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亚洲人
（1913年4月14日〔27日〕）
著名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罗特施坦在德国工人报刊上谈到在英属印度发生的一起颇有教益的典型事件。这个事件比任何言论都更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拥有3亿多人口的国家里，革命发展得这样快。
在仰光（印度一个省[64]的大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上）办报的英国记者阿诺德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对不列颠法庭的嘲弄》。文章揭露了当地英国法官安德鲁（Andrew）。阿诺德由于写这篇文章而被判处一年徒刑。可是他不服，提起上诉，因为在伦敦有关系，他一直“告到”伦敦的上级法院。印度政府自动地急忙把刑期“减到”4个月，于是阿诺德恢复了自由。
这场风波是怎样引起的呢？
英军上校麦考密克有个情妇，她用了一个11岁的印度女仆安娜。这位文明民族的体面代表把安娜诱骗到他那里，强奸了她，把她关在家里。
碰巧安娜的父亲病危，派人接女儿回去。这时村子里的人才知道了全部真相。居民们都异常愤怒。警察局不得不决定逮捕麦考密克。
但是法官安德鲁却把他具保释放了，然后玩弄了一套极端无耻的嘲弄法律的手段，宣判麦考密克无罪！体面的上校也象一切出身高贵的老爷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硬说安娜是妓女，并且提出了5个证人。可是对安娜的母亲提出的8个证人，法官安德鲁却连问都不愿意问！
当记者阿诺德因诽谤罪而受审的时候，庭长福克斯“先生”（“阁下”）竟不许阿诺德找证人来对证。
大家都很清楚，这种事情在印度发生过千百万次。这次，只是一些十分特殊的情况才使“诽谤者”阿诺德（一个有势力的伦敦记者的儿子！）得以免受牢狱之苦，并且使案件能够公布于世。
不要忘记，英国自由派是派了自己的“优秀”人物去领导管理印度的。不久以前，担任印度总督，麦考密克之流、安德鲁之流和福克斯之流的上司的是约翰·莫利（Morley），——一位著名的激进派作家、“欧洲科学的明星”、欧洲和俄国所有自由派心目中“最受尊敬的人物”。
“欧洲”精神已经在亚洲苏醒，亚洲人民已经成为有民主主义觉悟的人民了。
载于1913年4月14日《真理报》第8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89—90页
注释：
[64]指缅甸。缅甸于19世纪被英国占领，在被英国统治期间，1897—1937年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89。
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
（1913年4月21日〔5月4日〕）
举世闻名的英国化学家威廉·拉姆赛（Ramsay）发明了从煤层中直接提取煤气的方法。他已经同一位煤矿主在商谈如何实际实施这一方法。
这样，现代技术的一个重大课题就快要得到解决了。这个课题的解决所能引起的变革将是巨大的。
现在，为了利用煤中蕴藏的能量，人们把煤运送到全国各地，供许许多多的企业和家庭燃烧。
拉姆赛的发明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的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
拉姆赛发明的方法是：在煤矿中直接把煤变成煤气，不需要把煤运送到地面上来。采盐时有时也使用类似的方法，不过要简单得多，不必直接把盐送到地面上来，而是先用水把它溶解，然后用管子把盐卤抽出来。
拉姆赛的方法把煤矿变成了象是制造煤气的巨型蒸馏器。煤气发动煤气马达，这种马达使人们利用的煤中蕴藏的能量要比用蒸汽机时得到的多一倍。煤气马达还能把能量变成电力，而现代技术已经能把电力输送到很远的地方去。
由于这种技术变革，电的价格将降低到目前价格的1/5甚至1/10。目前用在采煤和运煤上的大量人力劳动就能节省下来。甚至还有可能利用那些至今尚未开采的极薄的煤层。这样，家庭中用于照明和取暖的开支将会大大减少。
这一发明在工业中所引起的变革将是巨大的。
但是这一变革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与这一发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采煤的千百万矿工的劳动的“解放”，必将造成工人大批失业，贫困现象大大加重，工人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这一伟大发明所带来的利润，则将流入摩根、洛克菲勒、里亚布申斯基、莫罗佐夫家族以及他们的随从如律师、经理、教授和其他资本奴仆的腰包。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拉姆赛的这种能“解放”千百万矿工及其他工人的劳动的方法，就能立刻缩短一切工人的工作时间，例如从8小时缩短到7小时，甚至更少些。所有工厂和铁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的卫生条件更好，使千百万工人免受烟雾、灰尘和泥垢之苦，使肮脏的、令人厌恶的工作间尽快变成清洁明亮的、适合人们工作的实验室。家家户户有电力照明和电力取暖设备，就一定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不再把一生中四分之三的时光消磨在乌烟瘴气的厨房里。
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将愈来愈超越那些必然使劳动者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的社会条件。
载于1913年4月21日《真理报》第9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93—95页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74]
（对国民教育问题的补充）
（1913年4月27日〔5月10日〕）
我们的国民“教育”部——请原谅我用了引号——大吹特吹地说，它的经费增加得特别快。在首席大臣和财政大臣关于1913年的预算说明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所谓的国民教育部在革命以后的几年里的预算数字。这个预算从1907年的4600万卢布增加到1913年的13700万卢布。的确增加得很多：在6年里差不多增加了两倍！
不过我们的那些赞扬俄国警察“秩序”即混乱的官方人士不应该忘记，一些小得可笑的数字用百分比来计算它们的增长情况，那它们的增长速度总是“很大的”。如果一个乞丐有3戈比，你又给了他5戈比，那么他的“财产”立刻就有了“很大的”增长：整整增长了167％！
国民教育部如果不是以蒙蔽人民的意识和掩盖俄国国民教育的可怜状况为目的，那么它是否应当举出另外的数字来呢？也就是说，它是否应当举出我们目前的经费同一个文明国家所必需的经费相比较的数字，而不是举出我们今天的5戈比同我们昨天的3戈比相比较的数字呢？任何一个不想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的人，都必须承认，国民教育部有责任举出这样的数字来，要是它不举出这样的数字，它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可是国民教育部并没有向人民和人民代表说明我们国家的需要，而是在玩弄愚蠢的官方数字游戏，官气十足地一再重复一些陈旧的、什么也说明不了的数字，以此来掩盖这些需要。
当然，国民教育部所掌握的了解国民教育事业的手段和资料我连百分之一都没有。但我毕竟设法弄到了一些资料。因此我敢肯定地说，我能够给你们举出一些无可争辩的官方数字，这些数字确实可以说明我国政府“蒙蔽”国民的情况。
这里我举官方的即政府的1910年《俄罗斯年鉴》，这是内务部出版的（1911年圣彼得堡版）。
我在这本年鉴的第211页上看到，俄罗斯帝国的学生总数，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以及其他各类学校的学生在内，1904年是6200172人，1908年是7095351人。学生的人数增加了。1905年是俄国人民群众大觉醒的一年，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进行伟大斗争的一年，这一年甚至使我们的官方机构也不得不摆脱停滞状态，向前挪动了一下。
可是请看一看，由于保留了官僚习气，由于农奴主-地主的无限权力，甚至在“主管部门”进步极快的情况下，我们仍旧注定要一贫如洗。
在同一本《俄罗斯年鉴》里载有这样的统计数字：1908年俄国每1000个居民中有学生46.7人（1904年每1000个居民中有学生44.3人）。
这个在内务部的出版物上发表的而国民教育部却懒于向杜马报告的数字说明了什么呢？每1000个居民中只有不到50个学生，这个比例又说明了什么呢？
为政府蒙蔽国民辩护的先生们，这个数字说明了：由于农奴主-地主在我国的无限权力，俄国的落后和野蛮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学龄儿童和少年的人数占俄国居民总数的20％以上，也就是说占1/5以上。这个数字连卡索和科科夫佐夫两位先生也是不难通过他们部里的官员了解到的。
这样，学龄儿童有22％，而学生只有4.7％，也就是说差不多只有1C5！！这就是说在俄国有将近4/5的儿童和少年被剥夺了受国民教育的权利！！
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接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被弄得这样粗野不是偶然的，这在地主的压迫下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地主强占了数千万俄亩的土地，在杜马和国务会议内窃取了国家政权，而且还不仅仅在这些比较起来还是低级的机构里……
由于俄国农奴制的国家制度，青年一代里有五分之四的人注定要成为文盲。俄国文盲极多的状况是与地主政权的愚民政策相适应的。据同一本政府的《俄罗斯年鉴》的统计（第88页），俄国识字的人只占人口总数的21％，除去（从人口总数里）9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识字的人只占27％。
可是在文明国家里就根本没有文盲，如瑞典和丹麦；或者只有1—2％的文盲，如瑞士和德国。就连落后的奥匈帝国为它的斯拉夫族的居民所创造的生活条件也要比农奴制的俄国文明得多：在奥地利有39％是文盲，在匈牙利有50％是文盲。如果我们的沙文主义者、右派分子、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没有把自己不去思考，也不要人民思考作为自己的“国家的”目标，那么他们就应当思考一下这些数字。但是如果他们自己已经不去思考了，那么俄国人民却愈来愈学会思考，而且还学会思考是哪个阶级以自己对国家的统治造成俄国农民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贫困。
从识字的人数来说，美国不算是先进的国家。它差不多有11％的人是文盲，而黑人中有44％是文盲。但是美国的黑人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情况比俄国的农民还是要强一倍以上。美国黑人遭受压迫是美利坚共和国的一个耻辱，但是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压迫，他们毕竟比俄国的农民要幸福些，这是因为美国人民在整整半个世纪以前就痛击了美国奴隶主，击溃了这些败类，在美国彻底废除了奴隶占有制和奴隶占有制的国家制度，彻底取消了奴隶主在政治上的特权。
卡索之流、科科夫佐夫之流、马克拉柯夫之流的先生们，也将教会俄国人民去仿效美国的榜样。
在美国，1908年有学生1700万人，也就是说每1000个居民中有学生192人——比俄国多3倍以上。在43年以前，也就是1870年，当美国把国内的维护奴隶占有制的死硬派清除掉以后刚刚开始建设自己的自由生活的时候，——美国已有学生6871522人，也就是说比俄国1904年学生的人数要多，差不多等于俄国1908年的学生人数。可是就是在1870年，美国的每1000个居民中已有学生178（一百七十八）人，也就是说差不多等于目前俄国学生的4倍。
先生们，这就是一个新的证据，它证明俄国人民还要进行一次顽强的革命斗争为自己夺得美国人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得到了的自由。
俄国国民蒙蔽部1913年的预算确定为13670万卢布。这样每个居民（1913年是17000万人）只摊到80戈比。财政大臣先生在他的预算说明书第109页上提出的“国库教育经费总数”是20490万卢布，即使采用这个数字，每个居民也不过只摊到1卢布20戈比。在比利时、英国和德国，国民教育经费每个居民摊到2—3卢布，甚至摊到3卢布50戈比。美国1910年在国民教育方面花了42600万美元，合85200万卢布，就是说每个居民摊到9卢布24戈比。在43年以前，即1870年，美利坚共和国在国民教育方面一年就用了12600万卢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摊到3卢布30戈比。
当然，御用文人和官方奴仆会反驳我们，说俄国很穷，没有钱。噢，对了，俄国不仅很穷，而且在谈到国民教育的时候，它简直穷得一无所有。但是俄国在支付由地主管理的农奴制国家的费用，支付警察和军队的费用，支付租金，支付充任“高级”官吏的地主的数以万计的薪俸，支付昨天在朝鲜或鸭绿江，今天又在蒙古和土耳其属亚美尼亚推行冒险和掠夺政策的费用方面，倒是显得很“富”。在人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摆脱农奴主-地主的压迫以前，俄国在国民教育经费开支方面总是会很穷并且是穷得一无所有的。
至于谈到国民教师的薪金，俄国也是很穷的。他们只能领到少得可怜的一点钱。国民教师在没有生火的、几乎无法居住的小木房里挨饿受冻。国民教师同冬天被农民赶进小木房里的牲畜住在一起。任何一个巡官，任何一个农村黑帮分子或甘心当暗探和特务的人都可以陷害国民教师，至于来自上司的各种挑剔和迫害就更不用说了。在支付正直的国民教育工作者的薪金方面，俄国是很穷的，但是在抛掷数百万数千万卢布来供养贵族寄生虫、进行军事冒险、资助制糖厂老板和石油大王等类事情上，俄国倒是很富的。
还可以举出美国生活当中一个最新的数字，先生们，这个数字将向那些受俄国地主和他们的政府压迫的各族人民表明，用革命战争争得了自由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1870年，美国有教师200515人，薪金总额是3780万美元，这就是说，每个教师的平均年薪是189美元，即377卢布。这是40年以前的情况！可是现在美国有教师523210人，他们的薪金总额是25390万美元，这样，每个教师的年薪是483美元，即966卢布。而在俄国，就是按它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也完全能够在今天就保证那些帮助人民摆脱愚昧无知和受压抑状态的国民教师大军至少得到令人满意的薪金，只要……只要把俄国的整个国家制度从下到上彻底改造得象美国那样民主。
或者是在地主-农奴主拥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在六三秩序即六三胡闹的情况下继续处于贫困和野蛮状态；或者是机智果敢地去争取自由直到得到自由和文明，——这就是国民教育部用自己的预算给俄国公民上的一堂生动的课。
直到现在我所谈的几乎只是问题的物质方面甚至只是财政方面的情况。至于俄国的学生和教师精神上受到的压抑、蔑视和压制以及他们毫无权利的现状，那更是一种极其悲惨或者确切些说是一种极其令人厌恶的景象。国民教育部在这方面的整个活动完全是对公民权利的嘲弄，对人民的嘲弄。警察的搜查、警察的专横、警察对人民教育特别是工人教育的横加阻挠、警察对人民为自身的教育所做的工作的破坏——这就是国民教育部的全部活动；从右派分子起到十月党人止的地主老爷们当然是会赞成国民教育部的预算的。
为了向你们——第四届杜马代表先生们证明我的话是对的，我举出一位连你们地主老爷们也不能不承认的证人。这个证人就是：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十月党人克柳热夫先生，他还是萨马拉第二、第三女子中学管理委员会委员，萨马拉市杜马的学校委员会委员，萨马拉省地方自治机关检察委员会委员，国民学校的前任学监。我列举了（根据第三届杜马的官方文件）这位十月党人的官衔和称号，是为了向你们证明，政府本身和我们的地主地方自治机关里的那些地主本人，让克柳热夫先生在我们的国民欺骗部的“工作”（暗探和刽子手的“工作”）中担任了很多显要的职务。
如果问谁是一个奉公守法、敬畏神灵的官场老手，那当然要推克柳热夫先生。如果问有谁因自己在地方上即在本省忠于职守而博得了贵族和地主老爷们的信任，那当然要推克柳热夫先生。
现在就从这位最可靠的（从农奴主的观点来看）证人在第三届杜马里就国民教育部的预算所作的发言里摘引几段话。
克柳热夫先生在第三届杜马里说道：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一致采纳了克柳热夫先生的建议——请求把农村里的一些二年制小学改成四年制小学。但是，这位奉公守法、敬畏神灵的克柳热夫先生报告说：学区[75]的督学拒绝了。为什么呢？据官方的解释：“由于学龄儿童的人数不多”。
于是克柳热夫先生作了下面的比较：我们（他说的是受地主压迫的俄国），我们萨马拉的农村里，6000个居民还没有一所四年制小学。可是在谢尔多博尔城（芬兰），2800个居民就有四所中等（和中等以上的）学校。
这位十月党人和功勋卓著的彼列多诺夫［注：彼列多诺夫是索洛古布的长篇小说《小鬼》里一个典型的挂着教师的招牌的奸细和蠢汉。］先生……请原谅，我说错了……功勋卓著的克柳热夫先生在第三届杜马里所作的比较就是这样的。代表先生们，即使你们不是人民的代表，哪怕你们是地主的代表，也请考虑一下这个比较吧！谁请求开办学校呢？是左派吗？是农夫吗？是工人吗？决不是！！一致提出这个请求的是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也就是萨马拉的地主们，其中包括最反动的黑帮分子。而政府，通过督学竟然借口学龄儿童的人数“不多”，拒绝了这个请求！！你们看，我说政府在妨碍俄国的国民教育，政府是俄国国民教育的最大敌人，这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说得不是都完全对的吗？
如果说芬兰有文化，有文明，有自由，人人识字，妇女受过教育等等，那么这只是因为在芬兰没有象俄国政府这样的“社会灾难”。而现在竟有人想把这种灾难强加给芬兰，使芬兰也成为受奴役的国家。先生们，你们绝对办不到！！你们想在芬兰强制实行政治奴役的这种尝试，只会使俄国各族人民更快地从政治奴役下觉醒过来！
我还要引用一段十月党人克柳热夫先生这位证人的证词。克柳热夫先生在发言时问道：“怎样聘请教师呢？”然后他自己又对他的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位已故的萨马拉活动家波波夫遗赠一笔资金用来开办女子师范学校。”可是你猜谁被委任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呢？已故的波波夫的遗嘱执行人这样说：“被委任为校长的是一位近卫军将军的遗孀，她自己承认，她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叫作女子师范学校这样的学校！！”
先生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我从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寓言集里引来的，是从《启蒙》杂志刊登的寓言中引来的，这本杂志因此受到罚款处分，它的编辑还被送进了监狱。[76]不是的。这件事是从十月党人克柳热夫的发言里引来的，这位先生只是怕（作为一个敬畏神灵、服从警察的人）考虑这件事的意义；因为这件事又一次无可争辩地证明，对俄国的国民教育来说，再也没有比俄国政府更凶恶、更势不两立的敌人了。而那些为国民教育事业捐钱的先生应当明白，他们的钱算是白扔了，甚至比白扔还不如。他们愿意为国民教育事业捐钱，可是事实上却把钱给了近卫军将军和他们的遗孀。这样的捐献者如果不想把钱白白扔掉，他们就必须明白：应当把钱捐给社会民主党人，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会利用这些钱让人民受到真正的教育，受到真正不依赖“近卫军将军”……不依赖胆小怕事、奉公守法的克柳热夫之流先生的教育。
同一位克柳热夫先生的发言里还有一段话：
“我们的国家杜马（第三届杜马）想使教会学校学生能进入高等学校的愿望算是落空了。国民教育部认为不可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其实，政府不仅堵塞了教会学校学生受高等教育的道路，而且根本堵塞了农民和小市民阶层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道路。这说起来并不好听——这位国民教育部的十月党人官员感叹地说——但这是事实。在中学学习的119000人中，农民只有18000人。在国民教育部管辖的所有学校里，农民总共只占15％。在教会中学的20500个学生中，农民总共有1300人。士官学校和其他类似的学校完全不收农民。”（顺便说一下，我从克柳热夫的发言里引来的这一段话，Ｋ.多勃罗谢尔多夫在1912年5月22日《涅瓦明星报》1912年第6号上的文章里也引用过。）
克柳热夫先生在第三届杜马里就是这样说的。连第四届杜马的统治者先生们也驳不倒这位证人的证词。而证人违反自己的意志，违背自己的愿望，完全证实了对俄国的现状特别是对国民教育的现状所作的革命的估价是正确的。既然一位著名的政府官员和政府党十月党的活动家都说政府堵塞了小市民和农民受教育的道路，那么这个政府应当受到怎样的评价呢？
先生们，请考虑一下，从这些小市民和农民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政府应当受到怎样的评价吧！
请不要忘记，在俄国小市民和农民占总人口的88％，也就是说将近占全体人民的9/10，而贵族总共只占1.5％。可是政府从9/10的人民那里拿钱来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并且用这些钱使贵族受教育，同时却堵塞了小市民和农民受教育的道路！！这个贵族政府，这个为了保护1％的居民的特权而压迫9/10的居民的政府应当受到怎样的评价，难道还不清楚吗？？
最后，我还要从我的证人——国民教育部的十月党人官员、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代表克柳热夫先生的发言里摘引一段话：
克柳热夫先生说：“在1906—1910年这5年中，在喀山区被解聘的中等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校长有21人，国民学校的学监有32人，城市学校的教师有1054人，而被调动工作的有870人。请想一想吧——克柳热夫先生感叹地说——我们的教师怎么能够睡得安稳呢？他今天在阿斯特拉罕睡，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出现在维亚特卡。请设想一下一个象被人追逐得筋疲力尽的兔子那样的教师的这种心理状态吧！”
这不是哪个“左派”教师的感叹，而是十月党人的感叹。这些数字是一个官场老手举出来的。右派分子、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先生们，这是你们的证人！！就连“你们的”这位证人也不得不承认，政府对教师采取的是一种最放肆、最无耻、最令人厌恶的专横态度！！主宰第四届杜马和国务会议的先生们，你们的这位证人还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俄国教师象兔子一样被俄国政府“追逐得筋疲力尽”！！
就根据这个事实——这不过是俄国生活中千万件类似的事实中的一件——我们要向俄罗斯人民和居住在俄国的各族人民问一问：我们需要政府是为了保护贵族的特权吗？是为了把国民教师“追逐得筋疲力尽”吗？难道这个政府还不该被人民赶走吗？
是的，俄国的国民教师象兔子一样被追逐得筋疲力尽！是的，政府堵塞了俄国9C10的居民受教育的道路。是的，我们的国民教育部是警察侦缉部，是愚弄青年部，是嘲弄人民求知欲部。可是，第四届杜马的代表先生们，俄国的农民特别是俄国的工人并不都象兔子，而且远不是都象兔子。工人阶级在1905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还能够再一次证明，而且将更令人信服地、更有份量地、更严肃地证明：它有能力为争取真正的自由和争取真正的而不是卡索的、也不是贵族的国民教育进行革命斗争！
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25—135页
注释：
[74]《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是列宁为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起草的一篇发言稿。1913年6月4日（17日），在杜马会议讨论预算委员会关于国民教育部1913年支出预算的报告时，阿·叶·巴达耶夫就这个问题发言，几乎是逐字地宣读了列宁起草的这篇发言稿。在讲到“难道这个政府还不该被人民赶走吗？”这句话时，巴达耶夫被剥夺了发言权，因而稿子的末尾没有宣读。——108。
[75]学区是沙皇俄国的教育行政单位。每一学区包括若干个省。学区由督学领导，负责监督本学区内国民教育部学校的活动。20世纪初，全俄划分为12个学区。——114。
[76]布尔什维克的《启蒙》杂志第2期（1913年2月）登载了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寓言《蜡烛》，为此，该期杂志被没收，杂志编辑被逮捕。——116。
中国各党派的斗争
（1913年4月28日〔5月11日〕）
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中世纪的旧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政府。在中国建立了共和制，这个伟大的亚洲国家（长期以来，这个国家一成不变，停滞不前，曾使各国黑帮分子感到高兴）的第一届国会 ——中国第一届国会已经选了出来，召开了会议，并且已经开了几个星期。
在中国国会的两院中，孙中山的拥护者国民党人[80]在众议院略占多数；要是拿与俄国情况相当的用词来说明这个党的实质，应该把它叫作激进民粹主义共和党，也就是民主派政党。在参议院，拥护这个党的占较大的多数。
和这个党对立的是一些较小的温和派或保守派政党。它们的名称很多，如“进步党”［81］等等。事实上，所有 这些政党都是反动派 的政党，即官僚、地主和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们都倾向于愈来愈摆出一副独裁者架势的中国立宪民主党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的行径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模一样，昨天他是一个保皇派，今天革命民主派胜利了，他成了一个共和派，明天他又打算当复辟后的君主制国家的首脑，也就是打算出卖共和制。
孙中山的党依靠的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受欧洲影响最大、最先进的南方 。
袁世凯的党依靠的则是中国落后的北方 。
最初几次冲突的结果是袁世凯暂时取得了胜利：他把所有“温和派的”（即反动派的）政党联合起来，分化出部分“国民党人”，使自己的 候选人当上国会众议院议长[82]，并且不顾 国会的反对，签订了向“欧洲”即向欧洲亿万富翁这些骗子借款的债约 [83]。借款的条件很苛刻，简直是重利盘剥，是以盐业专卖收入作为担保的。借款将使中国遭受凶残的、极端反动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奴役。这个资产阶级只要有利可图，就准备扼杀任何民族的自由。将近有25000万卢布的借款为欧洲资本家提供巨额利润。
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反动的恐惧心理的欧洲资产阶级，就这样同中国各个反动阶级和反动阶层结成了联盟。
对孙中山的党来说，与这个联盟进行斗争是很艰巨的。
这个党的弱点是什么呢？弱点是它还不能充分地 吸引中国广大 人民群众 参加革命。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所以没有一个能够坚决而又自觉地将民主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由于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领导者，农民非常闭塞、消极、愚昧、对政治漠不关心。虽然革命推翻了旧的腐朽透顶的君主制，虽然共和制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却没有 普选权！国会选举是有资格限制的，只有那些拥有将近500卢布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由此也可以看出，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还做得很差 。如果没有群众 的这种支持，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坚定的先进阶级，共和国就不可能是 巩固的。
尽管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有很大缺点（由于缺少无产阶级这个支柱而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断），中国革命民主派在唤醒人民、争取自由和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方面还是作出了许多贡献。孙中山的这个党只要能吸引愈来愈广泛的中国农民群众参加运动和参加政治斗争，它就能逐渐成为（与这种吸引程度相适应）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不管那些依靠国内反动势力的政治骗子、冒险家和独裁者可能使这个党遭到什么样的失败，这个党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徒劳无功的。
载于1913年5月3日《真理报》第10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38—140页
注释：
[80]国民党人是我国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成员。国民党是由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行会、国民公党等小党派合并组成的，于1912年8月25日成立。该党奉孙中山为理事长，由宋教仁主持党务。“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于1913年11月4日被袁世凯下令解散。——128。
[82]当选国会众议院议长的是汤化龙。——129。
[83]指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政府与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2500万金镑，年息5厘，实收八四折。——129。
建筑工业和建筑工人
（1913年5月4日〔17日〕）
随着最近几年俄国工业的高涨，建筑工业象通常一样也得到[92]了迅速的发展。不久前，《财政通报》杂志就这个问题向俄国158个城市的市政管理委员会进行了调查（询问）。韦谢洛夫斯基先生[93]在《俄罗斯言论报》上引证了这次调查中有关每年建筑和改建的房屋幢数的材料：
1907年……………………11961
1908年……………………13709
1909年……………………15093
1910年……………………16674
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建筑工业增长了将近50％！在这次工业高涨中，资本家老爷们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从砖的价格上就可以看出来。在彼得堡，每1000块砖的价格达到33卢布，而在工业更发达的莫斯科，则高达36卢布。
有制砖厂的城市仅仅有50—60个，因此，与建筑资本家的贪得无厌作斗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由于选举资格的限制，由于根本没有选举自由等等，我们的一些城市就完全落到了一小撮巨头的手里，他们认为自己腰包的利益就是城市的利益。
工地上混乱不堪，马虎大意，视人命若儿戏，大家都知道的许多正在建筑的房屋的倒塌就证明了这一点。建筑业繁荣了，也就是说，成千上万的卢布落入了包工头、工程师、资本家的腰包，工人为资本祭坛作出了大量的牺牲，——这就是工业“高涨”的意义。
而几十万建筑工人的境况又怎样呢？
关于他们的工资，我们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如下情况。建筑工人的日工资按城市大小的不同而不同，具体数字如下：
城市居民数 建筑工人的日工资
不满5 000人的…………………………1卢布33戈比
5 000—10 000人的…………………1卢布36戈比
10 000—25 000人的…………………1卢布41戈比
25 000—50 000人的…………………1卢布53戈比
50 000—75 000人的…………………1卢布56戈比
75 000—100 000人的……………… 1卢布87戈比
100 000人以上的………………………1卢布80戈比
甚至在一些最大的城市里，一个工人一昼夜的工资还不到2卢布！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工人在目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在必须供养往往是住在另一个城市或乡村的家眷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该是多么贫困。此外，建筑作业是季节性的，不是全年都能进行。一个工人必须在几个月的劳动中挣够足以养活家眷和自己的全年费用。
工人生活贫困，完全没有保障——这就是上述数字所说明的问题。
建筑工人要比工厂工人更难于团结和组织起来。因此，先进工人应当更加迫切地关心教育和团结建筑工人的问题。除了向自己的工人报纸、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更有觉悟的无产者同志寻求帮助以外，建筑工人是不能从别的地方得到帮助的。
载于1913年5月9日《真理报》第10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51—152页
注释：
[92]《财政通报》即《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1883年11月—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85年1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143。
[93]《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143。
亚洲的觉醒
（1913年5月7日〔20日〕）
中国不是早就被公认为是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乱也在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遍及荷属印度［注：即印度尼西亚。——编者注］，即爪哇岛及其他荷属殖民地，人口共达4000万。
这个民主运动的代表者：第一是爪哇的人民群众，他们在伊斯兰教旗帜下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第二是资本主义在已经习惯了当地风土人情的欧洲人中间培养的当地知识分子，这些欧洲人主张荷属印度独立；第三是爪哇和其他岛上的数量很多的华侨，他们从本国带来了革命运动。
荷兰马克思主义者万拉维斯泰因在描述荷属印度的这种觉醒时指出，荷兰政府历来的暴政与专横现在正遭到土著居民群众的坚决反击和抗议。
革命前夕常见的现象出现了：各种社团和政党以惊人的速度在产生。政府加以禁止，但却激起更大的怒火，激起运动更加蓬勃的发展。例如，不久前荷兰政府解散了“印度党”[99]，因为该党的章程和纲领提出了争取独立的要求。荷兰的“杰尔席莫尔达”[100]（顺便说说，教权派和自由派都是赞成他们的，因为欧洲自由主义已经腐朽了！）认为这是想脱离荷兰的罪恶要求！当然，被解散了的政党在改换了名称之后又恢复了活动。
在爪哇，产生了土著人的民族协会[101]，这个协会已有8万名会员，并组织了群众大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
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以关切、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全球各地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的这种气势磅礴的发展。被工人运动的力量吓坏了的欧洲资产阶级，投到反动势力、军阀、僧侣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怀抱里去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亚洲各国年轻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对群众充满信任的民主派，正在起来代替这些气息尚存但已日趋腐朽的资产阶级。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载于1913年5月7日《真理报》第10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45—146页
注释：
[99]“印度党”即“东印度党”，是印度尼西亚的印尼-欧洲人（印度尼西亚人和欧洲人混血种）的政党，于1912年组成。因其纲领中反映了要求独立的愿望，成立后立即被荷兰殖民者所取缔。——161。
[100]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这里用作警察专制制度的代名词。——161。
[101]指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联盟。该联盟于1912年成立，前身为“伊斯兰商业联合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联盟发展成为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性组织。——161。
扩充军备和资本主义
（1913年5月16日〔29日〕）
英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英国“社会”和英国政府也完全象法国、德国等等国家的“社会”和政府一样，早就在狂热地扩充军备。
现在英国报刊，尤其是工人报刊，引证了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材料来说明资本主义扩充军备的巧妙“把戏”。英国的海军装备特别强大。英国的造船厂（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布朗等等）是世界闻名的。英国和其他国家耗费数亿以至数十亿卢布来准备战争，——当然，这一切都完全是为了和平，为了保护文化，为了祖国和文明等等。
但是，英国的海军将领和保守党、自由党这两个政党的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都是造船、制造火药、代那买特炸药和大炮等等的企业的股东和经理。大量金钱直接流进资产阶级政客的腰包。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国际匪帮，唆使各国人民进行军备竞赛，象剪羊毛似的剥削这些轻信、糊涂、迟钝和顺从的人民！
扩充军备被认为是国民的事业，爱国的事业；原以为大家都会严守秘密。岂不知造船厂和大炮厂、代那买特炸药厂和造枪厂都是各国资本家共同欺骗和尽情掠夺各国“大众”的国际性企业，制造船只或大炮是为了英国能打意大利，同样也是为了意大利能打英国。
真是资本主义的巧妙把戏！文明、秩序、文化、和平——结果却是数亿卢布被造船、制造代那买特炸药等等的企业的生意人和投机者所掠夺！
英国加入了与三国同盟敌对的三国协约。意大利加入了三国同盟。赫赫有名的维克斯公司（英国）在意大利有它的分公司。这个公司的股东和经理通过卖身投靠的报纸以及通过卖身投靠的议会“活动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唆使英国反对意大利，又唆使意大利反对英国。他们则从英国工人和意大利工人身上榨取利润，剥削两国人民。
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大臣和议员们几乎都加入了这些公司。真是狼狈为奸。“伟大的”自由党大臣格莱斯顿的儿子就是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经理。英国最著名的航海专家和一个“部门”的高级官员海军少将培根，转业到考文垂造炮厂工作，薪金是7000英镑（60000多卢布），而英国的首相只有5000英镑（将近45000卢布）。
当然，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政府就是资本家阶级的管事人。管事人领取优厚的薪金。这些管事人本身就是股东。他们共同在“爱国主义”喧嚣声中悄悄地剪羊毛……
载于1913年5月21日《真理报》第1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75—176页
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
（1913年5月19日〔6月1日〕）
资本家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收入。他们严守“商业秘密”，外人很难识破财富形成的“秘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谁也不能干预私有者的事情。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原则。
但是，资本早已越出了私有财产的范围，组成了股份企业。数百数千个互不相识的股东合办一个企业；狡猾的生意人总是在“商业秘密”的掩饰下掏自己同伙的腰包，于是私有者先生们就只好屡次吃亏上当。
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必须牺牲自己的一点点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必须用法律来责成股份企业实行正常的报表制度和公布主要的帐目。当然，对公众的欺骗不会因此而中止，只不过采取了另外的形式，变得更加狡猾罢了。大资本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东们的不大的零星资本汇集起来，变得更加实力雄厚了。现在，百万富翁通过股份公司支配的不仅有自己的百万财产，而且还有追加资本，比如说80万卢布，这些钱可能就是从8000个小业主那里汇集来的。
但是资本主义的丑恶在民众面前却暴露得更加清楚、更加明显了。
例如，我们来看一下俄国保险公司公布的从1902年到1911年这10年间的帐目。
1902年的股份资本为3133万多卢布（在21个股份企业里），1911年的股份资本为3480万卢布（仍在这21个企业里）。通常的情况是：资本的大部分为一小撮百万富翁所有。也许，10个或20个巨头就拥有1800万卢布的股票，由于他们是多数，他们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小”股东们的其余的1300万或1600万卢布。
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教授们看到小股东的人数在增长就说私有者的人数在增长，而事实上是百万富翁巨头对“小股东”的资本的控制（和他们的收入）在增长。
请看，我们的保险大王们在10年间是怎样发财的。10年间股份资本的股息平均在10％以上！！利润不错吧？10年间，在最坏的年份里，1卢布可以“赚”6戈比，在最好的年份里，1卢布可以“赚”12戈比！
预备资本增加了一倍：1902年预备资本为15200万卢布，1911年为32700万卢布。财产几乎增加了一倍：1902年为4400万，1911年为7600万。
总计，10年内在21个企业里有3200万新财产！
是谁“赚了”这笔财产呢？
是那些不工作的股东，首先是拥有大部分股票的百万富翁巨头。
干工作的是几百个职员，他们东奔西跑，找人参加保险，详细察看他们的财产，忙于算帐。这些职员始终是职员，他们除了薪水以外（大家知道，对多数职员来说，这点薪水连勉强养活一个家庭都不够），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无法积蓄任何财产。
如果一位巨头担任了经理“工作”，那他就会因此而另外得到同部长一样的薪俸和奖金。
股东先生们正是由于不工作而发了财。他们“致力”于剪息票，在10年里平均每年得到纯利润300万卢布，并且还积蓄了追加资本3200万卢布。
载于1913年6月9日《真理报》第13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185—187页
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节选）
民族问题
无论是根据社会主义观点从一般原则来看，还是从实际组织方面（我们党自身的建设）来看，这个问题都迫切需要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加以讨论和解决。
1912年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甚至中立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也承认）是要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违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
事实上，这次代表会议根据崩得分子的提议，竟不顾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承认“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口号（俄国犹太民族主义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捍卫这个口号）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相抵触的。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决不容许对任何民族实行任何哪怕是极轻微的压迫，决不容许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要求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自由（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即分离的自由。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且要求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我们要求广泛的自治并实行区域自治，自治区域也应当根据民族特征来划分。
所有这些要求是一切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社会主义者所必须坚持的。
但是社会主义者不能局限于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者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作斗争，不管它是赤裸裸的还是精心打扮过的。要把同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把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分裂开来的“民族文化自治”口号，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坚持国际主义的立场。我们不许农奴主和警察国家侵犯各民族的平等，但是我们所拥护的并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国际文化，国际文化只包含每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即每个民族文化中具有彻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那一部分。
“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以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统一的幻觉来欺骗工人，而实际上在每个民族中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化”。
我们反对民族文化，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一。我们拥护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
在各民族享有最完全的平等和国家实行最彻底的民主制的条件下使所有民族的工人统一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口号，也是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这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口号决不会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虚假幻觉和幻想，而“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就必定会造成这种幻觉，并且在劳动群众中间散布这种幻想。
我们这些生活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边疆地区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这些处在拉脱维亚、俄罗斯、爱沙尼亚、德意志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代表包围之中的人，特别清楚“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虚伪性。因此，已经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受过实际检验的一个口号，即所有民族的所有一切工人组织统一起来的口号，对于我们来说就特别宝贵。
有些人往往引证奥地利的例子来为“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辩护。关于这一引证，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一，甚至象卡·考茨基这样谨慎的著作家也承认奥地利主要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奥托·鲍威尔的观点（他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夸大了民族因素而极端低估了国际主义因素（见卡·考茨基《民族性和国际性》。有俄译本）；第二，我国现在只有崩得分子以及一切犹太资产阶级政党还坚持“民族文化自治”，其实无论鲍威尔还是考茨基都没有承认犹太人可以实行民族自治，而考茨基（同上）更直截了当地宣称，东欧（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是帮会，而不是民族，第三，甚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布隆（1899年）民族纲领[117]也没有完全承认超地域的（按人的民族属性的）民族自治，而只要求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同一民族的各个民族地区组成联盟（布隆纲领第3条）；第四，就是这个显然带有妥协性的（从国际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纲领，在奥地利国内也完全失败了，因为妥协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导致了捷克分离主义者的分离；第五，这些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受到整个国际一致谴责的捷克分离主义者宣称，崩得的分离主义是同他们接近的（见分离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捷克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该刊物可以从布拉格免费得到。布拉格希贝恩斯卡街7号）；第六，鲍威尔本人要求各地不同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组织统一起来。鲍威尔本人认为奥地利党的那个“民族制度”是矛盾的和不稳定的，这种“民族制度”现在使奥地利党完全分裂了。
总之，引证奥地利的例子对崩得分子不利而不是有利的。
自下而上地统一起来，所有的工人组织中的所有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各地完全统一和打成一片，——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打倒资产阶级骗人的和妥协性的“民族文化自治”口号！
同时在我们党的体制中，我们反对联邦制，我们主张所有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而不仅是中央组织）统一起来。
代表大会应当既拒绝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也拒绝建党的联邦制原则。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象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在1898—1912年时期（在党的整整14年的历史中）那样，始终忠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主义。
载于1913年8月《战友报》（拉脱维亚文）第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03—211页
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
（1913年6月6日〔19日〕）
在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128]上，关于堕胎，也就是关于人工流产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报告人利奇库斯引用了在现代所谓文明国家里极为流行的打胎现象的材料。
在纽约，一年内人工流产达8万次，在法国，每月达36000次。在彼得堡，人工流产的百分比在五年内增加了一倍多。
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决定：母亲因人工堕胎而受到刑事追究是绝对不应当的，至于医生也只是在“图谋私利”的情况下才应当受到追究。
在辩论中多数人发言主张堕胎不应受惩罚，这自然也就涉及到所谓新马尔萨斯主义[129]的问题（人工避孕措施），并且触及到问题的社会方面。例如，根据《俄罗斯言论报》报道，维格多尔契克先生说“避孕措施应该受到欢迎”，而阿斯特拉汉先生的高声发言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
“我们应当使母亲们相信，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学校里受摧残，就是为了让他们去参加征兵抽签，就是为了让他们去自杀！”
如果报道属实，阿斯特拉汉先生的这种论调果真博得了热烈的掌声，那么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这是因为听众都是一些带有市侩心理的中小资产者，从他们那里，除了最庸俗的自由主义以外，又能期待什么呢？
但是，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阿斯特拉汉先生上述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社会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极端反动和极端贫乏。
“……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受摧残……”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为什么不是为了让他们比我们更好地、更同心协力地、更自觉地、更坚定地去同摧残和毁灭我们这一代的现代生活条件作斗争呢？？
这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即一切小资产者的心理同无产者的心理的根本不同之处。小资产者看到和感觉到自己要完蛋了，日子愈来愈难过了，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愈来愈残酷无情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愈来愈没有出路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小资产者对这种情况也表示抗议。
但是他们是怎样表示抗议的呢？
他们是作为必遭灭亡的、对于自己的将来感到绝望的、受压抑的和怯懦的阶级的代表来表示抗议的。于是没有办法，只好少生孩子，免得也象我们那样受苦受难，也象我们那样受穷受屈辱，——这就是小资产者的叫喊。
觉悟的工人远不是这种观点。不管这种叫喊多么恳切动人，他们是不会因此而模糊自己的意识的。是的，不论我们工人，还是小业主群众，都过着充满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苦难的生活。我们这一代比我们的父辈更艰难。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要比我们的父辈幸运得多。我们已经学会斗争并且学得很快，而且我们不象我们父辈中的优秀人物那样单枪匹马地斗争，也不是为了资产阶级雄辩家提出的在思想内容上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口号而斗争，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口号，为了自己阶级的口号而斗争。我们比我们的父辈斗争得出色。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斗争得更出色，而且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工人阶级不会在斗争中灭亡，而会在斗争中成长，巩固，壮大，团结起来，受到教育和锻炼。对于农奴制、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我们是悲观论者，但是对于工人运动及其目的，我们是竭诚的乐观论者。我们已经在为新的大厦奠定基础，我们的子女将把它建成。
正因为这样——也只是因为这样——我们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死敌；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落后的利己的市侩夫妇的思潮，他们恐惧地嘟哝说：上帝保佑，让我们自己勉勉强强地维持下去吧，至于孩子最好不要。
当然，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要求无条件地废除有关追究堕胎或追究传播关于避孕措施的医学著作等等的一切法律。这样的法律不过是表示统治阶级的伪善。这些法律并不能治好资本主义的脓疮，反而会使这种脓疮变成恶性肿瘤。从而给被压迫群众带来极大的痛苦。医学宣传的自由和保护男女公民的起码民主权利是一回事。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社会学说是另一回事。觉悟的工人永远要进行最无情的斗争来反对把这一反动的怯懦的学说强加到现代社会最先进、最强大、最有决心进行伟大改造的阶级身上的尝试。
载于1913年6月16日《真理报》第13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255—257页
注释：
[128]这里说的是1913年5月29日（6月11日）—6月5日（18日）在彼得堡举行的第十二次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约有1500人。
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即纪念尼·伊·皮罗戈夫俄国医生协会（简称皮罗戈夫协会）的会员代表大会，是革命前俄国医生最有代表性的集会，约两年召开一次。皮罗戈夫是俄国外科学家和解剖学家，战伤外科学和外科解剖学的奠基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265。
[129]新马尔萨斯主义是马尔萨斯主义在19世纪中叶以后形形色色变种的总称。——265。
都柏林的阶级战争
（1913年8月29日〔9月11日〕）
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是一个有50万人口、工业不很发达的城市。在那里，渗透到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生活的阶级斗争已经激化，成了阶级战争。警察局简直象发了疯，喝醉了酒的警察殴打和平工人，擅自闯入民宅，折磨老弱妇孺。数百名（400人以上）工人受伤，有两名工人被打死——这就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所有杰出的工人领袖都已被捕。发表最和平的言论也要被关进监牢。城市就象一座兵营。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一个和平的、有文化的、文明的、自由的国家里，怎么会燃起这样的战火来呢？
爱尔兰有点象英属波兰，只是在类型上与其说它象华沙—罗兹—栋布罗瓦，不如说它象加里西亚。民族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使这个不幸国家的无产者变得一贫如洗，使农民成了僧侣主义的顽固守旧、愚昧无知的奴隶，使资产阶级成了在民族主义美丽辞藻掩盖下的一支压迫工人的暴君即资本家的队伍，最后，还使行政当局成了惯于采取种种暴力的匪帮。
现在，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即爱尔兰的资产者）取得了胜利：他们即将从英国地主手里赎回自己的土地；他们即将取得民族自治权（为了这个著名的爱尔兰自治[182]，爱尔兰同英国进行了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他们将与“自己的”爱尔兰神父们一道自由地来管理“自己的”国土。
现在，这个民族主义的爱尔兰资产阶级便以宣布要同爱尔兰工人运动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来庆祝自己“民族的”胜利和自己“国家的”成熟。
英国的总督住在都柏林。但是他的权力实际上不如都柏林资本家的领袖，一个姓墨菲（Murphy）的人。这位墨菲是《Independent》报（《独立报》[183]——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的出版者，市电车公司的大股东和经理，都柏林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的股东。墨菲宣称（当然是代表所有爱尔兰资本家），他准备花75万英镑）将近700万卢布）来破坏爱尔兰的工会。
但这些工会已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继爱尔兰资产阶级坏蛋庆祝自己“民族的”胜利之后出现的是爱尔兰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爱尔兰无产阶级发现了爱尔兰运输工人工会书记拉金（Larkin）同志是一位很有才干的领袖。拉金赋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具有爱尔兰人的旺盛精力，他在非熟练工人中间创造了奇迹，这一部分不列颠无产阶级群众，在英国常常由于英国“熟练”（skilled）工人具有那种令人诅咒的市侩式的、自由主义的、贵族的情调而不得不处于同先进工人隔绝的状态。
一种新的气象在爱尔兰工会中出现了。非熟练工人群众给工会带来了空前活跃的气氛。连妇女也开始组织起来，这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未曾有过的现象。就工人的组织情况来说，都柏林很可能成为整个大不列颠的先进城市。这个国家的特点是：天主教神父个个脑满肠肥，而工人则忍饥挨饿、衣衫褴褛，甚至在星期日也穿得很破烂，因为他们买不起节日服装。这个身受双重和三重民族压迫的国家，已开始变成一个拥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大军的国家。
于是墨菲便宣布向拉金和“拉金主义”进行资产阶级的十字军讨伐。一开始就解雇了200个电车工人，为的是在解雇工人期间挑起罢工，从而破坏整个斗争。运输工人工会举行了罢工，要求让被解雇的工人复工。墨菲组织同盟歇业来对付工人。工人则用罢工来回答他们。战争全面展开，怒火在燃烧。
拉金（附带说说，他是因参加爱尔兰解放运动而于1867年被处死的著名的拉金的孙子）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还指出，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党曾肆无忌惮地号召反抗政府，以革命相威胁，并组织对自治的武装反抗，毫无顾忌地向这个国家散发革命呼吁书。
但是，英国的沙文主义者卡森、伦敦德里、博纳·罗（英国的普利什凯维奇分子，扼杀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这些反动分子可以做的事，却不容许无产者-社会主义者去做。拉金被逮捕。工人集会被禁止。
爱尔兰毕竟不是俄国。剥夺集会自由激起了群众的怒潮。不得不把拉金送交法庭审判。然而在法庭上拉金变成了原告，实际上处于被告地位的倒是墨菲自己。拉金通过同证人的交叉讯问证明，在他（拉金）被捕前夕，墨菲曾同总督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拉金宣称警察是墨菲豢养的，对拉金的这种说法谁也不敢反驳。
拉金被保释出来了（政治自由不能马上取消）。拉金公开表示他无论如何要参加群众大会。果然，他化了装来到会场，并开始向群众发表演说。警察认出是他，就把他抓住并殴打他。开始了为时两天的警棍专政，他们殴打群众，折磨妇女和儿童。警察擅自闯入工人住宅。运输工会会员、工人诺兰被他们活活打死，另一个也因受伤致死。
星期四，即9月4日（俄历8月22日），举行了诺兰的葬礼。都柏林的无产者组成了5万人的游行队伍来给自己的同志送葬。野兽般的警察都躲藏起来了，他们不敢触怒群众，送葬行列秩序井然。一位爱尔兰老人对德国记者说：“这次游行示威比安葬帕内尔〈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著名领袖〉时还要壮观。”
都柏林事件将成为爱尔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转折点。墨菲扬言要破坏爱尔兰工会。但他所破坏的只不过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对爱尔兰无产阶级的最后一点残余影响。他促使爱尔兰独立自主的、毫无民族主义偏见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受到了锻炼。
这一点立刻就在9月1日（俄历8月19日）于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会（工联）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了。尽管有充满庸俗习气的、只想讨好上司的机会主义的工会工作者进行阻挠，都柏林事件还是激起了代表们的怒火。都柏林工人代表团受到了热烈欢迎。五金工会都柏林分会主席、代表帕特里奇讲述了警察在都柏林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一位年轻女工刚躺下睡觉，警察就闯进屋里来了。这个姑娘躲到厕所里，但仍被他们揪着头发拖了出来。警察们喝得酩酊大醉。这帮“人”（带引号的）竟连10岁的儿童或5岁的小孩都要痛打一顿！
帕特里奇由于发表了连法官自己也认为是和平的演说而两次被捕。帕特里奇说：我相信，假如我当众念诵“我的主啊”，我也会马上被捕的。
曼彻斯特代表大会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去都柏林。当地的资产阶级又抓起了民族主义的武器（同我国波兰、乌克兰或犹太人中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模一样！），他们说，“英国人管不着爱尔兰土地上的事”！幸而民族主义者在工人中间已经失去了影响。［注：已经可以听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发出的忧虑，即担心拉金会组织爱尔兰独立工党，对此第一届爱尔兰国民议会也不得不加以注意。］
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很久没有听到过的演说。有人提议整个代表大会迁到都柏林举行，并提议在英国各地组织总罢工。矿工工会主席斯迈利说，都柏林的方式将促使英国所有工人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是一定能够学会掌握武器的。
英国工人群众正在缓慢而坚定地走上新的道路——从维护工人贵族的区区特权转到工人群众自己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伟大英勇的斗争。通过这条道路，英国无产阶级凭着自己的毅力和组织性，将比任何地方更迅速、更坚决地实现社会主义。
载于1913年8月29日《北方真理报》第23号和1913年8月30日《我们的道路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400—404页
注释：
[182]这里说的是爱尔兰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取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政治自治的斗争。爱尔兰自治法案曾不止一次提交英国议会讨论，均未获通过。1912年，在爱尔兰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爱尔兰自治法案第三次提交议会。该法案于1914年9月18日为英国国王批准。——424。
[183]《独立报》即《爱尔兰独立报》（《Irish Independent》）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机关报（日报），1891年起在都柏林出版。——425。
都柏林流血事件一星期后
（1913年9月3日〔16日〕）
9月7日（俄历8月25日）星期日，警察制造流血事件整整一星期之后，都柏林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抗议爱尔兰资本家和爱尔兰警察的行为。
群众大会仍旧在奥康奈尔大街原来预定的地方举行，本来上星期日就决定在这里召开大会，但被警察禁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在这里举行群众大会最合适，因而都柏林的群众大会大多在这个地方举行。
警察躲起来了。满街都是工人。到处都是人群，而且秩序井然。一位发表演说的爱尔兰人高声喊道：“上星期日，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没有理性的警棍，今天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没有警棍的理性。”
英国有宪法，因此当局不敢再次动用喝得醉熏熏的警察了。那里搭起了3个讲台。有6位演讲人，其中包括几位英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痛斥了反人民的罪行，号召工人实现国际主义的团结，进行联合斗争。
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并要求对警察在上星期日的罪行立即进行调查（要在与这一事件无关的人士的领导下进行，并要保证公布全部调查情况）。
在伦敦，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群众大会。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的团体高举着自己的旗帜参加了大会。有许多宣传画，上面是反映当前重大问题的各式各样的图画和标语。有一张宣传画特别受群众欢迎，上面画着一个警察挥动着一面写着“不准作声”字样的红旗。
演说者当中，特别出色的是本·蒂利特和五金工会都柏林分会书记帕特里奇，前者指出英国“自由党人”政府丝毫也不比反动政府逊色；后者详细地叙述了都柏林警察的无耻暴行。
值得指出的是，伦敦和都柏林的群众大会提出的主要口号是要求结社自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般地说，英国有政治自由的基础，有立宪制度。工人所要求的结社自由在那里是许多项改革中的一项，这些改革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现行的宪制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同样，在俄国，在工人保险方面的部分改革也是可以实现的）。
对英国和俄国的工人来说，结社自由是同样迫切需要的。而英国工人提出他们所必需的政治改革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实现这种改革的途径以及在英国宪法条件下实现这种改革的充分可能性（同样，如果俄国工人提出将保险法作某些修改的局部要求，也是正确的）。
在俄国所缺少的正是这些政治自由的一般基础，没有这种基础而要求结社自由，这简直是笑话，这只不过是自由派所惯用的花言巧语，其目的是欺骗人民，使他们相信在我国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在俄国，如果不把自由派的软弱无力的、骗人的改良主义同对改良主义不抱任何幻想的工人的彻底民主主义加以对比，那就无法进行争取结社自由（这是工人和全体人民最迫切需要的）的斗争。
载于1913年9月3日《北方真理报》第27号和1913年9月3日《我们的道路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416—418页
哈利·奎尔奇
（1913年9月11日〔24日〕）
9月17日（俄历9月4日），星期三，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哈利·奎尔奇（Quelch）同志在伦敦逝世。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成立于1884年，称为“社会民主联盟”。1909年起改称“社会民主党”。而从1911年起，一些单独存在的社会主义团体并入之后，又改称“英国社会党”。
哈利·奎尔奇是英国社会民主党内精力最充沛也是最忠诚的工作者之一。他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即党组织的活动家，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的活动家。印刷工人工会伦敦分会曾不止一次选他为主席。他还多次担任“职业理事会”（“Trades Council”）工会联合会伦敦局的主席。
奎尔奇曾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正义报》（《Justice》）[189]的编辑，同时也是党的月刊《社会民主党人》杂志[190]的编辑。
他十分热心地参加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各项工作，经常在党的会议上和民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奎尔奇不止一次代表英国社会民主党出席国际的代表大会和参加社会党国际局。顺便提一下，奎尔奇在出席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时曾遭到符腾堡政府的迫害。符腾堡政府因为奎尔奇在民众集会上称海牙会议为“athief’s supper”（直译为：强盗会议）而把他驱逐出斯图加特（未经审讯，按警察局命令，作为一个外国人被驱逐）。他被驱逐的第二天，大会又复会了，英国代表让奎尔奇坐过的椅子空着，在这张椅子上挂了一个标语脾，上面写着：“这是昨天被符腾堡政府驱逐出境的哈利·奎尔奇的坐位。”
德国南部的人常常自夸说，他们厌恶普鲁士人的官僚习气、官僚主义和警察制度，但是一旦问题涉及无产者-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们自己却象最凶恶的普鲁士人那样行动了。
以奎尔奇为领袖的英国社会民主党进行活动的历史条件是极其独特的。在这个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政治自由的程度来说是最先进的国家里，英国资产阶级（它早在17世纪就以相当民主的方式收拾了无限君主制）在19世纪就使英国工人运动分裂了。19世纪中叶，英国几乎完全垄断了世界市场。这种垄断使英国资本获得难以置信的巨额利润。因此有可能从这些利润中拿出一点点给工人贵族——熟练的工厂工人。
这些当时有较为可观的工资收入的工人贵族，封闭在狭隘的、自私的行会性的联合会中，与无产阶级群众隔绝，在政治上站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一边。甚至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任何地方象英国那样在先进工人中有这么多的自由派。
但是，19世纪最后25年的情况却有了变化。英国的垄断被美国、德国等所破坏。英国工人中的狭隘的、市侩式的工联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社会主义又重新在英国抬头，日益深入人心，而且不顾英国貌似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极其恶劣的机会主义的阻挠，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向前发展着。
在那些不屈不挠、满怀信心地反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人们中间，奎尔奇走在最前列。诚然，脱离群众有时使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沾染上一些宗派主义的习气。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创始人海德门甚至滚进了沙文主义的泥潭。但是社会民主党对他进行了反击；同时，在全英国只有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十年内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进行系统的宣传鼓动。这是奎尔奇及其同志们的极大的历史功绩。马克思主义者奎尔奇的活动的成果将在最近几年的英国工人运动中充分表现出来。
最后，不能不指出奎尔奇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情和支援。11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91]不得不在伦敦出版。以奎尔奇为首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非常乐意地让出自己的印刷所。奎尔奇本人不得不因此“挤一挤”，在印刷所里用薄木板给他隔出一个小角落作为编辑室。在这个小角落里安放了一张非常小的写字桌，桌子上方的墙上有一个摆满书的搁板，还有一张椅子。当时，当笔者到这个“编辑室”拜访奎尔奇的时候，已经没有地方再摆另外一张椅子了……
载于1913年9月11日《劳动真理报》第1号和1913年9月12日《我们的道路报》第1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438—440页
注释：
[189]《正义报》（《Justice》）是英国一家周报，1884年1月—1925年初在伦敦出版。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1911年起成为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1925年2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1933年12月停刊。——463。
[190]《社会民主党人》杂志（《The Social-Democrat）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1897—1911年在伦敦出版。——463。
[191]这里说的是《火星报》。该报于1902年6月—1903年春在伦敦出版。关于《火星报》，见注106。——465。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88]
（1913年11月初）
尊敬的同志们！贵报第266号刊登了你们的“俄国通讯员”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分裂的文章。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同客观事实出入很大，可能在某些方面会使德国读者产生误解。尊敬的同志们，我们相信，你们不会拒绝我们的请求，刊登这一简短的更正，使德国工人和德国兄弟党对这些基本事实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1）俄国通讯员一开头就说，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在为分裂成许多组织、团体和派别而感到苦恼”。单是这一点，就是完全错误的。每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至每一个关注俄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的人，都了解目前俄国工人运动中，只存在两个派别，两种彼得堡出版的指导性报纸，两条政治路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前者，即马克思主义者，在圣彼得堡出版日报《拥护真理报》（不久前，政府在莫斯科取缔了他们的另一种日报《我们的道路报》）。后者在彼得堡出版《新工人报》。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派别”，甚至在国外的俄国学生和侨民中，也不再有任何其他中间的所谓“派别”了。每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现在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之间作出抉择。
（2）你们的“俄国通讯员”认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之间的差别，正如德国的激进派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差别，或者正如“倍倍尔或累德堡为一方和弗兰克或大卫为另一方之间的差别”。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俄国的取消派自然是拥护修正主义的。他们从西欧的机会主义那里吸收了一切最糟糕的东西。但是取消派和修正主义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弗兰克或大卫决不会断言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组织的存在是“有害的”。而我们的取消派却正是反对党的存在本身，他们实际上是在消灭（“取消”）党的地下组织，他们甚至反对党在罢工（政治罢工）期间所作的决定。这种行动，博得了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赞许和热烈支持。
（3）你们的通讯员写道，“在杜马党团中”，在6个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和7个倒向取消主义的代表之间，只发生过一次“政治性的意见分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意见分歧经常发生，这是圣彼得堡的工人报刊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的。而且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七人团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决定废除我们党的纲领。杜马党团在杜马讲坛上宣读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就表明这7个代表在全国公开背弃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他们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党维护所谓“民族文化自治”，使得那些依附取消派的民族主义分子（崩得）兴高采烈。可是党拒绝了这个几乎得到俄国所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支持的要求。在制定党纲时，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否定了这个要求。不久前，普列汉诺夫还说这就是要求“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6个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强烈抗议这种背叛党纲的行为。但是，7个代表仍然坚持自己的反党决定。
（4）你们的通讯员说，证明6个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工人阶级的多数只能用“间接的办法”。这个说法绝对错误。我们仅列举一些确切的数字来说明究竟6个代表代表多少工人，7个代表又代表多少工人。
| 省 |
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的姓名 |
根据工厂视察机关统计的工人人数 |
| 彼得堡省 |
巴达耶夫 |
197000 |
| 莫斯科省 |
马林诺夫斯基 |
351000 |
| 弗拉基米尔省 |
萨莫伊洛夫 |
205000 |
|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
彼得罗夫斯基 |
118000 |
| 科斯特罗马省 |
沙果夫 |
91000 |
| 哈尔科夫省 |
穆拉诺夫 |
46000 |
|
总 计 |
1008000 |
| 省 |
其余代表的姓名 |
根据工厂视察机关统计的工人人数 |
| 华沙省 |
亚格洛 |
78000 |
| 顿河州 |
图利亚科夫 |
59000 |
| 乌法省 |
豪斯托夫 |
37000 |
| 塔夫利达省 |
布里扬诺夫 |
20000 |
| 伊尔库茨克省 |
曼科夫 |
13000 |
| 梯弗利斯省 |
齐赫泽 |
5000 |
| 卡尔斯区 |
契恒凯里 |
2000 |
|
总 计 |
214000 |
代表整个工人选民团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代表。6个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所代表的工人人数，按适中的算法，也比倒向取消主义的7个代表所代表的工人人数多达5倍。
难道这是“间接的”证明吗？
再举几个捐款资助马克思主义者的或取消派的合法报刊的工人团体数字：
|
《真理报》 |
莫斯科的报纸 |
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报刊 |
取消派的报纸 |
| 1912年 |
620 |
5 |
625 |
89 |
| 1913年（4月1日前） |
309 |
129 |
438 |
139 |
| 1913年（4月1日到10月） |
1252 |
261 |
1513 |
328 |
| 2年共计 |
2181 |
395 |
2576 |
556 |
这些数字发表在彼得堡的《拥护真理报》第22号上［注：见本卷第103页和第106页。——编者注］，而且谁也没有提出过异议。你们的通讯员应当是知道这些数字的。各团体捐款的情形两家报纸一向都是公布的，而资产阶级营垒中的我们的敌人就把这些材料看作两派力量对比的标志。
而且这里的数字也证明，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人团体数为支持取消派的5倍。
能把这种情形叫作“间接的”证明吗？
我们与西欧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不同，目前还不能说出我们党员的准确人数。但是我们是有直接证明材料，可以说明工人是跟谁走的。
第二届杜马工人选民团选出的23个代表（都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中有11个布尔什维克，占47％。第三届杜马8个代表中有4个，占50％。第四届杜马9个代表中有6个，占67％。能说这5年中（1907—1912年）有关三届杜马的选举材料也是“间接的证明”吗？
现在，由于六人团在报刊上公开反对七人团，各个工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站到6个代表方面反对7个代表。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每天都要发表许多工人、初选人、工会以及工人文化教育组织支持6个代表的决议。
代表在俄国整个工人阶级的6个工人代表，在杜马中成立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各方面都服从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意志。7个代表则作为一个“独立”团体进行活动。6个工人代表曾经向七人团提出就杜马工作达成协议的建议。直到现在，七人团仍然坚决拒绝这一建议。但是，达成协议势在必行。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载于1913年12月24日《莱比锡人民报》第29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54—158页
注释：
[88]《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的一封信，信中批驳了该报1913年11月15日刊登的一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的歪曲事实的无署名文章。《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延至12月24日才发表了列宁的这封信。该报解释说，拖延是由于篇幅不够和“其他原因”。——[158]。
萨韦纳
（1913年11月29日〔12月12日〕）
政治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件事物的实质，由于一个小小的缘由突然暴露得异常突出，异常清楚。
萨韦纳是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城。40多年前，取得胜利的普鲁士人从法国手中夺走了阿尔萨斯（在德国惟独社会民主党表示强烈抗议）。40多年来，普鲁士人强迫阿尔萨斯的法国居民“德意志化”，并以各种高压手段“迫使”他们遵守普鲁士王国的、军曹的、官僚的、所谓“德国文明”的纪律。然而，阿尔萨斯人以抗议的歌声作了回答：“你们夺走了我们的阿尔萨斯、我们的洛林，你们尽可以把我们的田野变成德国的领土，但是你们永远得不到我们的心——永远得不到。”
一个普鲁士贵族，年轻的军官福斯特纳终于使火山爆发了。他骂了阿尔萨斯的居民一句粗话（“混蛋”，这是粗野的骂人话）。这些德国的普利什凯维奇在兵营里成百万次地用这种话骂人，一点没有事。而这第一百万零一次……却出事了！
数十年来的压迫、刁难和凌辱，数十年来强迫普鲁士化而积下的怒火都爆发出来了。这不是法国文明反抗德国文明——当年的德雷福斯案件[105]表明，任何荒唐、野蛮、残暴、罪恶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的粗野的军阀，在法国并不比在别的国家少见。不，这不是法国的文明反抗德国的文明，而是法国的许多次革命培育起来的民主力量起来反抗专制制度。
民众的激昂情绪，酷爱自由、倔强的法国老百姓对普鲁士军官的愤恨和嘲弄；普鲁士大兵的穷凶极恶，任意逮捕和毒打民众——所有这一切使萨韦纳（后来几乎使整个阿尔萨斯）陷入资产阶级报刊所描绘的“无政府状态”。地主、“十月党人”、神父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以多数通过了一项反对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决议。
“无政府状态”——这是胡说。这样说要有一个前提：德国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确定的”民法制度，现在发生了违犯这个制度的越轨行为（由于什么恶毒的煽动！）。“无政府状态”这个字眼散发出那种对地主和军阀卑躬屈节、对德国异乎寻常的“法制”一味歌颂的德国御用的学院式“科学”（姑且称作科学）的味道。
萨韦纳事件表明，马克思在将近40年前把德国国家制度称为“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页。——编者注］是十分正确的。就对德国“宪制”的真正实质的评价来说，马克思比数以百计的颂扬“法制国家”的资产阶级教授、神父和政论家要深刻十万倍！他们向横行一时的德国人所取得的成功和胜利顶礼膜拜。马克思在评价政治的阶级实质时，遵循的不是事件的某些“曲折细节”，而是国际民主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经验。
不是萨韦纳“突然出现”“无政府状态”，而是德国真正的制度即普鲁士半封建土地占有者的军刀统治的强化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假如德国的资产阶级有荣誉感，假如他们有头脑和良心，假如他们相信自己说的话，假如他们言行一致，——总之，假如他们不是与数以百万计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那他们就会借萨韦纳“事件”的“机会”成为共和派了。而目前只限于由资产阶级政客们提出空洞的抗议——在国会里提出。
然而，在国会之外，就不限于这一点了。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情绪已经变了，并且还在变。条件变了，经济情况变了，普鲁士贵族军刀“太平”统治的全部基石已被冲垮。事态的发展正在不顾资产阶级的意愿把它卷入深刻的政治危机。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德国米歇尔”[106]在普鲁士的普利什凯维奇们的卵翼下高枕无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总的、根本性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正在日益迫近……
载于1913年11月29日《拥护真理报》第4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84—186页
注释：
[105]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191]。
[106]米歇尔是德国人的代称，通常用来表示粗笨和愚昧无知的德国庸人。——[193]。
致社会党国际局的报告
（1914年1月18—19日〔1月31日—2月1日〕）
致卡·胡斯曼
根据您的请求，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写了下面一篇简短报告（bref rapport），由于时间仓促，这个报告（rapport）难免出差错，先致歉意。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概会给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寄去正式报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86—89页。——编者注］，我个人的报告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就会得到纠正。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之间的分歧（dissenti-ments）是什么呢？问题就在这里。这些分歧可以归纳为如下六点：
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于1898年，它是一个秘密党，并且一直是一个秘密党。现在，我们的党仍然只能作为一个秘密党存在，因为在俄国，连温和自由派的政党也还没有合法化。
但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自由派在国外有过一个秘密的机关刊物[161]。革命失败后，自由派就脱离了革命，并且气愤地否定了关于出版秘密刊物的思想。因此，革命以后，在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一翼中，就产生了背弃秘密党的思想，产生了取消秘密党（这就是“取消派”这个名称的由来）而代之以合法的（“公开的”）党的思想。
我们全党曾在1908年和1910年两次正式地、无保留地谴责过取消主义。这里的意见分歧是绝对不可调和的。不能同那些不相信秘密党并且根本就不想建立秘密党的人一道去恢复和建设秘密党。
组织委员会和选举组织委员会的1912年八月代表会议，口头上承认秘密党。事实上，俄国的取消派报纸（1912—1913年的《光线报》和《新工人报》），在八月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后，还在合法刊物上继续攻击秘密党的存在（尔·谢·、费·唐·、查苏利奇等人的许多文章）。
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同组织委员会发生分歧，是因为组织委员会是一个空架子，它口头上不承认自己是取消派的组织，行动上却掩盖和粉饰俄国的取消派集团。
组织委员会不想（而且也不可能——因为它没有力量反对取消派集团）坚定不移地谴责取消主义，这是我们发生分歧的原因。
我们不同那些在合法刊物上攻击秘密党的人作斗争，就不能建立秘密党。俄国目前（从1912年起）有两种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日报。一种报纸（《真理报》）执行秘密党的决定，并且贯彻落实这些决定。另一种报纸（《光线报》和《新工人报》）攻击和嘲笑秘密党，向工人灌输不需要这样的党的思想。如果取消派集团的这种报纸不根本改变自己的方向，或者组织委员会对这种报纸坚决不予谴责，不同它断绝关系，那么，秘密党同反对它存在的集团之间的统一是不可能的。
二
我们同取消派的意见分歧，也就是任何一个地方的革命者同改良主义者的意见分歧。但是，由于取消派在合法刊物上攻击革命口号，我们的这些意见分歧就变得特别尖锐和不可调和了。例如，对于在合法刊物上声称不宜在向群众鼓动时提出建立共和国或没收地主土地这类口号的集团，我们是不可能和他们统一的。我们不可能在合法刊物上驳斥这种（在客观上）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并向自由主义和君主制让步的宣传。
而对俄国的这种君主制来说，还需要进行一系列革命，才能教育俄国沙皇接受立宪主义。
我们的秘密党在地下组织革命罢工和游行示威，它不可能和那些在合法刊物上称罢工运动为“罢工狂热”的著作家集团统一。
三
民族问题也是我们发生分歧的一个原因。这个问题在俄国十分尖锐。我们党的纲领绝对不承认所谓“超地域的民族自治”。维护这种民族自治，实际上就等于宣扬精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可是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1912年）公开违反党的纲领，承认这种“超地域的民族自治”。在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之间采取中立的普列汉诺夫同志，曾经反对这种违反党的纲领的行为，并且说这种行为是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
组织委员会不愿意收回它的违反我们党的纲领的决定，这是我们发生分歧的原因。
四
其次，表现在组织方面的民族问题也是我们发生分歧的原因。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公开谴责了按民族分开成立工会的做法。奥地利的经验已经证明，按这种办法来区分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是行不通的。
我们党一贯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1908年分裂前，党曾经又一次提出关于各地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合并的要求。
我们之所以同支持组织委员会的独立的犹太工人组织崩得发生分歧，是因为崩得违反党的决定，坚决拒绝宣布各地各民族组织实现统一的原则，拒绝在行动上实现这样的联合。
必须着重指出，崩得不仅拒绝同那些属于我们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各个组织实现这样的联合，而且还拒绝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左派）实现联合。因此，对崩得自称为联合者，我们不予承认，并声明：分裂分子恰恰就是崩得，因为它不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各地方组织中的国际主义统一。
五
组织委员会维护取消派和崩得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波兰社会党（左派）的联盟——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两个部分，这种做法使我们发生分歧。
波兰社会民主党在1906—1907年间就已经加入了我们的党。
波兰社会党（左派）从来也没有加入过我们的党。
组织委员会同波兰社会党结成联盟来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两个部分，进行骇人听闻的分裂活动。
组织委员会和杜马代表中拥护组织委员会的人，不顾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两个部分的正式抗议，把非社会民主党人亚格洛（波兰社会党党员）吸收进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分裂。
组织委员会不愿意谴责并解散这个同波兰社会党（左派）一起进行分裂活动的联盟，因此我们发生了分歧。
六
最后，我们之所以同组织委员会、同许多国外集团和许多空架子组织发生分歧，是因为我们的反对者不愿意公开地、老老实实地、无条件地承认俄国绝大多数的觉悟工人是支持我们党的。
我们认为这一情况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国外有人时常利用一些毫无根据的、没有确凿可靠的材料证实的说法，来散布一些骇人听闻的关于俄国国内情况的谎言。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们的反对者承认他们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关于统一的言论是虚伪的）；要么他们看不见这些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如果是这样，那他们要是不愿意被称为分裂分子，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拥有绝对的多数）。
有哪些公开的经过核对的事实可以证明俄国真正占多数的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究竟站在哪一边呢？
第一，国家杜马的选举。
第二，整个1912年和几乎整个1913年社会民主党的两种报纸上的材料。
不难理解，两年来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两个派别的日报提供了有关我们所争论的问题的最重要材料。
第三，有关俄国工人公开声明在社会民主党两个杜马党团中拥护哪一个的材料（登载在两种报纸上）。
所有这三方面的材料，都已经写进了我们中央委员会递交给社会党国际局（在1913年12月14日的常会上）的正式报告。我再简单地提一下这些材料：
第一类材料。在第二届杜马（1907年）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即拥护我们的人）占工人选民团选出的全体代表的47％；在第三届杜马（1907—1912年）中占50％；在第四届杜马中占67％。
第二类材料。从1912年1月1日到1913年10月1日，这21个月中，圣彼得堡的两种工人报纸都公布了各工人团体的捐款帐目，取消派及其所有的同盟者有556个团体；我们党有2181个团体。
第三类材料。有4850个工人签名拥护我们的杜马党团（截至1913年11月20日），有2539个工人拥护取消派（及其所有的同盟者崩得、高加索派等等）。
这些确凿可靠的材料证明，尽管俄国秘密党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困难，我们在两年之内仍然联合了俄国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
（在出版秘密书刊和组织秘密的严格的党代表会议方面，我们的优势更大。）
我们在两年内联合了俄国大多数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因此我们要求承认我们的组织方法。我们是不能放弃这种方法的。
谁要是承认秘密党但又不愿意承认我们两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和体现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的组织方法，我们就要谴责他进行分裂活动。
这就是我的简短的报告。
致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
尼·列宁
1914年1月31日—2月1日
于布鲁塞尔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296—303页
再论“民族主义”
（1914年2月20日〔3月5日〕）
“目前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正在策划第二次贝利斯案件，应当更加处处当心民族主义者的鼓动。不久前召开的“全俄民族联盟”[169]第二次代表大会，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鼓动是怎么回事。
如果以为总共只有21个来自俄国各地的代表参加的这个“全俄民族联盟”是无足轻重的，形同虚设的（虚构的），因而这种鼓动的作用也就无足轻重，那就大错特错了。“全俄民族联盟”是无足轻重的，是虚构的，但是它的宣传得到一切右翼政党和一切官方机关的支持；它在每所乡村学校、每个兵营、每个教堂中都在进行宣传。下面就是关于2月2日在这个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一个报告的新闻报道：
“国家杜马代表萨文科作了关于‘马泽帕主义’[170]（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行话，意即乌克兰运动）的报告。报告人认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中的分离主义〈即要求从国家中分离出去〉倾向特别危险。乌克兰运动尤其是一个威胁俄国统一的很大的实际危险。乌克兰人的最低纲领无非就是实行联邦制和乌克兰自治。
乌克兰人将自己实现自治的希望寄托在俄国将来同奥匈帝国和德国作战时遭到失败上。自治的波兰和乌克兰将在大俄罗斯的废墟上，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的疆土上建立起来。
如果乌克兰人真能使3000万小俄罗斯人脱离俄罗斯民族，那么大俄罗斯帝国的末日就要到了。（鼓掌）”
为什么这个“联邦制”既没有妨碍北美合众国的统一，也没有妨碍瑞士的统一呢？为什么“自治”并没有妨碍奥匈帝国的统一呢？为什么“自治”甚至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加强了英国和它的许多殖民地的统一呢？
萨文科先生对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极其荒谬的阐述，因此驳倒他的思想就非常容易了。据说，乌克兰自治“威胁着”俄国的统一，而奥匈帝国由于实行普选制及其各区域的自治却加强了自身的统一！怎么这样奇怪呢？为什么不能通过乌克兰自治来加强俄国的统一呢，读到或听到这种“民族主义”宣传的人，脑子里难道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吗？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力图借助攻击“异族人”来离间和腐蚀工人阶级，以便麻醉工人阶级。觉悟工人对此的回答是，在实践中捍卫了各民族工人的完全平等和团结一致。
民族主义者先生们在宣布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异族人的时候，忘了说明，大俄罗斯人（唯一的非“异族人”）在俄国至多占人口总数的43％。这就是说，“异族人”是多数！少数不给予这个多数好处，不给予这个多数政治自由、民族平等、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等好处，怎么能稳定多数呢？
民族主义者攻击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搞“分离主义”，攻击他们闹分离，用这种办法来维护大俄罗斯地主与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国家享有的特权。工人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因此工人阶级要捍卫民族自决权。
觉悟工人是不宣传分离的；他们知道大国的种种好处和广大工人群众联合起来的种种好处。但是，只有在各民族真正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大国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各民族的这种平等，就意味着享有分离权。
反对民族压迫和反对民族特权的斗争，是同捍卫分离权分不开的。
载于1914年2月20日《真理之路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24—326页
注释：
[169]全俄民族联盟是俄国地主、官僚的反革命君主主义政党。该党前身是1908年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右派总联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派别，共20人，主要由西南各省的杜马代表组成。1909年10月25日，该派同当年4月19日组成的温和右派党的党团合并成为“俄国民族党人”共同党团（100人左右）。1910年1月31日组成为统一的党——全俄民族联盟，党和党团主席是彼·尼·巴拉绍夫，领导人有F．Ｈ．克鲁平斯基、弗·阿·鲍勃凌斯基、米·奥·缅施科夫和瓦·维·舒利金。该党以维护贵族特权和地主所有制、向群众灌输好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该党的纲领可以归结为极端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要求各民族边疆区俄罗斯化。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该党即不复存在。——[350]。
[170]马泽帕主义得名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的盖特曼伊·捷·马泽帕。他主张乌克兰独立和脱离俄国。在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中曾公开投向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方面。——[350]。
英国自由党人和爱尔兰
（1914年3月12日〔25日〕）
当前英国议院讨论爱尔兰自治法案（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讨论爱尔兰的自治）的情况，无论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剖析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许多世纪以来，英格兰一直奴役爱尔兰，爱尔兰农民苦不堪言，忍饥挨饿，甚至饿死，他们的土地被剥夺，几十万、几百万人被迫离乡背井迁居美洲。19世纪初，爱尔兰有550万居民，现在只剩下430多万了。爱尔兰已人烟稀少。19世纪的100年中，有500多万爱尔兰人迁到美洲，现在，美国的爱尔兰人要比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还多！
爱尔兰农民遭受的前所未闻的灾难和痛苦是一个大有教益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到“统治”民族的地主和自由派资产者是何等残酷。英格兰的“辉煌的”经济发展，它的工商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付爱尔兰农民所立下的功劳上的，这些功劳不禁使人想起俄国的女农奴主萨尔特奇哈。
英格兰“繁荣起来了”，爱尔兰则奄奄待毙，仍旧是一个不开展、半野蛮的纯农业国，一个贫困的佃农国。尽管“文明的和自由派的”英格兰资产阶级想世世代代奴役爱尔兰，使它永远贫困，可是改革还是不可避免地进行了，——尤其是因为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和争取土地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1861年成立了爱尔兰革命组织——芬尼亚[184]。移居美洲的爱尔兰人都想方设法帮助它。
从1868年起，即从自由派资产者和愚蠢市侩的英雄格莱斯顿主持内阁起，在爱尔兰开始了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居然太太平平地拖延到现在，——也就是拖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瞧，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英明的国家要人多么善于“慢慢腾腾地抓紧”他们的“改革”呀！
那时卡尔·马克思已经在伦敦居住了15年多，他非常关心、非常同情地注视着爱尔兰人民的斗争。1867年11月2日他在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编者注］在同年11月30日的信里，马克思又谈到这个问题：“……试问，我们应当对英国工人提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取消合并这一条〈取消合并爱尔兰〉，简单地说，就是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能被英国〈工〉党采纳到纲领中去的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合法的，因而也是唯一可能的形式。”［注：同上，第405页。——编者注］接着马克思论证了爱尔兰人需要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需要土地革命，需要实行关税以抵制英国。
以上就是马克思为了帮助爱尔兰获得自由、加速爱尔兰的社会发展、帮助英国工人获得自由而向英国工人建议的纲领；因为只要英国工人帮助（或者仅仅容许）奴役其他民族，他们自己是不能获得自由的。
多么不幸啊！19世纪最后的30多年中，由于一系列特殊的历史原因，英国工人一直依附于自由派，浸透了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精神。他们没有成为争取自由的民族和阶级的领导者，而成了大财主的卑鄙走狗的尾巴，成了英国自由派老爷们的尾巴。
自由派已经把爱尔兰的解放事业拖延了半个世纪，爱尔兰的解放事业至今还没有完成！爱尔兰农民直到20世纪才开始从佃农变成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可是自由派老爷们还强迫他们按“公道的”价格交纳赎金！爱尔兰农民要向英国地主交纳千百万贡赋，而且还将继续长期交纳，以报答英国地主，因为英国地主掠夺了他们几百年，使他们常年挨饿。英国自由派资产者强迫爱尔兰农民用现金来报答地主的恩惠……
现在议院正在通过爱尔兰地方自治（自治）法。在爱尔兰北部有个阿尔斯特（人们往往把它错写成北爱尔兰）省，这里有一部分居民是英格兰的移民，他们与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不同，都是新教徒。于是以黑帮地主普利什凯维奇……不，以卡森为首的英国保守派，疯狂叫嚣反对爱尔兰自治。据他们说，这就等于让阿尔斯特人受异教徒和异族人管辖！卡森勋爵威胁说要举行暴动，并且组织了黑帮分子的武装匪帮。
不言而喻，这种威胁是空喊。一小撮流氓谈不上什么暴动。同样也谈不上什么爱尔兰议会（它的权力是由英国法律决定的）“压迫”新教徒。
这不过是黑帮地主在吓唬自由派。
自由派害怕起来了，他们向黑帮分子讨好、让步，建议在阿尔斯特举行一次特别的全民投票（所谓的公民投票），把阿尔斯特的改革再延迟6年！
自由派同黑帮分子之间的讨价还价还在继续。改革暂缓，爱尔兰人既然已经等了半个世纪，那就再等一等吧，可别“得罪了”地主！
如果自由派诉诸英国人民，诉诸无产阶级，那么卡森的黑帮集团自然马上就会冰消瓦解，消失得无影无踪，爱尔兰和平的、充分的自由也就有了保障。
可是，要自由派资产者向无产阶级求援去反对地主，这难道可能吗？要知道，英国自由派也是大财主的走狗，他们只会向卡森之流摇尾乞怜。
载于1914年3月12日《真理之路报》第3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65—368页
注释：
[184]芬尼亚是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初爱尔兰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共和派，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成员（芬尼亚一词来自爱尔兰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性军事义勇队的名称fiann）。爱尔兰革命兄弟会是秘密组织，于1858年成立（中心在美国和爱尔兰），主要宗旨是通过秘密准备的武装起义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该会采取密谋策略，在群众中缺乏巩固的基础。——[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