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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心理学的历史进程再次鲜明的揭露了走资派是怎么夺取篡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果实的，是怎么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到文化领域全方面的执行资本逻辑以及形式主义那一套的。正是因为如此，现如今社会领域方方面面的问题若想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就不能不将枪口对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把他们彻底给打倒。
2、心理学在内的许多科学，尽管受到了不少恶意破坏，在建国初期都有了全新的、结合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发展。然而这些新进展在旧的世界观看来却是“上纲上线”“洗脑”“违反科学常识”……这些指责，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世界观的差异以及特色和自由派对于历史的断章取义和曲解。也许他们要说，什么都结合阶级是上纲上线，是因为“政治任务高于一切”，是被时代环境逼迫；然而他们彻底否定阶级斗争，不也是一种政治化的表现，也是时代背景在思想上的体现吗？因为一些明显过激或者反串的事件就全盘否定，这就是目前对于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
斯大林同志曾在谈话中讲到：“在旧制度中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站在自己方面给自己服务。他们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决定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武器去打击谁。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很明显，只要不是蠢才，都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这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后，如何对待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一方面新社会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却大部分还是没有完全转移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甚至有的还完全停留在资产阶级上。这也就导致了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历过长达17年的文艺黑线专政，那么对于如今“蓬勃发展”并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心理学中又是否存在这样的倾向呢？更有许多心理学家为五六十年代心理学所受到的“不公”鸣冤叫屈，究竟是为科学发声，还是想要压倒心理学的社会主义影响为心理学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甚至是否定心理学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性呢？我们不妨看看新中国成立后心理学所面临的情况。
辅仁大学副教务长林传鼎曾在《我的反省》中这样讲到：“我过去所学的资产阶级心理学，不可避免地是为英美反动资本家服务的。我曾经把劳苦大众反对经济剥削，进步分子反对政治压迫的行为看做“反社会”行为，当做心理不健康的证据。我企图研究个人心理卫生来解决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制度问题，这完全是从英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出发的，与威尔斯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相符合。”无独有偶，著名心理学家陈元晖也在《心理学的方法学》中把资产阶级的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当作是发展社会主义心理学的主要的和重要的方法, 并把它们当作是今后的方向，并妄图把心理学研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分离。于是，他得到了这样荒诞的结论，“所以，对心理学家来说，应该用阶级分析，对心理现象来说就不是用阶级分析，而应该用矛盾分析。”如此种种，具体反映了当时主流的心理学家一味想从心理学史(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史) 中寻找心理学的共同规律，寻找发展心理学的共同武器(心理学的方法)，从而严重地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脱离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落后于阶级形势的发展，更不用说很好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伴随着康生提出“教育大跃进”，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起，在我国心理学领域内也开展了一次大辩论,针对着当时在我国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忽视阶级性、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生物学化以及脱离实际等现象,树立了大破资产阶级方向的革命旗帜,它所讨论的范围涉及到心理学的对象、性质、内容和方法,它的规模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然而，由于未知的原因，这样大的批判运动却没有持续下去，于是心理学的研究又变得摇摆不定了起来。
直到1966年，姚文元化名葛铭人，写了一篇《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向心理学家请教一个问题》委婉地批判了当时部分心理学家撇开社会实践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孤立、抽象地研究人的爱好这一现象。且提出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究竟是以“证实”或“补充” 某些外国资产阶级心理学家的观点为光荣, 还是应当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用革命的批判精神和独创精神,为发展心理学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呢?”由该文所引起的讨论，我们也了解到过去心理学研究往往从个人兴趣和专长出发, 在外国文献中找研究课题, 为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片面地追求数量化，忽视质的分析，理论的分析。在教学科研中,往往只从心理现象的自然属性方面来考虑问题，忽视了心理现象的社会性，特别是抽掉了阶级性，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此，只强调人的心理现象的共同性，企图找出超越一切具体事物的绝对的规律。很显然，这样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并不是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是在实质上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论服务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把握住阶级，就把握不住阶级社会的关键，这也就无怪乎，新中国成立后，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心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却反而落后于形势了。
因而姚文元的这篇文章自发布后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心理学师生也都加入到了对旧有的心理学落后思想的批判中来，并表示要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心理学的实践，心理学的发展越发呈现兴兴向荣的趋势。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心理学的文献却自1967年起，出现了长达十年的断档。当然，这时就会有人说“还不是你们文革时期要闹革命、要‘砸烂心理所’嘛”。没错，这确实是特色的官方资料中有提到过的，如在中科院的编年史中就有着这样一段话“心理所筹建于1950年，1956年成立研究所，到“文革”前夕，在教育与儿童发展心理、感知觉与航空工程心理、医学生理心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实验设备已基本接近国际水平，成为中国唯一的综合性的心理学研究机构。“文革”一开始，心理学就被戴上“伪科学”的帽子，心理所正常研究秩序完全被破坏，两位副所长、心理学家曹日昌、丁瓒先后被迫害致死。“砸烂心理所”成为革命口号。心理所撤销后，全所人员下放到湖北五七学校，实验设备被无偿调拨给其他单位，研究实验楼被占用。经过全所职工近20年辛勤努力建成的中国最主要的心理学研究机构一夜之间解体了。从1971年起，原心理所人员不断写信，指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应当允许研究。1972年10月，湖北五七学校将撤销，心理所人员无家可归。在他们强烈要求下，1972年1月，科学院革委会才同意举办学习班，讨论心理所的恢复问题。”
不过，在了解了58年心理学的大辩论、66年心理学的大讨论后，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姚文元、康生、广大心理学师生并不认为心理学是“伪科学”的，那么心理学究竟是被谁“打倒”，又是怎么被“打倒”的，很遗憾笔者并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支持进一步探讨。而特色的叙述又是掐头去尾，含糊不清的，仿佛只要把什么坏事都装进“文革”“极左”这些个包袱里就行，就能把“文革”，“打倒”、搞臭。不过此次特色究竟是不是在贼喊抓贼，恐怕也只有收集到进一步的资料，才能加以阐述了。
然而，有一点我们如今也是可以看到的，那些在姚文元提出问题后避重就轻、在心理学关键问题上打“太极拳”的心理学“大师”，在改革开放后，便仿佛挺直腰杆，拒不认错了，甚至反诬姚文元是彻底否定实验法等种种无中生有的理由，这种墙头草的态度，大概便是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自夸的“风骨”吧。
我们再回看如今的心理学研究，更是能明显找到当初所批判的种种，甚至反而变本加厉了，不仅革命的态度丝毫不存，甚至连五六十年代时的改良的态度也没有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有着实验法、观察法、问卷法等等，唯独没有阶级分析法。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如今的心理学论文的发表是逐年递增，心理学的理论流派也是越来越多。然而，无一不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的立场，抛弃了阶级分析法，于是乎心理学的研究就变得如同无头苍蝇一般东奔西撞，想要建立一种科学全面的体系就更是遥遥无期了。因此，只有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拾心理学研究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使心理学得到新发展，迎来更为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