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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大跃进本身并没有错，本就是一件大胆发动群众的好事，错在于党内走资派将人民引上歪路，大搞浮夸风，鼓吹些调和阶级矛盾的修正主义道路。在无产阶级专政后，依旧有两条道路的殊死斗争，资本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只会更加激烈。
2、大跃进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探索。在出现中层截获权力、产业错误倾斜等情况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力量也不容小觑。大跃进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扬弃发展。
3、大跃进和浮夸风，这两个名词是中修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强行捆绑在一起的，结果我们目前下意识还是有这类的惯性思维。然后我们就可以问一个问题，计划经济是“精英主义”吗？或者说，是苏联的“专家”计划经济吗？很显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长期以往下来，官僚主义将会肆意增长，经济活动，无非也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既然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那理应享有国家的一切权力，那么，直接参与并管理经济活动，也是一个绝对的权力。如果有人说，哎呀，这些个普通人懂什么个经济学的理论，管都不要管，天天缩在书房里搞一些个抽象的理论与杠杆那才要出事，有问题，不是要你一个人闭门造车想出一个绝佳的法子，你没有亲自遇到这些个问题，那么再多的真理，都会变质为谬误。
4、大跃进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路线：在经济建设中充分实现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优质发展。这的确是对苏式计划经济模式的突破（当然也应对苏联计划经济给予科学评价，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尽管有种种弊病，但根本上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其中也存在着像斯达汉诺夫运动那样发动群众的重要一面，而其变为完全官僚主义精英主义的僵化体制是苏修复辟后的结果），也是更体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质的路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掌握经济领域的权力，由劳动群众自己来组织社会生产和交换。大跃进受到的挫折是因为党内走资派篡夺了部分权力，歪曲了大跃进的方向，破坏了其成果。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路线只能是抓革命、促生产，在继续革命中通过大跃进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向共产主义过渡。
即使是在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中，也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大跃进在经济上是完全失败的。并且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和反动派争论大跃进的责任应归结于刘邓官僚集团还是毛泽东。
但这本身就是中修官僚集团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派造成的一种事实误判。大跃进虽然在短期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瘫痪和严重的饥荒。不过长远来看，如果不是大跃进发展出了中式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大跃进之后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首先，大跃进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大跃进的发起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必然。
当时面对的情况，是一五计划中苏联156工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产业转移，苏联出钱出技术出设备，中国则提供劳动力和场地与资源，帮助中国在一五计划中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工业基础体系。但这套工业系统是严重偏向重工业的，这和苏联自己的产业结构有关系，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需求，但却不符合一般经济发展规律。
一般经济发展规律中，是从手工业和行会发展为手工工场，继而出现轻工业工厂，然后才发展为重工业工厂。这是市场逻辑，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升级发展的主导是资产阶级，发展重工业没有利润，只有先发展轻工业生产消费品然后倾销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才能转向发展重工业。
在这个过程中，对农业的倾轧要缓和很多，因为对工人的压迫更重：通过圈地运动在获得原材料的同时使得大量农民破产失业，被迫进入城市工厂做工，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与剥削。而资产阶级又反过来将剥削所得扩大再生产，并为了利润而积极开拓殖民地。资产阶级越积极的开拓殖民地，掠夺市场和资源，就越残酷的剥削工人，疯狂的提高生产力，继而更加残忍的开拓、剥削殖民地。
这条路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走不通的，因此新民主主义民族资本主义道路，既在政治上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也在经济上没有可行性。当然，所谓没有可行性是相对的，是相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人民政权而言的，相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政权自然是无所谓的，他也不在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因此，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便是走苏式计划经济的道路，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苏联模式是当时唯一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但走苏式计划经济的基础是苏联的支持，因为苏式计划经济要求大量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与之配套的知识分子，来完成国民经济的制定、执行、审计、规划、监督工作。这要求大量接受过相关培训与教育的专业精英和知识分子。中国需要苏联的培训，以及在培训前组织中国的计划经济构建。因此说一五计划事实上是苏联专家制订的，并不过分。
但在政治上，毛泽东对苏式计划经济是怀有疑虑的。显而易见，苏式专业性精英型的计划经济产生高度集中的体制和严厉僵硬的等级制，一长制下又缺乏监督。这种充斥着包办替代和物质刺激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很让毛泽东怀疑的。但毕竟国家初立，毛泽东接受了这种计划经济是必要之恶的观点。
并继而在三大改造的国有化过程中，逐渐把原本工业基础较好而作为计划经济试点的东北计划经济委员会上升为全国计划经济委员会，走苏式计划经济道路。
但随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本质的暴露，中苏交恶，开启社会主义大论战。赫鲁晓夫撤回了一切在中国的援助、专家和设备，造成二五计划事实上失败，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又再一次被提出来：走苏联的老路，还是自己发展出一条新路？
坦率的讲，中国想走老路也走不了，中国根本没有维持苏式计划经济体系精准运行的专业统计系统和审计能力。所以恰恰不是在头脑发热的激情之中，而是在前途未卜的迷茫之中，中国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
首先是政治上解绑，中央权力的下放。国务院颁布行政条例，把大量权力从中央下放给各省地方（这就是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在各省程度不同的一个原因之一）。在毛泽东的设想中，这些下放的权力最终会传导的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去，但后来历史证明了这是个错觉。中级干部和地方政府不仅没有下放权力，而且还截取了大部分权力，并且利用这部分权利欺上瞒下，而中央却由于权力下放而导致监管缺失。
但传导到的小部分权力，依然证明了当人民群众在党的组织下被充分动员起来的力量是多么巨大，尽管这股力量被极大的误导、浪费和贪污了。
其次是产业上倾斜，加大工农业剪刀差。坦率的说，这是一个错误。中国的工业基础比苏联更差，农业负担比苏联更重，生产效率比苏联更低，可以从农业中获取的利润也就更少。动员过分多的农村劳动力到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中去，而忽略了农业生产，这是后来大跃进饥荒悲剧的重要原因。
这部分错误的经验，在后来的三五计划、四五计划中得到了充分的纠正，也切实的证明了苏联那种产业结构是难以维持，长久来看走不通的道路。
之后是经济上的解绑，以集体的形式组织农村劳动力因地制宜的发展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鼓励发展不同社队根据自己的需求搞小工业生产，小型乡办企业、社队企业，鼓励农副业养殖和社队间的以物易物，并发展水利设施建设和道路铺设。
这部分政策，是短期损失最少，长期收益最快最好的部分。兴建起的水泥厂、化肥厂、农机厂既发展了工业，也发展了农业，为后来六十年代乡镇医疗和乡镇教育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乡镇企业与工厂，也为了后来文革时期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基础。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今天惠及中国农民，中国如今70％的水利设施依然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大跃进的失败也可以预见了，也就是残存的苏式计划经济思维。
大跃进的核心逻辑，就是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丰富的优势，以政治的方式发动、组织群众投身到火热的经济建设中去，更简明的讲，就是后来的政治挂帅原则。但问题是，依赖群众力量的运动，却由自上而下的指标来衡量。中央统计审核的方式，依然是苏式机械唯物主义精神作祟的指标，并且缺乏对中级干部欺上瞒下的监督，造成官僚干部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忽视实际情况，大放卫星，搞浮夸风，追求超额完成。这里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官僚主义，其核心是苏式计划经济的机械唯物主义精神。
大跃进的失败，证明了苏式计划经济的破产，机械唯物主义和片面追求生产最大化的苏式计划经济，在被充分动员解放的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的反动实质。而在大跃进的过程中，中式计划经济的原则和精神也诞生了：以政治的方式去动员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充分的信赖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
这种精神，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生产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民主生活会、工人对技术的改良、产业工人代表大会和干部与工人的平等地位。这正是中式计划经济的核心与基础，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式计划经济巨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而中式计划经济的崩溃，也是从厂长负责制的施行，苏式计划经济的复辟开始的。并且苏式计划经济很快便自然的滑向了市场经济，与其诞生地的命运相同。
我们今天缺乏对大跃进的探讨，缺乏对苏式计划经济和中式计划经济的比较分析。因而在辩论中，我们左派在经济问题上往往底气不足。但实际上，我们当然底气不足，因为市场经济的衡量方法，被资产阶级神化为全人类通用的衡量方法，如同资产阶级的本性，被资产阶级神化为全人类的人性一样。
这篇文章很简略的对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将两种计划经济进行了简单的比较和介绍，希望能对同志们思考经济问题时有所助益。
附一段对毛时代老工人的采访:
【采访毛时代的老工人-哔哩哔哩】 https://b23.tv/URtSj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