋势。从政治上讲，它代表着某种实用主义，上面引用的整个表述，包括劝告“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际上却没有对情况进行严格而透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泄露了他们的折衷主义。必须要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指示是否与党的干部、群众和其他一些民族主义势力之间强烈反对要求与殖民主义大师团结一致的方针这一事实无关，即学习“马克思主义”以证明机会主义是正当的。
同样在这一时期，由于殖民关系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共产国际将对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监督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移交给了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的热情不容质疑，即使其动机是出于促进法国殖民主义在越南的统一。
随着1939年战争的爆发和法国在入侵的德国军队之前的瓦解以及1940年合作的维希政府的建立，由维希官方代表让德句上将率领的法国殖民政府在印度支那安定下来，法国控制该地区，与日本达成便利的安排。
1941年，一个新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即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目的是“团结所有爱国者，不分财富、年龄、性别、宗教或政治观点，以便他们可以为解放我们的人民和拯救我们的国家而共同努力。” 越盟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武装宣传和游击斗争，并成功地在中国边界北部的北柏波地区（Pac Bo region）划出了解放区。
到1944年，在胡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武元甲的指挥下，当地的游击队被整合到解放军的雏形中。当法国成为盟友后，日本人突然攻击法国殖民主义者并囚禁了大部分殖民地军事和行政领导人时，越南人抓住了机会。胡于1945年8月发出要求全面起义的呼吁，越南军队进军河内。1945年9月2日，新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巴亭广场举行的50万人聚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
北方政府成立了，在斗争的那个阶段正确地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其中包括许多公开的非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势力。但是，通常很难区分这些势力的观点和胡志明本人的观点。
在胡写的宣告越南独立的宣言中，他模仿了《美国独立宣言》和1791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空洞话。
“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应享有天赋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天赋人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而且人类应该时时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胡谴责法国资产阶级践踏自己的原则：
“可是，八十多年来法国殖民主义者却利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来侵略我们的国家，压迫我们的同胞，他们的行为完全违反了人道和正义。”
这些关于人的权利的宣言，即使是在被写成的时候，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崛起的努力，其目的是召集周围劳动人民群众与英国和法国的王制斗争。早在1878年，恩格斯就蔑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关于人的权利的宣言：
“……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即使在与资产阶级势力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把这种资产阶级的欺骗推向前，这有什么意义呢？他明显地企图“揭露”法国资产阶级未能达到“自己的标准”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不是与法国资产阶级和好（并顺应越南民族资产阶级的话），这意味着如果他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那么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撇开该宣言是否是谴责法帝国主义者、暴露帝国主义本质的时候或地点的问题，事实是胡做得恰恰相反。他掩盖并模糊了帝国主义敌人的性质。在越南革命的这个紧要关头，他揭示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他本人和党的视野中的程度，并展示了他们距离把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交给本国的民主革命还有多远。这不仅是吹毛求疵的问题，而且在行动中也得到了证实。
当然，法帝国主义者对胡和印支共的这些资产阶级自命不凡一点也不印象深刻，正如胡后来表示愿意让越南留在法兰西联盟和印度支那联邦，他们决心重申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法国占领军向河内进军，尽管进行了数月谈判，但很快就很清楚，越南独立的唯一途径是武装斗争。到1946年底，敌对行动爆发。新政府和党的领导层从河内撤回农村，开始了解放战争的另一阶段，以驱逐殖民地霸主。越南领导人再次采取行动，扩大了对法国的统一战线。官方党史说：“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全体越南人民在捍卫民族独立和统一，捍卫和发展八月革命的成果的坚决斗争中崛起。”
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第一步很奇怪：他们正式解散了党。只剩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这一举动显然至少有一些异议和争议，因为到1951年2月越南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胡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辩称：
“当时党不能犹豫：犹豫意味着失败。党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并采取措施，甚至是痛苦的决定，以挽救局势。最大的担忧是党宣布自愿解散。但实际上，它进入了地下。
“尽管在地下，党仍继续领导政府和人民。
“我们认识到党宣布解散（实际撤入地下）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这一段胡的演讲的摘录摘自修正主义美国共产党的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他的作品集，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其准确性。但是越南共产党内部以后一定进行了一些评估，认为这实际上不是一项“好的措施”，或者至少不是他们在试图宣布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时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在1977年河内版的胡的选集中，这整个部分都被排除在演讲之外。没有省略号，没有解释的脚注。关于解散党的所有提法都被简单地删除了。
这不仅是“考据”的一种做法，也不意味着该党实际上已经解散。显然不是，至少不是完全。党的文件断然声明，实际上党并没有解散，而是转入地下。党的领导人的确继续领导解放战争。党的机构，至少在某些层面上，继续发挥作用；当然，在最高级别上，党的机构继续定期开会。实际上，1946年至1951年这段被解散的时期显然招募了许多人。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它对斗争的性质、党的任务及其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反映了什么政治理解，使他们感到有必要宣布该党已经解散，即使有必要进入地下吗？在修正主义者白劳德领导下的美国共产党也于1944年解散了几个月，尽管某种形式的党组织继续发挥作用。这一行动代表了修正主义的观点和政治路线。
该党当时面临的条件是困难的。法国军队占领了该国南部，并向北部的河内进军。1945年，国民党的几个师以盟军的名义伪装接受日本投降，他们进入该国北部，尽管他们同意将控制权移交给返回的法国人，但他们一直在忙于掠夺和抢劫。国民党领导人希望粉碎印支共并消除它在中国境内爆发的内战中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任何可能的联盟或相互行动。党的规模很小，在1945年只有大约5,000名党员。
但是这种解散手段是要愚弄法国人还是国民党？几乎不。这是要征服世界舆论吗？要说“这里没有人，除了我们民族主义者”？这本身就是揭示。当然，问题不在于地下化原则上是否不正确，许多政党面对不利的条件，都面临着秘密运作的必要性，但即便如此，这些政党也试图找到途径，进行非法的秘密共产主义鼓动和宣传。但是，在革命力量有相对行动自由的农村根据地的斗争范围内，暗示外国军队的存在而完全消除党的公开形象（即使大多数党员对党籍保密），这不是理由，或者说是一个错误的理由。
这一举动很可能是针对其他民族主义势力的，是试图团结更广泛的反法国势力，他们在统一战线中与共产主义者建立组织联系方面很不高兴。这在胡关于需要“时间逐步巩固人民力量和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的声明中被暗示。但是，这种在爱国斗争中实现团结的务实方法，除了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外，唯一的实质就是保证那些试图将斗争限制在民族主义范围内的势力的政治不受挑战。在某些方面，他们与古巴革命中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路线很相似：以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参加反帝国主义战争，在此基础上赢得民众的支持，然后在他们被公认为领导人和得到群众支持之后宣布他们也是“共产主义者”——而实际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在此期间，越南劳动党（简称“越劳”）领导层在与越南南部的美国战争中所采取的方法与此类似。每个人都熟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解阵”），其中正确地包括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所有阶级的越南人。但是，尽管在越劳和民解阵的文件中偶尔提到了它，但鲜有人听说过越南南部的人民革命党（简称“人革”）。它成立于1962年，据说是南方的一个独立政党，领导着民解阵。当然，人革的组织领导层（在越劳的指导下）确实领导了南方的斗争。但关键是，无论是独立机构还是分支机构，人革的作用都被低估了，它的领导力是通过斗争的组织而不是政治路线来进行的——通过其共产主义的鼓动和宣传指出了当前斗争之外的方向，以及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描绘了通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
这绝不意味着党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主要任务本应是“为社会主义而战”，如托洛茨基派断言。这也不意味着民族斗争应该从属于阶级斗争。即使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也有责任在统一战线中在政治和组织上发挥独立的作用，而不是在任何一个领域屈服于资产阶级。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上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后来，在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中，越劳文献确实谈到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作用以及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从阶级立场看，所有问题与战线方针有关……单方面的团结，没有斗争，在实践中导致团结的破坏和战线的清算。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进行一场有原则的斗争，即以共同的政治纲领为基础并旨在执行这一原则的斗争，而不是打破团结和削弱战线，那将是唯一可以加强团结和巩固战线的斗争。”
然而，在对法国人的战争的第一部分（1946-51年）中，越劳的做法是正式解散该党，而党的鼓动和宣传仅限于斗争的民族目标，与后来这些表述截然不同。甚至在那时，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当该党规模更大，而且显然是无可争辩地领导斗争时，他们的途径仍然是统一战线的阶段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与革命中公开宣称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有“原则性的” 政治分歧，不是围绕斗争的最终目标，而是围绕修正主义的观点，即如何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来最好地发展国家。（见下文第五节。）尽管对统一战线和党的爱国主义任务进行了很多讨论，但对这一时期社会发展过程和阶级力量之间或党的各种任务之间的真正关系并没有一个整体认识。
三、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团结
经过九年持久而英勇的斗争，越南人击败了法国，并结束了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主义。但是越南人现在面临着试图将其爪子勒在他们的脖子上的新的帝国主义秃鹰。美国资助了法国80％的战争费用，并决心进军法国停战的地方。
越南和法国之间签署的《日内瓦协定》规定该国临时分裂，并于1956年举行统一该国的选举。（对这些论点的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美国已经开始为了巩固自己在南方的立足点，建立了其可信赖的血腥的吴廷琰（他以前以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合作而闻名）傀儡政权。
党和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执行的当前的任务，是为人民确保足够的食物和他们的被战争蹂躏的土地的基本重建：通讯和交通的恢复，重新建立基础产业等。到1957年，这项任务已经完成，包括土地改革，重建对农业至关重要的堤防等。他们现在面临着应遵循何种方针的决定。正如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长征所说：“……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我们应该等待国家统一吗？……我们党的答案是不。”另一方面，很明显，将美帝国主义赶出越南并完成民主革命仍然是党和人民面临的重大任务。
问题是：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任务与南方的解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且，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什么。这些问题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将来临的巨大风暴的背景下进行辩论和决定，并在未来几年内开启。这将对越南革命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1956年，赫鲁晓夫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拖回资本主义的进程。他宣称，前进到共产主义的关键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创造财富和富足，这将为共产主义提供物质基础。他吹捧在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消灭的理论，同时他与党和国家机器的新资产阶级摧毁工人阶级统治的形式，使人民群众成为利润的奴隶，并向他们提供一碗土豆炖牛肉作为补偿。
在国际上，赫鲁晓夫和苏联修正主义者提出了“三和”的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和平共处。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现代化者”，不再需要对资本家进行暴力革命。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战争再也不会不可避免。赫鲁晓夫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已经变得如此合理，事实上，所有战争，包括为从帝国主义中解放民族而发动的战争，都可以而且应该被阻止。此外，对于这些新的修正主义者而言，“和平共处”的含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应与帝国主义者进行“全面合作”，使之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加上帝国主义现在愿意与社会主义合作的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就其不断增强的力量的本质而言，将通过和平竞赛击败帝国主义。实际上，不仅没有必要进行暴力革命，而且肯定是危险的。因为根据赫鲁晓夫集团的说法，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例如在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可能引发一场“世界大火”，最终可能导致核大屠杀。
1960年8月《真理报》发表的社论很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逻辑、苏联的国际路线及其“社会主义”标签背后的联系：
“如果人们事先知道战争的龙卷风会破坏所有劳动成果，那为什么要构造、建造、创造呢？”
赫鲁晓夫着手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他腐朽的修正主义背后。他遇到了来自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者的无产阶级抵抗的铁墙。（对于历史斗争的更详细的分析见1979年6月发行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1956-1963》）。
“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
“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
他们揭露赫鲁晓夫路线的最终结果：与美帝国主义协作和调解。
“……他们所谈的‘和平’，完全局限于为帝国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接受的‘’和平’，是企图降低各国人民的革命水准，使各国人民失却革命的斗志。”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场斗争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划出了鲜明的界限。越南人试图跨越这条线。但是他们不能。他们的中间路线和“锦囊”折衷主义无法掩盖，危急关头时，越南劳动党中的修正主义战胜了马克思主义。
最早的迹象出现在1957年，当时他们决定将北方的重建列为重中之重，反对继续进行解放南方的斗争，并在此期间着重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苏之间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使他们的计划陷于不合时宜和非常不幸的境地。
在制定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计划时，很明显，他们将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但是中国不仅反对他们制定的计划，而且也无法提供越南领导人要求的那种援助。另一方面，越劳内当然也有一些人强烈反对公开站在苏联一边反对中国，即使是占主导地位的亲苏修正主义势力也认为公开反对中国的路线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对于苏联支持的可靠性，肯定有些犹豫和缺乏信心。
这种情绪只可能被赫鲁晓夫的1957年初建议提高，即联合国既承认北越又承认南越。这种向南越出卖和抛售越南人的企图，引起了胡志明和党的领导人的强烈和愤怒的反应。赫鲁晓夫被迫迅速撤回他的建议。但这并没有使越南领导人偏离他们所计划的路线。
特别是在公开场合，胡和其他越南领导人开始扮演伟大的和解者的角色，主张“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团结起来”，并刻意拒绝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采取公开立场。直到1964年，在革命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变得绝对清晰和不可更改后，胡志明在法国日报《世界报》的一次采访中说：“革命党派之间的此类争端始终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他在1969年的遗嘱中说：“我坚信各兄弟党和各兄弟国家必将团结起来。”
越南方式的典型代表是1960年他们在罗马尼亚的党代表大会上的作用，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政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赫鲁晓夫利用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恶性攻击。当中国抨击苏联的修正主义“和平共处”路线时，越劳政治局委员黎笋谨慎地避免了这一基本问题，发表了棉花糖演讲，但未能超越越南和罗马尼亚之间关系的一些平凡细节。1960年12月，在莫斯科的81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胡再次强烈要求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团结起来，并提出要扮演斗争的仲裁者的角色。但是，这场争端是针对基本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可以任意解决的。” 中国代表团一度走出会场——抗议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并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胡也离开会场，不是为了抗议，而是去苏联观光。胡的法国资产阶级传记作家让·拉库尔特在1960年9月举行的越劳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描述了另一独特的场面，并得到了在场其他人的证实：胡笑着牵着苏联和中国代表的手，“在难以置信的外交使团前，请成群的代表团加入一首‘一切放在一起’的副歌。”
值得赞扬的是，尽管与公开的中间路线相吻合，但越劳确实在一年后于莫斯科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拒绝参与苏联策划的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谴责。但与此同时，胡又提出了争取统一的提议，并作为调解人提供服务。
许多人形容胡志明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官、出色的调解人、“中间人”和机敏的政治家，试图使越南摆脱与“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中任何一个的纠缠。“没有什么比这离真理更远，或更多是一种资产阶级分析。其他人则认为越南的立场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面对建设自己国家的必要性以及美国及其南部傀儡政权的威胁，越南人必须避免疏远或损害中国或俄罗斯的支持。但这并不符合逻辑。
显然，越南领导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这样看的。这不是指示他们如果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路线，应该如何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处理这一矛盾的问题。越劳并非是讨论和辩论这个决定性的问题，并采取内部立场来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出于实际和外交原因，决定不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边并攻击苏联修正主义者。恰恰相反。尽管肯定有一些尖锐的斗争和分歧（虽然没有任何官方报道），但他们的中间路线归结为机会主义，归根结底是接受了苏联式修正主义。当他们确实在1960年和1961年多次表达明确立场时，他们站在苏联和主张缓和南方解放斗争的苏联路线一边。
在黎笋（几个月后被任命为越南劳动党总书记）1960年4月初的一次演讲中，主张限制在南方的斗争。
“北方人民永远不会忽略他们尚未解放的一半国家的任务。但是在当前时刻，当存在维持世界持久和平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的世界运动向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可能性时，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在南方指导和限制解决这一问题，解决帝国主义与我国殖民地之间的矛盾。”
他被迫承认这将为南方斗争造成“麻烦”。但是，立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路线，他认为， “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实力占上风：
“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力量比帝国主义力量更强大。在我们国家，北方的社会主义力量也在大力发展。尽管这种形势给南方革命带来了许多麻烦，但优势是根本。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充分、及时地利用社会主义力量的这种优势，帮助南方革命顺利发展。”
一年前，赫鲁晓夫本可以在与尼克松的“厨房辩论”中使用黎笋作为后援。
所有这些背后的论点是，通过保持“和平共处”，南方的吴廷琰政权会崩溃，美国会被迫退出——同时北方可以快速推进它的建设计划：
“如果能够维护和平，美国-吴廷琰集团的积极计划将迅速失败，其极权法西斯政权将迅速瓦解。如果能够维护和平，革命势力将享有必要条件强有力地发展。因此，维护和平是革命口号。”
何时“维护和平”是“革命口号”？列宁认为，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当然，列宁、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者谈到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防止这种特殊战争的爆发。但是民族解放战争、武装叛乱和一般的革命战争呢？为了“维护和平”也要避免这些吗？
当然，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意思。1960年9月1日，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开幕之前，以及南部解放力量的斗争升级导致民族解放阵线形成的前几个月，越南总理范文同在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问题上公开宣布越劳与苏联结盟：
“如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已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他们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能够防止战争，检查帝国主义者血腥的双手，维护和平并从新的世界大战，核战争中拯救人类。”
范文同再次谈到“防止战争”。这恰好是苏联路线的呼应，它表示必须防止一切战争——以便“拯救人类免遭核战争。”范和苏联修正主义者一样， 不区别必须反对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必须支持的革命战争，鉴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如果被压迫国家的人民要赢得解放，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供的越南劳动党在拥抱苏联路线和反对革命路线（其中毛泽东是最优秀的拥护者）方面走了多远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他关于新党章的报告里，黎德寿沉重地抨击“教条主义”。虽然这表面上旨在针对党内“机械研究和应用国外经验”的势力，中国人显然也是攻击的目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已成为赫鲁晓夫及其朋友针对中国的流行语。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没有错。在回应苏联代表穆克希迪诺夫的讲话时，他说：“绝不能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
这些对中国路线的或多或少的公开攻击并与苏联站在一边，标志着早先（以及随后的）中间路线，有趣的是，仅仅在大会开幕前，胡志明飞往莫斯科，在那里他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了一周。尽管没有关于这些讨论的官方报道，但暗示对中国路线的这种攻击可能是赫鲁晓夫要求做出的折衷方案，这似乎并没有过度推测，因为苏联承诺支持在大会上宣布的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
但另一方面，大会标志着对黎笋早期呼吁限制在南方的斗争和声称吴廷琰政权会因其腐烂覆灭的修改。相反，大会对北方的重建与南方的解放之间的关系采取了更加折衷的两点立场：
“在现阶段，越南革命有两项战略任务：
“首先要进行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
“其次，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下解放南方，实现国家统一和全国各地的完整的独立和自由。”
但越南人民军首席指挥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武元甲在大会发言中，明确强调：
“目前，北方经济建设已成为党的中心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减少国防预算和削减军事效能的原因。”
但不足为奇的是，大会还有其他一些措辞似乎在“平衡”或在给出关于南北问题的另一面。武元甲在同一讲话中说：
“……而谈到我们党和平统一的方针，我们许多同志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阴谋；他们根本不明白，虽然我们的政策是维护和平和实现和平统一，我们应该总是准备好应付敌人的任何花招。这是由于我们许多同志对当前世界局势没有全面了解；他们只看到赢得持久和平的可能性，而没有看到仍然存在战争危险。……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帝国主义的阴谋……”
一个论点可以被提出，大会的不同表述反映了越劳内部的路线斗争，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我们许多同志”似乎并不理解或遵循党的“和平统一”的政策。这些论调在他们的折衷主义中是如此“全面”，而且党从前关于“和平共处”的声明，包括大会的一些声明，都明显地反对南方的解放战争，不难想象多少人被弄糊涂了。
无论党的领导人的希望和计划如何，接下来的两年南方的斗争都迅速升级了，这使得几乎不可能不看到美国不会退出，也不会同意某种南方的“中立”计划，将解放力量留在原地，就像他们后来在1962年（错误地）签署了老挝协议一样。为响应不断上升的抵抗运动，民解阵于1960年12月成立，肯尼迪开始将美国对南方的军事干预升级。公开战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开始。
加剧南方战争的现实性和必要性，直面赫鲁晓夫要求越南人努力使一切冷却的坚持。无论越劳领导层希望什么，都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的是，苏联不会为战争提供援助，1963年和1964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转向了由中国共产党最强烈地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黎笋在1963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承认：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寻求通过和平手段实现革命，但无论如何，如果剥削阶级诉诸于对人民的暴力，则应考虑和平与非和平这两种选择，应当牢记向社会主义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12月，他表示要进行更激烈的断裂，并主张暴力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他的讲话印满了中国的《人民日报》的版面。
1963年7月，军队报纸《学习》发表了军事指挥官阮志清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公开推翻了先前的立场：
“我们对美国没有任何幻想。我们不会低估我们的对手——强大而狡猾的美帝国主义。 但是我们不惧怕美国……相反，如果人们惧怕美国，并认为冒犯美国将告失败，而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将引发一场核战争，那么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与美帝国主义妥协并屈服于它。”
在关于北方建设与南方斗争的角色和关系的问题上，有一个确定的变化：
“一个强大的越南北方将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北方强大就可以了，南方的革命运动将自动获得成功……北方建设本身无法替代南越固有的社会矛盾的解决。”
最后，所有人中的黎笋开始警告国际修正主义的危险及其对越劳的影响：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被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尽管人数很少，但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
不幸的是，越南劳动党这种对修正主义的危险的新的澄清和谴责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被勃列日涅夫罢免，尽管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没有根本变化，但这确实标志着一些新发展的开始，例如，最初的行动是从开放和无耻的和解政策以及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转向争论之一。就越南而言，新的苏联老板最担心战争的必然性和俄罗斯自身缺乏支持将使越南更加接近中国，而中国仍然是反对美国侵略的武装斗争的坚定支持者。
1965年2月，美国开始轰炸北方，第二个月，随着第一次大规模部队升级，南方战争的“美国化”开始了。苏联总理科西金同时访问河内，并提出了新的援助承诺，以抵御美国的空中战争和地面部队的升级。强调莫斯科的立场没有根本转变，然而，赫鲁晓夫被允许在1965年8月从流放地公开发言再次警告说，“麻烦始于越南之类的小事，终于灾难。”
越南领导人似乎满足于随着赫鲁晓夫的去世苏联再次一切正常，并迅速消除了他们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攻击。到1966年，他们回到自己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谈话和对苏联发展的赞扬。他们决定修正主义不再是苏联问题的直接动机是新的援助，以及越南意识到苏联将提供他们一些重武器、飞机和火箭以应对他们当时想与美国作战的战争类型。但是，如果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是直接动机，那么根本原因就是它们与苏联路线的根本统一。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担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并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说法成为谬论的斗争，但这只是从影响他们自己的民族斗争的角度出发。这是越南领导人不仅在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将阶级斗争从属于民族斗争，而且把这两种斗争看成是完全相同的最清楚的例子之一。他们决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保持团结，以免民族斗争受到不利影响。
但还比那更深刻。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仅仅是实现其民族解放目标并将越南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最佳形式。这就是工人阶级长期利益的代名词。他们看不到苏联修正主义有什么毛病，因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者所进行的斗争揭露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工人阶级革命目标的放弃和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他们认为团结的破裂对他们实现目标至关重要）的阶级斗争被视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们在党内的团结路线方面也存在同样的资产阶级观点。黎笋在1973年表示：“我们决心‘维护党的团结，就象我们喜欢掌上明珠一样’。党绝不会容忍宗派主义的任何表现，宗派主义是反对革命的最严重的犯罪。”因此，反对革命的最大罪行不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反革命路线，而是破坏党的磐石般的团结的宗派主义！但是，如果修正主义路线在共产党中占主导地位，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必要时设法分裂它。党内缺乏激烈的政治斗争，这是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取得胜利的最确凿的迹象。
越南共产党因缺乏内部政治斗争而臭名昭著。他们所谓的“批评——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将批评的矛头对准干部。你可以引用一页又一页越南领导人多年来一直不愿提及的干部缺点和不足。黎笋说，意识形态团结“通过民主集中制得到了牢固的保证……”但是“……‘意识形态自身无法实现任何事。’必须通过组织将意识形态转变为行动。”是。但是事实是，在党内，就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样，他们把团结的问题置于为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斗争的必要之上。他们对党的最终标准不是其政治路线，而是其组织统一性。对组织统一的需求成为防止争夺正确路线的方法。越南领导人的著作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更不用说集中在党内。因此，对于像中国现在的统治者一样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围绕资产阶级路线的“团结”，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以及与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其工作原理。
毛泽东在1958年指出：
“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
越南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团结一致以及在自己的政党中团结一致的路线，是衡量他们陷入这种停滞不前的修正主义的程度的尺度。他们此时围绕世界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折衷表述和立场是试图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一种简便方法——也可能是平息党内乃至全世界革命者愤怒的标准作业程序，他们仍然需要他们的支持。但是，中立的立场不可能消除所涉及的问题和原则。而且，就像在1960年代初出现的那样，它们根本不是中立的。从根本上说，他们支持苏共领导的现代修正主义，尽管越南的民族斗争强度是按照“中间派”政策决定的。由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越南劳动党内部取得了胜利，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们将来会发现他们与苏联的资产阶级路线越来越团结。
四、军事路线
在越南，军事路线是决定性的；就是说，它是几十年来越南斗争的具体条件中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集中体现。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是越南革命的主要形式。因此，对越南领导人的军事路线和战略的分析是理解的关键，并必然反映出导致他们进入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阵营的政治和思想路线的根源。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论持久战》中指出：
“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即由主观因素决定的正确指导，战争中的领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毫无疑问，就军事和技术实力而言，越南人远不及法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他们的军事策划者永远无法弄清楚，在如此优势下，越南人民怎么可能胜利，进行争取解放的正义战争的小国怎能打败进行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者。武元甲将军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战争的文章中提到列宁，以指出其基本原因。他说，列宁指出，“归根结底，任何战争的胜利取决于群众在战场流血的意愿。群众对战争的原因和目标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胜利的保证。”此外，他还引用列宁的分析认为，“谁有更多的储备和人力资源，谁能够比其他人更坚定地站在群众和人民中，谁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数百万越南人民在北方和南方的英勇无私的抵抗，证明了他们愿意在战场上流血，并且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了解战争的原因和目的。再加上法、美和伪军的士气低落、不断瓦解和公开叛乱，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群众对战争的仇恨日增、不愿继续进行侵略，还有全世界对正义革命斗争的支持，证明列宁所说的适用于越南人民的胜利。
但是，还有另一个今天必须回答的更直接的问题。一个为赶走日帝国主义、法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而进行了如此长时间英勇奋战的国家，怎么会这么快地陷入苏联帝国主义的魔掌中，不是被武装力量击败，而是从内部被背叛？
我们已经开始表明，总体上，在关键关头，修正主义路线在越南劳动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下一节将说明，越劳不仅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反而使该国与苏联建立了新殖民主义的关系，并使该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沼泽。
但是，一个如此饱受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侵扰的政党，如何带领人民赢得反对法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胜利？
首先，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与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相对），可以并且已经成功领导了反对反动政权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军队的军事斗争。仅举几个例子，古巴、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尼加拉瓜。但是，正如这些国家所显示的那样，决定性因素是，尽管许多国家中的领导党和组织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只有彻底扎根于并受指导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政党才能领导为完成胜利而进行的斗争，即真正脱离帝国主义和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在上面提到的几乎每一个不发达国家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解放战争都导致了新形式的殖民依赖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或苏联）的征服。
第二，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客观条件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斗争的形式，并赋予了它们整体上的进步、反帝国主义的特征。由于压迫者缺乏先进的军事和技术能力，决定性的力量初始平衡有利于敌人，人民力量通常需要发动持久人民战争。也就是说，即使是要击败直接敌人，更不用说赢得彻底解放，甚至资产阶级革命者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群众的动员和群众的力量（他们大多数只装备最原始的武器）。他们之所以能够动员群众，是因为斗争在客观上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他们又能够主张资产阶级领导权，是因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与群众有着共同的斗争：摆脱殖民主义政权。
通常，斗争最初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其中规模小、机动性强的民兵打击敌人，可以迅速果断地击败敌人，并且在每场战斗中逐渐加强民兵并削弱敌人。这场战争必须长期进行，因为敌人由于其优势，不会轻易而迅速地削弱。随着力量平衡的开始转移，民众力量的增强，可以组建正规的军事单位，并可以在较大规模的交战中成功地对抗敌人。由于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和新殖民国家主要是半封建国家，农民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而敌军及其力量集中在城市，这些战争通常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
毛泽东总结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和战略，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将其发展到最高水平。他把持久人民战争描述为总体上的消耗战。但是在这一消耗的总体战中，打歼灭战，一点一点歼灭敌军，逐步改变力量平衡，这是关键。他没有为拖延战争而主张持久战争。他的观点是，斗争必须对敌人发动最重打击，同时保存和加强人民的力量。他强调了诱敌深入、用群众将其包围、将其力量切成数块并歼灭的重要性。他坚持在任何特定的战斗或战役中集中优势力量消灭劣势力量的原则。
毛泽东并没有从纯粹的军事角度看待人民战争战略——而是基于对人民和敌人的长处和短处的全面评估——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这一战略对于在政治上削弱敌人和在政治上增强人民的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赢得军事胜利，也可以延续并继续这一胜利，以便在驱逐帝国主义及其国内走狗后，人民群众可以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把人民战争的战略放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必要的两阶段革命的背景下，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权要求和定义的。没有这种领导权，就不可能把斗争的第一阶段进行到完结并前进到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发动人民战争和建设社会主义都需要教育、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资产阶级和那些受到资产阶级路线影响的人，即使当时他们还不构成一个资产阶级，也只能以有限的方式实现有限的目标，即民族主义目标。这是由于他们与群众的根本矛盾，因为他们想摆脱旧的统治者和剥削者，从而使资产阶级的利益得以发展和占统治地位。他们的取向是在每一个步骤中寻找胜利或胜利捷径的途径，这些胜利或胜利捷径将阻止或减少动员和依靠群众的必要性，因为即使被迫一定程度上依靠群众，他们的资产阶级眼界也使得他们在引起革命斗争的人民的眼中退缩。
今天，这种资产阶级取向非常明显地出现在苏联推动的路线下，并受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的拥护，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在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领导了解放斗争。他们说，战胜美帝国主义只有依靠苏联的援助和武器——并为此付出政治代价。而且，在赢得最初的胜利之后，这条路线认为，成功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唯一途径是依靠援助、技术进口（包括军事）和来自苏联集团的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顾问。这是一条久经考验的新殖民主义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者遵循类似的路线，试图取代欧洲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