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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苏联的工人下乡为了什么？更多的侧重于给当地带来更先进的技术，他们有意识到苏联的非无产阶级群体尚且庞大，但是并不是说让工人去那边工作一段时间就能怎么样，仍然需要一定的纲领要求，或者说，需要充分发挥先锋队的作用，然后苏联当时疏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的知青下乡，则重视了这一问题，抓经济更要抓思想，正如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发产生无产阶级思想一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识与经验，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是必然的，这一结合绝非只是简单的机械结合，而涉及到各方各面，中间会存在很多矛盾，而无产阶级政党不会无视这些矛盾，而会思考如何解决，苏联当时便没有意识到这一矛盾而直接导致了运动的失败，所以我们依然要说，运用矛盾论解决问题仍然是需要的。
2、苏联失败于自上而下的经济政策，更疏忽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
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推进农村集体化改造和农业机械化，并且加强联共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力，曾经组织城市工人阶级进入农村。该政策是为了缓解当时随着工业快速发展，而在城市中集聚的大量劳动力，并且完成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同时又可推进机械化提高农业产量，并最终使农村地区极大的富裕起来，以提高农村对城市工业产品的购买力并进一步推进城市化。
以上是斯大林对农村集体化机械化的设想，并且对工人下乡运动最初的期待。但众所周知，最后并没有达到斯大林的构想。其中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但这里只讨论与工人下乡有关的部分。
首先，斯大林派工人下乡最初的目的是增长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些目的中的一个共同点，或者说造成工人下乡运动最终事实上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发展差异造成的工农联盟解体，而事实上更为关键的，便是斯大林仅仅从政治和经济（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自上而下的去考虑，却在意识形态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角度（不论是工人群众的，还是农民群众的）上有所欠缺。
旧沙俄帝国是严重的城乡割裂：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等地区的发展程度并不输伦敦、巴黎、柏林等西方先进城市，但俄国的大部分农村发展水平说是停留在中世纪也不为过。即使生产方式和技术上有所进步，思想也完全是中世纪模式的。
这种情况在苏联十年的发展中有所缓解但整体上不变，继而这种经济不平衡也造成工农的割裂：农民不信任城里人，觉得他们都是狡猾的骗子；城镇居民厌恶乡下，视农村为蛮荒之地，农民都是愚夫愚妇。
布尔什维克却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在战时共产主义严厉的余粮征集制下，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真正的放手发动贫农，对贫农更多持不信任的利用态度，半信半疑的团结中农。这种态度是相互，农民对布尔什维克也是一样的看法，所以才导致后来贫农中农如此容易被富农蛊惑煽动，布尔什维克如此轻易的失掉了民心。
工人下乡本来是布尔什维克团结贫农、挽回中农的好机会，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消除城市工人对农村的傲慢与偏见。工人阶级即使怀着善意，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慈悲心态。尤其他们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人视下乡为畏徒，以为是对自己的惩处与变相流放，为此给联共中央写信“鸣不平”的工人都不在少数。不教而诛谓之虐，我们不能责备工人出于自己朴素的对世界的认识是错误的，这只能说明联共对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上存在严重的不足和失误。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青下乡。
其实知青下乡的背景和工人下乡的目的是很接近的，都是出于疏解城市中过度集中的劳动力，增加农村生产力与购买力，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并且苏联过度剪工农业剪刀差造成的产业发展不平衡恶果和大跃进的失败殷鉴在前，所以中国知青下乡并没有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目的，而是改为了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
中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并不比苏联小，但中国的工农联盟却一直保持的很好，中国农民也比苏联农民信任共产党的多，这一方面是双方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历不同，一方面是两国的国情差异社会环境不同，但最主要的是中苏两党对发动群众、贫下中农和意识形态教育差异。
联共布尔什维克即使是在斯大林时期，也不愿或者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无产阶级专政片面理解为党专政，搞包办代替，一长制命令主义，最终腐化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固然是苏联长期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孤立于世和帝国主义封锁围剿的巨大国际压力下外因的后果，但最关键的内因还是联共高层的机械唯物主义错误，党没有在革命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后正确的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且一直对贫农持怀疑的态度。《诗经》里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农民也不是傻子，自然也怀疑联共，不敢发动群众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意识形态教育上又缺失，这个问题在斯大林之后更是完全被忽视并且愈演愈烈。
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共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让人民当家做主，在农业工业都真正贯彻的生产民主。虽然由于中央文革小组不能和地方无产阶级群众与党的干部紧密的结合起来，而造成在毛泽东同志去世后被党内走资派反动派打倒，但走资派反动派如此迫切的要打倒四人帮，如此激进的去批判四人帮，乃至在文革四十年后，依然孜孜不倦的污名化文革和造反派，恰恰说明了文革的政策的正确性。
苏共和中共的道路矛盾，本质上便是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走资派和革命派在哲学思想和政治实践上的矛盾。
这种辩证法的思想，在我们现在的斗争和组织工作中也依然关键。在目前的无产阶级斗争中，不能和无产阶级群众脱节，要紧密的和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在一起，发挥无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信赖和依赖无产阶级，不要闭门造车，搞关门主义。而在组织工作中，更要发挥毛泽东思想，运用辩证法去分析问题。
举我给评价另外一位同志的一个例子而言：一位同志写到毛泽东时代的枫桥经验和目前中修统治下的“枫桥经验”，并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角度揭露了中修所谓枫桥经验的本质。但却没有注意到同样一个概念，在两个时代、两个阶级、两个立场下的不同意义和不同作用的原因，并继续进一步分析其内涵。如果这位同志对辩证法运用的更好（或者可能是有更多的精力），那对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分析的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