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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特色既然选择了走市场经济的路子，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最典型的就是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也就是目前特色所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达的城市和偏远的乡村已经完全成为了两个世界；在这两个世界生活的人，都难以想象对方的生活是怎样的，因而在国家的内部互相倾轧和攻击。特色治下地域歧视、自由主义女权等社会割裂的现象，与欧美国家的现状是一脉相承的。
- 洋大人的本质还是他国资产阶级，这与特色的招商引资是一脉相承的，这也证实了资产阶级专政下，所偏袒的只会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想翻身，只有推翻它！
- 特色的发展不是为了全部无产阶级的，而是为了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因此这种“顾头不顾腚”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出现许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方，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要融入群众，从而发掘出这些地方的所蕴含的革命潜力。
- 地域歧视其实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一样，都是对个人主观无法选择的事物进行歧视，他在特色之中，表现为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分化无产阶级内部的工具，请大家一定要看清其本质，将矛头一致指向无论种族、性别、地域而进行普遍剥削的资产阶级！
编者中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桃花石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与其内部各地的不平衡发展使得国内的地方种族主义有着肥沃土壤，欧美种族主义则是种子，国内的大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栽培、采摘并消化了长成了的新的种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于桃花石全面复辟，于沿海大城市新长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恐惧着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想要成为新的大资本家，于是针对东北、华北的地域歧视一次又一次地生产出来。要彻底消灭地域歧视，全桃花石的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推翻桃花石资本主义当局，建设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
“……不平衡的发展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不同的地区之间。战后的世界不再采用殖民主义的方式,但现代化运动及其发展主义对垄断和剥夺的依赖并没有因此改变。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因此就可能出现内部的殖民问题。这就是在这个社会内部再造或复制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通过劳动力、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为某个地区的发展创造基础。”——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
当汪晖在1998年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东北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北产业工人“大下岗”事件。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就已经开始在桃花石社会内部再造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了:东北正是作为“边缘地带”,承受着来自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从社会经济(大下岗)到意识形态(污名化)上的双重打击。当然,那时候的人们普遍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大可对汪晖关于“内部殖民”的警告付之一笑:殖民概念不应该是用来讲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吗？ 桃花石怎么可能有什么“内部的殖民问题”嘛！ 他们宁可去寻求另外几种更“平顺”的解释,比如自由市场经济对国企官僚制度的优越性,比如东北人民的所谓“地域劣根性"。不仅如此,随后这种文化本质主义也被用于鄙视河南、河北、山东、四川和安徽等地区的人民;这些地区在文化精英为大众绘制的当代桃花石文化地形图上“各安其位”,在精英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合谋中扮演起各自的角色。
当然,从各自的乡土本位出发对他者产生的“刻板印象”绝非始于九十年代初;然而,这些“刻板印象”经过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决定的权力关系形塑后,就产生了分流和质变;一些描述成为“常识”,被接受为“普世”的“现代性”话语,另一些描述则被视为是“前现代乡土”的井蛙之见。一句话,针对某些地区的“歧视话语”早已不是所谓“地域黑”所能涵盖,而已经上升为系统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以这其中最为显著的“(反)东北话语”为例, “毛时代的时代特征、农民的身份特征与东北的地域特征”(学者刘岩概括赵本山塑造的艺术形象时语)的三位一体文化特征,让东北人成为市场经济中“市民-公民”身份的绝对他者,从而只能作为相对于“现代理性经济人”之下的某种次人类(sub-human)。
和相对清晰的“东北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比较来看,“山东话语”的指向和后果长期以来似乎都更加模糊。一方面,山东人被认为具备“对体制的向往、保守的文化认同和审美趣味、以及不可救药的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等负面特征;另一方面,同样的一些特点似乎也可以因“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而合乎当前网络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所谓“山东人是桃花石红脖子,山东之于桃花石正如德克萨斯之于美国”的说法也曾经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流传。然而,随着近期山东大学学伴制度争论所带来的社会舆论的严重恶化,我们终于不难识别出,试图用“民族主义”话术来将“山东话语”“反其意而用之”,塑造山东在当代桃花石意识形态地图中的正面形象,已经完全破产了。因为一旦“民族主义”的绝对政治正确因此得以被承认,那么任何一点“民族荣誉”上的“污点”,都将使得这一辩护方式立刻反噬其使用者;而不幸的是,对于市场经济的边缘地区来说任何失误都可能被识别成是对实质上代表着中心地区的民族主义的不忠。
在次生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刺激下,本次事件中的“山东话语”完全指向了对山东省的仇恨和对山大女生的荡妇羞辱。各种“平顺”的解释至此完全破产了:它们要么无力对抗猖獗的法西斯浪潮,甚至反过来为其流行提供了现成可用的话术;要么公开地站在法西斯一边,煽动对山东的仇恨。为了对这种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为了加强反法西斯斗争, "内部"殖,民”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显得尤为紧迫了。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耶稣基督如是表达他对罗马帝国征税的态度。在今日的桃花石意识形态现场中，也有着类似的认知只有北上广是全国的，而东北的归东北，山东的归山东。一件发生在边缘地区的事情，从中可以识别出的是地方性的问题,只有发生在北上广或虚拟空间如某些网络平台上的事情,才更多地被看做“全国”的问题。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所谈论的不是别的,正是帝国与两个罗马之外的普通行省之间的关系。对耶稣来说，罗马人是来自帝国中心的公民, 自己则是边缘行省里的属民;而对桃花石来说,中心与边缘显然同样存在于一国之内。市场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在桃花石一国内部制造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其差异甚至比某些国与国之间差异来得更巨大。这就是一国之内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
同一件事情,如果它是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发达大城市,可能不会引发任何有效的地域攻击;但只要它发生在东北、山东等被严重污名化的地区,对该地区人民的攻击就会铺天盖地地充斥整个互联网。对所谓“地域劣根性”津津乐道,无论其出发点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反对官僚”或纯粹的“荡妇羞辱”,当然二者总是纠缠在一起。正如法西斯主义总是附着在一些正当的群众诉求上再生——都只不过表明二者在实质上的同构:贬低一切没有资格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生存的人们。山东大学学伴制度的争论,再明显不过地显示出，市场经济下发展严重不平衡的事实是如何在桃花石当代意识形态上起作用的。
对山大留学生学伴制的争论,随着事件进一步发酵,舆论发生了极大的倒退,充分暴露了一些人小骂大帮忙的卑鄙嘴脸:他们总是乐于把一场反对学校官僚、反对次生种族主义的斗争,转变成无耻的性别歧视与地域攻击行为。事态发展到现在,性质变得更加严重:舆论的倒退已经对山东大学的学生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甚至危害到了山大女生的人身安全。这时候任何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们,都应当坚决支持山东大学学生捍卫自己名誉的行动,坚决支持山东劳动人民捍卫自己名誉的行动。我们在此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学校官僚!打倒法西斯!保卫山大的学生们！
这种倒退,十足反应了桃花石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反应了桃花石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面对这种倒退,我们必须对其给予科学的分析与严厉的驳斥,并且提供一种全新的叙事以替代一切旧有的叙事。在被污名化地区的人民捍卫自身权利和名誉的时候,这种叙事会成为他们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它将超越一切狭隘的地域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走向更普遍的劳动者的联合。当我们在文初引用汪晖关于“内部殖民”可能性的警告时，我们的目的绝不是像某些人恶意曲解的一样(这种曲解是所有曲解里最令人哭笑不得的),要搞所谓的“鲁独”。我们的指向更为普遍、更为激进:一切被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压榨、排斥的边缘地带人民,以及一切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受到残酷剥削的劳动人民，都应当超越狭隘的地域偏见，基于劳动者的身份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的利益而斗争。
关于山东大学学伴制度的讨论,以及这种讨论的严重劣化,自然少不了伥鬼们杰出的造谣和煽动工作。那些英勇的“反媚外”斗士们的全部想象力与全部创见,在于竭力地将学伴制度与性交关系划上等号。一种全新的次生种族主义叙事就这样诞生了:山大的学伴制度,实质是“崇非媚黑”的学校官僚进行的有组织的卖淫。随着这个叙事自身逻辑的发展,舆论开始发生了“大跃退”。这种跃退以一种非线性的、跳跃的不平衡形式展开:先是从对学校官僚的反对,走向对外国留学生的反对;从对外国留学生的反对走向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鄙视;紧接着又从对亚非拉的鄙视,走向对山东的污名化攻击(“鲁性”、“鲁味”),甚至发展到对山大女生人身安全的威胁。
次生种族主义话语下对山大女生污名化之一例
我们要提请读者注意:在这种“拉皮条”的叙事中,作为罪魁祸首的学校官僚在事实上安然无恙,而被冠以“抢夺性资源”罪名的外国留学生,似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唯一的代价承受者,居然是山大的女学生!多么新鲜的事,我国民族主义斗士的头脑和水平简直令人惊叹。当然,这可并不是什么新近才出现的奇妙光景,我们还记得所谓“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的提法,而这个叙事的主要仇恨对象,并不是“一等的洋人”和“二等的官”,正是“三等”的少民!直接地反抗官僚,是做不到的;唯一敢做的只有骚扰、编排手无寸铁的女学生。法西斯主义者匍匐在洋人主子和官主子脚下期期艾艾的图景就这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山东大学学伴制度本身是什么模样,它是如何在制度上规定的,在现实中又是如何运行的,其间有没有强制关系…这些事实上的问题,虽然暂时还不能事无巨细地还原其全貌,但它们基本上已经由山东大学的学生们很好地回答了。然而,这些对攻击的回应仅仅止于事实上的反驳,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场结构性的权力关系的斗争,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对山东“独立王国”的战争。因此在面对全网的法西斯浪潮时,山大师生的自辩和辟谣是无力的。面对全网的污名化浪潮,学校官僚只是为自己开脱,丝毫没有为维护学生名誉而做出一丝一毫的努力。山大学生们目睹了这一切,并对此感到愤怒,于是他们不再对官僚抱有幻想,转而通过各种渠道,自己抗争了起来,这已经具备了激进校园政治的可能性。它完全可以发展为米/兔运动中,声讨沈阳、王攀和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时所形成的学生运动。但阻碍它的是什么呢?是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背景,更为恶意的大众舆论,以及更为高昂的抗争代价。
在桃花石,汪晖概括的新时期以来“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阶段，已经成为历史；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再政治化的过程,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意识形态的斗争远比仅限于澄清事实的斗争更加卓有成效。我们已经见识到了这次法西斯浪潮中的次生种族主义(这依然是西方中心论式的,这表明了试图在桃花石构筑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者的想象力是如何贫乏),和以“荡妇羞辱”这种最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阳具中心论。对于这两种反动透顶的观念,人们当然要起来斗争。但部分精英人士们选择了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斗争的呢?毫无疑问,他们选择了最懒惰、最卑劣、最无耻、最下流的方式:对山东的污名化。这些人毫无意识的是(或是非常清楚地明白),对山东的污名化本身就是此次法西斯浪潮中的重要一环,他们毫无保留地迎合了这一点。
对山东的污名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地域歧视,尤其是煽动对东北三省、山东,河北河南这些内地省份的仇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地域歧视随着桃花石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度垄断的阶段而愈演愈烈,尤其是对山东的仇恨已经完全实体化了-—针对山大女生的猎巫运动,不仅严重干扰了她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严重威胁到了她们的人身安全。
山东大学官僚那篇极其不负责任的回应,将自身的问题转嫁到了学生身上。山大官僚层只为它自己辩护,对于针对学生的网络暴力则视而不见,这激起了一部分山大学子的愤怒。对山大的污名化,并不是因为它是山大，而是因为它在山东。“山东人官本位意识最严重”,明面上似乎是对山东官僚和既得利益团体的攻击，但它还有自己的潜台词,这势必会加深这样的印象:普通山东人的性格是“发自内心的权力拥护者”。经济发展不平衡(关于山东在这种不平衡中的特殊地位,我们后面还会更详细地谈到)造就的意识形态可以在次生种族主义与父权制的刺激下自然而然地转变成对山大女生的猎巫行动。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一些之前热衷于玩弄刻板印象,但主观上自以为是为“反官僚”等“进步”目的行动的人士们立刻试图做出切割,试图将对山东的污名化限定在山大官僚的头上。然而他们的努力完全是徒劳,山大官僚始终不为所动,只有学生是切实的受害者。让我们引以为戒吧,这就是痴迷在别人的话术里戏仿的后果。
不止如此;必须毫不客气的进一步指出这次事件雄辩地证明了,一些自诩“进步”、“自由主义”的精英分子和他们所反对的事物,在实质上是同构的。 他们当中最真诚、最进步的人士,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止于澄清事实的辩护,以及对民族主义和父权制的泛泛批评,而丝毫没有质疑在这些事物背后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因此他们也不能做到对民族主义和父权制进行任何有效的反击。当然,这已经是最真诚的一类人了,无论如何,他们至少试图捍卫过学生的名誉。而余下的其他人则光明正大地站在本质主义者一方,津津有味地把玩着“鲁性”。他们重复着网络上早就烂大街的一些“野蛮”的“山东习俗”,并据此一本正经地分析山东人“独特的文化习惯”,并把父权文化、儒家文化③和山东完全捆绑起来,当然,他们承认这些问题是全民性的,但“山东将此发挥到了极致”。 一句话,无论他们如何标榜自己的进步,这种自我标榜总要通过对山东的污名化来实现。他们还真的“甜蜜蜜”地以为,自己只是在攻击山大官僚,并没有扩大化到山大学生头上去;他们还真的“天真”地认为, 自己比那些靠着种族歧视和荡妇羞辱来侮辱山东的本质主义者们有着实质上的不同!当然,我们要感谢这些先生们,因为他们自己就暴露了自己那无耻下作的嘴脸,免得我们还得费心去戳破这种伪善。桃花石的自由派们,无论主观上出于什么目的,觉得自己多么高明,从在实际上产生的效果来看,他们只不过是为法西斯主义做了嫁衣。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注意到,前文在概括次生种族主义观点的时候,使用的词汇是“崇非媚黑”。是的,这个词用来概括次生种族主义话语下的山东(并非真实的山东)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而“崇洋媚外”这个词,我专门留给了部分自由派,留给了他们的精彩理论:他们认为,只有山东这种地方,才会出现这种强制“拉皮条”的现象,将女学生献给不学无术、质量不高的亚非拉学生；而对中心发达地带的大学来说,则完全没有这种事,因为他们那里多得是优质的欧美白人留学生,正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不需要学校组织,学生自然地会去和人家交往 (让我们记住这个“自然”)。 各位,这是多么英勇的行为,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手撕下自己的画皮,承认自己一直以来所津津乐道“反抗”其实只不过是笑话。这些“反抗者”经常抽象地谈论什么“反对公权力”,但他们自己实质上却依附于更大的“权力”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以他们要在恰当的时刻“有所不为”。尤其是要在山东人民遭到全网仇恨的恰当时刻“有所不为”!
“留学生发达国家居多，学生自然会去交往”
事情至此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地域歧视之所以长期存在并且愈演愈烈,除了历史的原因,更主要地是由于市场经济下资本逻辑的展开。东北、河南、河北、山东、四川、安徽等地区的人民,之所以屡屡受到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鄙夷与仇恨,正是因为他们是桃花石资本逻辑展开过程中的受害者,他们靠着自己的血汗撑起了“崛起”的大厦。文化本质主义者(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法西斯派、自由派或是什么所谓的“左派”)从来对此避而不谈,他们这样描绘这些地区受到仇恨的原因:这些地区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他们有着诸如“鲁性”这样的地域劣根性,是不如中心发达地带的人们来得高贵的。这种无耻的意识形态无论以何种进步的面目来打扮自己,都改变不了它只不过是中心地带的统治阶级灌输给人民,并用以分裂人民的把戏。
内部发展严重不平衡的事实,造就了桃花石意识形态的现状。首先是东北,这片在历史上一直作为“关外”、“满洲”而存在的黑土地,曾一直是与桃花石主流文化区相对的“边缘”。 直到新桃花石成立及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其“边缘”状态才被完全打破。 “关外”之地不仅在经济基础上成为对新桃花石而言非常重要的工业基地,在意识形态上更是诞生了数不清的社会主义神话,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最重要的当代叙事空间”(学者刘岩语)。边缘与中心的分野在革命国家的建设中逐渐模糊。当然,并不是革命政治给予了各边缘(东北、西部以及少数民族)以平等的地位,而是各边缘联合革命的结果缔造了革命政治,缔造了全新的,不仅仅来自对死去帝国疆域继承的多民族人民共同体。
但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时期国家重视国防备战与各地区普遍的工业化,要求大部分地区都能有相对自足的工业网络;而到了后来,这种经济部署显然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需要打破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自由流动到珠江三角洲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带,通过资本在沿海地带的高度集中,重新划分边缘与中心。对边缘地带的人民来说,这意味着社会基础服务的严重缺失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凋敝以及基层治安的溃烂;对中心地带的人民来说,资本的集中意味着更激烈的就业压力、更拥挤的交通环境、更高昂的社会基础服务以及高额物价及拥挤住房。然而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制造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才能占据社会基础服务的空间,才能利用沿海地理优势,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因此,随着桃花石的南海边被画了一个圈作为计划经济堡垒的东北逐渐变得危险起来。其深厚的工业基础、庞大而成体系的产业工人,以及浓郁的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都不利于资本逻辑下新“圈地”运动的发展。资本逻辑下的那个“桃花石”对其恨之入骨,在意识形态上挑起所谓的“国企大辩论”,煽动全民的仇恨来对它进行攻击;同时在经济层面上,通过大下岗来彻底瓦解它的基础。下岗的东北工人不得不沦落到其他省份,成为廉价的产业后备军,为关内地区的高端与低端服务业提供劳动力。一时间对东北与东北人民的攻击席卷全国, “东北还有救吗”、“东北为什么会衰退”,更甚者,“投资不过山海关”。当代语境下作为他者的“东北”形象就这样被精心构建起来,通过对想象中的“东北”的排斥,来确立现代资本主义的身份认同。
继东北之后,又是作为内向的地区资本主义的山东。山东至今维持着所谓“沿海发达省份”的地位,但却并不依赖外来的劳务输出和投资,这点和北上广需要依靠持续吸血来维持自身地位的特点完全不同。比起成都在四川省的一家独大(河南、湖北也类此)山东并不像其他省份那样拥有一个或两个规模庞大的中心城市。山东的县域经济发达中小城市相对较多且发展较为均衡,几乎每个城镇都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工业区,这导致在山东,部分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完全赶不上它的下属城市,这种情况是其他发达省份所没有的。
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山东在事实上成为一个 “独立王国” ；这种相对自足的均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中心地带的冲击,使得即使是最为落后的鲁西南农村地区,都能够享受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达所带来的好处——这点在当今桃花石意识形态中显得极为特殊。当人们将广东称为富裕省份时,他们是在潜意识(意识形态!)里将广东与珠三角地带完全等同。然而现实是，在珠三角不断富裕的同时,广东其他地区却越来越穷困。这并非广东独有的现象,而是桃花石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不平衡的发展在一国之内造就了拟似“宗主国“与拟似”殖民地”,更在一省之内造就了针头大都市与广大被吸血的地区。例如四川之于成都,河南之于郑州,都可在此列;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如民国时期的“远东第一都市”上海与整个桃花石的关系(而完全不可比拟于49年到90年代初那个为整个社会主义桃花石造血的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上海）。
而山东则完全不同,济南作为处在环渤海和长江三角洲之间被边缘化的省会,经常会被拿来作为笑柄,相比成都、郑州、武汉,它显得不像个“合格”的省会。济南的克制,与其对手青岛的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在山东内部,胶辽官话区与冀鲁区的对立一直持续,但由于县域经济过于强势,即使有青岛这样的城市,胶东也无法完全抗衡半岛的群狼。
均衡主义的发展、县域经济的强势、第一二产业的高度发达与第三产业的相对落后。这些特点,使山东与其他沿海发达省份上区别开来，同时也造就了关于山东的意识形态从全国范围看，山东没有超级大城市，第三产业相对不发达,而县城的发达又不比大都市的繁荣更吸引眼球;电视台也更倾向于平民参与的综艺节目,更焦距于平民的日常生活,在审美上更保守,而没有南方各省电视台那些消费主义气息更浓郁、更容易吸引资本和收视率的节目。因此山东在外省的意识形态里被定义为“土”。
山东的“相对独立”是必须被打破的。无论从精英阶层的意识出发(中产阶级审美观),还是从现实的要求出发,山东的均衡主义已经不能再被容忍了:桃花石市场经济体系的内耗加剧,迫切的形势要求在山东制造新的边缘,要求山东“打开门”。因此,资本主义对这个“独立王国”恨之入骨。全球资本主义渴求挖掉民族的基础,桃花石资本主义则渴求挖掉地域的基础。于是有关势力开始表达对山东均衡主义的不满,斥责济南“城市首位度不够”、“省会作用不够”。济南对莱芜吞并便是这样一个信号，它表明山东在大结构上正在向其他非京沪省份看齐。山东大学学伴制度的争论所引发的对山东的攻击,无疑是这种结构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山东开始接过东北的大锅,背负起“官僚主义”、“官本位”、“保守落后”的骂名。这次事件是一场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狂欢,欢呼他们找到了第二个东北。
在了解桃花石的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后,重新回到这场猎巫运动,我们就能够从整个桃花石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理解。诚然,这件事并不是只有不平衡的发展这一种维度,但它却是最为关键、最为紧迫、也是最为缺失的维度。②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是山东? 对留学生的优待政策校园里的官僚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本国学生的压制,并不是山东独有的问题,而是一种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为什么全国的问题会变成山东的问题？为什么对官僚的反抗会演变成对山东的仇恨?如果说,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批判,不能遮蔽本国学生在留学生问题上受到官僚主义切实压迫的事实,那么为何这种愤怒选择了以山大学伴制度这一事件(一种看起来恰恰是最没有问题的事件)为突破口,又演变成了对山东的污名化与对山大女生的荡妇羞辱呢？
对山大女性的伤害,当然不止社会人士闯进校园到处拍摄,网络人肉学伴名单这样简单。一些急需噱头来造势的公司,公然贴出“不招收山东大学毕业生”的告示;有些房东也以“山大女生不洁身自好”为由,拒绝将房屋出租给山东大学学生;更有甚者,在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地要对山东大学毕业的女性员工进行体检,以“防止艾滋病的传播”。这场猎巫的暴力远不止停留在网络上,它之所以必须被作为发展严重不平衡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的例子提出来,正是因为它已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住房、就业)造成了对山大女生的危害,更造成了对山东人民的危害。“不收山大毕业生”的口号,和“投资不过山海关”又是何等的相似!
资本逻辑下发展严重不平衡的事实,在一国之内制造着中心与边缘。包括山东在内的桃花石腹地,它们土地上的人们不仅在桃花石资本主义体系下作为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也要沉默地承受来自中心地带的污名化;但同时它们又正是在桃花石的垄断资本主义体制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 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对地域歧视的自发反击,就会超越“地域”的维度,走向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反抗,走向全桃花石劳动者的普遍联合。 中心对边缘的胜利,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而不是人民的胜利。中心地带的劳动者们容易被统治阶级所灌输的错误观念迷惑,他们可能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加害山东,但现实中又是作为被剥削的劳动者，为资本的利润献出自己的汗水、健康乃至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绝不能局限于狭隘的地域观念,如果对方歧视我们,最好的办法不是歧视回去,而是努力戳产这种意识形态迷雾,告诉他们:我们都是劳动者,这才是最共同、最普遍、最基本的身份,并且我们要基于这个身份达成广泛的联合。 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
它完全有可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发展成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发展成全新的激进政治。事实就是如此，请你们自己判断吧：“落后的北上广，进步的山东！”
注释：
①黑体为编者所加。
②关于山大留学生学伴制度的争论,所牵扯的议题实在太多,又极为复杂,并不是一篇文章的体量可以讲得明白的,但它们又是相互关联的。讨论市场经济下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及其意识形态后果,或汪晖所警告过的可能的“内部殖民”,就不得不同时也对这些问题做出阐述。笔者将这些问题列一个粗略的提纲：
1、校园权力关系和激进校园政治。
2、新殖民主义与非洲资产阶级:大学的“国际化”。
3、在华非洲人的两种面孔—作为压迫者的非洲资产阶级与作为廉价劳动力的非洲无产阶级。
4、次生种族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哈扎尔学会的《燕行录与欧游记》。https://mp.weixin.qq.com/s/o1SCyk70dfDzOHHLd5FJ6A
5、父权制,性别歧视与荡妇羞辱。
6、留学生优待问题与校园官僚主义:全球化的症结与英美话语霸权。
7、“民族主义”的虚弱：桃花石海外留学生的处境，与非洲在华留学生的处境。
③“儒家文化”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逃避科学分析的借口。它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比如在讨论女性权益问题时的 “东亚特殊论” ,认为东亚三国(中韩日)的女性地位之所以低下,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子的缘故;以及把一切看起来具有“前现代性”(尤其是像重男轻女、家庭暴力这种粗暴的父权主义)的行为视为儒家文化的遗毒。这种思考并没有体现任何的真知灼见,相反,它只能体现思维上的懒惰。
“儒家文化决定论”掩盖了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它掩盖了东亚各国的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儒家文化圈内部的社会差异和历史差异;第二,它掩盖了底层社会那种粗暴的父权制作风与雇佣劳动制度的无法分割的联系;第三,它掩盖了儒家文化也必须在资本主义问题内部做讨论,一种抽象的“文化性格”并不是决定性的。不可化约的第一条件永远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存在。
对儒家的批判,经由文化本质主义者之手,极为容易转变成对儒家起源地的山东的攻击。我想请问这些文化本质主义者：同样是“儒家”，蒋庆之流的“儒家”和历史文化上的“儒家”,以及文化本质主义的、作为山东污名化一环的“儒家”,其中的巨大差异,难道是“儒家”这样一个共同的词汇就能够轻易掩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