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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转载，内容仅供参考。作者是“半湖居士”。原文地址： 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66
济南文革片忆（一）
那场文化大革命，当年被称为“史无前例”，必将“光照千秋万代”。若从1966年6月发端算起，如今已过去44年了，从1979年结束算，也已过去31年了。这么一段辉煌的历史，大可以往鉴今的历史，为什么一直讳莫如深不愿提及？居士百思不得其解。好在如今又闻某地“唱红打黑”大塑领袖像大发“红段子”，勾起了居士对当年“峥嵘岁月稠”的某些回忆。不过仅是些断片残记。今想到哪写到哪，以飨读者。三只语片语，三句五句，不成样子，见笑，见笑。
八三大会
当年济南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开始于哪一天？从何时进入“正途”的呢？这是个大问题。好像没听说有人专门研究过。窃以为应以“八六大会”为进入正途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上面的“盖子”是从这一天揭开的。前两个月的“资反路线”只能算是个序曲。
1966年8月3日，济南全市大中学师生集中于山东省体育场，聆听北京中央首长讲话。讲话是录音还是北京大会现场传过来的，现在记不清了，好像是讲话录音。大会是“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召开的。主题是撤销“中央工作组”，派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做检查。当年刘少奇那句名言“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就是在这次会上讲的。记得好像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陈一口浓重的闽南方言，讲的什么根本听不懂。
周恩来、江青、刘少奇、邓小平、康生等人都讲了话。此会毛泽东没参加，除了几天之后接见红卫兵，伟大领袖一直是幕后遥控而不前台出面的。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讲话的调门挺高，尖而亢，大概还用了点胸腔共鸣，拉着长腔，略带颤音。是标准的京腔，听不出山东口音，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康老”，却是一口地道的山东诸城土语。当时最令人吃惊的就是康老这口家乡话。
记得当时刘少奇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不晓得，毛主席也不晓得。”随后接着便是康生的录音讲话。康老用他那浓重的诸城话，清晰、高声、坚定地说：“不要听那一套！中央工作组，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
现场别人听了什么反映，我不知道。但我听了犹如五雷轰顶。英明的党中央闹鬼了？这他妈算怎么回事呢？真闹不明白。
后来与济南一中校友会会长庞德志老师聊起这件事，作为感到即将大祸临头的教师，他印象十分深刻，因而比我记得清楚。庞说，是济南市全体中学师生，没有驻济各大学，是晚上集合去省体育场的，出来时东边天上已经泛白。真可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也就是说，几乎开了一整夜的“黑会”。
二三夺权
1966年冬天王效禹一拨人从青岛跑来济南夺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2月3日取得中央承认，夺权成功，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史称“二三夺权”。当时人民日报发了社论《三结合好》（3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的胜利保证》）。这是继上海、东北黑龙江之后，全国第三个夺权的省份。
王效禹是靠了“山大主义兵（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青岛联络站”的支持起家的。他跑到济南一看，山大主义兵与济南一些大厂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了联合阵线，这个山头太大，如果联合他们，我算老几？于是便用暗度陈仓的办法把山大主义兵抛开（双方谈判破裂），偷偷联合了济南二轻局的一些手工业小组织韩金海等人的“洋铁壶”队伍夺了权。据说韩是打洋铁壶出身，所以当时便有“黄河两岸一片铁壶声”之讥。
但权也不是那么好夺的。因为当时夺权的省份很多，都齐聚北京在那里等着中央承认。如果按先来后到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山东。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旧市委的一名干部。王效禹早采用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的办法拉进帐中。于是老王加了个塞走康老的后门，由乡党关锋和另一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接见，取得了承认，夺权成了功。
当时王效禹的智囊团核心人物王世岐，据闻是山大主义兵“政三（政治系三年级）革命轰炸队”的，相知内情。双方决裂后，王世岐便写了篇《王效禹走后门夺权大揭秘》到处散发。于是王效禹便发出通缉令，派人四处缉拿王世岐。
王效禹人称“王二麻子”。因他是个麻子脸，而且麻子还不小。于是“黄河两岸一片铁壶声”的上句，便是“山东大地满眼坑连坑”。还有一句妙语——“王二麻子上台，革命群众观点”。
五七大捷
王效禹二三夺权，不仅山大主义兵造反派不服气，济南的黑字红卫兵保皇派也不服气。此时就看出了“王二麻子的点子多”。王效禹一只手打下了左派，随即又扬起另一只手，一巴掌把右派打了下去。这就是当年所谓的“五七大捷”。
当年王二麻子的五七大捷也是学着伟大领袖搞了个“阳谋”，设了一个“请君入瓮”的圈套。事情发生在1967年中央“反二月逆流”之后，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革委主任王效禹的文章，题目是《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算是王二麻子吹响了在山东“反逆流”的号角。月底社会上风传：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来了，住在南郊宾馆，正在省革委听取汇报。
于是，济南各保守组织便纷纷冲击省革委，要拦轿鸣冤，最后还真冲了进去。冲进去以后才发现是一出“空城计”。这时王效禹派的“红山指”（山东红卫兵指挥部）和“山工总”（山东工人造反联合总会），便通知属下调集各路兵马，纷纷做大卡车奔驶而来，“誓死保卫省革委”，将老保们团团围在里面，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喊话：欢迎受蒙蔽的群众出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
当时有些人还不愿出来。因为“一进侯门深似海”，省委大院这些平头百姓、红卫兵们过去没进去过，里面高深莫测很好玩。但也有些人觉得不能这个玩法，便打白旗投降、翻墙头出来了。
按前敌指挥部的命令，出来的人都高举双手，手里拿着一两根稻草（文革术语叫“捞了根救命稻草”），在围观者的一片掌声与耻笑声中亮相，人人神情沮丧，个个灰头土脸。如果是一般群众还好说，若是过去头头脑脑的当权派，被本单位的造反派认了出来，可就倒了大霉，一顿拳打脚踢是免不了的。
一连围了三天三夜。里面的人可就吃不住劲了。于是就从后门（东门）往外冲。那时尚未“文攻武卫”，这些人手里没有机关枪手榴弹等武器（后来1968年“天下大乱”的武斗之中，山东也是比较“文明”的，全省没动过炮，济南没动过枪。）。于是上房揭瓦、扒墙拆砖，一阵砖头瓦块如雨点般瓢泼出来。那几天很多人都在省委大院外面看热闹。居士也跑了去看热闹，当时就在由山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把守的东门外。眼看着瓦块像打水漂一般，从附近一个人的头上滚过，连续在好几个人头上打着漂，一只飘到东墙根。只见一块砖头飞来，嘭！头破血流者，哼也没哼，就倒地了。
最后“瓮中捉鳖”行动开始。5月7日拂晓外面的大部队冲了进去。居士和一位同学也随着不少看客跟着进去看热闹。大院内许多“俘虏”衣冠不整、狼狈不堪地蹲在地上，大概已经有一两天没吃饭了。一名胜利者正在巡视俘虏队伍，查看有没有漏网的“大鱼”，其实老保头头们早在前两天就趁夜晚溜之乎也了，或者根本就没来。同学悄悄告诉我，这小子是济南五中的洪军，有名的打手（当时五中招了两届有体育专长的体工班，颇出了几名打手。）。只见洪军歪戴着军帽，舞弄着手中的武装带，从俘虏面前踱来踱去，胜似闲庭信步。一会用皮带托起一个女黑字兵俘虏的下巴，令其抬起头来。不知是查看是不是老保头头，还是看看长得漂亮不漂亮。其情其景，颇似当年影片中的“国军”形象。
这出在省革委上演的“空城计”以王二麻子的大获全胜而收兵。之后还在青年东路山东省美术馆举办了一个《五七大捷摄影图片展览》。
济南出版社1989年版《济南市大事记》对此事的记载甚为简略，也写得甚为有趣。不妨照抄如下：——“5月7日，以张春桥、姚文元来济南作报告为导因，在省革委所在地（省委大院）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事件。”真可谓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
但居士窃以为：这样的文革大事记，“一锅黏煮，没个豆”，有，不如没有。
意想不到的是，那个五七大捷摄影展，竟还与本人发生了点关联：两位老同学的大幅玉照赫然荣登图片展。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受伤的革命群众，一个则成了“反革命暴徒”。
受伤的革命群众是实验中学老高二的一位女红卫兵，额头缠着白纱布有红色血迹渗出，大概是被组织来围攻或自发地来看热闹时，被大院内飞来的砖瓦雨击中打破了头。图片下面的说明文字为：请看，反革命暴徒何等凶残，这位女红卫兵被打得头破血流！
我一看，不禁叫出声来，这不是丁织媛吗？原来，她是我三合街小学的同班同学。丁织媛为原山东工学院院长留美纺织专家丁立德之长女。她是当年同班同学中最为富有的大户，班上公认的“白雪公主”。那时早晨上学，很多小同伴带的是窝窝头，她带的则是奶油蛋糕。记得我的那位同位，就经常拦住她伸出手来要点吃。后来丁织媛上了实验中学，从此分道扬镳，虽然对白雪公主和她手里的奶油蛋糕始终印象深刻，但一别七八年音信全无，不想今天又在这里见了面。
“反革命暴徒”是济南一中老高二的一位男红卫兵，紧跟在一辆满载战斗人员的大卡车后面，一边手抓卡车后挡板跟着跑，一边振臂高喊口号。图片下面的说明文字为：请看，这名反革命暴徒何等猖狂，他竟妄图阻拦革命群众前进，真乃螳臂当车可笑不自量！
其实，冤哉乎也。他和我一样，也是来看热闹的。这位老一中同窗的尊姓大名，我就不提了。老兄虽长得颇为粗壮，那时也经常练练拳脚，但胆子并不大，不是当“暴徒”的料。当时是各校红卫兵都被组织看摄影展，这下老兄可出了大名，一见面这帮弟兄们便戏称其为“反革命暴徒”。
结果那段时间，弄得老兄惶惶不可终日，一到校就先把几个哥们悄悄地拉到一边，十分紧张地问：今天看没看见公安局来人？是不是抓我来了？虽然终成“落网之鱼”，但从那以后坐下了病根。多年来神经一直有点毛病，曾一度跑医院吃药治疗。
此亦可谓“文革后遗症”之一吧。
济南文革片忆（二）——五七大捷
冲击省革委与五七大捷
一九六七年二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青岛市副市长身份投机造反并得到康生肯定的王效禹成为省革委第一任主任。由于在文革中，有众多的造反派组织一直以推翻旧省委、省人委为己任，因此效禹无惊无险的掠走第一把手之职，并因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而飞扬跋扈，自然被济南市的一些造反组织所不容忍。而王效禹获得山东省的大权后，为维护、强化自己的地位，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将一些与自己的战略部署不和的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从而使济南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乱。
被压制的组织不甘心自己的被清理。 一个活动策划着。67年4月22日，这些组织在八一广场集会，要求恢复名誉，恢复合法地位，加强革命队伍的大联合。并起草了给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致敬信。王效禹闻讯后感到相当被动，他即和韩金海、王竹泉、杨恩华等造反派领袖商议后，由“山工总”、“红贫指”、“红山指”、“红山艺”及在济南的基层组织，于4月28日同样在八一广场举行了更盛大的集会。由于效禹同志身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济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济南警备区的官兵也参加了集会游行，以更大的声势支持省革委。在近十天的时间内，以前的数派迅速分化为“422”派和“428”派。无论在工厂、在街道、在农村，两派一见面就打，大有不把“422”派打垮不罢休的势头。
五一刚过，突然传出一个好消息：效禹同志要接见422派的群众代表，要428派联合422派一同进行文化大革命。422派高兴的奔走相告。但消息传出后转瞬没了下文，422派等了几天后开始在省革委外围集合，要求效禹同志出来接见，到5月6日已集结了近万人。这天傍晚，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又传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等山东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要接见的消息，而且地点就在XX大厅。屡遭戏弄的422派再也不能放弃这次机会，他们手挽着手，跨着大步向省革委大门走去，边走边喊：“我们要见王效禹，我们要见杨司令！”守卫象征性的拦了拦便放弃了。422派有秩序的进入到省革委。后面的大门悄悄地关上了。而王效禹的上海牌轿车此时正驶出后门。
当晚的省革委大院漆黑一片。422派知道中了圈套，但悔之晚矣。晚十点的时候，探照灯突然闪亮，将大院照得白昼一般。山工总召集来的五万造反派将省革委团团围住，几辆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喧嚣着：422派的坏头头，纠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省革委罪责难逃！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谁反对毛主席信赖的效禹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听到喊话，有的年轻姑娘哭了起来，边哭边向大门跑去，但大门是紧闭的。她边哭边砸门，被门外丢进的石头打破了头，鲜血从脸上流下来。终于一个守卫把大门打开一条缝，她挤了出来，很快混进人群中。这个姑娘现已65岁，10年前从国棉一厂退休。回忆起那一幕，她说：那个阵势，真怕呀！她的一些姊妹后来出来的时候，有的是被揪着脖子从墙头上推下来，有的是被按着脑袋从造反派的人群中连踢带打逃出来。
声势浩大的428派，头带柳条帽，手持柳木棍，很快冲进大院，沿着几条大道将422派包围在很小的范围内。422派这时已成强弩之末，未做反抗便束手就擒。除了十几个头目被军人带走外，其余万余名422派被迫将手抱头，接受428派的搜身检查，到天明的时候，由各自各自单位的428派负责将人带回。422派像战俘一样，高举双手，被迫站在墙头约两米高的缺口上往下跳，然后被本单位的造反派羞辱一番带回。整个活动持续到5月7日的下午才算结束。与此同时，被“红山指”控制的《东方红广播站》早已通过沿街设立的有线广播将“‘422’派在少数坏人操纵下，冲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将矛头直接对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反革命事件的消息”传遍全城。虽然422派骨干立即上街张贴标语成自己是“豹子头误入白虎堂”，但已成不了主流。据山东木材厂一位参与此事的老者介绍，他逃出后不敢回家更不敢回单位，在街上彳亍一天，才悄悄敲开一个老同事的门想歇一歇，老同事竟然不敢收留。
此后，422派一蹶不振，428派们凭借此战实现了济南造反组织的大联合。王效禹高兴的把这一天称作“五七大捷”，而事件也定性为“反革命事件”。（1980年此事件已平反）
跟帖：做点补充：
1967年4月22日大会至所以召开，有个前提，4月1日中央发出中发【67】1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共5条，文中有“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毛泽东在审阅该文件是亲自加了“冲击中南海”“冲击国防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等。此文件简称“中央四一指示”。有了此文件，才有了“422”要求平反大会。
1967年4月30日，张春桥、姚文元打着解决山东问题的旗号到达济南，他们表态支持王效禹。5月4日张姚在八一礼堂作报告，王效禹明令不准给“422派”发票，引发“422”不满。张春桥支持王效禹镇压“422”，这才有了后边的两派武斗。
当时不叫红山艺，叫红文司。
济南文革片忆之三
文革“破四旧”记趣之三：焚书转帖
居士在《文革“破四旧”记趣之二：焚书》中谈过1966年“八、二三”济南中学生黑字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泉城路古旧书店被烧事件。今转发济南博友“驴贩子”的两篇相关文章。
【转载者注：大部分破四旧中烧书、打砸抢等行为系保守派红卫兵所作，实际上破坏了文化大革命。】
火烧棺材铺
破四旧的热潮中，省府前街众多的个体小商贩受到了冲击。最早的冲击是改名。济南市工读五中（济南市第四十中学的前身）成立的红卫兵手持板刷和油漆桶，自北向南改名一路浩浩荡荡而来。那种自信、那种随意、那种挥斥方逎。仙峰理发店改为险峰，院西分社改为红卫分社，杨笼匠店改为东方红，知识文具店改为学习，等等。红油漆刷上去，你的名字就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
沿途改去，改到天地坛街的棺材铺时，红卫兵犯难了。X 记棺材铺，太充满资本主义味了，绝对的封资修，不革命，天理难容。这时，济南一中的红卫兵的革命队伍也来到这里。两支革命队伍一商议，立即决定火烧棺材铺 。棺材铺的老板，见来了这么多红卫兵，早吓得说不出话来，被红卫兵按着脑袋押到一边。 小将们从棺材铺的后院搬出已制做好的、未完成的、正在制做的、黑色、白茬等大约十几副棺材，堆放在天地坛街的南口。
正是最热的天气。棺材铺老板的头上滚着豆大的汗珠，他看着红卫兵把自己的存货搬出来不知要干什么，猜想是不是要批判自己。当他看到学生们把一桶煤油泼在棺材上的时候，他明白了，这是要他的命啊！他挣扎着要冲上去，但立刻被紧紧拧住了胳膊，随即，一根皮带结结实实地抽在他的屁股上，他啊呀一声便不敢有任何表示。火柴点燃了，棺材烧着了，红的火，黑的烟，席卷着冲上天空。棺材铺老板被晒着，被烤着，被斗着，很快，他支撑不住，摇晃着，跌到在他辛辛苦苦制作了几十年棺材旁边。
青烟缭绕，棺材成灰。过了一天，烧得木炭一般的棺材依然袅袅青烟。
第二年，棺材铺老板过世了。
泉城路书店之焚书
1966年10月（应为8月23日——居士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的初步阶段，中旬的一天，泉城路百货大楼东侧的历下区文化馆西墙上，突然被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的红卫兵改变成大批判栏，让老百姓目瞪口呆的是，他们竟然把刘少奇的大幅画像涂抹成漫画，通栏标题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副标题是：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当时，观看的人们窃窃私语，不敢相信刘主席会反对毛主席。
走到省府前街街口的时候，有两个楞头小子突然喊出：打倒刘主席！另外一个连忙说，什么刘主席，是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人们面面相觑，看怪物一样。两个小子很得意，得意洋洋地走了。
下午五点多，三哥从单位下班回来，说：书店烧书了！我问是哪个书店，哥说是古旧书店。吃完饭，我趁机溜出来，刚拐过泉城路（原称院西大街，当时改称红卫路，寿命很短，后改称泉城路)，就看到了冲天的浓烟。我跑上前去，我挤进人群，我看到了成捆的、成堆的书被红卫兵和书店的员工从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里抱出来，被掷进雄雄的烈火中。
泉城路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是当时济南市有名的书店，地址分别在现在的民天广场西临和对面，红卫兵从这家书店抄出了除《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以及毛主席画像以外的所有书籍（包括古旧书店的许多珍本）、画像、宣传画、电影剧照、连环画，总计约十几卡车。浓烟冲上十几米的高空，卷起的纸屑落下来的时候，还是热的。一路、三路公交车也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早早停止了运行。
八点多的时候，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红卫兵开始焚烧刘少奇画像，看到以前的刘主席的面孔，在火焰的炙烤下，扭曲、变黄、变黑、成灰，人群中发出一阵阵哄叫。十点多了，我哥把我从人群中找到拉了出来。其时，火光照亮了半拉红卫路（泉城路）。
第二天中午，我到昨晚烧书的地方看了看。不宽的红卫路上，直径约十几米长的一大块路面黑漆漆的，抬头看去，两边的树都枯干了。
渔人跟帖：
我本人是这个事件的见证人，尽管40年过去了，但是至今记忆忧新。因为为了一句话，搞了一个插曲。这天的傍晚时分，当时我是济南一中的初三学生，已经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闻讯来到古旧书店，就是现在泉城路新华书店的位置吧。看见了红卫兵将大批古旧书籍扔进大火大伙熊熊的马路上，信口说了一句“太可惜了！”结果当即被一个红卫兵扭住：喝问你是什么人，什么出身，可惜什么！！最后我的同班同学，一个“黑字”红卫兵来到现场，证明我不是什么反革命之类人士，才算完事。我的这位同学据说现在在军界是一位师级干部了。
《济南文革片忆》之四
图片一：当年大明湖畔的明湖饭店——1969年“四根油条事件”现场
山医大粪战
山医是“山东医学院”的简称。校园即今日的“山大西校区”，早年齐鲁大学旧址。1967年秋天8月末，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粪战。以“臭名昭著”而彪炳济南文革史册。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地省市“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当权派”为保护自己不被他们“抓游鱼”打成“反动学生”而后起来造反的大中学校红卫兵打倒，都曾不通同程度地出现过调动工人包围学校，唆使农民进城围攻学生。那时工人手里也拿着工具、农民肩上也扛着农具，但尚未听说过拉大粪车抡大粪勺子的。所以，这实在堪称是个伟大创举。
那么，当时的山医大粪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王二麻子围攻保守派的“五七大捷”之后，当年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遭镇压的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借王效禹的“反逆流”趁势而起。山大主义兵改头换面另立旗帜，改称“山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其他工矿大中学校被镇压的组织也纷纷复活，顿然又成为一大派势力，联合起来共同提出了为“山工联彻底平反”的口号。虽然当初镇压主义兵和山工联是省公安厅和山东军区干的，但此时王效禹却与老保“同流合污”也坚持不予平反，以免对其构成威胁。此派便被称为“翻案兵”。
王二麻子的“省革委”非但对山工联不予平反，反而组织军民力量，对“翻案兵”进行了武力围剿。当时遭武力围剿的“翻案兵”组织，有山大、山工、铁机（铁路机械学校）、山机（山东机械学校）和七中等。当年“砸铁技”（被砸红卫兵组织为“铁技革命纵队”在校内掌权）济南一中红卫兵为骨干力量之一，是红山指属下的黄字红卫兵在军训团指战员的带领下，奔赴解放路奋勇参战的。当时居士还未离校，但我们属于“翻案兵”一派，自然不会参与。此役凯旋归来，军训团团长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师长光荣负伤。在校园里见他，好多天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据说，在攻打铁技主楼时，被逼到楼顶的铁技翻案兵。困兽犹斗、负隅顽抗，誓死不投降。一中军训团老师长躲在一墙脚隐蔽处指挥攻坚战，不幸遭楼顶飞来的一块板砖，正砸在其不小心露出的一只脚面上。如果不小心露出的是脑袋，那可能就开瓢了。
山医的大粪战也当属此类战役。但山医基本属于红山指的天下，翻案兵只是一小撮，是原“山医主义兵”，李学增、戴忘我（女）、李平章诸人。所以就动用了“金汁业”的大粪车。当时山医有位独身漂亮女医生孙琪，被结合进了省革委，是罕见的女常委之一。这大粪车可能就是韩金海“韩铁壶”为支持孙琪女常委而调来的。韩铁壶指挥大粪战颇有心得，除山东医学院外，还曾“粪战机床二厂”。
当时数十辆大粪车围着山医校园转了三天三夜。金汁业工人们抡起大粪勺子，往校门口和原齐大“校友门”上泼洒了不少“金汁”。至于有山医多少翻案兵被浇镀“金身”不得而知。总之经此一战，山医翻案兵是臭不可闻了。
山医大粪战居士仅是一位圈外的旁观者。
关于此事的起因和详情，还望亲历者指正。
四根油条事件
文革中济南盛传一首打油诗，其曰——
山东大地坑连坑，
黄河两岸焊壶声，
大明湖边炸油条，
胶州湾畔卖花生。
这首打油诗有多个版本，大同小异，内容差不多。
作者是谁？至今不详。无人做过专门研究。四句话，写了四位风云人物。均曾任过省市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等要职。
第一句：“山东大地坑连坑”指的是王效禹，时任省革委会主任，人称“王二麻子”，因民间有句歇后语：麻子敲门——坑人到家。第二句：“黄河两岸焊壶声”。说的是韩金海，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为济南小五金厂的工人，据云是焊壶匠“打洋铁壶”出身。第四句：“胶州湾畔卖花生”指的是杨保华，时任青岛市革委会主任，原为青岛二轻局某厂工人，老高中毕业生，三年困难时期，做小生意卖过花生，绰号人称“杨八粒”（一毛钱买八粒花生米）。
以上三句涉及的人物简介如此，有空暇时再另文详做分解。
今单说第三句：大明湖边炸油条。
此句所指即是当年明湖饭店有名的“四根油条事件”。饭店卖油条的马女士因此事件而当上了济南市革委会常委。
故事发生在1969年王效禹“反复旧”时期。
是年1月26日清晨，济南大明湖饭店店员在门前摆早点摊儿，炸油条卖油条。几名痞里痞气的顾客不排队乱挤加塞，与摊主马女士为四根油条发生了争执。这位马女士也不是善茬儿，双方对骂打了起来。但这几名买油条的顾客非一般人物，乃是济南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杨恩华手下的几名哥儿们。这下马女士就通了大篓子，演化成一场大事件。但马女士后来因祸得福，当上了济南市革委常委。故而该事件便名声大噪，史称济南“四根油条事件”。
原来，当年的省市革委会，王效禹掌权后，主要使用两种人。一是“山工总”的头头，一些能打能冲的小厂矿街道企业泼皮无赖类人物；二是“红山指”的头头，一些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中少不更事的学生领袖。当时老王手下的几位干将，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省革委常委张美智、济南市革委会副主任杨恩华、济南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俗称“棒子队”）总指挥孟庆芝等人，皆属泼皮混混之类，即《水浒传》中“牛二”是也。
当年山工总的混混们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红山指学生领袖们对同僚混混们的行为不满，也对老王重用此类人物十分不解。王效禹是革命老干部出身，参加过土改和四清当过工作队队长，57年差点打成右派。深知如何发动群众之玄机和革命用人之妙。老王对身边革命小将们谆谆教导说：“你们年轻，不懂啊，别看这些人头脑简单，关键时刻，稍微鼓动，他们能冲锋陷阵，起大作用！当年我参加土改时，大部分贫下中农比较老实，革命觉悟不高，不好发动，利用流氓无产者当先锋，他们最愿革命，革命性很强。待群众起来了，再改造处理这些流氓无产者，也不迟嘛。”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秀才们听了老王这番话，如同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果然不久，改造处理这些流氓无产者的机会到了。
1968年10月13日，王效禹离开济南赴京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韩金海受命带领大队人马赴临沂围剿“马岭山游击队”。趁此时机，杨恩华等人在济南掌了权扩张势力，侵占了韩铁壶的地盘。杨保华则在青岛围攻北海舰队驻地，挑起武斗，成为上面追究的乱军祸首。结果，济南杨恩华、青岛杨保华双双跨台，两位造反英雄成为“反复旧”的牺牲品，都被抓了起来。
杨恩华是1969年2月7号被王麻子抓起来的。
值此关键时刻，“四根油条”事件冒出，正好给韩铁壶提供了一个大做文章的借口，于是明湖饭店马女士便即可被标榜为“反复旧”的代表人物。
随后，济南革委会召开政工会议，大力宣传表扬马女士的英雄事迹，批斗杨恩华等人。此会议成为文革中济南著名的“四根油条政工会议”。
“油条会议”期间，王效禹主任登台发表讲话，作重要指示道：“段某（老干部）不是卖小鱼的吗，怎么还当省革委委员呢？卖油条的为什么不能当常委？明天在市革委通过一下。”于是第二天，马女士“油条常委”上任。
然而几个月后，北京“九大”胜利闭幕，王效禹紧跟着倒了台，马女士又回到明湖饭店，继续在油锅前干她炸油条的老本行。马女士的油条常委经历大概是文革中最短命的政治生涯。
济南文革片忆之五：大中学各派
大中学各派
1966年文革初起时，整个山东省，大学总共不过十来所。青岛三所：青岛海洋学院、青岛医学院、青岛化工学院，曲阜一所：曲阜师范学院，泰安一所：山东农学院，省城济南六所：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工学院、山东医学院、山东矿业学院和山东财经学院。此外，还有个山东美专（今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艺专（今山东工艺美院），两个高等专科学校。
从全省范围看，当时山东的大学红卫兵组织，名声和影响最大的，首推山东大学，次之为，青岛医学院、山东师范学院和山东农学院。从济南范围看，山大第一、山师第二、山工第三，山医与矿院一个等级，半斤八两，而山财（旧址在今青年东路省电视厅和省文教委宿舍大院）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因山东艺专出了个“傅二石反革命小集团”，山艺也曾一时名声大振。
傅二石是傅抱石的二子，当年傅抱石把他托付给好友关友声照看，因而考进了山东艺专，毕业后在山艺做美术教师。傅二石性格直爽，口无遮拦，文革中他把从老爷子傅抱石那里听来的关于江青的那些殠事儿，在同派教师几个哥们之间传播，结果后来被侦知，闯了大祸。傅二石案件惊动了北京上层，为此中央专门针对“傅二蛋”（傅二石的绰号，因“石”也读一担两担的“担”）发了文件，这在山东乃至全国，可能也是头一回。
当时济南的中学，按序号看，有济南四十八中，再加实验中学、山师附中，铁路中学（今铁一中），以及中专技校，如铁机（铁路机械学校，属于中专，马路对面还有个“铁路司机学校”，属于技校）、省交校（山东省交通厅技术学校，属于中专）、济南电校（原属大专59年后降为中专）、山机（山东机械学校，中专）、山建（山东建筑学校）、市劳技（济南市劳动局技术学校）、市汽技（南市汽车技术学校）等，大约有五六十所，但有高中的，大概不超过20所。
这些中学红卫兵组织中，最初的黑字兵“保皇派”，以实验、山师附中、一中闹得最凶，是最早成立黑字红卫兵（俗称“保爸兵”，也称“保皇派”）的三个学校（当时在省市委某些人的支持下三校黑字兵共同组成一个“济南红卫兵营”）。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名声和影响最大的，首推济南一中“鲁迅兵团”，此之为，山师附中“批判小组”、济南三中“红旗公社”，再次之就属铁技“革命纵队”、济南七中和省交校某某组织了。
至于，铁中、五中、十七中、二十四中、四十八中、市劳技等学校，也闹得蛮凶，则属于十三四岁的初中生，或懵懂无知、或少不更事，在那里搞打砸抢，瞎起哄、胡折腾了。
济南文革片忆之六——山大主义兵
山大主义兵
就像当年“五四运动”一样，扛大旗的只能是北大而不会是清华。（尽管那时的清华并非没有文科，但其文科比北大仍稍逊一筹）。济南文革中扛大旗的角色，也只可能是山大，而不会是别的什么大。
尽管当时的山大与30年代无法相比，但其文史哲三系仍驰名全国。山大学生的政治敏感性、文学修养、论战水平、笔杆子的硬度，显然是要高人一头地。
尤其是那些大三的学生，1966年暑假前，他们大学课程基本已经学完，但离毕业尚有一年，底子既厚，且无前途之忧——毕业分配之顾及。所以，当年山大主义兵中，中（文）三、政（治）三、历（史）三、生（物）三的学生，乃是其冲锋陷阵的骨干力量。比如，生物系的“尖刀班”、政治系的“革命轰炸队”，都是以大三学生为骨干最早扯旗造反的。
山大主义兵是山大造反派红卫兵的简称，其全称为“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大在整个文革中曾出现过左、中、右，乃至“极左派”（实为“新思潮”之自由派），好几个派别，而山大主义兵一直是其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派。其影响波及整个山东省，与整个文革相始终。
但山大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并非“主义兵”而是“东方红”（最初就叫“山大红卫兵”）。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的头两个月，山东大学与其他大中学校全一样，乃是学校“当权派”组织“御林军”挑动学生斗教师、学生斗学生。这帮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护驾御林军，即是山大最早出现的黑字红卫兵组织“黑老保”东方红。
是年8月初，山大12名遭批判的学生，冲破“黑老保”的封锁线，乘火车奔赴北京，参加了毛泽东“八一八”接见，在天安门广场宣誓跟着伟大领袖革命造反，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起名“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此为“山大主义兵”起家之肇始。
12名山大主义兵杀回济南校园，此时批判“两个月来的刘邓资反路线”已经开始，“千村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黑老保东方红顷刻瓦解（东方红垮台后，又先后改名为“井冈山”和“红旗”。但“井冈山”只剩几个鸟人“红旗”也没能打多久。），呼啦啦山大绝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山大主义兵。
数千名山大主义兵走上社会、走入民间，深入工矿企业学校，组织串联、宣传鼓动、煽风点火，点燃了整个山东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
山大主义兵，兵分三路，齐头并进。
一路人马奔赴青岛，在青岛设立了山大主义兵驻青联络站，参与了青岛三大院校反张敬涛的“八二五事件”，支持王效禹炮打旧市委造反夺权。当时赴青岛的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红卫兵有20多家，山大主义兵去了约2000来人。王效禹在青岛的夺权成功，一大半功劳要归功于山大主义兵。因此，王效禹跑到济南来夺权之初，曾信誓旦旦地说：没有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参加，这个权他王麻子就不夺了。
一路兵马下到济南各大工矿企业组织串联，如柴油机厂、铁路大厂（机车车辆厂）、机床一厂、机床二厂、济南锅炉厂、山东内燃机厂、山东重型机械厂、山东化工厂、黄河汽车总厂等。济南这些各大厂的产业工人，在山大主义兵的组织策动下，成立了跨行业的“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一时间，山工联兵强马壮、声势赫赫，十分了得。此外还有“山文联”、”山红联”、“山农联”等，群雄并起，八方呼应。
一路兵马进驻山东省委大院造旧省委的反，才开始称“驻旧省委联络站”（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革命敢死队”。于此同时，山师、山工、山医、矿院、农学院，山大主义兵派红卫兵，也纷纷揭竿而起。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步入鼎盛时期，却因年轻气盛、张狂自大、欠缺政治斗争经验，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被“走资派”的御林军请君入瓮，双双打成“反革命组织”。起因是山大主义兵去公安厅讨要学校当权派文革之初整他们的“黑材料”，据说被转移到了那里，结果误入白虎堂，酿成了1967年1月31日“冲击公安厅事件”。山工联和主义兵头头二十余人被抓。而后押回学校和工厂批斗。（至今还记得当时所逮捕的主义兵和山工联“反革命坏头头”几个人的名字，山大邵长文（学生，驻省委联络站站长）、董金福（校工，小车班司机），柴油机厂这翟锦城、张平，济南锅炉厂张金城、裴志平，内燃机车原工会主席某某。大街上贴着逮捕这些人的大标语。）
接着便是省体“二、五事件”。2月5日山大主义兵在省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追悼死难战友孟昭凤”，省军区和市武装部出动两架直升飞机撒传单，宣布为反革命集会。会后冒倾盆大雨进城大游行，高唱《国际歌》，高声“还我战友邵长文！”“还我战友董金福！”等口号。游行队伍遭拦截殴打被冲散。许多人负伤洒血而归。随后在山大校园及全省范围内施行大搜捕。山大主义兵纷纷逃离校园，四散逃亡而垮台。山大黑字兵东方红起死回生重新复辟。据云当时主义兵被抓者2000余人，济南拘留所和监狱一时人满为患。
王效禹来济南“二三夺权”时，此时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已“被反动”，于是王麻子同志便顺水推舟，暂时与保守派和“支左”部队携手，联合了济南韩金海刘敏玉等一些小造反组织（多属市二轻局小工厂手工作坊、竹木合作社、街道生产组打洋铁壶之类流氓无产者）夺了权。
王效禹“五七大捷”把威胁他掌权的保守派打了下去，但并不想为山工联平反，再给自己树立一个竞争对手。于是暗中做工作，向某些原山大主义兵暗送秋波，在山大又拉起了一个不同与东方红的“红二三”红卫兵组织。颇具妥协色彩的山大“红二三”可算第二代主义兵。
但主义兵字典里是从来没有“妥协”二字的。于是又有人贴出大字报《提着脑袋呐喊一声》从斜刺里杀了出来。这位提着脑袋呐喊一声的人名刘全复，他便是主义兵第三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学生领袖。
山大思想兵在刘全复的带领下坚决要求“为山工联彻底平反”。于是又爆发1967年“八二九事件”，王效禹镇压“翻案兵”军民携手血洗山大。
“九大”后王效禹垮台，1974年山东落实“中央红十条”。山大思想兵又掀起了一个要求为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平反的高潮，但仍未成功。直到“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济南文革史上的这一桩最大公案遂不了了之。
可以说，山大主义兵的兴衰沉浮，就是山东文革的一个缩影。
其间精彩故事多多，尚需另文再作一一详解。
济南文革片忆之七：高校武斗篇
文革中的济南（片断之–高校武斗篇）
一九六七年，在中央文革的关照下，山东省革委已在全国抢先成立，山工总的韩金海、红山指的王竹泉、徐恩华等造反组织头目紧跟王效禹都成为山东革命造反的领军人物。而作为其反面的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和其他保皇组织联合起来，一次次与当时的造反嫡系队伍进行殊死搏斗。
六七年的“五七大捷”后，保皇组织受到重创，山大主义兵也偃旗息鼓了一阵。但学生的天性使他们耐不得长久的寂寞。七月的一天，雷声隆隆，天气很闷热，雨却一直下不来。山大学生借了武汉七二O事件，在山东省体育场集会，支持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王力、谢富治的围困（其时,中央文革小组已对武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将武汉军区司令员秘密押解到北京,并在北京举行了欢迎王力、谢富治的大型仪式），这时，红山指的王竹泉、徐恩华等人在济南驻军的支持下，将省体育场包围起来。济南空军的两架直升机也飞抵体育场上空定点盘旋，一边干扰学生的集会，一边把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事件的定性传单从百米空中洒下来。学生们则在体育场的中心位置点起烈火，将飞机上的传单直接抛入火中。直升飞机的螺旋浆卷起巨大的风，将体育场中央燃烧的纸张带到空中，又雪花般落下来。受到飞机的干扰，学生们的集会很快结束。他们唱起国际歌，他们挽起手，有秩序的向大门走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埋伏在会场外面的造反组织学生冲上来，手持皮带、木板，恶狠狠的冲入队伍，劈头盖脸就打。毫无防备的学生被打懵了，有的眼镜被打落，有的衬衣被撕毁，有的稍做反抗后只能夺路而逃，造反组织的学生继续穷追猛打，直至把他们追进山东大学后才罢休。
伤了原气的山大主义兵（应为山大“思想兵”），不甘心这样受辱。整修片刻后，他们重整队伍，要游行来唤醒世人，来振奋士气。于是，一支由破衣烂衫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上街了。他们高举着撕破的校旗和队旗，高举着自己的血衣，高举着对中央文革责问的标语，步履凝重地从山大路沿解放路向市区走来。刚过解放桥，他们便自发的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乃尔就一定会实现！”学生门被自己的歌声所感动，越近市区，他们越激动，到青龙桥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男女已哭作一团。歌声和哭声吸引了许多市民出外观看。他们的行为自然不为当时的官方所容忍，济南市公安局红卫{历下}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已派出军警沿途警戒，已有吉普车前往拦阻，但山大学生义无反顾，执意要向济南市民说明真相。他们走过了泉城路，他们将沿文化西路去省革委请愿示威。他们不知在文化西路，山东医学院的红卫兵已得到徐恩华的旨意，已布置好两千人，正张开口袋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呢。
今天是818，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40年，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日子，谨以此文回忆当时那些懵懵学子吧。
某博友跟帖：
在体育场开会,有两架直升机盘旋是2.5追悼会,追悼山大学生猛昭风,
文革爆发四十年了，当时的参与者，大都进入退休行列，不管你们当时是什么角色，希望你们客观地反映那一段历史真相，为民族做点贡献吧。
某博友跟帖：
八月十八日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山大做了充分准备。一个又一个方队，统一着装，天天操练。大喇叭里播的已是林副主席语录歌：“今天老子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就死在战场上了！”很是悲壮。可真到了八月十八日就惨啦。队伍被冲得稀里哗啦，人被打得东倒西歪。别说重整军威啦，既定的游行路线就没走下来。
相关链接： 青岛某博友文革日记
一九六七年一月某日，工人联合会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某些人在其他造反派轰轰烈烈的搞夺权时，他们却开追悼会，抬着棺材游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安厅、省军区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出动军队、警察宣布：“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红联”“山工联”“山文联”“山农联”等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当即把上述这些组织的头头抓进监狱；还下令全省各地、县所属军队、警察同时拘禁其下属组织的头头、骨干。其中山大的学生（包括在济南之外的人）就有二千多人被关押。
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六月初，被迫解散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一些人又写大字报要求放人平反。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标题为《必须释放××等革命同志》。分别贴到省革委、省军区、公安厅门口。并在马路两旁刷上了平反、要人的大标语。
在大字报后，又创办了油印小报《革命风暴》，每期印一二百份。在这里刊载了张宗鲁写的《创刊词》，《论二月失败》、《知识分子的叛卖性》、《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还有其他人写的，《驳反动的三条路线斗争论》《论四月妥协》等一些长篇论文。每一期都送“省革委”一份，省革委也专门成立小组收集这些小报、传单、标语等。
七、八月份平反运动进入高潮，王效禹曾通过学校革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头们做这些人的工作，平反斗争也曾低落了一个时期。
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命委员会不同意平反、并向一些单位派出“工宣队”“军宣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就调集数万人对山东大学、铁路机械学校等进行围攻，“8、29事件”使山大等一些学校的学生离开学校，流落他地。张宗鲁也被抓进“棒子队”，关押几天后逃出。一九六七年九月，“镇压翻案兵”之后，“军宣队”“工宣队”，再一次复活保守势力。保守势力又一次向王效禹代表的势力反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