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
对整个案件的介绍 (编者注:这是一次臭名昭著的钓鱼执法)
(1911年11月6日〔19日〕以后)
自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全体代表——我国政府卑鄙阴谋的牺牲品——被送交法庭,并作为重大罪犯被流放服苦役以来,已经过去四年了。俄国无产阶级很清楚,自己的代表受到的控告全是捏造。可是,当时反动势力非常猖獗,审判又是秘密进行,因此没有沙皇政府所犯罪行的足够证据。只是最近保安处的暗探布罗茨基供认了的一些确凿事实,才使我国当局的卑鄙龌龊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下面就是这整个案件的经过:
尽管选举权受到种种限制,俄国无产阶级还是派了55名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届杜马。
这个社会民主党党团,不但人数很多,而且思想水平极高。这个党团在革命中诞生,打上了革命的烙印,而且它的发言——从中还可听到席卷全国的伟大斗争的反响——不仅对提交杜马审核的法案,而且对整个沙皇的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制度作了深刻而有充分根据的批判。
这个社会民主党党团是以当代社会主义这个不可战胜的武器武装起来的,它是一切左派党团中最革命、最彻底、阶级意识最强的。它带动了一切左派党团,给杜马打上了自己的革命烙印。我国的当局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是革命的最后发源地,是革命的最后象征,是社会民主党对无产者群众发生巨大影响的活生生的证据,因此,它对反动派是一种经常的威胁,是反动派胜利行进中的最后障碍。所以政府认为,不仅必须摆脱极其革命的杜马,而且必须把无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情绪的农民的选举权减少到最低限度,以阻止将来再选出这样的杜马来。实行这种政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摆脱社会党党团,使它在全国人的心目中名誉扫地,因为砍掉脑袋,就可毁灭全身。
可是,要这样做,就要有个借口,比如说,找个机会控告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政治上犯了什么大罪。警察和保安处诡计多端,他们很快就设法找到了这种借口。他们控告社会党议会党团同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的军事组织有密切联系,决意以此败坏它的声誉。为了这个目的,保安处处长格拉西莫夫将军(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布尔采夫主编的在巴黎圣雅克林荫道50号出版的《未来报》(《L’Avenir》)[174]第1号)派遣自己的暗探布罗茨基打入上述组织。布罗茨基钻进这些组织以后,起初是一个普通成员,后来成为书记。军事组织的某些成员想派遣一个士兵代表团去会见社会党议会党团。保安处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已经取得了军事组织信任的布罗茨基就来负责执行这个计划。选上了几名士兵,草拟了申述士兵要求的委托书,而且事先甚至不通知社会党党团,就确定了代表团要在党团办公室会见党团的日期。由于士兵穿了军装是进不去的,于是就要他们换装,而且这是在保安处的一个暗探家里干的,在那里,这些士兵穿上了保安处为他们购置的服装。按格拉西莫夫的卑鄙计划,布罗茨基要和士兵同时进入社会党党团的办公室,并且带上革命文件,从而更进一步败坏我们代表的声誉。约定好下一步就是把布罗茨基同其他人一起逮捕,然后保安处就给他提供假逃跑的机会,从而使他得到自由。可是,布罗茨基到得太晚了,当他正想带着败坏声誉的文件混进党团办公室的时候,门口已经开始搜查,不允许他进去了。
这就是保安处精心策划的一出好戏,它使反动派不仅有可能判处无产阶级的代表服苦役,而且有可能解散第二届杜马,实现自己的1907年6月3日(16日)政变。政府果然在这一天发表了自己的宣言(这个宣言和沙皇的其他宣言一样,其可耻的伪善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说它解散杜马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杜马不但不支持和帮助政府设法恢复国内安宁,反而反对政府的一切建议和意图,而且不肯批准镇压国内革命分子的措施。此外(我引用原话):“干出了编年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国家杜马的一伙人反对国家和沙皇政权的阴谋已被司法当局揭露了。我国政府要求在判决前暂时撤销被控犯有这一罪行的55个杜马代表的资格,并把其中罪行最大的人监禁起来,可是,国家杜马并没有立即执行当局的这个刻不容缓的合理要求。”
顺便提一下,沙皇罪行的证据,不仅仅政府及其密友们知道。我们那些始终不懈地空谈什么法制、公正、真理等等,等等,并用“人民自由党”这个冠冕堂皇的称号来粉饰自己党的可爱的立宪民主党人,四年来对这个龌龊勾当讳莫如深的一切卑鄙细节也都很清楚。可是在漫长的四年中,对我们代表被非法判刑、在苦役监狱里受折磨、有些人死去和神经失常等等,他们却冷眼旁观,而且……谨慎地保持沉默。其实他们完全有可能发表意见,因为他们在杜马里有代表,并且掌握了许多日报。他们夹在反动派和革命派之间,但是他们更害怕革命派。因此,他们向政府献媚,在漫长的四年中一直用沉默来包庇政府,从而成了政府罪行的同谋。只是最近(1911年10月17日的杜马会议上),在讨论有关保安处的质询的过程中,他们的一个代表捷斯连科终于泄露了这个严加保守的秘密。下面是他的部分发言(根据正式速记记录的原文):“当谈到对第二届国家杜马53个代表[175]提出起诉时,杜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得到了要证明53个国家杜马代表密谋通过武装起义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的一切文件。第二届国家杜马所属的这个委员会(我当时是该委员会的报告人)确信,而且一致确信,问题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所策划的叛国阴谋,而是彼得堡保安处所策划的反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阴谋。当委员会根据这些文件准备好报告时,在所有这些材料正要在这个讲坛上陈述的前一天,国家杜马被解散了,因而已经揭露的事情也就无法在这个讲坛上谈了。开始审讯的时候,这53个被控告的国家杜马代表曾要求公开审判,让舆论界知道,罪犯不是他们,而是彼得堡保安处;可是,审判是秘密进行的,社会上从来不知道这种情况。”
事实就是这样。四年来,我们的代表一直在受折磨,被戴上了镣铐,关在俄国暗无天日的监狱里,这些监狱的残暴冷酷的情景,你们当然都是知道的。许多人在那里已经死去。其中一个代表已经神经失常,其他许多人被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毁坏了健康,生命危在旦夕。俄国无产阶级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坐视自己的代表仅仅因为他们能够坚决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这个惟一的罪名而死在沙皇的监牢里。尤其当布罗茨基的自供使真相大白,从而在法律上有充分理由要求重新审理的时候,他们更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一情况。因而,在俄国已经展开了要求释放我们代表的运动。
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报纸《明星报》,在1911年10月29日这一号上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这家报纸向报刊、自由派代表和左派代表、社会团体、而且主要是向无产阶级,发出了呼吁。它大声疾呼:“任何地方,只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听到那些仅仅因为敢于在全国面前履行自己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的义务而被监禁、失去自由、失掉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人的镣铐锒铛声,那里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安宁和心绪平静。在令人发指的真相被揭穿以后,社会的良心不能而且不应当处之泰然。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必须加以克服,并且要求重新审理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诉讼程序!……但是无产阶级首先应当说出自己铿锵有力的话,因为他们的代表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目前正在苦役监狱中受折磨。”
俄国无产阶级在开始进行这个斗争的时候,请求各国社会党人支援他们,同他们一起向全世界高声宣布自己对目前统治我国的、戴着卑鄙伪善的假面具、而其野蛮和不文明程度甚至超过亚洲各国政府的专制政府的残酷和无耻行为表示愤慨。
在法国,沙尔·迪马同志已在《未来报》发表的文章中发起运动,要求在这艰难的时刻大力支援俄国无产阶级。希望各国社会党人以此为榜样;希望他们在议会中、在自己的报刊上和自己的人民集会上,在一切场合,表示自己的愤慨,要求重新审理第二局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案件。
载于1911年12月《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第8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381—386页
注释:
[173]《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对整个案件的介绍)》是列宁写的一篇报告。它同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案件的材料一起,由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作为第21号通报的附件,分别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发表于《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第8号。
1912年3月17日(30日)《工人报》第8号的编辑部短评中说:“在社会党国际局把我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列宁同志关于这一案件的报告分发给各党并发出号召以后,外国各社会民主党大大加强了宣传鼓动。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芬兰、奥地利等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都已提出了抗议。”——[381]。
[174]《未来报》(《Будушее》(《L’Avenir》))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1911年10月22日—1914年1月4日在巴黎用俄文出版(有些材料用法文刊印),编辑是弗·李·布尔采夫,撰稿人中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382]。
[175]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共有55人受审,其中2人被拘留后不久即死去,所以1911年10月17日(30日)的杜马会议上说是53名代表。——[384]。
党内危机的结局(节选)
(1911年12月8日〔21日〕)
新的环境引起社会民主党内各种趋势的重新组合。最不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无产阶级的各种资产阶级同路人,在艰难时期的压迫下,开始离开两个新的派别。有两个流派最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离开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这就是取消派和召回派[3]。它们又必然造成两个派别内部的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核心互相接近的趋势。这就是促使1910年一月全会[4]召开的实际形势,这次全会是导致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发展中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前进和倒退的起点。
对于全会所树立的不可磨灭的思想上的功绩,以及它所犯的重大的“调和主义”错误,至今还有许多人没有很好地理解。而不理解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党内现状。因此,我们应当再次说明目前危机的起点。
下面从一个“调和派”在全会前夕写成并在全会之后立即发表的文章中援引的一段话,比任何长篇大论或者从更直接更丰富的“文件”摘引来的任何材料,都更能帮助我们说明这一起点。在全会上占优势的“调和主义”的首领之一、崩得分子[5]约诺夫同志,在《争论专页》[6]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统一有可能吗?》的文章(1910年3月19日,在第6页上有编辑部加的附注:“本文是在全会以前写成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管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本身对党多么有害,它们对各派的有益影响,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病理学上有两种脓肿:恶性的和良性的。良性脓肿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病。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我认为,取消主义对孟什维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布尔什维主义,就起了这种作用。”
这就是一个“调和派”在全会期间对事情的估计,这个估计把在全会上取得胜利的调和派的心理和思想不折不扣地描绘出来了。这一段话的基本思想是对的,是十二万分对的,正因为它是对的,所以布尔什维克(他们还在全会以前,就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全面展开了斗争)在全会上未能同调和派分道扬镳。他们未能分道扬镳,就因为在基本思想上有一致的地方;分歧只在于贯彻这个思想的形式;形式是服从内容的,——布尔什维克当时这样认为,而且他们是正确的,虽然由于调和派的错误,这个“形式对内容的适应过程”使党差不多“虚度了”两年的光阴。
这个错误在哪里呢?在于调和派不是只把清除了“脓肿”(仅仅视其清除程度)的流派合法化,而是把一切空口许诺清除脓肿的流派都合法化了。无论前进派[7]、呼声派[8]或托洛茨基都“签署了”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决议——就是说,许诺了“清除”——就算完事了!调和派“相信了”诺言,把党同不是护党的“脓肿式的”(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小集团纠缠在一起。从实际政治的观点看来,这是幼稚行为,从更深刻的观点看来,这是无思想性,无原则性,这是阴谋手段,因为实际上,谁要是真正相信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是脓肿,谁就不能不懂得,脓肿一旦成熟,就要吸收全身的毒素,就要把毒素排出体外,谁也就不会试图把“脓肿的”毒素压回去,使全身中毒。
全会之后的第一年从实际上揭露了调和派的无思想性。在这整个一年内,实际上进行党的工作(清除脓肿,恢复健康)的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9]。无论《社会民主党人报》[10]或《工人报》[11](在托洛茨基驱逐中央代表[12]以后)都可以证明这个事实。1910年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合法出版物[13],也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他们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共同工作,这不是空话,而是事实。
这一年(1910年),无论呼声派、“前进派”或托洛茨基,实际上都离开了党,恰恰跑到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方面去了。“良性脓肿”依然是脓肿,而且并非良性,因为它没有把“毒素”排出党的机体,却让这些毒素继续感染全身,使身体仍然处在不健康状态之中,以致不能进行党的工作。进行党的工作(在对外公开的出版物方面)的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他们并没有理会“调和主义的”决议和全会成立的各委员会,他们反对了呼声派和前进派,而不是同他们在一起(因为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在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
而国内的工作怎么样呢?一年来,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开过一次会!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中央委员(即那些理应受到“取消派的呼声报”亲吻的调和派)总是“邀请”取消派。可是,过了一年,过了一年零三个月,还是一次也没有把他们“请来”!可惜,我们的好心的调和派在全会上没有规定传唤到中央委员会去的“拘传”制度。结果恰恰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在全会上反对调和派的轻信和幼稚态度时所预见到的那种对党来说可耻的荒唐局面:国内工作陷于停顿,党被束缚住手脚,而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前进》文集[14]上却掀起一股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向党进攻的浊流!一方面是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另一方面是召回派和造神派[15],他们都竭力破坏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持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们却在“邀请”取消派和“等候”他们!
布尔什维克在1910年12月5日的“申请”中,公开并正式地声明,他们废除同其他一切派别订立的协定。《呼声报》[16]、“前进派”、托洛茨基破坏了在全会上缔结的“和约”,这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
…… …… ……
国外的老练的外交专家俨然以行家姿态议论纷纷:“不能让自己孤立”,“应当同崩得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进行谈判”。
啊,真是一些滑稽演员!
让那些现在摇来摆去并为布尔什维克“孤立”惋惜的人学习一下,深入思索一下党在这两年中的历史的意义吧。唉,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孤立倒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受,因为我们已经把国外一帮渺小的阴谋家打垮,而且帮助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南方等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团结起来了!
谁要是哀叹孤立,谁就是丝毫没有懂得全会在思想上所完成的巨大工作,也丝毫没有懂得它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在全会以后一年半当中,国外仅有形式上的统一,国内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完全陷于停顿。在1911年的半年或四个月当中,布尔什维克表面上的极端孤立,第一次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推动起来了,第一次把社会民主党的国内中心恢复起来了。
谁要是还没有弄清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些“脓肿”思想上的腐朽和麻木,谁现在就该从“呼声派”和“前进”小集团的历史中得到教训:这些小集团为了把一切曾经试图拥护它们的人们拉过去——和他们一起堕落——竟闹到进行无益的争吵和耍卑鄙的阴谋手段的地步。
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同志们,行动起来吧!把你们同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不顾党的决议而追随这些思潮的小集团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完全割断吧。团结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帮助它召集代表会议和加强各地方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害的一场重病过去了,危机正在结束。
统一的、秘密的、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论托洛茨基的外交和护党分子的一个纲领(节选)
(1911年12月8日〔21日〕)
请看那篇以响亮的《前进!》为题的空话连篇的社论。这篇社论说:“觉悟的工人们!你们现在再没有比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更重要〈原来如此!〉更能包括一切〈可怜虫胡说起来了〉的口号了。”接着又说:“社会民主党号召无产阶级为争取建立共和国而斗争。但为了使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不致成为少数优秀分子的空洞的〈!!〉口号,你们觉悟的工人必须使群众通过切身的经验认识到结社自由的必要,并为这切身的阶级要求而斗争。”
高喊革命词句,是为了掩盖取消派的骗人行径,并为之辩护,从而模糊工人的意识。既然建立共和国意味着不可能解散杜马,意味着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意味着农民从马尔柯夫、罗曼诺夫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暴力和掠夺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建立共和国这个口号又怎么会是少数人的空洞的口号呢?恰恰相反,不同建立共和国这个口号联系起来而作为“包括一切的”口号提出来的“结社自由”这一口号,才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口号,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不向群众阐明“结社自由”同沙皇制度势不两立,不阐明为实现这种自由而建立共和国的必要性,却向沙皇君主制要求这种自由,那是毫无意义的。向杜马提出关于结社自由的法案,就这类问题提出质询和发表讲话,恰恰应当作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建立共和国的宣传的根据和材料。
“觉悟的工人必须使群众通过切身的经验认识到结社自由的必要!”这是“经济派”早就唱烂了的俄国老机会主义的老调!群众的经验是:大臣们取缔他们的社团,省长和巡官每天都在施加暴力,这确实是群众的经验。而针对建立共和国提出“结社自由”这个口号,不过是与群众格格不入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漂亮话。这是知识分子的漂亮话:他们以为“请愿”(有1300人签名的“请愿”)的经验或者被束之高阁的法案的“经验”,可以教育“群众”。实际上,能够教育他们的是是一种经验,是活生生的经验,而不是纸上的经验;启发他们的正是觉悟的工人进行的建立共和国的宣传。这在政治民主的意义上,是唯一能包括一切的口号。
托洛茨基很清楚,取消派在合法出版物上正是把“结社自由”的口号,同打倒秘密党、反对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的口号结合起来的。托洛茨基的任务也就在于蒙蔽工人,为取消派打掩护。
同托洛茨基无法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因为他没有任何见解。同有一定信念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可以而且应该进行争论,而同玩弄花招来掩饰这两个派别的错误的人则不必进行争论,只要把他这个最蹩脚的……外交家揭露出来就行了。
“保管人”仲裁法庭的总结
(1911年12月8日〔21日〕)
大家知道,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全会全体成员一致公认的该派代表)同我们党所有其他派别签订了协定。这个协定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大意是:在所有其他派别自行解散和执行党的路线即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路线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解散自己的派别,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协定明确规定,这些条件一旦被破坏,就要把款项归还给布尔什维克(见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的决议)。
人所共知的其他派别破坏这个协定的事实,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在一年以前,即在1910年12月5日提出申请,声明废除这个协定,并要求把款项发还给他们。
这个要求须由考茨基、梅林和蔡特金组成的“保管人”仲裁法庭审理。仲裁法庭决定:在1911年11月1日以前,先把一部分款项交给由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人的代表组成的技术委员会和国外组织委员会使用,用后上报帐目。
1911年10月间,梅林和考茨基这两个仲裁人辞去了自己的职务。这样一来,第三个仲裁人一个人就无权进行工作,所以他犹豫一阵之后也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于是,1910年12月5日废除了同其他派别的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从1911年11月2日起,就同前保管人解除了协定关系。因此,它就开始掌管自己的印刷所和掌管本派的其他财产。
不言而喻,布尔什维克派同取消派、召回派和纯粹搞阴谋活动的—些国外集团断绝“联系”以后,正象它的成员在建立俄国组织委员会方面的活动已经证明了的,就会竭力把所有护党分子团结在俄国组织委员会和它所召集的全党代表会议的周围。
在1910年一月全会上签订 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注:接着是列宁、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签名。——俄文版编者注]
附言:当我们看到载有两个前仲裁人1911年11月18日的来信的所谓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传单的时候,上述声明已经送交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拉脱维亚人,甚至梯什卡都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伊哥列夫和李伯尔还把自己装扮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这是想骗谁呢?他们为什么不提这些人已经退出的事实呢?为什么不提,到11月18日法庭解体已有两个半星期,因而1911年11月18日的信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呢?或许是伊哥列夫先生和马尔托夫先生在1911年11月1日以前不承认仲裁法庭?请你们说说看,并证明这一点吧,先生们!或许是你们在1911年11月1日以后才承认仲裁法庭?1911年11月1日以前,大家公认的仲裁法庭谴责了你们,既没有给你们,也没有给托洛茨基一文钱,尽管你们提出请求、要求和“抗议”。受到大家公认的合法的仲裁法庭谴责的先生们现在企图为自己打掩护,借口说这是前仲裁人的个人意见,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1911年11月1日以后,仲裁法庭就不存在了,就这点说,我们又都恢复到了全会以前的状况。如果还由前保管人来保管布尔什维克的款项,那就是违法的了。
然而,问题就在于,伊哥列夫先生和李伯尔先生只想“哗众取宠”,而不敢根据精确的文件来叙述仲裁的经过。不行骗,货就卖不出去,这就是他们的箴言。
载于1911年12月8日(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4—36页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 (节选)
(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
一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已经临近,选举运动的问题自然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不用说,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必须参加选举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任何动摇,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只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属于工人政党的人,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属于工人政党的人才会认为,对参加选举“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采取否定的或模棱两可的甚至是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浅显的道理在许多年以前(从1907年底起)就已为经验所证明和确认了,再来重复似乎有点不恰当,但还是不得不重复一下,因为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大的祸害就是涣散和混乱。而现在,不仅有些人对浅显的问题作出了模棱两可或含糊其词的回答,而且有些人由于喜欢玩弄外交手腕,由于缺乏思想性等等,竟替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词的态度进行辩护,他们的这些做法都起了加剧这种混乱和涣散的作用。
国家杜马的选举自然迫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参加工人运动的人竭尽全力,在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最积极最顽强最主动地进行工作。近几年来对这个工作在原则性纲领、政治、组织方面的内容和方针问题拟出的那些答案,现在应该在“选举”活动这个特别领域里得到直接的实际的运用。
我们特意提到已经拟出的答案,因为实际上,要是以为现在在选举前的短短几个月,或哪怕是在选举前的一年以内,就可以“找到”几年来都没有找到、没有考虑出来、没有经过实践经验检验的答案,那是可笑的。这里所说的答案是指对一切“该死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既涉及到整个世界观,也涉及到对于俄国过去一段事件层出不穷的历史时期的估计,涉及到对目前时期(大体上至迟是从1908年形成的)的估计,涉及到比如最近四年来工人运动的每个参加者这样或那样完成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把已经拟出的答案和活动方式运用到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运用到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去,现在能谈的只有这一点;说什么“在选举运动的过程中即在一个活动领域,就可以对涉及一切活动领域,即不仅涉及1912年而且涉及从1908年起的整个时期的问题拟出答案”,这就等于用幻想来安慰自己,或者是掩饰普遍的混乱和涣散,并为之辩护。
这里说的首先是对纲领性问题的答案。俄国近四年来的实际生活在这方面提供了些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应当承认,近四年来,并没有人试图重新审查或修正或进一步详细拟定马克思主义者旧纲领的原则部分。“目前时期”(从许多方面来看,叫作“停滞”时期或“腐朽”时期要更确切些)的特点是,对纲领采取置之不理的轻蔑态度,千方百计地加以缩小和削减,根本不想进行直接地坚决地加以重新审查。“修正主义”,就它用资产阶级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特殊作用来说,在目前的特点不是举着“起义旗帜”的战斗的修正主义(哪怕是象大约10年前德国的伯恩施坦,15年前俄国的司徒卢威或稍后一些时候的普罗柯波维奇所做的那样),而是怯懦的、隐蔽的背弃,往往用些“实际的”,主要是所谓实际的理由来为这种背弃行为进行辩护。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的“事业”的继承人和接班人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列维茨基之流先生们,对于造成普遍的混乱“也有一份功劳”,他们支持混乱,其方法多半是小心翼翼地、时断时续地试图抛弃“旧的”马克思主义,代之以“新的”资产阶级学说(尤什凯维奇、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则从另一方面去支持)。近四年来,理论问题被提到一个首要地位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集团”的随心所欲的要求。把这些问题,哪怕是其中某一部分,看成“无谓之谈”的,只有那些胆怯地背弃旧东西的人。而如果现在,结合选举运动,在选举运动等等的“过程”中,谈到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世界观,如果说这种话不仅仅是为了履行“公”事,不是为了说空话,那么应该考虑的就不是言词、诺言、保证,而恰恰是过去四年的经验。这四年又一次用事实向我们表明,在我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这四年告诉我们不要信任这种同路人;这四年使思考问题的工人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意义。
在某一方面的问题上,纲领接近策略,并且变为策略。不言而喻,这些问题在选举运动时期具有更大的直接的实际的意义。在这些问题上,背弃和混乱的气息表现得无比强烈。有些人说,旧任务已经消失了,因为在俄国,政权实质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另一些人说,今后俄国的发展可能象1848年以后的德国或奥国那样,不经过任何“飞跃”。还有人说,工人阶级领导权思想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争取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等等。
不用说,不分析这些被公正地称为“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分析这些同背离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舆论巨流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要解决和要比较完满地、全面地、有条理地阐明哪怕是一个策略问题,都是不可能的。谁稍稍观察过实际生活,谁就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混乱状态,比从书刊上看到的要严重百倍。当然,在1905年底和1906—1907年那些事件发生以后的几年中间,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但是,这种涣散“愈是自然”(在资产阶级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同这种涣散进行全面的顽强的斗争的任务也就愈是紧急和迫切。
在象俄国近四年来这样的时期,各个国家都有涣散和背弃的情况发生。还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连集团都不存在了,只有个别的人在10年或更多的时间内,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高举旗帜”,保持继承性思想,并且后来在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剧变的情况下加以运用。俄国的情况还没有这样坏,因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既有纲领,又有对“当前”基本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确定答案。取消派屏弃这个答案,但又不能提出任何近乎确切明了的答案来与之相抗衡。
选举运动就是把解决政治问题的一定办法用到复杂的宣传、鼓动、组织等等活动方面去。没有一定的解决办法是不能着手进行这个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从1908年作出的确定的答案,已为四年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政府的土地政策的新的即资产阶级的内容,第三届杜马中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甚至最“左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行为(“伦敦”之行——而且远不只是这一次——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它的行为),在“有教养的”社会中间受到极大欢迎的“路标”派思潮,——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明,旧任务并没有完成,但现在要着手在新的更资产阶级化的环境中,在资产阶级有步骤地离开民主派转向负责的、组成政党的、“忠诚的”等等的“反对派”的情况下完成这些旧任务。新的环境,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旧办法解决旧问题,民主派和反民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更加表面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当前根本的政治问题的确定答案的主要特征。
对组织问题的答案,是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个世界观,同他们对“六三”时期的政治意义和作用的估计密切联系着的。基本上保存旧的,使旧的(各种所谓的“机会”:公开的社团组织等等)适应新的环境。要有支部以及同支部有联系的、受支部领导的外围组织网。这些“支部”要有更大的灵活性,采取更机动的与旧形式不完全相同的形式,不仅必须利用杜马讲坛,而且必须利用各种类似的“机会”。这个答案决不受任何划一的规定,任何必要的形式的束缚,它为制定适当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留有广阔的余地,它在原则上是“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它不仅口头上宣布忠于旧的,而且用能够体现思想上的坚定性的基本组织原则来对抗普遍的混乱、背弃和惊慌失措。那些“积蓄了力量的”人——虽然为数不多——正在联合起来,不断地维护“等级制度”,当然是维护它的精神、它的学说、它的原则、它的传统,而不是它的形式。
相反,取消派面对普遍的无组织状况(决不仅是我们有,不仅是工人阶级有,其他阶级和政党还更厉害)感到灰心丧气,不再为旧的进行工作,在探索“新”的幌子下使混乱合法化。在资产阶级社会反对民主运动,特别是反对群众运动,尤其是反对这个运动不久前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形式的巨大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取消派不过是一股小小的支流。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当前的任务和问题的态度。再说一遍,这种态度不是昨天才确定的,现在需要的是把它的整个内容——思想内容、纲领内容、策略内容、组织内容——贯彻到“选举运动”中去。
二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取消派的主要刊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在选举运动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再没有什么比空谈更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了。《我们的曙光》杂志第6期和第7—8期合刊上最令人厌恶令人吃惊的,就是通篇都是达达兰[78]的空话。这种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习以为常的、甚至在俄国也已大规模举行了两次的选举运动,在我们取消派的达达兰们口中竟变成了令人简直无法忍受的漂亮动听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尤里·查茨基先生在《是开始的时候了》一文中,开始叙述了取消派的观点,而且实质上是以主人的身分结束这一叙述的,他把美化、修饰、润色工作留给了尔·马尔托夫先生。
请看尤里-达达兰的大作中的一段典型的话:
“……未必可以有把握地指望,选举运动在组织上会完全集中地进行,虽然应当采用我们已经谈到的一切办法争取做到这一点……从组织上巩固社会民主党工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
别再胡说八道了,托洛茨基的最可敬的竞争者!为什么要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这种文字堆砌来迷惑读者,特别是工人!说什么巩固这种成果!这是文字堆砌,这是用费解的话来装腔作势地重复浅显的道理。组织上的“巩固”始终是需要的,无论是选举以前还是选举以后都是需要的。你把选举称为政治运动,并且“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还谈到“许多〈!〉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你用这种响亮的词句,把怎样组织起来这个真正迫切的重大的实际问题掩盖起来了。是否需要“支部”和这些支部周围的或多或少公开的不稳固的社团网?需要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那这在选举以前和选举以后都需要;选举只是一项工作,只是许多项工作中的一项。如果长期以来没有进行系统的工作,你在选举运动过程中就什么也“巩固”不了。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这是废话。这里用一些响亮的词句掩盖了一个事实:对应该怎样组织起来进行一切活动(不仅仅是选举活动)这一基本问题没有作出确切的回答。
在谈选举的时候,提到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动员”(原文如此!第49页),“工人群众的广泛的和公开的动员”(第54页),等等,——这不仅是毫无分寸的,而且直接损害必要的平常的工作,助长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等性质完全相同的空谈习气。在“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看来,应当用抵制来特别强调,“精神”还没有被断送(而工作“精神”是应当贯穿到包括选举在内的一切工作领域的),在取消派空喊家看来,选举会产生一切,既会产生“战斗动员”(俄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竟好意思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也会产生“从组织上巩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我们都很清楚,1912年的选举(如果没有出现会从根本上改变1908年和1911年的情况的条件的话)既不会产生“群众的”“广泛的动员”,也不会产生“群众的”“公开的动员”,而且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动员”。它只会为不广泛的和不很公开的工作提供小小的机会,必须利用这种机会,而不应该学托洛茨基那样夸夸其谈。
在谈选举的时候,叫喊“公开”组织,简直是愚蠢,我们说,工友们,我们最好还是不很公开地干吧,这比空谈“公开的”存在要正确些,适当些,明智些,更便于影响更广泛的阶层。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只有十分愚蠢或十分轻率的人才会叫喊和吹嘘“我一切都能公开”。
“……党(阶级的党)只会作为独立行动的工人先锋队的有组织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出现。”(第41页)
够了!别折磨人了!要知道,在世界上,党是由先进工人和完全转到工人方面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建立和培育出来的。我国也不会例外,用什么“创造性活动”(在需要反复说明基本道理,需要搬运普通的小石头打基础的时候),“独立行动的”先锋队等等之类说得天花乱坠的胡话来吓唬俄国工人读者,是毫无用处的。马尔托夫先生也迷恋于查茨基-达达兰的空话,说什么代替旧人员的“自我消失”(第7—8期合刊第42页)的是“工人阶级的自觉分子”(同上)。
真是过甚其词!“独立行动的”,“自觉的”,“创造性的”,“战斗动员”,“最广泛的”,“最公开的”……这种——用谢德林的话说——大唱高调怎能不叫人作呕呢?
问题是,作者不能简单、直率、明确地回答简单、明确、浅显的问题,因此才不得不玩弄冠冕堂皇、牵强附会的辞藻来迷惑和愚弄工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工人们嘲笑尤里·查茨基之流的文风,而中学生对此却十分“迷恋”)。在选举纲领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特别明显地证明这个真理:不明确的思想会变成不明确的、夸夸其谈的漂亮空话。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节选)
(1912年1月)
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90]
(1月7日〔20日〕)
社会党国际局[91]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工作,如通信、委员分工等等;另一部分是大会,如哥本哈根代表大会[92]和苏黎世会议[93]。俄国社会民主党自伦敦代表大会起便有一名[代表]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全会还选出了普列汉诺夫,但他表示拒绝,说有一个人参加工作就够了。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起来,我们友好地交谈;当时我已不可能同呼声派分子讲话,我不赞成托洛茨基,特别是在信的问题[94]上。普列汉诺夫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接受了全会的建议。我们两人共同拥有一票。直到最近我们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在哥本哈根期间,我参加合作社委员会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关系极度紧张,表面上统一,但内部有两个不同的流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一半是代表党的,一半是代表工会的。人们发现,德国代表团人数愈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就愈下降。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95]上,他们投票赞成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结果弄得名誉扫地……例如有个代表竟说剥夺资本家是不可能的。原来他们纲领中涉及这个问题的部分并没有剥夺一词。实际上他们执行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在这方面不能抱幻想,愈往后,斗争将会愈激烈愈尖锐;当然无产阶级群众是不会动摇的。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他们退出了会场,然而这吓不倒任何社会民主党人。[96]
捷克人闹分裂。[97]我们曾反对这种分裂,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受任何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影响。在奥地利,许多争吵不休的事都是由文件应该用哪种文字书写等类问题引起的。普列汉诺夫曾就这次分裂问题作过报告,他的决议案以大多数票通过。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也曾企图进行调和,说这是阿德勒的过错,说他是最“温和的”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
毫无疑问,德国社会民主党正面临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经济危机、军事危机、世界各种纠葛,这一切也在促使新时代的征兆提前到来。在此以前是做准备工作。现在才是同资产阶级搏斗的时代。这时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区别便显露出来了。社会党国际局就摩洛哥问题在苏黎世召开会议。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莫尔肯布尔以个人名义写信,要求不要召开会议。罗莎·卢森堡把这封信发表了,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98]在上次代表大会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胜利。倍倍尔说,他要追究罗莎·卢森堡的责任。法国人曾想把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斗争手段写入决议。所有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表示反对,指出不能向政府暴露我们将使用什么武器,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武器合适。建议未被采纳。倍倍尔提出了不发表文件的问题,并暗指罗莎·卢森堡,要求作出决议。我替罗莎·卢森堡说了话。我引了奎尔奇的话,这使倍倍尔大为恼怒。倍倍尔这时以调和者面目出现。罗莎·卢森堡发表的那封信,根本不能同[其他]文件相提并论。最多也不过是要在党内批评她,而且已经批评过了;把问题提交社会党国际局是不公正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分歧日益表面化,党内沸腾了。那里迫切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57—358页
代表会议的决议(1月5日和17日〔18日和30日〕之间)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
鉴于: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近4年来一直在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908年的十二月党代表会议确定该派为“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2)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继续同这个流派进行斗争,一致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并且以同取消主义完全决裂、彻底克服这种背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作为实现党内的真正统一、使原有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组织合併的条件;
(3)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周围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违背党的一切决定和各派代表在1910年一月全会上提出的保证,公开为这个被全党一致认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产物的流派进行辩护;
(4)前中央委员米—尔、尤里和罗曼不但在1910年春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而且甚至连一次增补新成员的会议也拒绝参加,并公开声明说,他们认为党中央的存在本身都是“有害的”;
(5)取消派的上述主要出版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正是在1910年中央全会以后坚决地全面转到取消主义方面去了:它们不但“贬低〈违背全会决议〉秘密党的意义”,而且公开否认党,宣称党是一具“死尸”,宣称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想”,并在公开的杂志上对秘密党大肆诽谤和谩骂,要工人把党的支部和党的等级制度看作“衰亡的东西”,等等;
(6)当全国的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地联合起来,致力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当前任务的时候,取消派却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小集团,甚至在孟什维克护党派占优势的地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也脱离了党,完全拒绝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保持任何党内联系,代表会议声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
代表会议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主义进行斗争,说明它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全部危害,竭力恢复和巩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关于前保管人掌管的财产和关于帐目
代表会议获悉布尔什维克全权代表(1910年1月,中央全会同他们签定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把本派的财产有条件地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的协定)的声明,认为:
(1)由于取消派破坏了协定,由于保管人拒绝做仲裁人,所以,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有一切法定权利支配他们手里掌管的和前保管人蔡特金同志掌管的财产;
(2)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声明以后,代表会议认为,蔡特金同志掌管的全部钱款,应该无条件地归党所有,即归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所有;
(3)赞成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立即从蔡特金同志那里取得党的财产。
检查委员会审查了现在被代表会议批准为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工人报》的编辑部和中央全会曾为之拨款出版社会民主党刊物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帐目和单据,认为报告无误,并建议代表会议予以批准。
关于中国革命
鉴于政府的报纸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语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叫嚣要乘中国发生革命运动之机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地区,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表会议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极大的热忱和深切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并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掠夺政策的行为。
关于沙皇政府对芬兰的政策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沙皇政府和反革命杜马通过剥夺芬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法律之后第一次召开的代表会议,对兄弟的芬兰社会民主党表示深切的同情,并且强调指出,在反对践踏人民权利的俄国反革命政府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芬兰工人和俄国工人的任务是一致的,同时表示深信,只要俄国工人和芬兰工人共同努力,就能推翻沙皇政府,使俄国人民和芬兰人民获得自由。
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
(1912年2月19日〔3月3日〕)
我面前放着三号彼得堡周报《现代事业报》[110],该报是今年1月开始出版的。
我建议读者仔细研究一下该报所宣传的内容。
当前的主要政治问题是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在第2号上有马尔托夫一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他提出的口号是:“必须努力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而唐恩在第3号上随声附和:“削弱它〈国务会议〉的极为有害的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
口号很清楚。当然,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不难看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甚至也不是民主派的口号,而是自由派的口号。这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口号。
请看马尔托夫是怎样替这个口号辩护的:“在实行现有的选举法的情况下,这个任务能不能实现呢?无疑是能够的。诚然,这个选举法预先保证了土地占有者和第一城市〈资本家的〉选民团的复选人在很大一部分〈?〉省的选举大会上占多数……”
为坏事辩护,立刻使马尔托夫作出错误得令人吃惊的论断。不是在“很大一部分”省的选举大会上,而是无例外地在所有(欧俄部分的)省的选举大会上,土地占有者复选人加上第一城市选民团都占绝对多数。不仅如此。在53个省中,有28个省,单是土地占有者复选人就已经在省的选举大会上占绝对多数。在总数442名杜马代表中,这28个省选出255名,就是说,又是一个绝对多数!
为了替“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这个自由派的口号辩护,马尔托夫只好一开始就把俄国土地占有者美化成自由派。这个头开得可真不坏!
马尔托夫接着说:“但是,过去的选举表明,无论在土地占有者中间还是在城市大资产阶级中间,都有仇视黑帮、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反动派的分子。”
这是没有疑问的。甚至一部分土地占有者复选人也是反对派,也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要使根据1907年六三法令选出来的杜马的多数,从地主“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再前进一步,是办不到的。地主决定一切。马尔托夫试图回避的这个事实终究是事实。这就是说,只有地主转变为反对派,才能使(地主)“反对派”占优势。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不变成自由派,能不能说(地主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能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呢?
第一,不应该粉饰我国选举法的地主性质。第二,不应该忘记,地主“反对派”具有所谓“左派十月党”的一切特点(立宪民主党人在它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已经允许同这个“左派十月党”结成联盟!——马尔托夫闭口不提这一点也是枉费心机的)。只有可笑的自由派政客才会借口“左派十月党人”可能取得胜利,而谈论什么“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或“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
工人民主派的任务是利用自由派同目前杜马中的多数的冲突来加强杜马中的民主派,而决不是助长自由派那种似乎可以“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幻想。
我们的作者在转而谈到如果“‘全体反对派’打垮了杜马中的黑帮-十月党人多数”会有什么意义这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他陷入了更为不妙的境地。
马尔托夫说:“工人的切身利益是使阶级国家的政权从野蛮的地主手中转到比较文明的资产者手中。”
真是妙论!不过忘记了一件小事……很小很小的小事:俄国的“比较文明的资产者”、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切身利益是”不要破坏野蛮地主的政权。自由派的“切身利益是”怎样同野蛮地主瓜分政权而不破坏野蛮地主的政权,也不使民主派得到任何一个武器。
关键就在这里!为了回避重大的问题,你就煞有介事地来回来去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但这是徒劳无益的。
马尔托夫说:“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增加了他们在杜马中的代表,他们还不能取得政权,但这会使他们便于取得政权。”是的,是这样的。不过为什么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从1848年起,曾经多次“增加了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而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政权”呢?为什么他们在64年中一直是并且现在还是听凭容克掌握政权呢?为什么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增加了他们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代表”,却没有“使他们便于取得政权”呢?
马尔托夫只承认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派都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切身利益是怎样使政权从地主手中转到比较文明的资产者手中,——世界上所有的自由派都同意这样来“理解”“工人的利益”。但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接着还要说:(1)自由派的切身利益是不要破坏地主的政权,而同地主坐在一起;(2)自由派的切身利益是同地主瓜分政权,而又使工人和民主派都毫无所得;(3)只有民主派违反自由派的意志取得胜利,政权才会真正“离开”地主的手而“转到”自由派“手中”。证据是什么?法国的整个历史和中国的现代历史就是证据:如果中国民主派不是违反袁世凯的意志取得胜利,那么政权决不会,即使是暂时地,即使是有条件地转到自由派袁世凯的手里。
但是,如果说自由派比黑帮好这个平庸的道理就是司徒卢威,伊兹哥耶夫这一伙先生所能接受的全部“马克思主义”,那么在自由派看来,在马尔托夫看来,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是无法理解的。
总而言之,正是为了使俄国的政权真正从地主手中“转”到资产者手中,就不应该用“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这个骗人的口号来欺骗和削弱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我们在选举中的实际任务决不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而是加强整个民主派,特别来工人民主派。这个任务有时会同增加自由派人数的“任务”发生冲突,因为5名额外增加的民主派要比50名额外增加的自由派对我们更重要,对无产阶级也更有利。
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虽然马尔托夫似乎也承认立宪民主党人是自由派而不是民主派,但是他不喜欢下列结论:(1)在5个大城市进行决选投票时,只准许同民主派缔结协定来反对自由派;(2)在第二阶段,在进行任何投票和缔结任何协定的时候,首先应当同民主派缔结协定来反对自由派,然后才可以同自由派缔结协定来反对右派。
载于1912年2月19日《明星报》第11号(总4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57—160页
给社会党国际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
(1912年2月26日〔3月10日〕以前)
近几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直处于动摇和瓦解的状态。三年来,党一直没有能够召开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近两年来,中央委员会未能开展任何活动。诚然,党还继续存在,但它是以单个小组的形式存在于各个比较大的城市中的,这些小组在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各自处于多少有些互相隔绝的状态。
不久以前,由于俄国无产阶级重新觉醒,党才开始重新得到巩固,直到最近,我们才终于有可能召开代表会议(1908年以来,一直没有能够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两个首都、西北地区、南俄、高加索和中部工业区的组织的代表。大体上,有20个组织,也就是说,几乎是俄国现有的一切组织,不管是孟什维克组织,还是布尔什维克组织,都与召集这次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取得了密切联系。
确认自己具有党的最高机关的权利和义务的代表会议,举行了23次会议,讨论了议程上的一切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例如,代表会议对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政策作了深刻的和非常全面的估计,这个估计与1908年代表会议的决议和1910年中央全会的决议完全一致。代表会议对几个月后就要举行的杜马选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由三部分组成的决议;这项决议非常清楚非常详尽地说明了我国混乱的选举法,分析了同其他党派签订选举协定的问题,全面阐明了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运动中的立场和策略。会议对反饥荒斗争、工人保险、工会和罢工等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决定。
代表会议还研究了“取消派”的问题。该派否认秘密党的存在,宣称这个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想,并且断言,党只能以合法形式恢复。然而,该派与秘密党断绝关系以后,直到现在,并没有建立起什么合法的党。代表会议确认,党同该派已经进行了4年的斗争,1908年的代表会议和1910年的中央全会都反对过取消派;尽管党作出一切努力,该派仍然保持着派别的隔绝状态,并在合法刊物上反对党。因此,代表会议宣布,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现在还要加上一个《现代事业报》)周围的取消派,已使自己置身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外了。
最后,代表会议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另外,代表会议特别着重指出:国外还有许多小组,这些小组具有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不管怎样,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俄国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活动,因而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这些小组无论如何既不能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不能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发表意见;党对这些小组不负任何责任或作任何担保;要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取得一切联系,只有通过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国外地址是:巴黎(XIV)玛丽·罗斯街4号,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转中央委员会)。
载于1912年3月18日《社会党国际局通报》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73—175页
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
(1912年3月2日〔15日〕以后)
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第7号刊载了一篇编辑部的文章《拥护联合,反对分裂》。这篇文章谈的无疑是每个有头脑的工人正在考虑的一个极有意义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就《现代事业报》对自己读者所作的几点显然错误的阐述,发表一下自己的哪怕是不全面的、哪怕是简短的意见。
《现代事业报》根据《土地呼声报》、《俄罗斯言论报》和《基辅思想报》[112]的报道(“同《现代事业报》掌握的材料没有出入的”报道)证实了一个事实:在国外举行了全党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把某个选举运动策略强加给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宣布《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集团已置身于党外(黑体是《现代事业报》用的)。在这一点上,《现代事业报》(它的文章对反取消派一贯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在竭尽全力,第一,贬低代表会议的意义,第二,为《我们的曙光》杂志及其一伙进行辩护,说他们不能被“置于党外”,说这个派别的“著作家”“对这种决议耸耸肩膀表示蔑视”,等等。
我们首先要指出,《现代事业报》这篇文章的整个内容,它的整个歇斯底里的腔调,它的一切“拥护联合”的叫嚷,都确凿地证明,取消派被触到了痛处,他们企图掩盖事情的实质的手法太不高明。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事情的实质。
当然,我们既不会为代表会议进行辩护,也不会补充或更正上述报纸(现在还应该加上《莫斯科呼声报》)所引用的材料。况且这也不是我们的任务。只要把《现代事业报》的哪怕是一句话只字不差地重复一下就够了。取消派叫道:“我们要问,是谁选举他们〈代表会议的代表〉的,是谁给他们权利代表莫斯科、彼得堡等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话和决定问题的?”假如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是普利什凯维奇先生或扎梅斯洛夫斯基先生,那倒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取消派在《现代事业报》上向公众提出这个问题,那单单这个问题就把他们的取消派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使他们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我们只要指出取消派的手法就行了。
再说一遍,我们所以要谈谈这里提到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有责任对报刊的所有见解作出反应,并指出同工人选举运动有关的东西。应该使读者了解真相。既然取消派说“拥护联合,反对分裂”,我们就有责任揭露这里面的假话。第一,用不着捉迷藏,泛泛地讲“联合”,因为这里实质上讲的只是同取消派的联合。为什么《现代事业报》要捉迷藏呢?它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讲,它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观点呢?第二,谈论“分裂”为时尚早,因为现在还没有在一个整体内进行活动的两个有组织的完整的政治集体。
《现代事业报》倒是应该讲讲这个事情的实质,叫嚷和谩骂是无济于事的。
同取消派联合不是个新问题,而是个很老的问题了。两年多以前,在1910年1月曾经下了最大的决心正式试图实行这种联合,当时不但达成了协议,而且通过了一致的决定。这次尝试没有成功,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其中也包括取消派(见1911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1期第130页)。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对这个问题,凡是真心想要找出答案的人都应该根据文件自己去进行分析。我们现在只是援引少数几个(但能说明问题的)文件。
因参与同取消派联合的尝试而出名的“联合派分子”或“调和派分子”约诺夫先生恰恰是在这一尝试期间写道:
“不管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本身对党多么有害,它们对各派〈指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有益影响,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病理学上有两种脓肿,恶性的和良性的。良性脓肿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病。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我认为,取消主义对孟什维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布尔什维主义,就起了这种作用。”
这里有一个材料证明,同取消派联合的条件是取消派完全放弃取消主义。这是1910年1月的事。1910年2月,波特列索夫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因为在1909年,当取消派所要取消的东西已经用不着取消,而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这取消派怎能不是病态的想象中的幻影,而是真正的现实呢?”(1910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第61页)
所有的实际工作者都知道,取消派实际上正是按照波特列索夫先生的指导行事的。取消派另一个有名的刊物《复兴》杂志[113](参加编辑的还是马尔托夫、拉林、列维茨基先生之流)在1910年3月30日颇有同感地援引了波特列索夫先生上面一段话,并以编辑部的名义写道:“没有什么可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度的旧的秘密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1910年《复兴》杂志第5期第51页)
除了我们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和其他派别把这些话看作是取消派同旧的、原来的政治集体的决裂呢?无疑是有的。证据是:(1)伊兹哥耶夫先生在1910年《俄国思想》杂志[114]第8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路标派分子》。伊兹哥耶夫先生总是用彻底的“路标派的”观点来评价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的事件。伊兹哥耶夫先生写道:“回答〈波特列索夫先生对工人运动问题的回答〉同遭他痛骂的《路标》文集上所写的以及《俄国思想》杂志的政论家所说的完全一致。”(1910年《俄国思想》杂志第8期第67页)(2)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在1910年5月谈到波特列索夫先生的上述言论时写道:“但是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看来,那个认为我们党不存在的人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黑体是普列汉诺夫用的〉。现在,我们党的全体成员应该说,波特列索夫先生不是他们的同志,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不会因为我早就不认为他是同志而再责怪我了。”
事实俱在。任何诡辩和遁词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取消派早在1910年就同原来的政治集体决裂了。没有一个研究俄国政治生活历史的人能够回避这个事实,除非他想违背真理。而在1911年,列维茨基、马尔托夫、唐恩、拉林、查茨基之流先生们不止一次地重复完全是“波特列索夫式的”内容的声明。我们只要提一下拉林在《生活事业》杂志(1911年第6期第15页)上怎样教导工人就够了:他说,“在每个城市,凑成……几百人的小组”并不困难,但这是一种“弄虚作假的”手法!
我们深信,从这里,从两年多的经验中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同取消派实行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缔结任何协定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缔结协定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里说的是被取消派轻蔑地称为“等级制度”的东西究竟存不存在的问题。《现代事业报》——同一个派别的同一批取消派的机关报——的任何谩骂,都不会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取消派置身于……外——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个事实意味着分裂。不,所谓分裂是指一个政治集体分成了两个。而现在,1912年3月,用最好的天文望远镜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纽约或随便什么地方观察我国政治生活的人,都只能看到一个有组织的完整的政治集体,而取消派的谩骂只会使这个集体在工人中间壮大起来。
取消派的不幸也就在于,他们确实取消了自己同旧的东西的关系,但又没有把新的东西建立起来。什么时候他们建立起来,那时我们再看看,并且为了履行政治评论家的职责,我们定会把情况告诉给读者。而现在,事实终究是事实:没有第二个完整的政治集体,也就是说,没有分裂。
取消派早就答应建立一个“公开的”政治协会。但是,诺言不是事实。波特列索夫和马尔托夫的最亲密的同道者列维茨基先生“本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1期(1911)的社论中,曾遗憾地写道:“我们没有看到过一次多少象样的组织合法政治〈黑体是列维茨基先生用的〉协会的尝试。”列维茨基先生在这里既责怪了“群众”,又责怪了“领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责怪谁,而是肯定事实。如果列维茨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创立起合法的政治协会,如果这个协会事实上实施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不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那时……那时我们再看看。不过你们要快一点,先生们,到进行选举,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用赫拉克勒斯之力[115]才能把几年忽略了的工作,在几个月之内补上(或者把以前做的完全改成相反的方向)。
取消派自己把自己的头砍掉了。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
观察俄国政治生活的人在我们所谈到的范围内只能找到一个政治集体。在这个集体的周围,是一些个别的人和一些没有组织起来的、甚至对最迫切的政治问题都没有完整答案的集团。换句话说,周围处于涣散状态。同一切涣散状态一样,这里也有人摇摆,也有人希望(唉,这是枉然的!)促使取消派同取消主义真正决裂。但是,在选举前的短短半年中间,只有毫无希望的政治家才试图靠希望过活。
就拿选举运动的口号、策略、缔结协定等问题来说,在这方面,只有一个正式确定的、清楚的、精确的、完全的、目前为俄国各地所有工人领导者所熟悉的答案。没有第二个答案。再说一遍,取消派先生们: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
附言:托洛茨基大概也把自己归入“希望”纠正取消派的这类人之中,他在《现代事业报》上通俗地转述了1908年12月关于六三制度的实质的决定的开头部分。如果托洛茨基能够说服比如拉林和马尔托夫,使他们能对我国目前的“立宪”实质问题的一个明确的、精确的、清楚的答案取得一致意见,那我们就太高兴了。人们只是高喊“联合”的好处和“小组习气”的害处,可是竟不能在我们整个工作的原则问题以及实践问题上拿出哪怕是“自己的”小组的统一意见!然而话是可以随便说的。托洛茨基写道:“社会民主党不仅会把自己的伟大任务用公式的形式写在脑壳里面……”托洛茨基写得多漂亮,他并不比波特列索夫和涅韦多姆斯基逊色!
载于1912年2—3月《启蒙》杂志第3—4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61—166页
第三届杜马五年来的各政党
(1912年3月4日〔17日〕)
一
《1912年〈言语报〉〈年鉴〉》这部自由派的小政治百科全书登载了米留可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五年来国家杜马中的各政党》。这篇出自公认的自由派领袖和杰出的历史学家之手的文章非常值得注意,因为这篇文章是专门谈主要的所谓竞选问题的。各政党活动的政治总结、它们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力量对比的科学结论、当前选举运动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米留可夫先生的笔下,尽管他力求只是简单地叙述一下杜马的“表面历史”事实,可是他既然选上了这个题目,就不能不谈到所有这一切。
这样,就呈现出一幅有趣的图画,这幅图画所表现的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题材:俄国的政治生活在自由派眼中是如何反映的。
米留可夫先生写道:“在第一届杜马中在数量上占优势,而在第二届杜马中在道义上占优势的人民自由党,在第三届杜马中只有56—53名代表。它从起领导作用的多数地位转到了反对派的地位,然而在反对派的行列中,它无论在自己的人数或者在自己成员的质量上以及在发言和投票时严格遵守党团纪律上,都还保持着优势。”
一个政党领袖在谈论各政党的文章中说自己的党在“党的成员的质量”上占“优势”。这倒不坏。不过吹嘘也可以吹得含蓄些……说立宪民主党人在严格遵守党团纪律上占优势,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大家都还记得,例如独树一帜、脱离立宪民主党党团向右转的马克拉柯夫先生的许多次讲话。米留可夫先生讲话很不谨慎:吹嘘自己党的“质量”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这种估计完全是主观的,可是吹嘘党的纪律,马上就会被事实所推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立宪民主党的右翼,无论在杜马中(以马克拉柯夫为代表)还是在报刊上(以《俄国思想》杂志的司徒卢威先生之流为代表),都是各行其是,他们不仅破坏了立宪民主党的严格的纪律,甚至破坏了它的一切纪律。
米留可夫先生继续写道:“立场比人民自由党党团左的只有14个劳动派和15个社会民主党人。劳动团只保留了它在前两届杜马中所起的那种作用的一点影子。组织得稍好一些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有时特地发表一些激烈揭露‘阶级矛盾’的言论,但实际上它除了实行‘资产阶级’反对派所实行过的策略以外,未能实行任何其他策略。”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长达20页的文章里谈到比立宪民主党左的党派的,就是这一点,确实就是这一点。但是这篇本来要论述国家杜马中的各政党的文章,却极其详细地研究了地主内部的一切最细微的变动,那里的各式各样的“温和的右派的”或“右派十月党人的党团”,研究了这些党团的各个步骤。为什么要抹杀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呢?——象米留可夫先生这样描写他们,分明就是抹杀他们。
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因为米留可夫先生特别不喜欢这些政党,甚至简单地确认有关这些政党的人所共知的事实,也是违背自由派的利益的。事实上米留可夫先生非常清楚,怎样打乱了复选人的成分才使劳动派在杜马中成为“过去那种作用的一点影子”的。克雷让诺夫斯基先生和1907年六三政变的其他英雄们打乱了复选人的成分,从而破坏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但是,难道这能证明可以无视甚至歪曲那些论述在地主杜马中席位很少的政党的作用的材料吗?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席位非常非常少,但是5年来他们所起的作用却很大,因为他们代表了千百万农民。地主的利益要求削减的正是农民的代表席位。试问,是谁的利益迫使自由派撇开劳动派的呢??
或者再来看看米留可夫先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气势汹汹的攻击。难道他不知道,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不同于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不仅在于无产阶级反对派立场不同于资产阶级反对派立场,而且还在于民主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吗?当然,这一点米留可夫先生非常清楚,也许他还能用欧洲各国现代历史中的例子来说明民主派和自由派有什么不同。全部问题在于,一谈到俄国的事情,俄国的自由派就不愿意看到自己同俄国的民主派有什么不同了。在俄国读者面前,把自己装扮成整个“民主反对派”的代表,对俄国自由派是有利的。但是,实际情况同这种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实行的完全是另一种策略,既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更不同于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反对派。假如米留可夫先生想向读者提出任何具体的政治问题,那么可以保证,他是找不到任何一个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实行原则上不同的另一种策略的问题的。米留可夫先生在谈第三届杜马中的各政党这个题目的时候,歪曲了主要的和根本的东西:三个主要的政党集团实行三种不同的策略,这三个集团就是政府党(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古契柯夫)、自由派政党(立宪民主党、民族党人和进步派)、民主派政党(劳动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工人民主派)。对前两类,米留可夫先生是很清楚的,他清晰地看到普利什凯维奇和古契柯夫同所有自由派相类似的本质。但是他看不到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区别,因为他不愿意看到。
二
在各政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上,也重复了同样的情况。向右看的时候,米留可夫先生看到并且揭示了这一基础,向左看的时候,他马上就变成了瞎子。他写道:“六三法令本身就是按联合起来的贵族的旨意拟订的。杜马多数的右翼担负起保卫贵族利益的责任。这个多数的左翼同时还要保卫城市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话难道不是很有教益吗?当立宪民主党人向右看的时候,他着重指出“阶级矛盾”的界限:哪里是贵族,哪里是大资产者。自由派的眼光一转向左方,“阶级矛盾”这几个字马上被打上了讽刺性的引号。阶级区别消失了:自由派就以整个“民主反对派”的身分出现,既代表农民,又代表工人,又代表城市民主派!
不,先生们,这不是科学的历史,这不是严肃的政治,这是政客手腕和自我吹嘘。
自由派既不能代表农民,也不能代表工人,它只能代表一部分资产阶级,即城市资产阶级和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等等。
第三届杜马历史上的一些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以致米留可夫先生也不能不承认十月党人同自由派时常联合投票,不仅投反对票(反对政府),而且对某些积极措施投赞成票。这些事实再加上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历史(它们在1904—1905年,在10月17日以前是合併在一起的)向任何一个多少重视历史现实的人证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是一个阶级的两翼,是摇摆于政府和地主同民主派(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资产阶级中派的两翼。从“第三届杜马中的各政党”的历史中作出的这个基本结论,米留可夫先生之所以看不到,纯粹是因为看到这个结论对他不利。
第三届杜马从新的方面,在新的环境中,证实了俄国政治力量和俄国政党的基本划分是正确的,这种划分在19世纪中叶就十分明确地形成了,在1861—1904年更加定形了,在1905—1907年又出现在公开的群众斗争舞台上并且固定了下来,到1908—1912年还是没有改变。为什么这种划分到现在还依然有效呢?这是因为俄国历史发展中的那些客观任务,那些作为所有国家——从1789年的法国到1911年的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在这个基础上,“官僚”和地主必然会顽强抵抗,而资产阶级必然会摇摆不定,因为资产阶级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但又害怕一般民主派特别是工人利用这些改革。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第三届杜马的十月党人,也就是说,当这些政党是“起领导作用的”多数的时候,它们在杜马政策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恐惧心理。立宪民主党人虽然同十月党人进行斗争,但他们是站在和十月党人同样的原则立场上的,他们同十月党人是竞争多于斗争。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瓜分政权中的席位,好同地主坐在一起,这就产生了当权者同立宪民主党人这个最近的竞争者的冲突的表面尖锐化。
米留可夫先生无视民主派同自由派的区别,同时又异常详细地,可以说是兴致勃勃地研究地主内部的变动:右派、温和的右派、一般的民族党人、独立的民族党人、右派十月党人、普通的十月党人、左派十月党人。这些划分和在这些范围内的变动没有丝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最多不过是在行政方面把某个特韦尔多昂托换成某个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116],人员有所变动,某些团体或派别取得胜利。在这里,政治路线方面一切比较重要的东西,都是完全一样的。
米留可夫先生反复地说,所有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也不知疲倦地反复地说:“将要进行斗争的〈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是两个阵营。”不对,先生们。正在进行斗争的和将要进行斗争的是三个主要的阵营:政府阵营、自由派阵营和作为整个民主派中心的工人民主派。分成两个阵营是自由派政策的诡计,遗憾的是,这个诡计有时还会把工人阶级的某些拥护者弄得糊里糊涂。工人阶级只有懂得分成三个主要阵营的必然性,才能真正实行自己的而不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利用第一个阵营和第二个阵营的冲突,但是一分钟也不受自由派的所谓民主主义的漂亮话的蒙蔽。不仅自己不受蒙蔽,还要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支柱农民也不受蒙蔽,这就是工人的任务。这也是从第三届杜马各政党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载于1912年3月4日《明星报》第14号(总第5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67—172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
(1912年3月初)
工人同志们和俄国全体公民们:
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最近就要举行了。各个政党和政府本身正在竭尽全力进行选举的准备工作。曾经以自己1905年的光荣斗争给予沙皇政府第一次重大打击并迫使它成立代表机构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号召一切有选举权的人和大多数“无权者”积极参加选举。一切期望使工人阶级摆脱雇佣奴隶制的人,一切珍惜俄国自由事业的人,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利用第四届地主杜马选举的机会,团结并加强争取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提高俄国民主派的觉悟性和组织性。
1907年六三政变已经过去了5年。当时血腥的尼古拉,这个霍登卡沙皇[118],这个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胜利者和杀戮者”,把自己的誓言、诺言和宣言都抛在一边,同地主黑帮,同十月党商人勾结起来,向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分子,即向大多数人民进行报复,以雪1905年之恨。
向革命进行报复,是第三届杜马整个时期的特点。沙皇政府这样疯狂地进行迫害,在俄国还从来没有过。这5年来设立的绞架,打破了俄国300年来的历史纪录。流放地、苦役所和监狱里监禁的政治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多,从来也没有象在尼古拉二世统治下这样残酷地折磨和拷打失败者。官吏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侵吞公款、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他们由于平定“叛乱”卖力,得以逍遥法外),任何的当权者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嘲弄居民,特别是农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狂暴地、狠毒地、蛮横地迫害犹太人以及其他不属于统治民族的民族。
反犹太主义和最粗暴的民族主义成了各政府党的唯一的政治纲领,而普利什凯维奇则成了唯一全面地、完整地、正确地体现目前沙皇君主制的一切统治方法的人物。
反革命的这些疯狂行为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连社会的“上层”阶级剥削阶级也深深地意识到,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十月党人本身,第三届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党,这个对革命吓得要死而在当局面前摇尾乞怜的地主和商人的政党,在他们的报刊上日益明显地表示,他们深信十月党人忠心为之效劳的沙皇和贵族已经把俄国引上绝路。
过去有一个时期,沙皇君主制是欧洲的宪兵,它保护俄国的反动派并且帮助用暴力镇压欧洲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尼古拉二世则更进了一步,沙皇现在不仅是欧洲的宪兵,而且是亚洲的宪兵,他力图用阴谋、金钱和最野蛮的暴力,把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镇压下去。
但是,沙皇政府的任何野蛮行径也不能阻止俄国的发展。不管普利什凯维奇、罗曼诺夫和马尔柯夫之流这些农奴主余孽怎样糟蹋和摧残俄国,俄国还是在前进。随着俄国的每一步发展,对政治自由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俄国也象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没有政治自由是不能生存的。既然沙皇解散了前两届杜马并践踏了他自己的1905年10月17日宣言,难道还可以指望沙皇君主制实行政治改革吗?既然官吏们知道沙皇及其仆从会掩盖一切,因而都在嘲弄一切法律,难道可以设想在目前的俄国会实行政治改革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昨天的伊利奥多尔和今天的拉斯普廷,昨天的托尔马乔夫和今天的赫沃斯托夫,昨天的斯托雷平和今天的马卡罗夫,怎样在沙皇本人或其亲属的庇护下践踏一切法律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连地主杜马旨在革新和巩固沙皇政权的微不足道的、小得可笑的“改革”,都遭到国务会议或者血腥的尼古拉的个人手谕的拒绝和破坏吗?难道我们不知道,黑帮匪徒暗杀当局所不称心的杜马代表,把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送去服苦役,随时准备大屠杀,到处厚颜无耻地抢劫国家财产,可是他们却受到沙皇的特别厚爱,并且得到他掩饰得并不巧妙的帮助、指示和指导吗?为了实现俄国人民的基本政治要求,人民的优秀代表进行了七八十年的英勇斗争,千百万人在1905年奋起反抗,请看一看,在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统治下,这些要求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就连选举第一、二两届杜马的非普遍、非平等、非直接的选举权都遭到沙皇政府的践踏,难道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能为罗曼诺夫君主制所容许吗?就连反动的、荒谬的1906年3月4日的法律[119]都被省长和大臣们一笔勾销,难道结社和罢工等自由能为沙皇君主制所容许吗?难道在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的关于“公民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等的词句不是一种嘲弄吗?沙皇的每个“臣民”每天都亲眼看到这种嘲弄。
不!什么自由和旧政权可以结合,什么在沙皇君主制下可以实行政治改革,这类自由主义的谎话我们已经听够了。俄国人民因为这些幼稚的幻想而受到了反革命的沉重的教训!谁要真心诚意地要求政治自由,谁就应该自豪地、勇敢地举起共和国的旗帜,而沙皇地主匪帮的政策一定会促使俄国民主派的一切有生力量集合在这个旗帜之下。
前不久有个时期,“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对俄国似乎还是个过于先进的口号。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了这个口号,先进部队的工人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它传播到全国;两三年内这个口号就成了“民间口头语”了。工人同志们和俄国所有不想让我们国家完全陷于停滞、野蛮、千百万人无权和极端贫困的状态的公民们,行动起来吧!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俄国工人一定会使“打倒沙皇君主制!俄罗斯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成为全国流行的民间口头语。
工人们!请回想一下1905年,那时你们通过罢工斗争唤起千百万劳动者去争取新的生活,去提高觉悟,去争取自由。沙皇数十年的改革使你们的生活得到的改善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你们那时通过群众斗争所取得的改善的1C10。被地主杜马(在立宪民主党人参与下)弄得面目皆非的工人保险法案的结局,再一次表明工人能够指望“从上面”得到的是些什么。
反革命差不多夺去了我们的全部成果,但是它没有夺去也不可能夺去青年工人和日益成长壮大的全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锐气和对自己事业的信心。
争取改善不愿再在苦役工厂里做奴隶的工人们的生活的新斗争万岁!八小时工作制万岁!谁要想在俄国得到自由,谁就应该帮助那个在1905年给沙皇君主制掘好坟墓并在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中要把俄国各族人民最大的敌人埋葬在这个坟墓里的阶级。
农民们!你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劳动派到第一、二届杜马中去,你们相信沙皇,希望用和平办法使他同意把地主的土地交给人民。你们现在可以确信,沙皇这个俄国最大的地主,为了庇护地主和官吏,不惜作出任何背信弃义和破坏法纪的事情,不惜制造任何暴力行为和流血事件。是忍受农奴主余孽的压迫,默默地忍受官吏们的愚弄和侮辱,让几十万几百万人被饥饿的痛苦、被饥饿和极度贫困引起的疾病活活地折磨致死呢,还是为了给我们的孩子们争取多少象人一样的生活而在反对沙皇君主制和沙皇地主杜马的斗争中牺牲呢?
这就是俄国农民所面临的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号召农民为完全的自由、为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转到农民手里而进行斗争。施舍医不好农民的贫困,解救不了农民的饥饿。农民要求的不是恩赐,而是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用自己的血汗灌溉的土地。农民需要的不是当局和沙皇的保护,而是不受官吏和沙皇摆布的自由,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一定会表明群众的政治觉悟,再次吸引他们投入决定性的斗争。在这次选举中互相斗争的三个主要党派是:(1)黑帮,(2)自由派,(3)社会民主党人。
属于黑帮的有右派、“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他们都拥护政府,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差别不可能有什么重大意义。同所有这些黑帮政党进行无情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自由派就是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或“人民自由”党)。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它不想彻底破坏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的政权,也不想把政权交给人民,而想同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瓜分政权。自由派虽然也仇恨把他们排斥在政权之外的政府,也帮助揭露政府,动摇和瓦解它的队伍,但是他们更为仇恨革命,害怕群众的任何斗争,对人民的解放斗争更加动摇更加不坚定,一到决定关头就叛变,投到君主制方面去。在反革命时期,自由派附和沙皇政府的“斯拉夫式的”幻想,扮演“负责的反对派”的角色,以“陛下的反对派”的姿态向沙皇摇尾乞怜,诬蔑革命者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愈来愈远地离开争取自由的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过去在第三届黑帮杜马中,也能举起革命的旗帜,也能从那里促进对工人的组织工作和革命教育工作,促进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为俄国争得自由的先进阶级的唯一的政党。现在我们党参加杜马不是为了去那里玩弄“改革”的把戏,也不是象欺骗人民的自由派所说的那样,为了“保护宪制”,“说服”十月党人或者“把反动派”从杜马中“赶出去”,而是为了从杜马讲坛上号召群众进行斗争,阐明社会主义学说,揭穿政府和自由派的一切欺骗,揭露人民中落后阶层的君主主义偏见和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根源,——总之,是为了给新的俄国革命培养一支自觉战士的队伍。
沙皇政府和黑帮地主已经充分估计到,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力量。警察局和内务部现在竭力设法不让社会民主党人被选入第四届杜马。工人们和公民们,联合起来!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周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从动荡年代的瓦解状态中恢复过来了,它在最近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又重新集聚了力量,举起了自己的旗帜。人人都来参加这次选举和选举的鼓动工作吧!政府的努力一定会被粉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红旗一定会从杜马的讲坛上升起,在警察统治的、无权的、洒满鲜血的、受压制的和饥饿的俄国上空高高飘扬!
俄罗斯民主共和国万岁!
八小时工作制万岁!
没收地主土地万岁!
工人们和公民们,都来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鼓动工作吧!都来选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12年3月在梯弗利斯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76—182页
把牌摊到桌面上来
(1912年3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
摩纳哥公国的语言[121],是我国的显贵即大臣先生们和国务会议成员们等等精通的语言。是谁使这种语言在我们的国务会议里通用起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在《现代事业报》第8号上出现作为本文标题的这种用语,我们感到有些惊奇。
但是问题不在于表达方式。使用这种用语的人(尔·马尔托夫)在取消派中间的威信,所谈的问题的重要性(在选举运动及其原则和策略等等问题上“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把这个口号接过来,不管它是用什么语言表达的。
“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是一个绝妙的口号。我们首先希望这个口号能用于《现代事业报》。先生们,把牌摊到桌面上来!
凡是有文字工作经验的人,根据撰稿人的成分,甚至根据表明报刊方针(如果方针是比较确定的、比较为人所知的话)的个别用语,马上就能断定刊物的性质。这样的人只要对《现代事业报》看上一眼,就能断定它是属于取消派的。
但是广大群众并不是这样容易识别各种报刊的方针的,特别是在谈实际政策而不是理论根据的时候。在这里提一提尔·马尔托夫那么适时地提出来的“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个口号,是非常重要、非常适宜的。这是因为把牌藏在桌子下面的正好是《现代事业报》!
《现代事业报》现在开始提出的思想,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生活》杂志[122]、《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近两年来才比较彻底和系统地探讨出来的思想。两年来这里收集到的材料相当多。缺乏的只是综合材料,特别是两年来探讨这种思想的人所作的综合材料。缺乏的是取消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对《我们的曙光》杂志两年来的“工作”总结所作的公开的说明。
那些爱谈“公开的工人政党”的人原来正好是爱搞非公开的把戏的人!例如,在第8号的社论里就可以读到:“争取总目标,争取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一般改善和根本改变的斗争道路”,要通过“捍卫部分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权利”才能达到。在同一号的一篇谈论某些“彼得堡的公开工人运动活动家”的短文里可以读到:他们还会“象以往那样”,“把他们以往坚持的恢复和建立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方法,在社会民主党内推广”。
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个部分权利捍卫论究竟是什么呢?在任何明文规定的、正式的、经工人组织或这些组织的代表承认的、公开宣布的原理中,都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理论。这是不是弗·列维茨基先生在1911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11期上告诉我们的那个理论[123]?其次,报纸的读者怎么会知道,某些没有指出名字的公开运动的活动家为了“恢复党和建立党”(显然是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即还不存在的党),究竟坚持了哪些方法呢!?如果他们的确是“公开”运动的活动家,如果这些话不只是一句暗语,那为什么不说出这些活动家的名字来呢?
要知道“恢复党和建立党的方法”问题,并不是什么在谈论任何报纸都感兴趣的其他政治问题时可以顺便提及和解决的局部问题。不,这是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什么党的选举运动、党的选举策略、党的候选人。这个问题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真正的解决,因为在这里除了需要明确的理论答案外,还需要实际的解决。
往往听到一些议论,说什么在选举运动的过程中,恢复党和建立党的因素将产生出来或团结起来,等等,等等,这完全是诡辩,而且是最坏的一种诡辩。说这是诡辩,因为党是一种有组织的东西。没有整个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它的先进阶层的统一的决定、统一的策略、统一的纲领、统一的候选人,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的选举运动。
这种诡辩,这些以匿名的、无产阶级所不知道和无从捉摸的公开活动家(有谁不自称是“公开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有哪一个资产者不用这种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名义发表的含糊不清的声明,都具有极大的危险,务必要提醒工人谨防这种危险。危险就在于:谈论“公开”行动仅仅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实际上却是在实行最坏的一种非公开的小团体独裁!
有人叫嚣反对“地下组织”,尽管那里已经作出了公开的决定,现在这些决定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报刊的宣传(由于《土地呼声报》、《基辅思想报》、《俄罗斯言论报》、《莫斯科呼声报》、《新时报》等等的宣传,现在有数十万读者已公开得知那些表明选举运动的真正一致的十分明确的决定)。但是叫嚣反对地下组织或者赞成“公开政治活动”的人,正好以例证说明他们已离开此岸,但还没有靠近彼岸。旧的已抛弃了,新的还只是在议论之中。
《现代事业报》所谈的“恢复和建立的方法”,我们知道的(也是大家公开知道的)只是《我们的曙光》杂志所发挥和维护的那一些。其他的我们既不能公开知道,也不能通过别的什么方式知道。各小组的代表既没有试图公开地或通过别的方式讨论这些方法,也没有对这些方法作任何形式上的、明文规定的、正式的说明。在公开来公开去的词句的掩盖下,隐藏着某种完全非公开的东西和名副其实的小团体的东西、著作家小团体的东西。
某些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同资产阶级报刊的自由射手没有任何区别的著作家,我们是知道的。他们的关于“方法”、关于取消旧东西的言论,我们是知道的。
关于公开的政治活动方面的更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上面提到的那些发行最广的资产阶级报刊,使群众知道“非公开的”政治活动、决定、口号、策略等等,比知道“公开运动的活动家”的并不存在的决定要更准确、更迅速、更直接,这真是件怪事!——看起来是件怪事,实际上却是俄国现实生活各种条件的直接的和自然的产物。
或许有人硬说,没有明文规定的决定,选举运动也能进行??没有明文规定的决定,也能确定(由全国各地数万数十万名选民来确定)策略、行动纲领、协定、候选人??
马尔托夫说出“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种话,竟碰到了取消派的最痛处,因此必须尽力提醒工人注意。没有明文规定的决定,没有对实践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回答,没有在先进分子(哪怕是几十个几百个也好)参与下讨论重要决定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却把没有公开指名的“公开运动的活动家”即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查茨基、叶若夫和拉林之流先生们的意图和草案……送到工人群众的面前。
现在牌是藏起来的,因为只要在工人面前把这些牌摊开一下,他们就会一清二楚:这里谈的并不是工人政党,并不是工人政策,而是自由派政论家的说教,这些政论家以自由派的方式关怀工人,他们取消旧的东西但又无力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
危险是很大的。空谈“公开的”……明天,却使工人不仅没有公开地解决,而且一点也没有解决今天选举运动中、今天党的生活中的一些最迫切的实际问题。
要让觉悟的工人好好地想想这种危险的情况。
载于1935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85—189页
注释:
[120]《把牌摊到桌面上来》一文是1912年3月列宁在巴黎为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写的,但当时没有刊登出来。列宁于3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寄发文章时给《明星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191。
[121]“摩纳哥公国的语言”意为赌徒的语言。摩纳哥公国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小国,以赌场收入为其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之一。——191。
[122]《生活》杂志(《Жизнъ》)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1910年8月和9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两期。——192。
[123]指弗·列维茨基在《我们的“宪法”和争取权利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这一“理论”。——192。
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问题
(1912年3月13日〔26日〕)
我们读了《现代事业报》第7号从《言语报》转载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的恶意声明[124],感到非常惊奇。”至于《言语报》刊载新倒戈分子的这个声明,倒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叫喊什么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对他的逃跑发表评论是出自所谓“报复心”,《言语报》把这种话发表出来,是很自然的。可是,《现代事业报》却为什么转载这些话呢?同一号《现代事业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的问题》的文章,文中散布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说什么“我们不要因为已经发生的逃跑事件而感到惶惑不安”,这怎能不使人奇怪呢?
一方面,《现代事业报》“认为,在别洛乌索夫退出的理由没有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评论他的这种做法”。另一方面,它还是……半吞半吐地评论了,装腔作势地谈到了“这种逃跑行为”!
为什么要耍这种把戏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报刊履行自己的职责,公开讨论有政治意义的事实的时候吗?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一致表示,别洛乌索夫先生应当立即辞去代表职务,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投票选进杜马的,他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已经呆了4年半的时间。
别洛乌索夫先生在《言语报》上作了答复,他完全回避了问题的这一实质。但是,觉悟工人的舆论不能允许以沉默来回避这个问题。即使别洛乌索夫先生打算闭口不提,我们也没有权利沉默。一个工人报刊如果不去讨论对于工人阶级的杜马代表权非常重要的事实,那还要它干什么呢?
从一个民主派应尽的义务来说,能不能容许一个以社会民主党人的身分当选并且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呆了4年半的代表,在选举前几个月退出党团而不退出杜马呢?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任何一个意识到自己对选民的义务——不是指为地方利益“请愿者”的义务,而是指在选举中在全体人民面前打出一定旗帜的政治活动家的义务——的民主派都不会否认,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希望所有阅读工人报刊和关心工人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权问题的工人,都能十分重视别洛乌索夫先生的退出,都能认真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不能保持沉默。觉悟的工人在这种场合是不应当保持沉默的。应当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任何选民都有的权利,即要求他们选出的代表始终忠于自己的旗帜,不敢随便逃跑,否则他们将因此受到惩罚。
杜马党团认为,一个在杜马党团里呆了4年半而且是被社会民主党人选进国家杜马的代表,如果现在退出党团,他就必须退出杜马,这种看法对不对呢?对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是完全对的!如果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主张工人代表团的统一、团结、严整和坚持原则,我们就应当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们每个人就应当单独或是联名给《明星报》和杜马党团写信(这些信还应当转给地方报纸),申明我们坚决谴责别洛乌索夫先生的行为,不仅每个工人阶级的拥护者,而且每个民主派都应当谴责这种行为。在一定的旗帜下选举出来的、曾在这个旗帜下参加过9C10的杜马常会的代表竟在选举前夕声明,我要退出党团,但我还是个代表,我愿意继续做“人民”代表,真难以想象,这是什么“人民代表”!
对不起,倒戈分子先生!现在你代表的是什么人民呢?不是把你当作社会民主党人选举出来的人民!不是在9C10的杜马常会期间都看到你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的人民!你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欺哄人民的骗子,因为现在,在选举前的这段时间,人民不可能,确实不可能(即使他们享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根据实际情况,根据你的行为弄清你是什么人,你成了什么人,你滚到哪里去了,你被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你必须退出杜马,不然所有的人都有权藐视你,把你看作政治上的冒险家和骗子!
有各种各样的退出。有时,观点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明确的、毫不掩饰的,是由人所共知的事实引起的,因而在评价某些退出的做法时不会发生分歧,某些退出的做法没有什么不体面、不光彩的。但是现在,只是现在,只是在上述情况下,杜马党团在报刊上提出抗议,就不是偶然的了!社会民主党党团直截了当地说,别洛乌索夫先生“希望不要把他退出党团的事实公开出来”。别洛乌索夫先生在《现代事业报》所转载的答复中破口大骂,却推翻不了事实。我们要问:一个人退出党团,却希望把自己退出的事实隐瞒起来,对这种人每个工人该怎么想呢?如果这不是欺骗,世界上什么才叫欺骗呢?
社会民主党党团直截了当地说,“它根本无法弄清自己这位过去的成员今后会演变到什么地步”。请读者考虑一下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吧!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这句有分量的话,不是针对所有退出的人说的,而只是针对这个退出的人说的。这是投了完全不信任票(决定是投票通过的)。不仅如此。这是对所有选民,对全体人民的警告:对这样的代表根本不能信任。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一致对所有的人发出这种警告。每个觉悟的工人现在都应当作出回答,表明他已经知道这个警告,懂得这个警告,同意这个警告,他不会默不作声地看着在俄国自称民主派的人们中间形成这样一种议会风气(确切些说:这样一种不道德的议会风气):代表捞取代表资格,就象猎取猎物一样,是为了“自由”摆布这种猎物。所有的资产阶级议会一向都是这样,而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工人在各地都在同这种风气作斗争,通过斗争来培养自己的工人代表——不是捞取代表资格、玩弄议会欺诈手腕的政客,而是忠于工人阶级的代表。
希望工人不要受诡辩的蒙蔽。《现代事业报》声称:“我们认为,在捷·奥·别洛乌索夫退出的理由没有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评论他的这种做法”;这种论调就是诡辩。
第一,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声明说:“别洛乌索夫先生说明他退出的理由是,党团早在两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与他毫不相干的东西了。”难道这不是宣布理由吗?难道这不是清清楚楚的俄文字吗?如果《现代事业报》不相信党团的声明,就请它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不要支吾搪塞,不要转弯抹角,不要在党团已经作了评论、已经宣布了某些理由或党团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以后,还说它“没有权利评论”。
第二,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和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所刊载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的答复中说:“我要说,党团的声明根本〈??!〉没有谈到我同它决裂的真正理由。我知道,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不允许党团宣布我在口头和书面中解释过的我同它的分歧。”
请看,竟出现了这种情况。党团正式宣布了别洛乌索夫先生的理由。别洛乌索夫先生破口大骂(“诽谤、中伤”等等),但又不去推翻这个理由。他声称还有些东西,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不允许党团“宣布”出来(如果真是情况不允许宣布,那阁下您为什么还用暗示的办法宣布不能宣布的东西呢?您的这种手法不是近乎诽谤吗?)。而《现代事业报》在转载别洛乌索夫先生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弥天大谎时立即声称:“在……理由没有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评论”,而这些理由,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又“不允许”宣布!!换句话说,《现代事业报》要等不能宣布(按别洛乌索夫先生本人的说法)的东西宣布出来以后才来评论别洛乌索夫先生的退出。
《现代事业报》不但不去揭露它转载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的谎话,反而把这个谎话掩盖起来,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过我们要补充一点。以不宣布不能宣布的东西为借口,就等于自我揭露。而评论已宣布的东西,已为人所共知的东西,是每个重视工人阶级的杜马代表权的人所必须做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硬说:“我退出党团,丝毫没有改变我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方针。”这是一切叛徒一再重复的空话。这些话同党团的声明是矛盾的。我们相信的是社会民主党党团,而不是倒戈分子。关于别洛乌索夫先生的“方针”,我们也象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只知道一点,就是这是极端取消派的方针。别洛乌索夫先生的取消主义已经发展到使党团完全“取消了”他同社会民主党的联系的地步。这样对社会民主党、对工人、对工人事业要更好一些。
而别洛乌索夫先生退出杜马,不仅应当是所有的工人,而且应当是所有的民主派的要求。
载于1912年3月13日《明星报》第17号(总第5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90—195页
注释:
[124]指登载在1912年2月25日(3月9日)《言语报》上的捷·奥·别洛乌索夫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孟什维克取消派别洛乌索夫是第三届杜马伊尔库茨克省代表,他在1912年2月向社会民主党党团递交一份声明,宣布他退出党团,同时又要求对此不要公开。社会民主党党团讨论了别洛乌索夫的声明,一致认为他应立即辞去杜马代表的职务。党团的决定于1912年2月23日(3月7日)在《明星报》上发表。别洛乌索夫给《言语报》编辑部的信就是针对党团的决定而写的。
几天以后,1912年2月29日(3月13日),伊尔库茨克交易所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致电别洛乌索夫,表示该省“工商界人士恳请他不要放弃杜马代表的称号”。当天别洛乌索夫电复该委员会,对其“支持和信任”表示感谢。列宁写这篇文章时,还不知道别洛乌索夫与伊尔库茨克交易所委员会之间的电报来往。因此,《明星报》编辑部在发表列宁这篇文章的同时,向读者披露了这些电文的内容。列宁的文章发表后,别洛乌索夫又向《明星报》编辑部递交一个声明,其中充满了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谩骂。——198。
饥荒
(1912年3月17日〔30日〕)
还是同过去,同1905年以前的旧俄国一样,又发生饥荒了。歉收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但是只有在俄国歉收才会引起严重的灾难,才会使千百万农民挨饿。而目前的灾难,甚至拥护政府和地主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其规模超过1891年的饥荒。
有3000万居民受灾最严重。农民贱价出卖份地、牲口以及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卖掉少女——万恶的奴隶制时代又回来了。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一下子就暴露出我国整个所谓“文明的”社会制度的真正实质:这个制度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用另一种外壳包着的,处在另一种“文明程度”上的旧的奴隶制度,即千百万劳动人民由于1万个“上层分子”聚敛财富、穷极奢侈、过寄生生活而受奴役的制度。服苦役,就象奴隶们一直都在干的那样,而富人们对奴隶的命运漠不关心。从前,他们公开用饥饿折磨奴隶,公开霸占民女为妾,对奴隶进行人身摧残。而现在,他们用种种诡计、用文明的成就和进步成果来掠夺农民,农民饿得全身浮肿,他们吃不到面包,而以野草、泥块充饥,得了坏血病,在病痛的折磨中奄奄待毙,而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俄国地主和俄国资本家捞到的钱财以千万计,两个首都的娱乐场所的老板说,他们的生意好久没有这么兴隆了,在大都市里,好久没有出现象现在这样的穷奢极侈的生活了。
为什么在俄国,为什么只有在俄国,还有这种中世纪的饥馑同文明的最新的进步成果同时并存的情况呢?这是因为资本这个新吸血鬼扑向俄国农民的时候,农民被农奴主-地主,被农奴主的、地主的、沙皇的专制制度束缚住了手脚。农民受到地主的掠夺,官吏的专横迫害,被警察的重重禁令、无理刁难和暴力行为以及乡警、神父、地方官[134]的最新的警卫束缚住了手脚,他们就象非洲的土人那样没有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和反抗资本。现在只有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才会看到20世纪的俄国发生的这种大量饿死人的情景。
但是,在沙皇政府发表了大量吹嘘新土地规划的好处、独立农庄经济的进步性等等的言论之后,现代俄国发生的饥荒肯定会教会农民许多东西。饥荒会葬送千百万条生命,但也会葬送残留的那种愚昧野蛮的、奴隶式的对沙皇的迷信,这种迷信使人们难以理解反对沙皇君主制、反对地主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农民只有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才能找到出路。只有推翻沙皇君主制这个地主的支柱,才能过上稍微象人的生活,才能摆脱饥饿和极端贫困。
讲明这一点,是每个觉悟工人的责任,是每个觉悟农民的责任。这是我们在对付饥荒方面的首要任务。无论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就要向工人募捐来救济挨饿的农民,并且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把这笔钱转送出去,——这当然也是一件必要的工作。
载于1912年3月17日(30日)《工人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96—197页
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的信[135]
(1912年3月17日和23日〔3月30日和4月5日〕之间)
亲爱的同志:
我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分,现在就某些自称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外集团和两个(也是国外的)报纸的编辑部成员通过的决议,声明如下:
(1)几年来,既没有能够召开国内组织的代表会议,也没有能够建立或恢复能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的中央委员会,可是刚刚结束的党代表会议却把在国内进行工作的23个党组织联合起来了。
多数国内党组织已听取过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报告,所有这些报告受到各地热烈的赞同,而且所有这些组织都表示,它们将给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以支持。我们在1912年3月30日的《工人报》(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上,就公布了彼得堡(瓦西里耶夫岛区)、莫斯科、基辅、萨马拉和尼古拉耶夫等组织通过的一些决议,这些决议都对代表会议表示了热烈的赞同,并答应给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以支持(在这号报纸出版后,我们还收到了梯弗利斯寄来的一个同样决议)。因此,我们就不能认为,那些不依靠国内任何党组织的、人数不多的国外小集团的抗议有任何意义了。
(2)在国内工作的党员举行的这次引起所有这些人数不多的国外小集团抗议的代表会议,专门研究了国外小集团的瓦解组织的活动和这些小集团使国内党的工作经常处于混乱状态的问题。这些同国内任何一个组织都没有联系的小集团,利用自己可以完全不负任何责任的地位,竟以党的名义发表议论。这种早已侵入我们党的机体的疾病,是俄国政治制度的后果:这个制度一方面使我们党转入地下,一方面使大量党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流亡和侨居国外。
代表会议严厉谴责了这些小集团的瓦解组织的活动,这些小集团都是呆在国外的和完全不负任何责任的。因此,这些小集团对谴责他们的行为的代表会议进行百般攻击,企图使代表会议威信扫地,这对党来说,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3)在决议上签字的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集团。这个签字向我们说明了很多问题,向我们表明了国内取消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以至某些国外刊物向代表会议所发起的这整个敌对运动的真正意义。
问题在于,在总结近4年来我们党内各种流派的斗争的决议中,代表会议特别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所代表的流派。为了更全面地阐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这里援引一下这个决议是有益处的。
决议写道:
“鉴于: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近4年来一直在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908年的十二月党代表会议确定该派为‘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2)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继续同这个流派进行斗争,一致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并且以同取消主义完全决裂、彻底克服这种背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作为实现党内的真正统一、使原有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组织合併的条件;
(3)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周围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违背党的一切决定和各派代表在1910年一月全会上提出的保证,公开为这个被全党一致认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产物的流派进行辩护;
(4)前中央委员米—尔、尤里和罗曼不但在1910年春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而且甚至连一次增补新成员的会议也拒绝参加,并公开声明说,他们认为党中央的存在本身都是‘有害的’;
(5)取消派的上述主要出版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正是在1910年中央全会以后坚决地全面转到取消主义方面去了:它们不但‘贬低〈违背全会决议〉秘密党的意义’,而且公开否认党,宣称党是一具‘死尸’,宣称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想’,并在公开的杂志上对秘密党大肆诽谤和谩骂,要工人把党的支部和党的等级制度看作‘衰亡的东西’,等等;
(6)当全国的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地联合起来,致力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当前任务的时候,取消派却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小集团,甚至在孟什维克护党派占优势的地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也脱离了党,完全拒绝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保持任何党内联系,代表会议声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
代表会议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主义进行斗争,说明它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全部危害,竭力恢复和巩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4)由此可见,这里的问题决不是什么“篡夺”、不是什么“分裂”等等,取消派大发雷霆的原因决不在这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所反对的流派,实际上早已完全抛弃了党的一切工作,竭力反对恢复中央委员会,并把仅剩的一个党的机关(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也变成了“力图取消党的先生们手中的工具”(这是并不赞同代表会议的普列汉诺夫同志说的话)。
(5)至于各民族组织,我应当指出,在1906年(或更确切地说:1907年)以前,即在各民族组织加入我们党(崩得1903年退出了党,后来也是在1907年又重新加入)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存在的。鉴于民族组织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已委托中央委员会同各民族组织举行会谈,以便恢复同他们的正常关系。
载于1912年4月12日《社会党国际局通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215—218页
注释:
[135]社会党国际局于1912年4月12日把列宁的这封信随第7号通报分发给各国社会党,通报建议各国社会党在报刊上公布列宁的这封信。——221。
纪念赫尔岑
(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了。全俄国的自由派都在纪念他,可是又小心翼翼地回避重大的社会主义问题,费尽心机地掩盖革命家赫尔岑与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右派报刊也在悼念赫尔岑,但是撒谎骗人,硬说赫尔岑晚年放弃了革命。至于侨居国外的自由派和民粹派纪念赫尔岑的言论,则满篇都是漂亮的空话。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为了阐明这位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
赫尔岑是属于19世纪上半叶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龙和阿拉克切耶夫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闹事的无赖、嗜赌成性的败类、集市上的好汉、养猎犬的阔少、寻衅打架的暴徒、掌笞刑的打手、淫棍”以及温情的马尼洛夫[146]之流。赫尔岑写道:“但是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12月14日的人物[147],出现了象罗慕洛和瑞穆斯[148]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勇士,是一些顶天立地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并洗净在专横暴虐和奴颜婢膝的环境中出生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自然研究书简》(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即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精神上崩溃了。赫尔岑当时已经离开俄国,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盛行于1848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温情的词句,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善良的愿望。
1848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崩溃,他的十足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幻想的破产。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现在那些用华丽词藻大谈赫尔岑的怀疑论来掩盖自己反革命性并大唱俄国自由派高调的骑士们不理解而且也无法理解的。在这些出卖了1905年俄国革命、根本不再想到革命家的伟大称号的骑士们那里,怀疑论就是从民主派到自由派,到趋炎附势、卑鄙龌龊、穷凶极恶的自由派的转化形式,这种自由派在校1848年枪杀过工人,恢复过已被摧毁的皇朝,向拿破仑第三鼓过掌,正是这种自由派遭到过赫尔岑的咒骂,尽管他还没有识破他们的阶级本质。
在赫尔岑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无往不克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赫尔岑在1869年即逝世前一年写给巴枯宁的几封《致老友书》就是证明。赫尔岑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了。诚然,赫尔岑把这种决裂还只是看作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而不是看作相信本阶级定会胜利的无产者的世界观同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之间的一道鸿沟。诚然,赫尔岑在这里又重复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词句,说什么社会主义应当“向工人和雇主、农民和小市民同样作宣传”。但是,赫尔岑与巴枯宁决裂时,他的视线并不是转向自由主义,而是转向国际[149],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转向已经开始“集合”无产阶级“队伍”、团结“抛弃了不劳而获者的世界”的那个“劳工世界”的国际!
赫尔岑既然不理解1848年整个运动的以及马克思以前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质,也就更加无法理解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土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他把他在这一方面的得意想法反复发挥了无数次。
其实,赫尔岑的这一学说,也象一切俄国民粹主义——一直到现时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褪了色的民粹主义——一样,是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象西欧“1848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温情的词句和善良的愿望。1861年农民得到的土地愈多,得到的土地愈便宜,农奴主-地主的权力也就会被破坏得愈厉害,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会愈迅速,愈自由,愈广泛。“土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追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
1905年的革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无产阶级创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完全独立地领导了革命斗争;另一方面,革命农民(“劳动派”和“农民协会”[150])力求用各种方式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直到“废除土地私有制”,他们正是以业主的身分,以小农场主的身分进行斗争的。
现在争论什么土地权的“社会主义性”等等,这只能模糊和掩盖真正重要而严肃的历史问题,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利益的区别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关于这场革命中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妥协主义”(君主主义)倾向和共和主义倾向的问题。如果我们是看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看词句,如果我们是把阶级斗争当作“理论”和学说的基础来研究,而不是相反的话,那么,赫尔岑的《钟声》杂志[151]所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
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杂志[152]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杂志(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
但是,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杂志上写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不能不令人厌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是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赫尔岑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可是,说句公道话,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当卡维林这个极其卑鄙无耻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先前正是由于《钟声》杂志带有自由主义倾向而大加赞赏——反对立宪,攻击革命鼓动,反对“暴力”,反对号召使用暴力,开始宣传忍耐时,赫尔岑就同这位自由派的哲人决裂了。赫尔岑抨击了卡维林为了“替玩弄自由主义手腕的政府暗中策划”而写的那篇“空洞的、荒谬的、有害的杂文”,抨击了卡维林硬说“俄国人民蠢笨如牛,政府则聪明绝顶”的那些“充满政治感伤的格言”。《钟声》杂志发表过一篇以《祭文》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痛斥了“那些把自己高傲而浅薄的思想编成一整套陈腐谬论的教授,那些一度表现仁慈宽厚、后来看见健全的青年不理会他们的腐败思想就勃然大怒的退职教授”。卡维林一看到这种描绘,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卑鄙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写道:“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来推翻政府,而政府也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赫尔岑在谈到审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正好答复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这里有一些可怜的人,草芥不如的人,软骨头,却说不应当咒骂这一伙统治我们的强盗和恶棍。”
当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153]而受伤的士兵时,《钟声》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马格达琳娜(男性)上书皇上,陈诉她夜不成眠,焦虑皇上不知道她诚心忏悔”。屠格涅夫也是一看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整个一群俄国自由派的乌合之众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辩护而纷纷离开他时,当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弃绝了《钟声》杂志时,赫尔岑并没有张皇失措。他继续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镇压者、刽子手、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他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我们挽救了俄国人的名誉,因此才遭到占多数的奴才们的非难。”
当有消息说一个农奴打死了一个侮辱他的未婚妻的地主时,赫尔岑就在《钟声》杂志上补充说:“干得好!”当听说沙皇政府准备派遣军官去进行“和平的”“解放”时,赫尔岑写道:“如果有一个聪明的上校带着他的队伍,不是去绞杀农民,而是去归附农民,那他就会登上罗曼诺夫王朝的宝座。”当雷特尔恩上校不愿做刽子手的帮凶而在华沙自杀时(1860年),赫尔岑写道:“如果要开枪,那就应该把枪口对准那些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人的将军们。”当别兹德纳村的50个农民被杀死,而他们的首领安东·彼得罗夫也被处以极刑时[154](1861年4月12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写道:
“啊,俄罗斯大地上的劳动者和受苦的人,但愿我的话能够传入你们的耳鼓!……我要教导你们鄙视彼得堡的正教院和德意志血统的沙皇派来管你们的那些神父……你们恨地主,恨官吏,怕他们,这完全是对的;但是你们还相信沙皇和主教……不要相信他们吧。沙皇是跟他们一道的,他们都是沙皇手下的人。你们现在认识他了,你们是别兹德纳村被杀少年的父兄,你们是奔萨城被杀老人的子弟……你们的神父也同你们一样无知,也同你们一样贫穷……为了你们而在喀山城遇害的安东(不是安东主教,而是别兹德纳村的安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们的这些圣徒的尸体不会作出48种奇迹,向他们祷告也不会治好牙痛;但是,你们时刻纪念着他们,这就能创造出一种奇迹——获得解放。”
由此可见,那些藏身于奴才式的“合法”刊物中的自由派,只颂扬赫尔岑的弱点而隐瞒他的代点,这种对赫尔岑的诬蔑该是多么卑鄙无耻。赫尔岑不能在40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60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派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开展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155]的英雄们。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航海长”。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1905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扩展。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粉碎沙皇君主制恶棍,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恶棍的第一人。
载于1912年4月25日(5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255—262页
注释:
[146]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后人常用马尼洛夫来形容耽于幻想的人物。——261。
[147]指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家,因领导1825年12月14日(26日)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而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集团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并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1826年1月10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15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25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261。
[148]罗慕洛和瑞穆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人物,西尔维亚和战神马尔斯结合而生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生下不久被国王阿穆利乌斯投入台伯河,但河水把这对婴儿漂到岸边。战神马尔斯派一只母狼把他们带入山洞,用狼奶喂养他们。他们长大后体格健壮,膂力过人,性格刚强,见义勇为,深得人民的爱戴。两人中的罗慕洛是罗马城的建造者。——261。
[149]指国际工人协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263。
[150]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264。
[151]《钟声》杂志(《Колокол》)是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国外(1857—1865年在伦敦,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刊物,最初为月刊,后来为不定期刊,共出了245期。该刊印数达2500份,在俄国国内传播甚广。《钟声》杂志除刊登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文章外,还刊载各种材料和消息,报道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斗争,揭露沙皇当局的秘密计划和营私舞弊行为。在1859—1861年俄国革命形势发展时期,来自俄国国内的通讯数量激增,每月达到几百篇。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米·拉·米哈伊洛夫、尼·伊·吴亭等担任过它的记者,伊·谢·阿克萨科夫、尤·费·萨马林、伊·谢·屠格涅夫等为它供过稿。《钟声》杂志最初阶段的纲领以赫岑创立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极力鼓吹解放农民,提出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和肉刑等民主主义要求。但它也有自由主义倾向,对沙皇抱有幻想。1861年农民改革以后,《钟声》杂志便坚决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登载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尖锐谴责农民改革的文章以及俄国地下革命组织的传单、文件等。《钟声》杂志编辑部协助创立了土地和自由社,积极支持1863—1864年的波兰起义,从而与自由派最终决裂。——264。
[152]《北极星》(《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是一种文学政治文集,1855—1862年由亚·伊·赫尔岑创办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在伦敦出版,最后一集于1868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8集。前3集由赫尔岑主编,后几集由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编。赫尔岑把文集取名为《北极星》并在文集封面上印了五位被判处死刑的十二月党人的画像,都意在强调他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继承关系(十二月党人亚·亚·别斯图热夫和孔·费·雷列耶夫曾在1823—1825年出版了一种叫作《北极星》的文学丛刊)。《北极星》文集刊登了大量有关十二月党人的资料、被检查机关查禁的亚·谢·普希金、雷列耶夫、米·尤·莱蒙托夫的诗,维·格·别林斯基致尼·瓦·果戈理的信,赫尔岑的文章和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奥格辽夫的文章和诗等。《北极星》对俄国进步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264。
[153]指波兰1863—1864年起义。这次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的危机和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沙皇政府决定于1863年1月在波兰王国强制征兵,企图用征召入伍的办法把大批怀有革命情绪的青年赶出城市。领导起义的是代表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红党”所组织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它同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以及在伦敦的《钟声》杂志出版人建立了联系。它的纲领包含有波兰民族独立、一切男子不分宗教和出身一律平等、农民耕种的土地不付赎金完全归农民所有、废除徭役、国家出资给地主以补偿等要求。起义从1863年1月22日向俄军数十个据点发动攻击开始,很快席卷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并波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参加起义的有手工业者、工人、大学生、贵族知识分子、部分农民和宗教界人士等各阶层的居民。代表大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白党”担心自己在社会上声誉扫地,也一度参加了斗争,并攫取了领导权。马克思对波兰起义极为重视,曾参与组织国际军团,支援起义。1864年5月,起义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杀害、囚禁和流放西伯利亚。但是,起义迫使沙皇政府于1864年3月颁布了关于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法令,因而在波兰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66。
[154]指喀山省斯帕斯基县别兹德纳村农民起义。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条件的1861年2月19日宣言和条例的颁布,引起了农民的失望和愤怒。他们不相信宣读的条例文本是真的,认为地主和官吏把真正的宣言和条例藏起来了。1861年春,在许多省都发生了农民骚动,而以别兹德纳村农民的暴动规模最大。领导这次运动的是别兹德纳村青年农民安东·彼得罗夫。在他的号召下,农民拒绝服徭役,拒绝向地主交纳代役租,拒绝在确定份地数量和义务范围的“规约”上签字,抢夺地主仓库里的粮食。骚动波及到喀山省斯帕斯基、奇斯托波尔、拉伊舍沃三县以及相邻的萨马拉省和辛比尔斯克省各县共75个村庄。别兹德纳村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1861年4月12日(24日),根据阿普拉克辛将军的命令,向4000名手无寸铁的农民群众开枪,据官方报告,被打死和因伤而死的共91人,伤350人以上。4月19日(5月1日),安东·彼得罗夫被枪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16个农民中,5个被判处笞刑和不同期限的监禁。别兹德纳惨案在俄国社会各进步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亚·伊·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对别兹德纳惨案作了详细报道。——266。
[155]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267。
论俄国各政党
(1912年5月10日〔23日〕)
国家杜马的选举迫使各政党加强自己的鼓动,集合自己的力量,以求“自己的”党的代表能够多多当选。
同时,在我国,也象在其他各国一样,极不体面的广告式的竞选活动正在开展。各资产阶级政党,即那些保护资本家经济特权的政党,都在极力吹嘘自己的党,就象各个资本家吹嘘自己的商品一样。只要看一下任何一张报纸的商业广告,你就可以看到,资本家为自己的商品想出了种种最“动听”、最响亮、最时髦的名称,他们厚着脸皮,不顾一切地捏造谎言来大吹特吹自己的商品。
人们,至少是各大城市和各商业地区的人们,早已看惯了这种商业广告,知道它的价值。遗憾的是,政治广告却能迷惑更多的人,揭穿它要困难得多,而且它的欺骗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些政党选择名称,无论在欧洲或在我国,常常直接抱着作广告的目的,它们制定“纲领”,也往往专门为了欺骗群众。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政治自由愈多,民主即人民和人民代表的权力愈大,政党的广告式的宣传也往往愈恬不知耻。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弄清政党斗争中的情况呢?这种带有广告欺骗性质的斗争,是不是说明代表机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无益甚至有害,象顽固的反动分子、议会制度的敌人极力要人们相信的那样呢?不是。没有代表机构,欺骗、政治谎言和各种骗人的勾当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也会少得多。
要弄清政党斗争中的情况,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
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愈多,它的代表机构愈健全、愈民主化,人民群众就愈容易弄清党派斗争,愈便于学习政治,即愈便于揭穿骗局和查明真相。
任何一个社会分化成各种政党的现象,都是在震动全国的深刻危机发生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时政府不得不在社会各阶级中寻找支柱;严重的斗争会把各种空话以及一切微不足道、无关大局的东西一扫而光;各政党会竭尽全力向人民群众表白,而受可靠的本能支配并具有公开斗争经验的群众,则会跟着代表这个或那个阶级利益的政党走。
这种危机时期总是决定着一国的社会力量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党派的组合。例如在德国,这种危机是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在俄国,这种危机是1905年的事变。不回顾一下这一年的事变,就不能理解我国各政党的实质,就不能认清俄国各政党代表的是哪些阶级。
在这篇简述俄国各政党的文章中,我们先从极右的政党说起。
在极右翼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人民同盟”[156]。
这个党的纲领在亚·伊·杜勃洛文所出版的“俄罗斯人民同盟”通报《俄国旗帜报》[157]上是这样说明的:
“俄罗斯人民同盟遵奉沙皇1907年6月3日圣谕,应成为皇朝忠实的支柱,在遵守法制和秩序方面应处处成为人人效法的榜样,兹特宣布,为了实现沙皇的意旨,必须:(1)充分发挥与按教规建立的俄国正教会血肉相连的沙皇专制制度的权力;(2)保证俄罗斯民族不仅在内地省份而且在边疆地区占统治地位;(3)保证纯粹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国家杜马的存在并使之成为专制君主在从事国家建设方面的主要助手;(4)完全遵循俄罗斯人民同盟对待犹太人的基本原则;(5)革除一切反对沙皇专制政权的官吏的公职。”
我们把右派这篇庄严的宣言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一方面是为了使读者能直接看到原文,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所阐述的基本主张,对于在第三届杜马中占多数的各个政党即“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也是适用的。这从以下的说明中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人民同盟的纲领,实际上是在重提农奴制时代的老口号——正教、专制和民族性。在谈到通常用来区别俄罗斯人民同盟与跟着它走的各个政党的那个问题,即承认还是否认俄国国家制度的“立宪”原则时,必须特别指出,俄罗斯人民同盟丝毫不笼统反对代表机构。从上面所引的纲领中可以看出,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主张国家杜马作为“助手”而存在的。
杜勃洛文分子说明了俄国立宪(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特点,而且说得很正确,即说得符合实际情况。无论民族党人或十月党人,在实际政策方面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这些政党在“立宪”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字面上的争论:“右派”并不反对杜马,只是特别强调它应当成为没有丝毫确定权利的“助手”;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则并不坚持任何严格确定的权利,更不想有实现权利的实际保障。所以十月党内的“立宪派”也就在六三宪制的基础上同“反立宪派”和睦相处。
在黑帮的纲领中,赤裸裸地、明确地规定了摧残异族人特别是犹太人的政策。他们在这里也象平常一样,把其他政府党多少“羞羞答答地”掩饰起来或是用外交手腕隐藏起来的事情更粗暴地、更无顾忌地、更横蛮地直说了出来。
其实,凡是多少了解一点第三届杜马的活动,多少了解一点《新时报》、《光明报》[158]和《莫斯科呼声报》一类报刊的人,都知道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也参与了对异族人的摧残。
试问,右派政党的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它代表的是哪个阶级?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
重提农奴制的口号,捍卫俄国生活中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完全满足于六三宪制即地主宪制,保护贵族和官吏的特权,——这一切都对本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右派是农奴主地主的政党,是贵族联合会[159]的政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解散第二届杜马、修改选举法以及在六三政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甚至起了领导的作用。
为了说明这个阶级在俄国拥有的经济实力,只须举出由政府当局即内务部公布的1905年土地统计中的数字所证实了的下列基本事实就够了。
在俄国的欧洲部分,人数不到3万的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份地最少的1000万个农户的全部土地也只有这样多。大地主每人平均约有2300俄亩土地;而贫苦农民每户只有7俄亩土地。
农民靠这种“份地”决不能维持生活,只能奄奄待毙,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每次歉收,都有千百万人忍饥挨饿(比如今年的饥荒),这使俄国农民经济不断遭到破坏。农民只得以各种工役形式向地主租佃土地。农民用自己的马匹和农具替地主干活,作为租地的代价。这仍然是徭役制,不过不正式称为农奴制罢了。地主的2300俄亩土地,大部分只能用盘剥方式,用工役即徭役方式经营,只有很少一部分才雇工经营。
其次,国家绝大多数高级和中级官吏都出身于这个地主-贵族阶级。俄国官吏的特权是贵族-地主的特权和土地权力的另一方面。由此可见,贵族联合会和“右派”各政党坚持农奴制旧传统的政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并不是出于个别人的“恶意”,而是由一个极强大的阶级的利益所驱使的。旧的当权阶级,即地主余孽,仍然是当权阶级,并且建立了相应的政党。这个党也就是“俄罗斯人民同盟”或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右派”。
但是,既然有代表机构存在,既然群众象在1905年所做的那样,已公开地走上政治舞台,每个政党也就必须在某种限度内向人民表白。而右派各党又能向人民表白些什么呢?
当然,公开说保护地主利益是不行的。于是就说什么凡是旧东西都要保存,拼命煽动不信任异族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心理,唆使那些最不觉悟最愚昧的人去蹂躏、摧残“犹太佬”,大谈俄罗斯人受异族人的“压迫”,以此来掩盖贵族、官吏和地主的特权。
“右派”政党就是如此。它的党员普利什凯维奇,第三届杜马中最著名的右派演说家,煞费苦心而且很有成效地向人民表明了右派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怎样活动,他们为谁服务。普利什凯维奇真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员。
与在第三届杜马中占46席的“右派”并肩站在一起的,是占91席的“民族党人”。他们同右派的差异很小,实质上,这并不是两个政党,而是在摧残异族人、摧残“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民主派等方面分“工”合作的一个政党。他们干着同样的事情,不过作法上有的粗野些有的巧妙些罢了。让那些能干出各种丑事和暴行,能杀害赫尔岑施坦、约洛斯和卡拉瓦耶夫们的“极”右派站开一点,让人们以为他们是从右面来“批评”政府的,这对政府是有利的……右派和民族党人的区别,并不能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十月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占131席,其中当然包括“右派十月党人”。十月党人的现行政策与右派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与右派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党不仅为地主服务,而且还为大资本家、守旧的商人即资产阶级服务,这个资产阶级由于工人以及跟在其后的农民觉醒过来要求独立生活而惶恐不安以至完全转到捍卫旧制度的立场上去了。俄国有不少资本家,他们完全象地主对待先前的农奴那样对待工人;他们把工人和店员看作是家奴、仆从。在维护这种旧制度方面,谁也比不上右派政党、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还有一些资本家,他们虽然在1904年和1905年举行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上要求“立宪”;但是他们为了对付工人,总是甘愿听凭六三宪制的肆虐。
十月党是地主和资本家的主要反革命政党。这是第三届杜马中起主导作用的党:132个十月党人与137个右派分子和民族党人合在一起,就组成了第三届杜马中的相当大的多数。
1907年的六三选举法保证了地主和大资本家在杜马中的多数地位:在选举杜马代表的一切省选举大会上,都是地主和第一城市选民团(即大资本家选民团)的复选人占多数。在28个省选举大会上,甚至土地占有者复选人独占多数。六三政府的全部政策都是在十月党帮助下实行的,第三届杜马的一切罪恶都应由该党负责。
在口头上,在自己的纲领中,十月党人主张“立宪”,甚至主张有……种种自由!在行动上,这个党拥护一切反对工人(例如保险法案,——请回忆一下杜马工人问题委员会主席季津高津男爵当时的态度吧!)、反对农民以及反对限制专横暴虐和无权状况的措施。十月党人和民族党人一样,都是政府党。这种情况并不因为十月党人有时(特别是在选举以前!)发表“反对派”言论而有丝毫改变。凡是有议会的地方,老早就看到而且现在也经常看到资产阶级政党玩弄这种反对派把戏,这种把戏对于它们没有害处,因为任何政府都不会认真看待它,而且有时在面对需要涂上反对派“圣油”的选民时,这种把戏还不无益处呢。
但是,玩弄反对派把戏的行家和老手却是第三届杜马中的主要反对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也就是“人民自由”党。
这个党的名称就是一种把戏,其实它根本不是民主党,也绝对不是人民的、不是主张自由的党,而是主张半自由的党,甚至是主张1/4自由的党。
其实,这个党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害怕人民运动远远超过害怕反动势力。
民主派相信人民,相信群众运动,极力帮助群众运动,虽然他们往往错误地理解这一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劳动派就是如此)。民主派想摆脱整个中世纪制度的愿望比较真诚。
自由派害怕群众运动,阻碍群众运动,自觉地捍卫某些中世纪制度,而且是主要的中世纪制度,以求获得反对群众尤其是反对工人的支柱。自由派力求达到的目的是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分享权力,而决不是铲除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权力的一切基础。民主派小资产者(包括农民和劳动派在内)则主张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他们真诚地想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但是他们不懂得雇佣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意义。与此相反,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真正目的,则是要与普利什凯维奇分享统治工人和统治小业主的权力。
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多数或占统治地位。他们利用这种地位玩弄无聊而不光彩的把戏:向右边表示忠诚,表示愿意组阁(他们说,我们能够和平解决一切矛盾,既不会伤害庄稼汉,又不会得罪普利什凯维奇),向左边表示拥护民主主义。由于玩弄这种把戏,立宪民主党人从右边终于挨了一脚,从左边则恰如其分地获得了人民自由事业的叛徒这一称号。在前两届杜马中,他们不仅一直同工人民主派作斗争,而且一直同劳动派作斗争。我们只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就够了:立宪民主党人破坏了劳动派在第一届杜马中提出的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计划,破坏了这个起码的民主主义计划、初步的民主主义计划,从而维护了地主和官吏在土地规划委员会内对农民的支配地位!
在第三届杜马内,立宪民主党人玩弄“负责的反对派”即陛下的反对派的把戏。为了玩弄这一把戏,他们屡次投票赞成政府预算(好一个“民主派”!),他们向十月党人解释说,他们所主张的“强制”(强制农民)赎买的办法是没有危险的,没有害处的(请回想一下别列佐夫斯基第一的发言),他们派卡拉乌洛夫上台去发表“虔诚的”演说,他们背弃群众运动,求告“上层”而压制下层(立宪民主党人在讨论工人保险问题时反对工人代表),如此等等。
立宪民主党是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由于它野心勃勃地想充当“负责的反对派”,即充当政府认可的、合法的、被准许去与十月党人竞争的反对派,不是反对六三制度而是承认六三制度的反对派,结果就把自己的“民主党人”的称号彻底葬送了。罗扎诺夫和安东尼·沃伦斯基所崇拜的立宪民主党思想家司徒卢威和伊兹哥耶夫之流先生们无耻地鼓吹路标主义思想,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充当“负责的反对派”的角色,这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能容忍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很想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坐在一起。
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在现今第四届杜马选举时结成联盟,这再一次证实了立宪民主党人十足的反革命性。进步派一点也不想做民主派,也没有说过一句关于反对整个六三制度的话,根本没有想到要什么“普选权”。这是一些温和的自由派,他们并不掩饰他们与十月党人的亲密关系。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结成联盟,应该使那些最昏聩的“立宪民主党应声虫”也能看清立宪民主党的本质。
代表俄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是形形色色的民粹派,从最左的社会革命党人,直到人民社会党人[160]和劳动派。他们都爱讲“社会主义”词句,但是,这些词句的含义骗不了觉悟的工人。其实,什么“土地权”,什么“平分”土地,什么“土地社会化”,都不包含丝毫社会主义成分。任何人都懂得这一点,只要他知道,在废除土地私有制和重新分配土地甚至最“公平地”分配土地的情况下,商品生产,市场、货币和资本的权力不但不会受到损害,反而会更加扩大。
但是,关于“劳动原则”和“民粹派的社会主义”的词句,也表明民主派深信(并且真诚地希望)能够消灭而且必须消灭土地占有制方面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切中世纪特权。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力图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分享政治权力和政治特权,而民粹派则力求消灭而且在目前不得不力求消灭土地占有制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一切特权,也正因为如此,民粹派才是民主派。
俄国极大多数农民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根本不可能设想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作任何妥协(这对自由派来说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办到而且是合乎心意的)。因此,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有群众基础的,而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这种对付庄稼汉的资产阶级政策,直到现在,除了……使3000万庄稼汉挨饿以外,没有作出任何成绩来!
千百万挨饿的小业主不能不力求另一种土地改革,即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这种改革虽然不能跳出资本主义范围,不能消灭雇佣奴隶制,但是它能够彻底消灭俄国的中世纪制度。
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马中虽然非常软弱,但是他们代表着群众。由于小业主的阶级地位,劳动派必然在立宪民主党人与工人民主派之间动摇不定,同时,由于团结、组织和教育小业主特别困难,劳动派作为一个政党也就显得极不明确极不定形。因此,劳动派受到左派民粹派那种愚蠢的“召回主义”影响,就呈现出一个被取消了的政党的悲惨景象。
劳动派与我们的那些准马克思主义者取消派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由于软弱而成为取消派,后者是由于居心险恶而成为取消派。工人民主派的任务,就是帮助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团结民主派阵营去反对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而不仅仅反对右派分子。
关于这个在第三届杜马中拥有自己党团的工人民主派,我们在这里只能稍微谈一谈。
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各地都已经建立起来,它们摆脱一般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学会把雇佣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区别开来,而这样做也正是为了加强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摆脱一切动摇行为和畏缩思想的干扰。在俄国,工人民主派已经完全与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划清界限,这对整个民主事业有莫大的益处。
工人民主派内的取消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事业报》)也具有劳动派那样的弱点,它赞美不定形,力图做一个“可以容许的”反对派,它放弃了工人领导权思想。只是空谈“公开的”组织(责骂不公开的组织),鼓吹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这一流派显然是同反革命时代的那种涣散状态和悲观失望情绪联系着的,它背离工人民主派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
觉悟的工人什么也不会取消,他们排除自由派的影响而团结起来,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发展工会等多种多样的团结形式,既代表雇佣劳动去反对资本,又代表彻底的民主派去反对俄国整个旧制度,反对向旧制度作任何让步。
现在我们借用正式公布的1912年杜马《参考手册》中的材料,把第三届国家杜马党派成分列表如下。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党派成分
地主
地主右派……………………………………………46
民族党人……………………………………………74
独立民族党人………………………………………17
右派十月党人………………………………………11
十月党人……………………………………………120
政府党总计…………………………………268
资产阶级
进步派………………………………………………36
立宪民主党人………………………………………52
波兰代表联盟………………………………………11
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
穆斯林集团……………………………………………9
自由派总计…………………………………115
资产阶级民主派
劳动团………………………………………………14
工人民主派
社会民主党人………………………………………13
民主派总计…………………………………27
无党派人士…………………………………………27
共 计………………………………………437
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有两个多数:(1)右派和十月党人在437个席位中占268席;(2)十月党人和自由派在437个席位中占235席(120+115)。这两个多数都是反革命的。
载于1912年5月10日《涅瓦明星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275—287页
注释:
[156]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283。
[157]《俄国旗帜报》(《Русское Знамя》)是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机关报,1905—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284。
[158]《光明报》(《Свет》)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报纸(日报),1882—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285。
[159]贵族联合会是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1906年5月在各省贵族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1917年10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Н.Ф.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公爵、Д.А.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285。
[160]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列宁曾称之为“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小市民机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六三政变后,该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恢复组织。该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