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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开源软件的潜力还完全不局限于此，文中谈及分散的各种好处，然而没有说明根据分散所集中起来的力量也是十分庞大的。一项协议的诞生不是一种不得不协商的结果，而应该是主动去追求的一种集中。只会分散而不会集中，各自为政的生产只能分崩离析不成体系，只会集中而不会分散，最终运行起来只会局限于少数个体智慧，开源软件想要更进一步，必须把分散和集中的辩证法活用起来，激发出来的生产力将震惊世界。
2.本文最宝贵的一点是抓住了辩证法。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均匀的过程，而是在充分发挥旧有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新的生产力破壳而出的过程。因此对于旧有生产力如何发挥最后的作用这点上，无数泛左翼是没有头绪的。“因此，当下正确的所谓“开源”道路，必然是以高度集中来斗争落后的生产关系，以消解分工来解放先进的生产力。”这句话极其精妙。扩大来看，政治体制也是一样的，正如文中提到的“空想主义者从事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避而不谈政治形式的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政治体制就是现实的问题，是需要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充分行使国家机器的一切职能去镇压资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旧有的国家才在这样的革命中消亡。如果闭口不谈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泛左翼在毛主席死后是毫无建树的，一直重复古老话语的自律机器。
在刚开始严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近日才获得很好的解答：为什么马恩要说消灭分工？
自然，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分工是可以等同于私有制的，从性别作为最早的阶级矛盾，到今天消费和生产的分工，分工的扩大与细化无不在生产着愈发剧烈的阶级差异与阶级矛盾，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
“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分工就是分配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这种自然形成的分工使得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产生了分裂，使得人本身的活动成为了与他对立的力量。
“最后，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
那么，在马恩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怎么样呢？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我的疑问就在这里产生了。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分工产生了阶级差异，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只有消灭分工人才能获得解放，但我无法理解消灭分工如何可能。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
在当时，我提出了以下两点异议：
1.消灭了分工，难道不就是消灭了社会化大生产？那难道不就是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2.在过去，各个生产、研究领域还不像现在如此深奥，甚至还存在博物学家的概念，那时消灭分工或许可能。但在当下，大多数人究其一生都只能学会某一项技能，如果消灭分工，那么很多岗位就再也没有合格的专家了。
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自豪的是，到了今天，通过广泛的学习，我对这个问题已经不抱有疑虑了。而在今年，我先后阅读了开源运动两位领军人物的著作《自由社会》与《大教堂与集市》，又获得了极大的启发：《自由社会》一书介绍了作者是如何从“广阔”的自由原则中出发，推导出消灭知识私有制的结论的；而《大教堂与集市》则介绍了分工管理与自在劳动两种软件开发模式的区别，提供了消灭分工在生产关系优越性上的鲜活案例。这让我情不自禁思考，或许开源运动正是资本主义下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借此机会，我得以将开源与分工结合起来，形成文章，与同志们展开讨论。
《大教堂与集市》作者 埃里克·斯蒂芬·雷蒙
在之后的文章中，我将依次按照 “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开源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 与 “自由软件-迈出资本主义藩篱的真正一步” 三部分介绍开源软件的开发模式是如何揭示社会主义的未来的。
一、社会化大生产≠分工
伯恩施坦
正如列宁对伯恩施坦的批评一般，受到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我，根本没有想到可能有自发的合作，可能使每个人和谐统一于一个集体，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管理机器后仍然能溶合在一起。社会化大生产，在我这个庸人的眼里，变成了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至于完全自发自由的劳动，却反而会造成“混乱”。造成混乱，多么熟悉的资产阶级腔调！
是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大生产是非有分工、非有官吏不可的。在雇佣奴隶制下，无产阶级就是那么的“懒惰”，就是那么的“愚笨”，那么不懂得展开“协作”，我们既不愿意贡献自己的劳动使某人发财，也没有条件进行自由广泛的学习。像这样的无产阶级，可不就需要强制的分工才能形成生产力呵！
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更不是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被消灭了，民主被消灭了，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将成为人们的习惯，社会管理将成为每个人的事务，劳动也将回归人的自发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肉体和心智将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人的自由劳动将在完全自发、自愿的情况下展开协作。难道这种充分的发展所产生的专家会比不上强迫和精英式教育所产生的专家吗？难道人与人之间互相协作的主观能动性会比不上暴力所制造的服从吗？答案是否定的。
由此可见，消灭分工与社会化大生产根本构不成什么冲突。
那么，要预见消灭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我们需要预见哪些社会主义的前提来使其不停留在“纯粹的乌托邦”呢？
（一）从民主管理到自我管理
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并且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为了实现这样的过渡，社会主义首先要消灭官僚，除了按生产单元选举的方式外，公职人员应当可以随时替换，并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
接着，要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管理处，一方面要消灭管理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成分，从而降低管理难度和成本；另一方面要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管理，提升管理水平，最终形成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管。
然后，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分工也就随之消亡了。
（二）发达的生产力
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发达的生产力，但这种生产力并不是像资产阶级宣称的那样让每个人为所欲为，而是指能使得每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生产力。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
在前者，这种“为所欲为”本质上蕴含的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增长神话，这种增长是复合的、是无穷的、是永不停歇的，不要说共产主义了，哪怕整个宇宙都无法容纳资本主义，这推动了资本主义自我灭亡；而后者的生产力则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痛苦的或重复的劳动被先进的生产工具转化为乐趣的创造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共产主义需要的，就是通过社会主义不断地生产建设，用先进的生产力将劳动与谋生分离开来。
（三）人的全面发展
共产主义下的人和资本主义下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雇佣劳动、自由市场、资产阶级法权如同毒素一样浸泡了每个资本主义的人。这种异化的人与消灭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不匹配的，就像许多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那样，“为所欲为”、养懒汉、破坏性生产、缺少专业人才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但通过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私有制被消灭，生产关系被改造，分配制度逐渐过渡到按需分配，这种社会关系下成长起来的人绝不会和过去那样落后。到那时，社会主义的人不会再有私有制的观念，每个人都能明白集体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平等和自由已经是人自然而然的观点，肉体和心智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样的人的诞生，恰恰是和分工的消灭是同步进行的。
二、开源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上一节中，我们从理论角度论证了消灭分工的可行性，在本节，我将以开源软件为材料提供现实论证。这些材料大部分来源于开源软件的代表人物埃里克，具备足够的可信度。
闭源软件和开源软件的开发模式，如果用埃里克的比喻的话，前者就像大教堂的修建一样，庄严肃穆、有条不紊、计划分明；而后者则像市场集市一般开放喧闹、人声嘈杂、人来人往。确实是很形象的比喻，传统的软件开发的雇佣劳动支配着劳动者的人身自由，一条条的指令自上而下，借由工头的鞭子“自由”地挥动计划的指挥棒；而在开源开发中，程序员们自由地带着自己的脑力产品出入社区，自由地参加项目开发，自由地发表意见，开发管理人员不断地加入退出，但社区仍然像集市那样“混乱”地繁荣了起来。
在今天，开源模式并没有像商业公司当初期待的那样四分五裂，反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事实上，一个违反直觉的事实是：开源模式不仅具备更强的适应科技和经济变化的能力，还具有更好的项目管理能力。是的，超期、超预算、或无法完成需求计划书在闭源开发中才是常态！
那么，是什么使得开源模式能在与商业公司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答案是它所具备的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接下来，我将从消解分工的开发模式、兴趣导向而非利润导向、生产资料公有制、开源模式的其他特点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只是表现出了这些生产关系的一些相对特点，而非具备了这样的生产关系，这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的）
（一）消解分工的开发模式
“把你的用户当成开发合作者对待，如果想让代码质量快速提升并有效排错，这是最省心的途径。”
把用户当成合作者，这是开源社区的语言，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很简单，消解分工、共同开发、集体监督，这就是开源模式优越性的关键。
首先，通过集体开发，参与者越多，开源模式反而越能有效对抗系统的复杂性。
在软件开发中，存在着Brooks定律：项目复杂度和沟通成本与开发人员数目的平方成正比，而生产力则只会随着人数线性增长。这个定律似乎指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边界。然而，现在看来，它需要被加一个前缀：在严格分工下。开源模式通过消解分工、并行开发代替计划开发、集体监督代替自上而下的方式，克服了管理成本的平方特性，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和企业臃肿的行政机构仍然在散发着恶臭，总有一天，它们会被民众自发的协调管理所取代，将大生产从规模的锁链中解脱出来。
其次，“只要眼睛多，bug容易捉”。
在一个复杂的开发项目中，bug往往更表现为随机性的特点：越是隐蔽和复杂的bug越难依赖个体的技巧来解决，但却容易被的大量“平庸”人员发现。如果这个定律是错的，那今天屎山的就不是windows而是gnu/linux了。一方面，增加调试人员不像增加开发人员一样非线性地增加管理复杂性和管理成本；其次，大量的调试样本可以极大丰富调试环境的丰富性，从而增强整个系统的健全性。反映到现实中，使工人群众参加监督管理不仅不会非线性地增加行政成本，同时还能增强社会制度的健全性，增加制度克服自身局限性（bug）的能力。
除此之外，“仅次于拥有好主意的是，识别来自用户的好主意，有时后者会更好”。
集体智慧大于个人的天才。科学研究或艺术创作、工程创新等探索行为本质上都是分散行动，并通过一种可扩展的通信机制来协调整体行为。并行的探索永远比单线程效率更高。在主要的成功的开源模式中，发起者往往不是有浪漫原创精神的天才式人物，但都是高超的沟通协调者。在社会主义中，我们绝不期待什么“受到良好教育”的老爷精英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我们相信，充分发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远大于个人的灵光一闪。
（二）兴趣导向而非利润导向
“Linux黑客们致力于最大化的效用函数，其实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经济价值，而是自我满足和黑客声望这些无形的东西。”
埃里克说的很清楚，为什么开源社区能够繁荣起来，靠的就是软件开发者的个人兴趣。他认为，程序员作为已经不大需要考虑谋生的社会精英，社区荣誉和个人爱好是促使他们做出贡献的主要因素。而要想开发好的作品，程序员就必须去依靠自己的兴趣而非工作强制。“ 好的软件作品，往往源自于开发者的个人需要。”乐趣预示着效率，也正是出于个人兴趣，开源模式才取得了成功。
这预示着，要想实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就必须打破拜物教的藩篱。在新中国那三十年，党和人民曾经向物质激励发起过伟大的进攻。唯有用精神激励取代物质激励，资产阶级法权才可能步入消亡，生产力才能获得尽可能的解放。
（三）生产资料公有制
“优秀的程序员知道写什么，卓越的程序员知道改写和重用什么。”
虽然自由市场信徒埃里克并不想承认这一点，但互联网天生亲近公有制。这不仅是因为信息传播的廉价，更是因为信息复用的便捷。正如他所坦白的那样，再天才的程序员也离不开对他人智慧的参考，再牛逼的开源项目也离不开对他人代码的复用。程序员不重复造轮子，但资本家会。在这里，代码就像生产资料一般，被开源社区所公有，假如这些公有的生产资料被私有化，再天才的程序员还有什么戏可以唱呢？
（四）开源模式的其他特点
埃里克介绍了一些开源模式的其他特征，我认为它们或者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有关、或者对未来有借鉴作用，因此在这里简单讨论一下。
1.“利用“早发布，常发布”的策略减少重复劳动。”在开源社区，并行开发的一个可能弊端是重复劳动，即因没有协调好导致程序员对同一问题的重复开发。这就要求项目管理者要尽可能频繁的发布项目进展，并推动社区的充分沟通。在消灭分工后，人们的自发劳动要形成社会化大生产就离不开自发推举的领袖。领袖和官僚不是一回事，它是协作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受群众监督并可以随时撤换。同时，消灭分工后的社会一定是个集体的充分交流的社会，而非现在闭塞的原子化的社会。
2.“对于不开放源码的软件开发，开发者与测试者往往局限于自己的角色，各说各话，都对对方倍感沮丧。”闭源开发的这种困境，正是开发者不参与测试，测试者不参与开发的直接结果。在软件开发中，制造“开测差别”的元凶是代码闭源，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则是干群差别。要消灭分工，首先需要消灭干群差别，首先要让干部参与劳动，群众参与管理。
3.“因此，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项目，开发者不应只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写程序，而应该加入一些他人需要的特性。”在消灭分工后，人的自由劳动绝不代表就“利己”的劳动了，而恰恰代表了利他劳动。就像在开源中，软件的利他性不仅决定了共同开发者的加入，更决定了程序能否流传开来、能否带来精神激励。
正如自由市场庸人所说：“如果你想获得最有效率的产品，你必须放弃促进程序员生产力。让他们自主，并忘掉最后期限。”开源模式作为生产力的前线直接凸现了资本主义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自上次革命高潮一个世纪以来，高度增长生产力再一次来到了生产关系变革的窗口。而这一次，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矛盾如此之大，以至于诞生了开源模式这种合法的“共产主义匪徒”的生产方式。这难道不是对消灭分工合理性和进步性最有力的证明么？！
三、开源运动批判
开源模式既展现了消解分工、分散生产的进步方面，也暴露了其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软弱的机会主义性质。“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将是“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因此，当下正确的所谓“开源”道路，必然是以高度集中来斗争落后的生产关系，以消解分工来解放先进的生产力。
在本章开头，我们先来谈谈开源的落后性以及这种落后性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马列毛主义者知道，政治挂帅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法宝。而开源运动的落后性，首要的也就反映在其经济挂帅、生产力挂帅上。
开源运动分离于自由软件运动，相比后者对知识私有制的坚决反对，开源运动放弃了反对商业化与私有制的政治纲领，转向了”更多人使用开源软件”的“务实”目标。人家也是有理由说的：你不妥协，自由软件用户越来越少，运动就要失败了！然而，一旦放弃了政治挂帅，思想、行动上的退步就是雪崩式的，正如哥布林五十年前所做的那样。开源运动所谓的妥协，很快就转变为了向商业公司的靠拢，甚至完全成为了商业公司的附庸；让更多人了解、支持开源的美好幻想，也被利润至上所支配。现在的开源运动，也就是说说生产力更高，建议大公司采用这样的特瑟言论了。
其次，开源运动必然推动知识私有化。相比自由软件的GPL协议，开源运动的协议大都支持私有软件使用。也就是说，公有的代码可以为商业公司所整合，然后变成私有代码！这样一来，集体的劳动成果就成功转变为了私有财产，正如地主靠佃农开垦新土地，然后又一脚把佃农踢开一般：地契在此，别来沾边。开源运动，也就成了商业公司的尿壶，资产阶级窃取公共财产的手段罢了。现在如日中天的OpenAI，不就是最好的明证么。
最后，不反对市场经济，开源运动就必然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自由软件运动的颓势，不是来源于开源运动所要求的妥协，而是来源于其对阶级斗争认识的不足。不论是自由软件还是开源软件，只要一日不剑指市场经济，那就一日要在利润挂帅的泥潭中摸爬滚打，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就一日脱离不了落后生产关系的压迫。不仅如此，“自由”劳动的程序员们也必然会被追逐财富的程序员们所替代，物质激励将取代精神激励，所谓的兴趣导向最终也会变成一句空话。
相比开源运动，自由软件运动就显得进步许多：
在 GNU 工程中，我们的目标是赋予所有用户重新发布和修改 GNU 软件的自由。如果中间人剥夺了这种自由，即便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使用者，但他们将不能享有自由。因此我们使用“Copyleft”来代替将GNU 软件放到公有领域。Copyleft 指明任何人在重新发布软件时，不管有没有修改， 都必须将这种自由传递到下一个副本中，以使人们更多的地复制和修改。Copyleft 保证了每一位用户都拥有自由。 ——《自由社会》
是的，相比开源运动将领导权拱手相让，自由软件运动在斗争中意识到了斗争的重要性：消灭知识私有化，绝不是靠推销自己生产力高取得的，而必须要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斗争，比如左权。为了保障开放的源代码不会变成私有软件的嫁衣，左权规定了复用代码的软件必须同样共享代码（通过利用资产阶级法律），这就使得公共财产获得了保护，这才使得知识公有制真正落到实处。
除此之外，自由软件也一向采取了反对商业公司的鲜明立场（在早期表示只反对商业公司，不反对商业化，但随着斗争的进行态度有所改变），抓住了斗争的主体；同时一直反对版权、专利等知识私有化制度，而不仅仅局限于自己软件的一亩三分地。当然，自由软件运动存在着极大的不足，例如对阶级斗争认识不足，对斗争的全面性而非孤立性认识不足，对领导权和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它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自由软件领导者理查德提出需要政府干预市场，也部分意识到了当下政府的反动性，但他终究没有意识到政府和商业的关系、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让人扼腕叹息。
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空想主义者从事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避而不谈政治形式的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着这个“典范”磕头磕得头破血流，宣布摧毁这种政治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这不正是开源运动的几个真实写照么？
对于完全消灭分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而开源运动否定这一点，自由运动则看不清这一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而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学者则完全忽视这一点，它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
通过这四节文章，我们从理论上论证了消灭分工的必要性必然性，我们用开源模式的现实例子展示了消灭分工的可行性，除此之外，我们还对开源模式进行了批判，讨论了集中和消灭分工的辩证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消解分工等同于消解分配，等同于消解阶级差异，因此这种进步的生产关系是与当下先进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但这种进步的生产关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消解分工”自己就能生出“消解分工”的，而是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才能实现。这就体现了生产关系斗争对生产力斗争的统领地位。前者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前提。
在未来，集中与自由劳动的对立会被消除，人们自愿结成一个个生产单元，自我管理，自由协作，自由发展，而这正是我这篇文章想反映的。
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