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亚洲人
（1913年4月14日〔27日〕）
著名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罗特施坦在德国工人报刊上谈到在英属印度发生的一起颇有教益的典型事件。这个事件比任何言论都更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拥有3亿多人口的国家里，革命发展得这样快。
在仰光（印度一个省[64]的大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上）办报的英国记者阿诺德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对不列颠法庭的嘲弄》。文章揭露了当地英国法官安德鲁（Andrew）。阿诺德由于写这篇文章而被判处一年徒刑。可是他不服，提起上诉，因为在伦敦有关系，他一直“告到”伦敦的上级法院。印度政府自动地急忙把刑期“减到”4个月，于是阿诺德恢复了自由。
这场风波是怎样引起的呢？
英军上校麦考密克有个情妇，她用了一个11岁的印度女仆安娜。这位文明民族的体面代表把安娜诱骗到他那里，强奸了她，把她关在家里。
碰巧安娜的父亲病危，派人接女儿回去。这时村子里的人才知道了全部真相。居民们都异常愤怒。警察局不得不决定逮捕麦考密克。
但是法官安德鲁却把他具保释放了，然后玩弄了一套极端无耻的嘲弄法律的手段，宣判麦考密克无罪！体面的上校也象一切出身高贵的老爷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硬说安娜是妓女，并且提出了5个证人。可是对安娜的母亲提出的8个证人，法官安德鲁却连问都不愿意问！
当记者阿诺德因诽谤罪而受审的时候，庭长福克斯“先生”（“阁下”）竟不许阿诺德找证人来对证。
大家都很清楚，这种事情在印度发生过千百万次。这次，只是一些十分特殊的情况才使“诽谤者”阿诺德（一个有势力的伦敦记者的儿子！）得以免受牢狱之苦，并且使案件能够公布于世。
不要忘记，英国自由派是派了自己的“优秀”人物去领导管理印度的。不久以前，担任印度总督，麦考密克之流、安德鲁之流和福克斯之流的上司的是约翰·莫利（Morley），——一位著名的激进派作家、“欧洲科学的明星”、欧洲和俄国所有自由派心目中“最受尊敬的人物”。
“欧洲”精神已经在亚洲苏醒，亚洲人民已经成为有民主主义觉悟的人民了。
载于1913年4月14日《真理报》第8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89—90页
注释：
[64]指缅甸。缅甸于19世纪被英国占领，在被英国统治期间，1897—1937年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89。
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
（1913年4月21日〔5月4日〕）
举世闻名的英国化学家威廉·拉姆赛（Ramsay）发明了从煤层中直接提取煤气的方法。他已经同一位煤矿主在商谈如何实际实施这一方法。
这样，现代技术的一个重大课题就快要得到解决了。这个课题的解决所能引起的变革将是巨大的。
现在，为了利用煤中蕴藏的能量，人们把煤运送到全国各地，供许许多多的企业和家庭燃烧。
拉姆赛的发明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的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
拉姆赛发明的方法是：在煤矿中直接把煤变成煤气，不需要把煤运送到地面上来。采盐时有时也使用类似的方法，不过要简单得多，不必直接把盐送到地面上来，而是先用水把它溶解，然后用管子把盐卤抽出来。
拉姆赛的方法把煤矿变成了象是制造煤气的巨型蒸馏器。煤气发动煤气马达，这种马达使人们利用的煤中蕴藏的能量要比用蒸汽机时得到的多一倍。煤气马达还能把能量变成电力，而现代技术已经能把电力输送到很远的地方去。
由于这种技术变革，电的价格将降低到目前价格的1/5甚至1/10。目前用在采煤和运煤上的大量人力劳动就能节省下来。甚至还有可能利用那些至今尚未开采的极薄的煤层。这样，家庭中用于照明和取暖的开支将会大大减少。
这一发明在工业中所引起的变革将是巨大的。
但是这一变革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与这一发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采煤的千百万矿工的劳动的“解放”，必将造成工人大批失业，贫困现象大大加重，工人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这一伟大发明所带来的利润，则将流入摩根、洛克菲勒、里亚布申斯基、莫罗佐夫家族以及他们的随从如律师、经理、教授和其他资本奴仆的腰包。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拉姆赛的这种能“解放”千百万矿工及其他工人的劳动的方法，就能立刻缩短一切工人的工作时间，例如从8小时缩短到7小时，甚至更少些。所有工厂和铁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的卫生条件更好，使千百万工人免受烟雾、灰尘和泥垢之苦，使肮脏的、令人厌恶的工作间尽快变成清洁明亮的、适合人们工作的实验室。家家户户有电力照明和电力取暖设备，就一定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不再把一生中四分之三的时光消磨在乌烟瘴气的厨房里。
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将愈来愈超越那些必然使劳动者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的社会条件。
载于1913年4月21日《真理报》第9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93—95页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74]
（对国民教育问题的补充）
（1913年4月27日〔5月10日〕）
我们的国民“教育”部——请原谅我用了引号——大吹特吹地说，它的经费增加得特别快。在首席大臣和财政大臣关于1913年的预算说明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所谓的国民教育部在革命以后的几年里的预算数字。这个预算从1907年的4600万卢布增加到1913年的13700万卢布。的确增加得很多：在6年里差不多增加了两倍！
不过我们的那些赞扬俄国警察“秩序”即混乱的官方人士不应该忘记，一些小得可笑的数字用百分比来计算它们的增长情况，那它们的增长速度总是“很大的”。如果一个乞丐有3戈比，你又给了他5戈比，那么他的“财产”立刻就有了“很大的”增长：整整增长了167％！
国民教育部如果不是以蒙蔽人民的意识和掩盖俄国国民教育的可怜状况为目的，那么它是否应当举出另外的数字来呢？也就是说，它是否应当举出我们目前的经费同一个文明国家所必需的经费相比较的数字，而不是举出我们今天的5戈比同我们昨天的3戈比相比较的数字呢？任何一个不想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的人，都必须承认，国民教育部有责任举出这样的数字来，要是它不举出这样的数字，它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可是国民教育部并没有向人民和人民代表说明我们国家的需要，而是在玩弄愚蠢的官方数字游戏，官气十足地一再重复一些陈旧的、什么也说明不了的数字，以此来掩盖这些需要。
当然，国民教育部所掌握的了解国民教育事业的手段和资料我连百分之一都没有。但我毕竟设法弄到了一些资料。因此我敢肯定地说，我能够给你们举出一些无可争辩的官方数字，这些数字确实可以说明我国政府“蒙蔽”国民的情况。
这里我举官方的即政府的1910年《俄罗斯年鉴》，这是内务部出版的（1911年圣彼得堡版）。
我在这本年鉴的第211页上看到，俄罗斯帝国的学生总数，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以及其他各类学校的学生在内，1904年是6200172人，1908年是7095351人。学生的人数增加了。1905年是俄国人民群众大觉醒的一年，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进行伟大斗争的一年，这一年甚至使我们的官方机构也不得不摆脱停滞状态，向前挪动了一下。
可是请看一看，由于保留了官僚习气，由于农奴主-地主的无限权力，甚至在“主管部门”进步极快的情况下，我们仍旧注定要一贫如洗。
在同一本《俄罗斯年鉴》里载有这样的统计数字：1908年俄国每1000个居民中有学生46.7人（1904年每1000个居民中有学生44.3人）。
这个在内务部的出版物上发表的而国民教育部却懒于向杜马报告的数字说明了什么呢？每1000个居民中只有不到50个学生，这个比例又说明了什么呢？
为政府蒙蔽国民辩护的先生们，这个数字说明了：由于农奴主-地主在我国的无限权力，俄国的落后和野蛮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学龄儿童和少年的人数占俄国居民总数的20％以上，也就是说占1/5以上。这个数字连卡索和科科夫佐夫两位先生也是不难通过他们部里的官员了解到的。
这样，学龄儿童有22％，而学生只有4.7％，也就是说差不多只有1C5！！这就是说在俄国有将近4/5的儿童和少年被剥夺了受国民教育的权利！！
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接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被弄得这样粗野不是偶然的，这在地主的压迫下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地主强占了数千万俄亩的土地，在杜马和国务会议内窃取了国家政权，而且还不仅仅在这些比较起来还是低级的机构里……
由于俄国农奴制的国家制度，青年一代里有五分之四的人注定要成为文盲。俄国文盲极多的状况是与地主政权的愚民政策相适应的。据同一本政府的《俄罗斯年鉴》的统计（第88页），俄国识字的人只占人口总数的21％，除去（从人口总数里）9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识字的人只占27％。
可是在文明国家里就根本没有文盲，如瑞典和丹麦；或者只有1—2％的文盲，如瑞士和德国。就连落后的奥匈帝国为它的斯拉夫族的居民所创造的生活条件也要比农奴制的俄国文明得多：在奥地利有39％是文盲，在匈牙利有50％是文盲。如果我们的沙文主义者、右派分子、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没有把自己不去思考，也不要人民思考作为自己的“国家的”目标，那么他们就应当思考一下这些数字。但是如果他们自己已经不去思考了，那么俄国人民却愈来愈学会思考，而且还学会思考是哪个阶级以自己对国家的统治造成俄国农民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贫困。
从识字的人数来说，美国不算是先进的国家。它差不多有11％的人是文盲，而黑人中有44％是文盲。但是美国的黑人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情况比俄国的农民还是要强一倍以上。美国黑人遭受压迫是美利坚共和国的一个耻辱，但是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压迫，他们毕竟比俄国的农民要幸福些，这是因为美国人民在整整半个世纪以前就痛击了美国奴隶主，击溃了这些败类，在美国彻底废除了奴隶占有制和奴隶占有制的国家制度，彻底取消了奴隶主在政治上的特权。
卡索之流、科科夫佐夫之流、马克拉柯夫之流的先生们，也将教会俄国人民去仿效美国的榜样。
在美国，1908年有学生1700万人，也就是说每1000个居民中有学生192人——比俄国多3倍以上。在43年以前，也就是1870年，当美国把国内的维护奴隶占有制的死硬派清除掉以后刚刚开始建设自己的自由生活的时候，——美国已有学生6871522人，也就是说比俄国1904年学生的人数要多，差不多等于俄国1908年的学生人数。可是就是在1870年，美国的每1000个居民中已有学生178（一百七十八）人，也就是说差不多等于目前俄国学生的4倍。
先生们，这就是一个新的证据，它证明俄国人民还要进行一次顽强的革命斗争为自己夺得美国人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得到了的自由。
俄国国民蒙蔽部1913年的预算确定为13670万卢布。这样每个居民（1913年是17000万人）只摊到80戈比。财政大臣先生在他的预算说明书第109页上提出的“国库教育经费总数”是20490万卢布，即使采用这个数字，每个居民也不过只摊到1卢布20戈比。在比利时、英国和德国，国民教育经费每个居民摊到2—3卢布，甚至摊到3卢布50戈比。美国1910年在国民教育方面花了42600万美元，合85200万卢布，就是说每个居民摊到9卢布24戈比。在43年以前，即1870年，美利坚共和国在国民教育方面一年就用了12600万卢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摊到3卢布30戈比。
当然，御用文人和官方奴仆会反驳我们，说俄国很穷，没有钱。噢，对了，俄国不仅很穷，而且在谈到国民教育的时候，它简直穷得一无所有。但是俄国在支付由地主管理的农奴制国家的费用，支付警察和军队的费用，支付租金，支付充任“高级”官吏的地主的数以万计的薪俸，支付昨天在朝鲜或鸭绿江，今天又在蒙古和土耳其属亚美尼亚推行冒险和掠夺政策的费用方面，倒是显得很“富”。在人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摆脱农奴主-地主的压迫以前，俄国在国民教育经费开支方面总是会很穷并且是穷得一无所有的。
至于谈到国民教师的薪金，俄国也是很穷的。他们只能领到少得可怜的一点钱。国民教师在没有生火的、几乎无法居住的小木房里挨饿受冻。国民教师同冬天被农民赶进小木房里的牲畜住在一起。任何一个巡官，任何一个农村黑帮分子或甘心当暗探和特务的人都可以陷害国民教师，至于来自上司的各种挑剔和迫害就更不用说了。在支付正直的国民教育工作者的薪金方面，俄国是很穷的，但是在抛掷数百万数千万卢布来供养贵族寄生虫、进行军事冒险、资助制糖厂老板和石油大王等类事情上，俄国倒是很富的。
还可以举出美国生活当中一个最新的数字，先生们，这个数字将向那些受俄国地主和他们的政府压迫的各族人民表明，用革命战争争得了自由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1870年，美国有教师200515人，薪金总额是3780万美元，这就是说，每个教师的平均年薪是189美元，即377卢布。这是40年以前的情况！可是现在美国有教师523210人，他们的薪金总额是25390万美元，这样，每个教师的年薪是483美元，即966卢布。而在俄国，就是按它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也完全能够在今天就保证那些帮助人民摆脱愚昧无知和受压抑状态的国民教师大军至少得到令人满意的薪金，只要……只要把俄国的整个国家制度从下到上彻底改造得象美国那样民主。
或者是在地主-农奴主拥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在六三秩序即六三胡闹的情况下继续处于贫困和野蛮状态；或者是机智果敢地去争取自由直到得到自由和文明，——这就是国民教育部用自己的预算给俄国公民上的一堂生动的课。
直到现在我所谈的几乎只是问题的物质方面甚至只是财政方面的情况。至于俄国的学生和教师精神上受到的压抑、蔑视和压制以及他们毫无权利的现状，那更是一种极其悲惨或者确切些说是一种极其令人厌恶的景象。国民教育部在这方面的整个活动完全是对公民权利的嘲弄，对人民的嘲弄。警察的搜查、警察的专横、警察对人民教育特别是工人教育的横加阻挠、警察对人民为自身的教育所做的工作的破坏——这就是国民教育部的全部活动；从右派分子起到十月党人止的地主老爷们当然是会赞成国民教育部的预算的。
为了向你们——第四届杜马代表先生们证明我的话是对的，我举出一位连你们地主老爷们也不能不承认的证人。这个证人就是：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十月党人克柳热夫先生，他还是萨马拉第二、第三女子中学管理委员会委员，萨马拉市杜马的学校委员会委员，萨马拉省地方自治机关检察委员会委员，国民学校的前任学监。我列举了（根据第三届杜马的官方文件）这位十月党人的官衔和称号，是为了向你们证明，政府本身和我们的地主地方自治机关里的那些地主本人，让克柳热夫先生在我们的国民欺骗部的“工作”（暗探和刽子手的“工作”）中担任了很多显要的职务。
如果问谁是一个奉公守法、敬畏神灵的官场老手，那当然要推克柳热夫先生。如果问有谁因自己在地方上即在本省忠于职守而博得了贵族和地主老爷们的信任，那当然要推克柳热夫先生。
现在就从这位最可靠的（从农奴主的观点来看）证人在第三届杜马里就国民教育部的预算所作的发言里摘引几段话。
克柳热夫先生在第三届杜马里说道：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一致采纳了克柳热夫先生的建议——请求把农村里的一些二年制小学改成四年制小学。但是，这位奉公守法、敬畏神灵的克柳热夫先生报告说：学区[75]的督学拒绝了。为什么呢？据官方的解释：“由于学龄儿童的人数不多”。
于是克柳热夫先生作了下面的比较：我们（他说的是受地主压迫的俄国），我们萨马拉的农村里，6000个居民还没有一所四年制小学。可是在谢尔多博尔城（芬兰），2800个居民就有四所中等（和中等以上的）学校。
这位十月党人和功勋卓著的彼列多诺夫［注：彼列多诺夫是索洛古布的长篇小说《小鬼》里一个典型的挂着教师的招牌的奸细和蠢汉。］先生……请原谅，我说错了……功勋卓著的克柳热夫先生在第三届杜马里所作的比较就是这样的。代表先生们，即使你们不是人民的代表，哪怕你们是地主的代表，也请考虑一下这个比较吧！谁请求开办学校呢？是左派吗？是农夫吗？是工人吗？决不是！！一致提出这个请求的是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也就是萨马拉的地主们，其中包括最反动的黑帮分子。而政府，通过督学竟然借口学龄儿童的人数“不多”，拒绝了这个请求！！你们看，我说政府在妨碍俄国的国民教育，政府是俄国国民教育的最大敌人，这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说得不是都完全对的吗？
如果说芬兰有文化，有文明，有自由，人人识字，妇女受过教育等等，那么这只是因为在芬兰没有象俄国政府这样的“社会灾难”。而现在竟有人想把这种灾难强加给芬兰，使芬兰也成为受奴役的国家。先生们，你们绝对办不到！！你们想在芬兰强制实行政治奴役的这种尝试，只会使俄国各族人民更快地从政治奴役下觉醒过来！
我还要引用一段十月党人克柳热夫先生这位证人的证词。克柳热夫先生在发言时问道：“怎样聘请教师呢？”然后他自己又对他的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位已故的萨马拉活动家波波夫遗赠一笔资金用来开办女子师范学校。”可是你猜谁被委任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呢？已故的波波夫的遗嘱执行人这样说：“被委任为校长的是一位近卫军将军的遗孀，她自己承认，她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叫作女子师范学校这样的学校！！”
先生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我从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寓言集里引来的，是从《启蒙》杂志刊登的寓言中引来的，这本杂志因此受到罚款处分，它的编辑还被送进了监狱。[76]不是的。这件事是从十月党人克柳热夫的发言里引来的，这位先生只是怕（作为一个敬畏神灵、服从警察的人）考虑这件事的意义；因为这件事又一次无可争辩地证明，对俄国的国民教育来说，再也没有比俄国政府更凶恶、更势不两立的敌人了。而那些为国民教育事业捐钱的先生应当明白，他们的钱算是白扔了，甚至比白扔还不如。他们愿意为国民教育事业捐钱，可是事实上却把钱给了近卫军将军和他们的遗孀。这样的捐献者如果不想把钱白白扔掉，他们就必须明白：应当把钱捐给社会民主党人，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会利用这些钱让人民受到真正的教育，受到真正不依赖“近卫军将军”……不依赖胆小怕事、奉公守法的克柳热夫之流先生的教育。
同一位克柳热夫先生的发言里还有一段话：
“我们的国家杜马（第三届杜马）想使教会学校学生能进入高等学校的愿望算是落空了。国民教育部认为不可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其实，政府不仅堵塞了教会学校学生受高等教育的道路，而且根本堵塞了农民和小市民阶层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道路。这说起来并不好听——这位国民教育部的十月党人官员感叹地说——但这是事实。在中学学习的119000人中，农民只有18000人。在国民教育部管辖的所有学校里，农民总共只占15％。在教会中学的20500个学生中，农民总共有1300人。士官学校和其他类似的学校完全不收农民。”（顺便说一下，我从克柳热夫的发言里引来的这一段话，Ｋ.多勃罗谢尔多夫在1912年5月22日《涅瓦明星报》1912年第6号上的文章里也引用过。）
克柳热夫先生在第三届杜马里就是这样说的。连第四届杜马的统治者先生们也驳不倒这位证人的证词。而证人违反自己的意志，违背自己的愿望，完全证实了对俄国的现状特别是对国民教育的现状所作的革命的估价是正确的。既然一位著名的政府官员和政府党十月党的活动家都说政府堵塞了小市民和农民受教育的道路，那么这个政府应当受到怎样的评价呢？
先生们，请考虑一下，从这些小市民和农民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政府应当受到怎样的评价吧！
请不要忘记，在俄国小市民和农民占总人口的88％，也就是说将近占全体人民的9/10，而贵族总共只占1.5％。可是政府从9/10的人民那里拿钱来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并且用这些钱使贵族受教育，同时却堵塞了小市民和农民受教育的道路！！这个贵族政府，这个为了保护1％的居民的特权而压迫9/10的居民的政府应当受到怎样的评价，难道还不清楚吗？？
最后，我还要从我的证人——国民教育部的十月党人官员、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代表克柳热夫先生的发言里摘引一段话：
克柳热夫先生说：“在1906—1910年这5年中，在喀山区被解聘的中等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校长有21人，国民学校的学监有32人，城市学校的教师有1054人，而被调动工作的有870人。请想一想吧——克柳热夫先生感叹地说——我们的教师怎么能够睡得安稳呢？他今天在阿斯特拉罕睡，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出现在维亚特卡。请设想一下一个象被人追逐得筋疲力尽的兔子那样的教师的这种心理状态吧！”
这不是哪个“左派”教师的感叹，而是十月党人的感叹。这些数字是一个官场老手举出来的。右派分子、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先生们，这是你们的证人！！就连“你们的”这位证人也不得不承认，政府对教师采取的是一种最放肆、最无耻、最令人厌恶的专横态度！！主宰第四届杜马和国务会议的先生们，你们的这位证人还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俄国教师象兔子一样被俄国政府“追逐得筋疲力尽”！！
就根据这个事实——这不过是俄国生活中千万件类似的事实中的一件——我们要向俄罗斯人民和居住在俄国的各族人民问一问：我们需要政府是为了保护贵族的特权吗？是为了把国民教师“追逐得筋疲力尽”吗？难道这个政府还不该被人民赶走吗？
是的，俄国的国民教师象兔子一样被追逐得筋疲力尽！是的，政府堵塞了俄国9C10的居民受教育的道路。是的，我们的国民教育部是警察侦缉部，是愚弄青年部，是嘲弄人民求知欲部。可是，第四届杜马的代表先生们，俄国的农民特别是俄国的工人并不都象兔子，而且远不是都象兔子。工人阶级在1905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还能够再一次证明，而且将更令人信服地、更有份量地、更严肃地证明：它有能力为争取真正的自由和争取真正的而不是卡索的、也不是贵族的国民教育进行革命斗争！
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25—135页
注释：
[74]《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是列宁为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起草的一篇发言稿。1913年6月4日（17日），在杜马会议讨论预算委员会关于国民教育部1913年支出预算的报告时，阿·叶·巴达耶夫就这个问题发言，几乎是逐字地宣读了列宁起草的这篇发言稿。在讲到“难道这个政府还不该被人民赶走吗？”这句话时，巴达耶夫被剥夺了发言权，因而稿子的末尾没有宣读。——108。
[75]学区是沙皇俄国的教育行政单位。每一学区包括若干个省。学区由督学领导，负责监督本学区内国民教育部学校的活动。20世纪初，全俄划分为12个学区。——114。
[76]布尔什维克的《启蒙》杂志第2期（1913年2月）登载了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寓言《蜡烛》，为此，该期杂志被没收，杂志编辑被逮捕。——116。
中国各党派的斗争
（1913年4月28日〔5月11日〕）
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中世纪的旧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政府。在中国建立了共和制，这个伟大的亚洲国家（长期以来，这个国家一成不变，停滞不前，曾使各国黑帮分子感到高兴）的第一届国会 ——中国第一届国会已经选了出来，召开了会议，并且已经开了几个星期。
在中国国会的两院中，孙中山的拥护者国民党人[80]在众议院略占多数；要是拿与俄国情况相当的用词来说明这个党的实质，应该把它叫作激进民粹主义共和党，也就是民主派政党。在参议院，拥护这个党的占较大的多数。
和这个党对立的是一些较小的温和派或保守派政党。它们的名称很多，如“进步党”［81］等等。事实上，所有 这些政党都是反动派 的政党，即官僚、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们都倾向于愈来愈摆出一副独裁者架势的中国立宪民主党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的行径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模一样，昨天他是一个保皇派，今天革命民主派胜利了，他成了一个共和派，明天他又打算当复辟后的君主制国家的首脑，也就是打算出卖共和制。
孙中山的党依靠的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受欧洲影响最大、最先进的南方 。
袁世凯的党依靠的则是中国落后的北方 。
最初几次冲突的结果是袁世凯暂时取得了胜利：他把所有“温和派的”（即反动派的）政党联合起来，分化出部分“国民党人”，使自己的 候选人当上国会众议院议长[82]，并且不顾 国会的反对，签订了向“欧洲”即向欧洲亿万富翁这些骗子借款的债约 [83]。借款的条件很苛刻，简直是重利盘剥，是以盐业专卖收入作为担保的。借款将使中国遭受凶残的、极端反动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奴役。这个资产阶级只要有利可图，就准备扼杀任何民族的自由。将近有25000万卢布的借款为欧洲资本家提供巨额利润。
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反动的恐惧心理的欧洲资产阶级，就这样同中国各个反动阶级和反动阶层结成了联盟。
对孙中山的党来说，与这个联盟进行斗争是很艰巨的。
这个党的弱点是什么呢？弱点是它还不能充分地 吸引中国广大 人民群众 参加革命。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所以没有一个能够坚决而又自觉地将民主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由于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领导者，农民非常闭塞、消极、愚昧、对政治漠不关心。虽然革命推翻了旧的腐朽透顶的君主制，虽然共和制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却没有 普选权！国会选举是有资格限制的，只有那些拥有将近500卢布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由此也可以看出，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还做得很差 。如果没有群众 的这种支持，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坚定的先进阶级，共和国就不可能是 巩固的。
尽管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有很大缺点（由于缺少无产阶级这个支柱而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断），中国革命民主派在唤醒人民、争取自由和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方面还是作出了许多贡献。孙中山的这个党只要能吸引愈来愈广泛的中国农民群众参加运动和参加政治斗争，它就能逐渐成为（与这种吸引程度相适应）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不管那些依靠国内反动势力的政治骗子、冒险家和独裁者可能使这个党遭到什么样的失败，这个党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徒劳无功的。
载于1913年5月3日《真理报》第10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38—140页
注释：
[80]国民党人是我国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成员。国民党是由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行会、国民公党等小党派合并组成的，于1912年8月25日成立。该党奉孙中山为理事长，由宋教仁主持党务。“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于1913年11月4日被袁世凯下令解散。——128。
[82]当选国会众议院议长的是汤化龙。——129。
[83]指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政府与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2500万金镑，年息5厘，实收八四折。——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