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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我们看到墙内外对于文革以及毛泽东的种种评价，无论是争权夺利、独裁统治还是极左等等扭曲历史的角度，都回避了马克思主义中最关键的阶级问题，都不是围绕着阶级斗争的历史来的，那么就必然要删减歪曲历史，才能从样子上唬唬人，而对于一些关键文件则根本不敢公之于众，可就算是这样，他们所编纂的历史也经不起推敲的，在现实的阶级斗争面前也是不攻自破的。
2、这篇文章从b站部分博主的视频再到关于具体事例的不同评论分析出文革时期的历史为何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派口中会是一段“浩劫”，又为何现在的颜色革命、群众运动会受到那些自由派的称赞。马列毛主义者不能够放弃在历史评价上的舆论阵地，而历史也最终得到公平的评价。
3、屁股决定脑袋，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对铲除资本主义土壤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态度必然是极度敌视的。对于众说纷纭下模糊不清的文革史，我们研究时一定要坚持阶级分析法、广搜资料多对比。
近日笔者在国内一视频网站看到了一些文革时期的历史资料，其中就有涉及到当时的路线斗争、接班人选择的部分。然而细看下来，就会发现其中的记录和描述大相径庭、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笔者在此抛砖引玉，举例仅作参考：博主“映山红718”的视频《毛主席对待接班人问题:刘少奇》(av665143198)，与博主“一栈红”的视频《刘少奇被批斗后在身体精神上痛苦的折磨》（av580227838）和《刘少奇被批斗后在身体精神上痛苦的折磨》（av282706900），以及《新中国最大冤案刘少奇》（BV1L34y1F7Fy）等。在映山红的视频引用的资料中提到，毛主席对于刘少奇在1964年以前是一再宽容，认为他思想上有些右倾、有些资产阶级思想，但总地说仍然是坚持纪律的，他不相信党内有一条所谓的“刘邓路线”存在；但在1964年前后的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所谓“桃园经验”以及四清运动中有500万人被整，让毛主席对于刘少奇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而在一栈红的视频引用的资料中，刘少奇本来是正常主持国家工作、抵制“左”倾的领导人，但作为国家领导人在文革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受尽了精神和身体上的迫害。
对于各位读者来说，查找有关文化大革命乃至整个前三十年的历史资料，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在国内网站，文化大革命和同一个世纪的另一件大事一样，仿佛成了一个讨论的禁区（只不过后者是真的完全禁止在网上传播，而前者还有一些资料可查）；想要知道一些历史，只能借助科学上网。然而不幸的是，在墙外的主要平台——维基百科、YouTube、X或Twitter、电报（除了马列毛大群等左翼频道），我们看到的对于文革的评价全都是一边倒——“十年浩劫”“封建复辟”“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等等非常常见；而稍微翻看一下左翼和泛左翼的频道，又能发现完全相反的结论——文革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最为民主、最为先进的一段时期。这样两极分化的评价，实际上来自于对于文革的两种历史认识。肯定文革者看到的，是文革中的“大民主”、造反派打倒走资派官僚、人民真正掌权的制度创新；而反对者看到的，是文革中近乎狂热的个人崇拜，是两派群众的无休止的互相揭发与武斗，是没有人对于毛泽东或者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对意见。由此产生的巨大分歧，可以在MHYYYY关于文革评价的视频的评论区直观地看出来。
首先关于刘少奇和邓小平究竟是不是右倾，或者是不是修正主义/走资派，就有着相当大的分歧。在自由派（主要指支持改革开放的那一类）的认识中刘邓是反右扩大化乃至文革等等迫害活动的受害者，是在“左”倾思潮中坚持正确路线的一股清流，而毛泽东反复强调阶级斗争，要么是由于他就是要搞权力斗争，要么是由于他只懂革命不懂经济建设。总地说来，反右扩大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全都是极左错误，都是由毛泽东主导的，是中国的灾难。特色由于模糊这段历史，在官方的教科书中语焉不详，只看特色的叙述也容易倒向自由派的这类认识。而左派则认为反右扩大化、一平二调、浮夸风、共产风等都是刘邓主持一线工作时搞出来的，当时毛退居二线、没有直接责任（当然领导责任、没有及时制止也可以算是有责任），且还是毛第一个提出了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的问题，这口黑锅是邓小平扣给他的；而文革针对的正是刘邓这些先是极端化扩大化、然后又主张放弃集体化合作化的走资派，前面的种种灾难他们居功至伟，早该打倒了。
两种认识自说自话，更重要的是根据的史实大相径庭，自然完全相反。关于刘邓在反右中的所作所为，以及浮夸风、共产风、三年灾害等的根本原因，布站已有了相当多资料，笔者不再在本文中赘述。关于浮夸风，各位读者可以参考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14183/4 以及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18982/16 ；关于反右，可以参考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online/t/topic/23276 以及和谐历史档案馆的记述（https://github.com/banned-historical-archives/banned-historical-archives.github.io/discussions/3267 ）。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刘少奇去世前的27天的经历，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
- “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
当年的亲历者，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师振德回忆：事实是“因为机舱温度高”，所以在飞机上“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飞机降落后，“换上粉红色的棉被”。师振德又讲：“在饮食上，有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并且“还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按照这个，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 “他们又把刘少奇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
师振德说：“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我们在这里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
刘少奇抢救组成员马晓先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对刘少奇……是真抢救。我是这个组的成员，要没有我们这些成员，他不可能就从中南海活着去河南，他走之前，我看到的刘少奇，满头银发，也有一些黑头发。中南海里面，我们有一个抢救组的，包括大医院的一些医生。我想我们肯定按中央的要求去抢救，尽力抢救，不惜各方面的代价。……而且我们作为医生，出于医生的角度，你不管是什么人，你说他是‘当权派啊’、‘大叛徒’、‘卖国贼’，这个那个，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他首先是病人。”
- “刘少奇到开封后被当作一截木头似的推进了监狱的地下室……”
刘少奇在开封逝世的地点至今仍在，是“原开封市政府院内一栋三层的老式楼房。这里解放前是开封银行及其金库，所以修得非常坚固，院落也不大。由于墙高房固，院落封闭，且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进出，符合易于保密的要求，因此选定在此。”《刘少奇年谱》中也记载这一地点为“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这一处房间从未作为监狱使用，更不存在将刘少奇推进地下室；相反，据刘少奇在开封纪念馆（就在刘少奇去世地原址）介绍，此处是当年开封市唯一有暖气的房间，刘少奇生前的生活条件是完全有保障的。1969年针对苏修可能的核威胁中共中央做出了党政军领导离京向外地、外埠疏散的准备，毛泽东到武汉、林彪到苏州、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到南昌、陶铸到合肥……刘少奇因病重，为方便治疗，疏散到相对较近的开封。然而某些人信口雌黄，将这次疏散也说成迫害刘少奇手段之一，说是“刘少奇同志被强行从北京送到河南开封秘密关押”。
另外据2009年11月15日顾英奇（原卫生部副部长，时任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主治军医等职）发表在《重庆晚报》上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六月十八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六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这里也是传播较广的“六个鸡蛋”梗的来源。
“七月六日起病情又渐重，七月九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 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只是要尽力救治。”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最后顾英奇总结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尽管有这样详实的记录，自由派们仍然不肯罢休。《炎黄春秋》刊载此文后，黄家文表示“少奇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各种迫害，是不争的事实……蒙冤最大，受害最烈”，李超表示“《抢救》一文回避或掩盖了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这一基本的事实……近几年揭露批判“文革”错误的文章越来越少，因此，更有责任把当年所发生的一切，给年青一代讲清楚，我们要世世代代永远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孰是孰非，各位读者自有判断，历史也终会得出公正的评价。
笔者写在最后：
在世界各地，群众运动都代表着反抗权势（无论是国家机器的，还是其它任何形式的）、声张正义、维护弱者的道义力量和进步方向，在马尼拉、在布拉格、在汉城、在印度海得拉巴德、在瑞士达沃斯，以及在近十年以来的香港（反送中）和台湾（太阳花运动）都是如此。然而，这一切却有一个重大的例外，这就是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自由派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说辞，什么“封建君主”“专制独裁”，认为毛发动文革纯粹就是为了夺权。诚然文革中发生了许多悲剧，然而如此整齐划一的诅咒谩骂恐怕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只能提出一个解释，或许这些为群众运动摇旗呐喊的人们为之高兴的并不是群众运动本身，而是借助群众运动他们能捞到什么好处。前面的不少运动带来的“民主化”，或者称为颜色革命，能够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真真切切的利益；又或者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势不可挡，连世界银行也不得不赞同附和其正义性。
然而文革不能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不仅没有给外界任何捞取利益的机会，而且竟然奇迹般地鼓舞了各国境内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热情，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绝不会为文革说上任何一句好话。再加上修正主义篡权后，邓小平一锤定音，表示对于这段历史“宜粗不宜细”“不争论”，为自由派们添油加醋提供了绝佳的解构空间（甚至官方定调时也夹带了不少私货）。自由派们眼看邓小平都在说文革是“受到了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自然是欣喜若狂：“你看，这可是你们共产党自己说的封建残余啊！”于是在官方的放纵下，大量的拼凑甚至编造的“史料”源源不断地被“发掘”出来，在几十年的积累和潜移默化之下文革的形象还能剩下什么呢？不少左转的同志在不了解历史的情况下，对于文革也还要唉声叹气，想不明白为什么取得这样大成就的伟人竟会犯下这样大的明显的错误；更多的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理论的人，则是被自由派的先生们诓骗过去，加入无脑附和咒骂的行列去了。如今官方对于那段历史的封锁有所松动，自由派们的“史料”必然会抢先被发掘出来（这也符合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现象，即造谣的消息，由于抓眼球、有冲击力往往广泛传播，而基于严谨事实资料的辟谣则少有人关心）；马列毛主义者绝不能眼睁睁看着舆论阵地被自由派占领。自由派们蒙骗得了人民一时，蒙骗不了人民一世。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最后会不会相信历史的真相？答案应当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