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第一部分
前面列宁把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分析完毕，这种分析对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切情况，已经作了溯本求源的说明，所以后续谈党内危机各个阶段也就可以谈得简短一些了。代表大会结束以后，马尔托夫有两个选择，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想把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联盟”当作个别的政治事实，或者是想把这个联盟巩固起来，竭力证明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因而也就使他自己成为党内机会主义派的真正首领。换句话说就是：是无谓争吵还是进行党的政治斗争？
列宁是这样劝告火星派少数派的：“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编辑部，他和党内的其他一些著作家拒绝撰稿，许多人拒绝为中央委员会工作，宣传抵制或消极反抗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甚至违反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本意，造成党的分裂。即使马尔托夫会坚持忠诚的立场（他在代表大会上十分坚决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其他人也不会坚持，——而我所指出的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问道：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各奔东西呢？……我反复回想代表大会上的所有事件和印象，感到自己的行动常常过于激动，‘狂热’。如果说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应、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作过错，那我愿意向任何人认错。但是，现在当我冷静地观察已经达到的结果，观察通过狂热的斗争所实现的东西时，我根本看不出它们对党有任何危害的地方，对少数派有一丝一毫委屈或侮辱的地方。
当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本身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委屈，但是我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诋毁’了某某人，认为我们想侮辱或者贬低某某人这种看法。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决不容许把政治上的分歧变成给对方加上所谓居心不良、行为卑鄙、耍弄阴谋以及在日益明显的分裂气氛中越来越流行的各种美妙的罪名，用这些来说明发生的事情。决不容许这样做，因为这至少，说到底，是毫无道理的。
列宁说：正象我同马尔托夫发生过几十次分歧一样，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他发生了分歧。既然我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遭到失败，就不能不极力设法利用我（以及代表大会）所剩下的机会来取得补偿。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完全是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三人编辑小组……我认为只有这个三人小组才能成为负责的机关而不是一个充满小圈子习气的、散漫的小团体，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中央机关，其中每个人可以随时从党的角度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丝毫不掺杂其他成分，不考虑任何个人意气，任何委屈、退出等等。
列宁说：我也同代表大会上的火星派多数派一样，深信马尔托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认为必须予以纠正。由于这种纠正而觉得委屈，从而作出结论说受了侮辱等等，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诋毁’任何人，都没有解除任何人的工作。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而搞分裂，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多数派极力想一下子划清一条界限，分清什么是由于抨击的激烈和“狂热”等等可能产生的（在激烈斗争中也是必然产生的）个人委屈和个人意气用事，什么是一定的政治错误、政治路线（同右派的联盟）。
少数派的消极反抗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就立即开始了。这是一个使党走向分裂的步骤；这是根本同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忠诚的声明相矛盾的；这只是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就是说由于落选）而要搞分裂，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解除任何一个党员的工作；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究竟是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还是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还没有解决）开始愈来愈变成夹杂着谩骂、猜疑等等的无谓争吵了。
但是警告并没有起作用。少数派的行为表明，最不坚定和最不重视党的分子在他们中间占了上风。既然少数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仅在原则方面而且在起码的党员忠诚态度方面都是政治上不坚定的，那么所谓“继承性”的话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普列汉诺夫比谁都更巧妙地嘲笑了那种十分荒唐的要求，即要求把公开说自己有愈来愈多的分歧意见的人“增补”到党的编辑部中去，让这些人占多数！在新的分歧还没有在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以前，中央机关的党的多数派竟会自动把自己变成少数，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让人们先把分歧谈出来吧，让党去讨论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义吧，让党自己纠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犯的错误吧，如果它确实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为了一些尚未说明的分歧就提出这种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坚定的，表明他们是用无谓争吵来完全压倒政治分歧，表明他们既根本不尊重整个党，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还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有原则性信念的人，他们在自己打算使之改变信念的机关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续）多数以前，竟然拒绝进行改变信念的说服工作。
普列汉诺夫宣称他要作最后的尝试来结束这种荒唐现象。召集了旧编辑部所有六个成员在一起开会。普列汉诺夫费了足足三个钟头证明，要求“增补”“少数派”四个人而“多数派”只两个人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全体原来的编辑以及撰稿人托洛茨基写了一封正式的信件，内容如下：
“尊敬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的工作不得不正式表示遗憾。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闭幕就邀请你们撰稿，之后又多次敦促，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收到过你们任何一篇稿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撰稿不是由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用事，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某种分歧，那我们认为把这种分歧详细地说清楚对党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分歧的性质和深度。”
然后这些人的回信大多是两三行字的答复，说自从《火星报》转入新编辑部手里，他们就不参加《火星报》的任何工作了。马尔托夫赏赐了一封内容更加丰富的回信：“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尊敬的同志们：为了回答你们10月6日的来信，我特声明如下：你们曾向我们建议，让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和我参加编辑部，条件是我们要保证把列宁同志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总委员会。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收回这个建议的，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在10月4日由一名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拒绝给予答复，因此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之间已经用不着再来讨论在一个机关报内共同工作的问题了。既然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再拒绝说明你们自己当着见证人发表的声明，那我也认为不需要在给你们的信里说明在目前情况下我拒绝参加《火星报》工作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向全党详细说出这方面的意见；党已经可以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看出，为什么我拒绝了你们现在又提出来的要我在编辑部和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的建议……”
列宁是这样分析的：人们向马尔托夫等同志提议，要他们说明意见分歧，请求他们直爽地说出问题的底细以及他们的意图，劝他们不要再耍脾气而要平心静气地分析他们在党章第1条上犯的错误（这同他们向右转的错误有密切联系），——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却拒绝交谈，并叫喊说：我被围困了，我受驱策了！人们对于这些“吓人的字眼”的嘲笑，也未能使这些可笑的叫喊的热度有所降低。怎么能围困一个拒绝共同工作的人呢？——我们这样问马尔托夫同志。既然少数派拒绝当少数派，那怎么能委屈、“驱策”和压迫他们呢？？要知道，处于少数地位，总是会也必然会对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有某些不利。这种不利就是，要么必须加入在某些问题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委员会，要么必须站在委员会之外攻击委员会，因而也就要受到从坚固的炮台中射出来的炮火的攻击。
列宁说：马尔托夫的小册子叫喊“戒严状态”，但是不管他在里面如何兜圈子，一个完全不容反驳的事实是：在关于戒严状态的叫喊声中，除了“颓丧的啜泣”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是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的，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一语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超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之上的“上等人物”。用“我们不是农奴”作为说明拒绝在党内工作的理由，就等于彻底暴露了自己，就等于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理由，根本说不出道理，根本没有什么应该表示不满的正当原因。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声明，我们认为他们拒绝工作完全不是由我们这方面引起的，我们请他们说出分歧意见，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农奴”（还应加上一句：我们在增补问题上还没有讲好价钱）。
对于那种在争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暴露出机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空谈倾向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来说，任何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都好象是农奴制。新的党代表大会，在这些“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看来，也是“上等人物”觉得可怕和忍受不了的农奴制机关……这个“机关”对于那些乐意利用党的招牌但是又觉得这个招牌不符合党的利益和党的意志的人看来，确实是可怕的。少数派的行为完全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打乱正常的实际工作。由机会主义者和仇恨《火星报》的人组成的少数派竭力分裂党，损害并打乱工作，他们力图为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这件事进行报复，感到用诚实的和正当的手段（在刊物上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说明问题）永远不能驳倒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他们的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指责。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说服党，就采用瓦解党和阻挠任何工作的手段。大家责备他们（由于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错误）把我们的罐子弄裂了一条缝，而他们对这种责备的回答是竭力设法把已经有裂缝的罐子完全打破。
列宁指出火星派少数派把概念混淆到了极点，他们把抵制和拒绝工作都说成是斗争的“诚实的手段”。他说：少数派的斗争方法大家已经都看得十分明白了。我们责备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犯了政治错误，责备他们转向机会主义，同反火星派、泥潭派结成联盟。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现在“制定了”两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多种多样的袭击、攻击和进攻等等。第一种方法就是打乱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力图阻挠一切而“不说明理由”。第二种方法就是“吵闹”等等。把国外生活和流放生活的气氛中经常见到的无谓争吵的这些最低劣的表现形式，都归结为动机卑劣，那是愚蠢的。这是在一定的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在一定的神经失常等情况下象传染病一样流行的一种毛病。
列宁进一步援引了一个以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四个机会主义分子署名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里充满了指责。这些指责反对的是所谓“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治党方式”，即“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这种集中制跟“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中制”的区别在于它“放在首位的不是内部的统一，而是用纯粹机械手段，用一贯压制个人首创性和社会主动性的办法实现和保持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所以，这种集中制“根本不能把社会的各个组成成分有机地联合起来”。
列宁点评道：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大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自己也不大明白，他是在写地方自治派申请实行符合愿望的行政改革的呈文呢，还是在那里发泄“少数派”的怨气。心怀不满的“编辑们”所叫喊的党内“专制”究竟是指什么呢？所谓专制，就是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监督的、不对其他人负责的、不经过选举的权力。从“少数派”的出版物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认为这个专制君主就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当该决议案起草和通过的时候，我是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在中央机关报工作的。因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就是认为普列汉诺夫和全体中央委员都不是按照他们自己对于事业有利的观点，而是按照专制君主列宁的意志来“统治党”的。提出这种所谓专制统治的责难，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认为其余一切参与这种统治的人，即除了专制君主一人以外，都不过是别人的工具，唯命是听的小卒，执行别人意志的差役罢了。我们要再问一下：难道这就是最值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所谓“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列宁反驳道：我们的“党员”，这些刚刚从党代表大会回来的、曾郑重地承认代表大会决议的合法性的“党员”，在这里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呢？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在一个根据比较牢固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内，除了党代表大会以外，还有什么另外可以达到一致的方法吗？如果真的认为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勇气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已经不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合法的代表大会了呢？如果他们有什么能使一个根据假想组织起来的假想的党内部达到一致的新意见和新方法，为什么他们不大胆地向我们谈一谈呢？
列宁进一步揭露：我们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压制个人首创性”呢？党中央机关报刚刚在此以前还规劝他们说出自己的分歧意见，但是他们非但不这样做，反而对“增补”讲起价钱来了。我和普列汉诺夫或者中央委员会从根本上来说怎么可能压制拒绝同我们进行任何共同“活动”的人的首创性和主动性呢！怎么可能在某某人拒绝参加的机关或者团体里“压制”他呢？落选的编辑既然拒绝“做被统治者”，那么他们又怎能抱怨什么“统治制度”呢？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领导我们这些同志方面犯什么错误，原因很简单，这些同志根本就不曾在我们领导下工作。
列宁辛辣地指出：看来很明显，叫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对中央机关人选不满的一种掩饰，是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郑重说过的诺言的一块遮羞布。你是官僚，因为代表大会委派你不是按照我的意志，而是违反我的意志；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所依据的是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是我的同意；你做事粗暴而又机械，因为你只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增补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这些伙伴对代表大会直接斥责他们的小组习气愈是感到不愉快，就愈是竭力坚持他们的小组习气的“继承性”。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喊中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实在的内容。
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相信中央机关的选举不恰当。用什么方法使党相信呢？是用批评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所编辑的《火星报》的方法吗？不，他们没有力量这么做。他们想采用一部分党员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个中央机关，都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对那些不愿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而用破坏来代替说服，这正表明自己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
这些人在大谈所谓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现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双方究竟是哪一方犯了这种官僚主义毛病……人们在说什么粗暴的、机械的统一方法。粗暴的机械的方法当然是有害的，但是当新方针和旧方针斗争时，在未能使党相信新观点的正确以前，在尚未向党说明这些观点以前，就要把自己的人送进党机关中去，难道还有比这更粗暴、更机械的斗争方法吗？但是，也许少数派爱用的字眼确实还有某种原则的意义，确实反映了某些与那种显然成了这方面“转变”起点的微不足道的局部理由无关的特殊思想吧？也许，撇开“增补”引起的争吵不谈，这些字眼毕竟反映了另一种观点体系吧？
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说实在的，向自己的老同事们反复讲解这样一些起码的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你感觉到，问题不过是在选举问题上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
如果说这些谈论官僚主义的词句中真有什么原则的话，如果说这不是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话，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把组织关系搞成只是在口头上抽象地加以承认。
第二部分
前面我们已经描述过普列汉诺夫宣称要作最后的尝试来结束火星派少数派的荒唐行为。特别是当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盘踞在国外同盟（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并以此进行反党活动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更加信誓旦旦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国外同盟被承认为党在国外唯一合法的委员会。也就是说中央委员会与国外同盟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委员会的关系，但是国外同盟代表大会否决了关于同盟章程必须经中央批准的决议案。正如党代表大会的整个多数派立刻指出的，这是“根本违反党章的行为”。这种违反党章的行为，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些有原则的人的行为，那就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行为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环境中必然造成一种印象，即党的少数派在向党的多数派“进行报复”，这种行为意味着党内的少数派不愿意服从党和不愿意留在党内。既然同盟拒绝根据中央关于必须修改章程的声明通过决议，这就势必导致其大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这个大会虽然想算作党组织的大会，却又不服从党中央机关，所以党内的多数派立刻离开了这个冒牌的党的大会，不参加这出不体面的滑稽剧。
那种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实质上破坏组织关系的戏码再次上演。在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时暴露出思想动摇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在实践上就走到了破坏党组织的地步。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普列汉诺夫突然向两个党中央机关的同事声明，说他不忍“向自己人开枪”，说他“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说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必须作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于是就有了与马尔托夫小册子《戒严状态》齐名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不该这么办》。《不该这么办》刊登在《火星报》的第52期，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编辑的。第52期之前他和列宁共同编辑，而从第53期之后，他把旧编辑部的老伙计们又重新“增补”回来，所以《火星报》第53期起属于新《火星报》，也就是说火星派少数派在普列汉诺夫的“特别关照”下把新《火星报》办成了他们机会主义小宗派的机关报。
列宁后来对这位革命老前辈有个精彩的评价，虽然部分评价已经超出了《进一步，退两步》辑录本的时间范围，但是把这个评价提纲挈领地放在最前面是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著名机会主义分子的嘴脸的。列宁是这样的评价的：就拿他们中间最优秀的普列汉诺夫来说吧。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的动摇着：（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4）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争取“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5）1905年年底到1906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年中开始，有时离开孟什维克，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14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
《不该这么办》一文的基本思想是，在政治上不应当过于生硬、过分激烈和毫不让步：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必须对修正主义者（那些同我们接近或者表现动摇的）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这种抽象的笼统的论点自然使《火星报》的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普列汉诺夫那些堂皇的傲慢的声明（在以后一些文章中发表的），说人们没有懂得他的意思是由于不了解他的新思想和不懂得辩证法，这话听起来真是令人好笑。其实，当《不该这么办》一文写成时，能懂得的只有十来个住在日内瓦郊区两个地方的人。普列汉诺夫的不幸，就在于他把只是写给这十来个参与代表大会以后同少数派斗争全过程的人看的一大堆暗示、责备、代数符号和猜测，搬到了成千上万的读者面前来。普列汉诺夫所以陷入这种不幸，是因为他正好违背了他自己很不恰当地提到的一个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正因为如此，用抽象的形式把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向马尔托夫分子让步的具体思想包起来，是不妥当的。
普列汉诺夫当作新的口号提出来的让步，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深信要求让步者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直爽地说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现在全体党员已经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中知道这就是马尔托夫分子）实行让步，说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须让步。可见，普列汉诺夫的所谓新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怎么新的处世格言：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言论总比党的大分裂好。普列汉诺夫写这篇文章时，清楚地知道少数派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知道它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普列汉诺夫主张，要用个人让步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伯恩施坦作斗争时那样。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我们要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过分激烈的手段来反对这位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我们要“用温和的手段杀死”（kill with kindneess）这位修正主义者。同样，普列汉诺夫也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的小无政府主义和小机会主义思想。诚然，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十分清楚地暗示到“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同时却有意把修正主义者说得含糊不清，好象他指的是从机会主义转向正统派方面的工人事业派分子，而不是开始从正统派转向修正主义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但这种军事策略未免太幼稚了，这种构筑得很不高明的工事根本挡不住全党公论的炮火。
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转变了态度，由一个多数派变成了一个坚决的调和派。从最好的意义上解释他的这种转变，也许是他的文章里能提出一个达到善意的和真诚的和平的纲领。凡是这样的纲领都要求双方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普列汉诺夫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错误呢？——所谓的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过分激烈的态度。列宁用军事术语描述了当时的整个局面：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占领了两座炮台（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你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攻击这两座炮台。在第一次小规模的相互射击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一座炮台上的指挥官，敞开了大门迎接敌人。我当然就带着自己的一小队炮兵转到另外一座几乎还没有筑好工事的炮台上去，以便“抵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我甚至提议讲和：我为什么要同时和两个强敌作战呢？但是，新的联军对我的讲和和建议的回答是，炮轰我这座“残存的”炮台。我只好开炮还击。这时，我过去的同事、那位指挥官却带着愤怒的神情一本正经地喊道：看哪，善良的人们，这个张伯伦多么不喜欢和平啊！
列宁是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首鼠两端的：普列汉诺夫同志讲到无政府个人主义，劝告大家“有时”应该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装作看不见，“有时”要向“同忠实于革命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感情所引起的”知识分子放肆行为让步，但是他显然忘记了也应该考虑到党内多数派的善良愿望，忘记了应该让实际工作者来确定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到什么程度。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同一个组织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较困难了。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自己来确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在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过分的、学究气十足的、文人的自命不凡。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堂皇地宣称，一旦发生新的分裂，工人们就会不再理解我们，但同时他自己又着手在新《火星报》上登载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真正的具体的含义，不仅工人必然不能了解，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了解。
列宁说：怪不得有一个中央委员读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校样，曾警告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他这篇文章恰巧破坏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党代表大会记录和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公布范围稍微缩小的计划，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一些带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暧昧不明的东西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这就好比我们在一所门窗都关闭起来的屋子里进行非常热烈的争论。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跳了起来，猛地打开了临街的窗子，开始大声叫喊反对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等。于是，街上自然就聚集了一群游手好闲、爱看热闹的人，而我们的敌人不禁幸灾乐祸起来。那时，其他参加争论的人也走到窗前，表示愿意把问题从头到尾说个清楚，而不要再作那些谁也不懂的暗示。这时窗子又被砰的一声关上了，说什么不值得谈论这些无谓争吵。
列宁指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作了个人让步（这是很值得表扬的），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必要性，却宁可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人选，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不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
自从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后，普列汉诺夫就是在实行“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了，他其实有充分可能通过各种交往来检验这个政策是不是行得通。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进入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同它应该用宽恕对手的态度来进行争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对它应该加以安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它），特别鲜明地印在这张入场券上。马尔托夫同志有一个词叫“最坏的波拿巴主义”。列宁认为这个概念用在马尔托夫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列宁说：这个概念意味着用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违反人民（或党）意志的手段来取得权力。是谁的所作所为应该被指责为“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是本来可以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行使自己的不让马尔托夫分子进来的正式权利而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列宁呢，还是那些在形式上正当地占据了编辑部（普列汉诺夫搞出来的“一致同意把旧编辑部增补进来”）而明知这在实质上不符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并害怕第三次代表大会将来会检查这种意志的人们？
列宁总结道：一听到我提起讲和，所有敌人的炮台，包括总委员会在内，都立刻开炮作为回答。真可谓弹如雨下。什么专制君主，施韦泽，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凌驾于中央之上，片面性，简单生硬，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疑神疑鬼，生性乖僻……好极了，我的朋友们！你们发射完了吗？你们的军火库里再没有什么存货了吗？你们的炮弹实在太不顶事了…… 现在该我说话了。现在我们看一看新《火星报》的新组织观点的内容，以及这些观点同我们党内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关于这种划分的实质，我们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已经说过了。
第三部分
接下来列宁开始着重分析从第53号起的新《火星报》，分析这份事实上的机会主义小宗派的机关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当作基本材料。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列宁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迫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增补”问题如何。
阿克雪里罗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57号）是，“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互相对抗，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对他们说来是异己的社会成分”，即激进知识分子。总之，阿克雪里罗得认定，我们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对抗。
列宁对此的分析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对抗是确实存在的（并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而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民主党已经划分成革命的（或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内阁主义、改良主义的）两派，而这种划分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在多少触及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胆怯地向后退缩了。他没有作任何尝试来认真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阿克雪里罗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我们了解前面说过的一切之后不会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由于自己的这种特性，避开了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而求救于惬意的幻想。
阿克雪里罗得把火星派多数派称作雅各宾分子、布朗基分子，但是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的号召，谁在提醒人们防范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把激进知识分子拉到党里来，谁在念念不忘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伙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为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那个加给“劳动解放社”多数人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进行辩护，可是他辩护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重弹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念念不忘这种知识分子的言论。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
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拼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早已有人说过几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密谋家的策略（第62号上的社论）。在即将出版的一号《火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大概会给我们举出这样一批40年代的法国密谋家，对这些人来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作为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的作用，早已成了背得烂熟的起码常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反复咀嚼起码的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已经陷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的地位的必然结果。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就得讲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一点什么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各种不同的色彩和派别划分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过分“迷恋”的毛病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恋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3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
《火星报》新编辑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划分呢？难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反火星派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上犯的那些错误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十足的白痴了。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反火星派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们在《工人事业》上所犯的旧的、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人事业》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必要。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
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火星报》新编辑部由于某些很明显的原因力图掩盖这种新的划分同我们党内当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能说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表明肯于让步而想掩盖），那就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1条）的争论开始，而且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作为结束。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策略问题上的分歧。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这种从党内生活的真正是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早已解决而现在又故意翻腾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加以辩护。
阿克雪里罗得首创的那个贯穿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认为集中制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不是“万应灵丹”等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啊！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组织重要。识字课本比词法重要，词法比句法重要，——可是，对于那些在考试句法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骄傲和自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议论象一个机会主义者（党章第1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而现在，他又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了——他说：葡萄是酸的！其实，什么是组织呢？它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并不是万应灵丹；什么是句法呢？它并不象词法那样重要，它不过是把各个单词联结起来的一种形式罢了……
《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问道：“如果我们说，代表大会制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德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第56号的附刊）可以设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不会亚于那句正确的废话：社会民主党也和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真是与此如出一辙。为什么正确的废话遭到讥笑呢？这是因为机会主义者用了一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他们不能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辩护。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种所谓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导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辩护！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因留级而自夸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散发着多么浓厚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亲近得多！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是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的。如果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么他们至少也应当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不仅没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分裂。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天啊！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覆去地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
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识字课本比句法更能促使文理通顺来替这种倒退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复活了。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应当不单单通过思想斗争，而且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说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的笑话毫无二致。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
列宁揭露出这些机会主义者的本质：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落后辩护。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敌视和鄙视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
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可以看见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又可以看见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新《火星报》的一位“实际工作者”甚至揭发列宁，说列宁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57号的附刊）。
列宁对此的反驳是：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Edelanarchismus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我说也可以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列宁指出：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58号上就是这样教训我的，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了我本人的话。举一些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小组的经验所说的那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的一篇文章用教训的口吻说：“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56号的附刊）列宁对此的驳斥是：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小组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列宁继续驳斥：你看，这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与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针锋相对的态度呀！其实，这只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残余。这种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想，这种深奥思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体系，因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根本不需要对党的“达成协议”或划清界限的办法作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规定，还是让人们去空谈“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方法，崇尚旧时的小组争吵吧。
列宁继续揭露：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列宁说：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吉伦特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关于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号叫，关于“非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惋惜，关于有人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的滑稽喊叫，关于“庞巴杜尔作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的意思。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新《火星报》维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维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名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维护自治制未免还有些害羞；它还硬要我们相信它喜欢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集中制这个词用了黑体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所谓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自治制的观点。难道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看到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反火星派”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
列宁指出：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令人可笑地竭力证明：部分不应当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可以有自治权，确定这种关系的国外同盟章程可以在违反党内多数的意志、违反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情况下生效。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60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维护的也正是自治制。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维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6条）。如果不能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那还怎么分配人力呢？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加以说明，真叫人感到难为情。］，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列宁继续分析：在新《火星报》（第53号）上拿“形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则”相对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这种对照（可惜，这种对照也象提到非火星派分子时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明），也多少有些道理。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革命社会民主党力求在组织上由它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使党内的先进分子而不是落后分子比较满意，让党内的革命派而不是机会主义派比较喜欢），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情况是如此，而且这种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列宁说：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什么原则含义，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用的是同样的字眼。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但是，虽然有上述种种条件的差别，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相同的。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前台。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判”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无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来得重要。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老的策略的，也是多半只限于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风凉话，而根本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内阁主义的”策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也是直到现在并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章程确定下来的”明确的原则论点，尽管人们一再公开提醒他们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非常愿意“根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58号第2版第3栏），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们这个不管第1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制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当然甚至在自己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原则上是倾向自治制的）。
因此，机会主义者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这种高调是如此幼稚，以致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的意思，哪些真正是增补问题的意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就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原则，它是作为唯一的、真正明确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
列宁说：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1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这本小册子（第20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1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增补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增补进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去的道路走下去。——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增补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
列宁说：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绵延不断的委屈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驱逐他们，围困他们，驱策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编造被驱策者和驱策者这种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预料的多得多。的确，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到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在革命社会民主党那儿受到委屈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让他们“委屈”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被取消而受到极大的委屈；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受到了委屈（因为他每次总要出丑）；最后，这中间还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的委屈，就是他们因为党章第1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就是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所有这些令人伤心的委屈，都不象许多庸人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说了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狂热的论战，由于什么人粗野地甩门，什么人挥舞拳头进行威胁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既然我们在这三年中不是光耍耍嘴皮子，而是表示了一种应该转变成行动的信念，所以，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们同站在前列勇敢地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委屈过以后，我们只是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委屈一下，他们就受不了了。量转变成了质。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委屈的人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痛哭流涕地彼此拥抱在一起，并扯起了旗帜，举行“反对列宁主义的起义”［注：这种惊人之语是马尔托夫同志创造的（《戒严状态》第68页）。马尔托夫同志一直想等到他那方面凑够五个人时举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高明，他想用拼命恭维对手的办法来消灭对手。］。
列宁进一步评价了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行径：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派举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举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是坏事了。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可以说是战俘的身分参加到这种坏事中去。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数派”的某些决议的人的个别不恰当的词句，竭力“泄愤出气”，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啊！他的正统派拥护者们真是太妙了！”（《火星报》第63号的附刊）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么，新《火星报》编辑部就应该是十足的叫花子了。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落到如此绝对贫困的地步，以致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找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机智。无论我怎样穷，我总比某些人富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而说出一两句不恰当的话，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死死抓住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原则相反的原则不放。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样一些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瞒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却不得不这样做。
第四部分
列宁说：只要大体上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不难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分，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透彻了解在这方面堆积如山的大量文字材料的人，每个想透彻了解那许许多多片断的例证、孤立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每个斗争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我们可以把彼此显然不同的一些主要阶段列举如下：（1）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提出机会主义条文，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2）《火星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发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9票对7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占少数。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用事实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担心。（3）继续就党章细节进行争论。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为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而斗争。（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火星派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马尔托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组中的席位。（5）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增补问题而发生无谓争吵。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句猖獗。“少数派”中最不彻底和最不坚定的分子占上风。（6）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少数派”占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谓争吵继续充斥一切。（7）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而又使全党极为关心的问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从而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治意义和原因何在？（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的原则意义何在？
列宁指出：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注：如何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增补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1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定的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就把尾巴塞进去”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总起来说可归结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进行了一次革命；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为了断定一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牺牲并不是轻易作出的，而是经过战斗作出的。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党的领导机构。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象马尔托夫正确地（偶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为组织被取消而感到的委屈实在太大了。狂风使我们党的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重新泛起，这些渣滓为过去的失败进行报复。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由于偶然得到阿基莫夫这一猎获物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了——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就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旧《火星报》曾教人学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去学处世秘诀：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却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光荣地遭到了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的憎恶。新《火星报》“变聪明了”，它很快就会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对它的赞扬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新《火星报》，它的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惺惺地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多少有组织的、多少名副其实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舆论，同时却隐瞒阿基莫夫们的赞扬，并制造一些卑鄙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注：为了进行这项可爱的事业，甚至已经制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据我们的某某通讯员报告，多数派的某某委员会虐待少数派的某某同志。］。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
列宁最后总结道：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象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第五部分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古谢夫和巴甫洛维奇是火星派多数派，捷依奇是火星派少数派。捷依奇是普列汉诺夫的老朋友，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创办了“劳动解放社”。他是《火星报》的行政负责人，同时也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管理机关成员。托洛茨基曾经回忆捷依奇跟他讲过的一段话：“年轻人，任何武装起义都不会有，而且也不需要。我们服苦役时，有一些人好打架斗殴，他们动不动就打起来，甚至打死。而我采取的态度是这样的：坚定不移地抱定，使行政管理人员懂得，事情可能达到大搏斗的程度，但我是不会参加搏斗的。这样我就受到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尊重，而且使事态得到缓和。我们对沙皇制度也需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否则，我们将被打得粉身碎骨，也丝毫无济于事。”
古谢夫和捷依奇的冲突事件指的是：古谢夫曾经通知巴甫洛维奇，说一份包含施泰因、叶戈罗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同志的名单，是捷依奇转交给他（古谢夫）的。捷依奇责备古谢夫这个通知是“蓄意诬蔑”。这个事情后来还闹上了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的“同志仲裁法庭”。“同志仲裁法庭”认定古谢夫的“通知”“不正确”。新《火星报》编辑部把法庭的判决词登出来以后，马尔托夫（这次已经不是编辑部）印发了一个题为《同志仲裁法庭的判决词》的传单广而告之，他在这个传单中不仅转载了法庭的判决词全文，并且转载了关于此案整个审理经过的报告全文以及他自己的后记。在这个后记里，马尔托夫谈到“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
而火星派多数派则印发了一张题为《仲裁法庭中的第四者》的传单，他们在这个传单中“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因为他比法庭判决词走得更远，硬说古谢夫同志居心不良”，而法庭并没有认为这里有什么蓄意诬蔑，而只是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传单解释说，古谢夫的通知可能是出于一种完全自然的误会，认为马尔托夫的行为是“不体面的”，因为他自己发表过（而且现在又在自己的传单中发表）许多错误声明，随心所欲地硬说古谢夫怀有不良的动机。他们说，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动机。
接下来就是列宁对该事件的评论。列宁说：首先必须使读者对产生这个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时间和条件有一个确切的了解。《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曾开会商量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以便共同向代表大会提出。这次会议由于意见分歧而告终，《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派通过了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瓦西里耶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但是少数派不愿让步，而坚持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佛敏、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火星报》组织中的两派在提出和表决这两个名单的那次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双方都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想通过整个党代表大会的表决来解决这一引起他们分歧的争论问题，并且双方都极力想把尽量多的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这种自由鼓动，立刻就暴露了前面详细分析过的一件政治事实，即火星派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为了战胜我们，不得不依靠“中派”（泥潭派）和反火星派的支持。他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一贯维护《火星报》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而反对反火星派和“中派”攻击的代表，都很快很坚决地站到我们方面来了。从既不属于反火星派，又不属于“中派”的33个代表（确切些说是33票）中，我们很快就争取到了24个，并和他们订立了“直接协定”，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而马尔托夫同志方面只剩下了9票；要取得胜利，他就必须得到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全部票数，然而他和这两派虽然能够一同行进（如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虽然能够实行“联盟”，即能取得他们的赞助，但是并不能同他们订立直接协定，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在没有受到委屈前）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也激烈地进行过反对这两派的斗争。这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处境可悲而又可笑的原因！
列宁说：只有把这一政治形势弄清楚以后，才有可能了解所谓“伪造”名单这一麻烦问题的“关键”。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火星报》组织分裂了，我们双方都为维护各自提出的名单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大量个别的私人交谈产生了许许多多方案，提出了以三人小组代替五人小组，更换这个或那个候选人的建议层出不穷。很可能还提出过其他我所不知道的候选人。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都在交谈中表示过自己的意见，提出过修正，进行过争论等等。很难设想这种情形只是在多数派中间发生。甚至可以肯定，在少数派中间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大会代表分成各个集团，是根据事后所作的分析划分的。实际上，这些集团在进行竞选鼓动时才刚刚开始形成，因而各个代表之间交换意见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壁垒”，每个人只要想同哪个代表私下交谈，就可以同他交谈。当时，在出现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名单的情况下，除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名单（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之外，还产生了一个与它没有很大区别的名单，即包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施泰因、叶戈罗夫五人的名单，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产生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候选人——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显然是不中《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意的。用组委会委员施泰因和叶戈罗夫两人来代替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原是完全自然的事；如果党的少数派代表中未曾有过一个人想要实行这样一种代替，那才是一件怪事。
列宁说：现在很难回想起，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的，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是从谁的口中听见这个名单的。例如，我就不仅不记得这一点，而且也不记得多数派中间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我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候选名单的；从许多关于各种候选名单的谈话、设想和传闻中，我只记得那些直接在《火星报》组织中或在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上提过的“名单”。这些“名单”多半是用口头传达的，但是往往也记在字条上，这些字条一般是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一些代表之间传递，通常在散会以后就销毁了。既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说明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名单的来源，那我们只好假定：或者是一个为《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所不知道的党内少数派的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然后就经过口头和书面方式在代表大会上传开了；或者是《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名单，但是后来他把这一点忘掉了。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提施泰因同志为候选人在代表大会上显然得到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赞同，而提叶戈罗夫同志为候选人的想法显然是这个少数派在代表大会闭会后产生的（因为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戒严状态》中都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一事表示惋惜，而叶戈罗夫同志就是组委会的一个委员）。当时这种要把组委会委员变为中央委员的想法是比较普遍的，既然如此，设想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私人谈话中和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种主张，不是很自然的吗？
列宁进一步分析：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不愿意考虑这种理所当然的解释，却认为这里面有肮脏的打算，有人蓄意陷害，有不诚实的成分，有人散布“明明虚假的、目的在于中伤的传闻”，有人“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等等。这种不正常的倾向只能用不健康的流亡生活条件或神经不正常来解释，如果事情没有弄到无理伤害同志信誉的地步，那我根本不会谈这个问题。请你们想一想，捷依奇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能有什么理由追查不正确的通知或不正确的传闻含有的肮脏的不良动机呢？他们显然是由于神经失常，才觉得多数派“中伤了”他们，不是指出少数派的政治错误（党章第1条以及同机会主义者联盟），而是把一个“明明虚假的”“假造的”名单推到少数派身上。少数派宁愿说问题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多数派采取了什么肮脏的不诚实的可耻手段！要追查“不正确的通知”的不良动机是多么不理智，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叙述当时情况时已经指出了；同志仲裁法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并没有认定这里有什么诬蔑、恶意和可耻的东西。究竟为什么这个名单使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气愤呢？因为这个名单说明他们转到我们党的右翼方面去了。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大喊大叫，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痛恨人家“把他的政治立场估计得不正确”，但是现在谁都看见：关于某个名单是不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并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其实这个罪名无论同这个名单或其他什么名单都是无关的，这个罪名不是诬加的而是真实的，对政治立场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认为要从这个令人不快的、人为地造成的关于人人都知道的假名单的事件里作出总结：（1）马尔托夫同志高喊“为了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是可耻的”，并以此损害古谢夫同志的名誉，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体面的。（2）为了改善气氛并且使党员不必认真对待每一次病态的放肆行为，看来应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象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那样确定一条规则。这个章程第2条说：“凡是严重违背党纲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者，都不能留在党内。关于他们的党籍问题，应当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仲裁法庭来处理。审判员由提议开除者和被提议开除者各指定半数，主审员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对于仲裁法庭的判决，可向监察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上诉。”这样一条规则可以成为对付那些轻易控告他人犯有什么不名誉行为（或散布此类谣言）者的有力武器。有了这样一条规则，凡是这样的控告，如果提出控告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控告者的资格在党面前说话并且力求得到相应的党机关的裁决，就会被永远地确定为算作不体面的诽谤。
（辑录本正编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