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逝世,借此回顾河南血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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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作者科普了河南血祸的来龙去脉,触目惊心的事实曝光了河蟹反动的一角。日子人们总说只要吃得饱饭就不会革命,但在人口老龄化、疫情常态化的今天,谁能说像血祸这样的悲剧不会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2.资产阶级大谈“民主,人权,发展”,仿佛一切现有的制度都是最好的而无需变革的,借此稳住人民群众,可历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不掌握政权,不当家做主,资产阶级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是最不在乎人民死活的。

2023年12月10日,“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于纽约逝世,享年95岁。高耀洁是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后半生致力于帮助艾滋病弱势群体,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艾滋病除了性与毒品外的血液传播途径的宣传,以及对河南血祸真相的揭露,因此招致官方监视打压。2008年高耀洁因害怕所收集资料、撰写书稿被强制清除而流亡海外,最后客死他乡。

自由派将其视为民主斗士,因为高耀洁的一生完美符合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形象,符合反共宣传。她在自述中说1939年八路军强加罪名刑讯逼供吃了她家大户,她家上缴了30万现洋却没能留下一粒粮食只能去逃荒;1948年八路军攻打开封,她看到城外的尸体,拿孟子的话表达对战争的厌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随着学校逃亡南京;文革时期又遭红卫兵迫害,失去了4/5的胃部;现在则由于说出真相被迫客死他乡。她说自己的一生都在逃亡。

从其自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高耀洁出身自落魄的封建地主,是被打的土豪,新中国成立后成了知识分子,在各类反右运动中被迫害,改开后则是民主斗士,又惨遭中修集团的打压,确实称得上颠沛流离。这类人虽然深陷政治风波,却恰恰是不懂政治的,自由派从不进行阶级分析,也就导致所有的历史倒出来就是苦水,就是迫害,就是伤痕,除此之外就挑不出什么东西了。纠正其笼统的反共意识不是本篇文章的重点,高耀洁所做的事业值得我们纪念,其本人的想法反而无足轻重了。

改开后,由于农村合作社的解体,前三十年所构建的医疗保障体系失去了资金来源全面崩盘,曾经活跃的乡村卫生防疫站逐渐形同虚设,农村的公共卫生机构陷入瘫痪状态。城乡矛盾加剧下,城市也因此陷入了“血荒”,中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医疗体系却没有将农民囊括进去,失去了乡村卫生站,农民们的血液资源无法收集起来,积极性显然没法促使血液增产。中央为此采取了“计划献血”的政策向地方政府下发指标,同时“春风”也吹来了血浆产业链,外国市场对血液同样需求巨大,于是一大批官方背景的民间血浆站出现在中国农村,血贩子们到农村采血再买给官方机构。这类血站无疑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为了降低成本节约时间,他们将抽血用的针头重复多次使用,而这导致了各类疾病的大范围传播,例如疟疾丙肝以及之后发现的艾滋。

当时河南9000万人口中80%是农民,为了将这些人口红利“提现”,血浆产业链在河南农村扎根了下来。1992年,河南卫生厅将血浆收集指标提高到两倍,同时在政府的推广下卖血成为一种风潮,打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不卖血就是不爱国”的旗号,河南卫生厅厅长刘全喜更是在卫生厅会议上公然宣称,“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在一切向钱看的改开时代,唯一普及农民的“医疗体系”就是这些违规血站。在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30家,仅驻马店就有39家。

在此期间,各类传染疾病开始在农村流行,但直到1995年官方才叫停了全部县级血站,血浆产业链由明面转入地下,再到1997年私人血贩子才遭到严厉打击销声匿迹,1998年出台《献血法》正式在法律上禁止了私人流动血站。但事件中汇报化验数据异常的王淑萍医生则被指责要把“卫生厅厅长和处长搞下台”,并且于2001年飘零美国。整件事故也直到2001年才被官方正式报道,河南血站被取缔后,灰色血浆产业链却没有消失,而是向贵州、广西等地区转移,由于无偿自愿献血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大批地下血站仍在官方默许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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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她的艾滋病宣传工作,她自1996年开始自费调研河南乡村,发现几乎每个县都有20000名艾滋病患者,许多村都成了艾滋村,艾滋病患者往往一家一家地成片死去。当时人们对艾滋病的普遍印象是“脏病”,是自身不检点吸毒或者滥交才会染上,但事实是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由于血站违规操作而感染,官方为了隐瞒血库污染推卸责任而放任各类虚假消息,高耀洁的艾滋病打假工作也举步维艰。

通过数年实地走访,高耀洁根据自己所搜集的资料撰写了七本有关艾滋病书籍,各类艾滋病宣传单发送超百万份。高耀洁在防艾领域的事业使她获选1999年“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奖,以及成为2003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这可以看出中修集团对高耀洁的打假行动是支持态度吗?恰恰相反,中特对于此类事件的逻辑是不变的,八个字就可以概括“做的不错,下不为例”。他们考虑问题绝不是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而是为其反动统治打底。他们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他们创造财富,而任由这类恶性传播疾病扩散无疑是竭泽而渔,从总体利润的角度考虑,简陋的血液经济无疑是个亏本买卖,因此为了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面向农村的医保系统及卫生防疫宣传才有了存活的空间。一旦这类医疗投入的成本过高,超出其换来的劳动力价值,中修的医疗保障政策也就停滞不前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鼓励多生多育的人口政策:“卧病在床就早点死,换你儿子继续卖命”。

即便相关政策要转向,官僚们也要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善意隐瞒,逐步放开。英国《卫报》曾转引中国官员解释隐瞒河南疫情的原因:“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省有大量的艾滋病病例,谁会在我们省投资?”当官僚们觉得高耀洁的行为过界时,这些所谓的奖项都派不上用场,中修集团的态度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内部分赃的问题,哪轮得到你来插手? 高耀洁为何被逼得逃往纽约,原因就在于其收获了外媒的大量关注,让中修控制以外的力量横插一脚:2001年获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2002年得到“亚洲英雄”的称号,登上《时代》周刊;2003年获“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2007年获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生命之音”妇女领导者奖,以及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杰出民主人士”。

中国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帝国争霸的对抗性基础上上下波动。美国以人权名义对高耀洁的关注就是这场争锋的缩影,中国官僚希望河南血祸“软着陆”,禁止高耀洁出席这些颁奖仪式,软禁、监视、鼓动其家人劝阻、各类阴招齐出。而美国则希望借此机会压制中国,只不过借口选了个人权而已,而美国恰恰是没有资格谈人权的,其发现人权缺失的视线永远伴随帝国利益忽暗忽明。帝国争霸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但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关注与呼吁是真实的,面对中修叛徒所酿成的人祸,哪怕再麻木的人也知道要咒骂与反抗了。我们要将这股仇恨引向阶级斗争,让人们脱离虚假的人权符号,使其为真正的人类解放事业斗争。

毛泽东时代,依靠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这三项制度,我们在二三十年间扑灭了天花、霍乱、麻风、疟疾、伤寒、性病、鼠疫、血吸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被满足,一元钱看病甚至免费看病成为普遍现象。再看看所谓解放思想的特色社会,河南血祸放任农民自生自灭,新冠疫情强制封控居然能够饿死人,打打一辈子工,最后将全部积蓄拿去治病已是常态,难道这就是科技进步的新时代?如今中修依旧喋喋不休地喊着“血库告急”、“献血光荣”,但我们无产阶级的鲜血究竟去了哪里?有人坚持十年献血,家人受伤医院却不认账;有人西藏车祸,血浆供应都够她全身血液换2遍。这些该死的畜生,喝光了烈士们的血,如今又来喝劳苦大众的血。太阳照不死吸血鬼,不把蚂蟥捏死难道还能指望它自己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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