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农民革命政权，史学界争论颇大。有的认为，根本不存在农民革命政权；有的则认为，农民革命政权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我是持后一种看法的。这里想对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革命性作一分析，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在农民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大西政权
张献忠建立农民政权，并不是从崇祯十七年（1644）开始，而是早在崇祯八年（1635）,就建立了农民政权的雏型。
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领袖们在荥阳举行大会之后，根据会议分工，张献忠与高迎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东下安徽，张献忠于十八日攻克明中都凤阳，焚毁了皇陵，“列帜自标古元真龙皇帝”。
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张献忠攻克舒城，改舒城为“得胜州”，在这里建立了最初的农民政权。以舒城医士胡立沛为丞相，建立吏、刑两部，由张献忠亲自掌握。
同年八月十五日，张献忠攻克六安州。在六安州进一步确立了这一农民政权。国号“天命”，刻国宝，大书“一统齐天”对联，并设置总兵、参将、游击等军职。
从张献忠在凤阳称“古元真龙皇帝”到舒城、六安州建立农民政权，其组织机构虽不很完善，但意义是重大的。它表明早在崇祯八年，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军已经把这次大起义由最初的攻城打粮、惩杀明朝地方贪官污吏、周济贫苦人民的一些起码政治经济要求发展到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高度，并为接着而来的武昌大西政权和成都大西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张献忠攻克湖广省会武昌。以武昌为京城，名“天授府”，“铸西王之宝”，中央设六部五府和五城兵马司；地方设巡抚、府、州、县官，改江夏为上江县，升麻城为州。以周文江为兵部尚书，谢凤州为守道、肖彦为巡道、李时雍为监军道、陈驳六为学道，均授给官印。此外，还多次任命过府、州、县地方农民政权的官员。
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进军四川，攻克成都后，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建立了成都大西农民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造新历，更其名为“通天历”，以成都为西京，自称西王。大西政权的中央设左、右丞相，五府六部，五城兵马司。以汪兆龄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宁为户部尚书，江鼎镇为礼部尚书，冀完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齐之奂为京畿道御史。此外，还分别任命王尚礼、白文选、王自奇、马元利、张化龙为中、前、后、左、右军府都督。在军事任命上，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四人分别为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将军，统率大西军各部。
如果从崇祯八年张献忠称“古元真龙皇帝”算起，到大西大顺三年（1646）十二月张献忠牺牲为止，张献忠建立农民政权即达十一年之久。即使从崇祯十五年四月算起，张献忠所建立的农民政权也存在达五年之久。而在张献忠抗清牺牲后，他的义子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在云南建立的兴朝政权，尊张献忠为“太祖”，也应该看作是大西农民政权的继续。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
（一）张献忠建立政权，在明末农民起义的各支农民起义军中是最早的； 是在农民革命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就有了，而不是在农民革命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才建立的。这个政权是农民革命战争的直接产物。
（二）张献忠亲自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所进行的农民革命战争和抗清战争的时间，是从崇祯三年（1630）起到大西大顺三年（1646）止。 如果关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存在封建政权，根本不存在农民革命政权论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崇祯八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张献忠所建立的政权当然也就是封建政权了。也就是说，从崇祯八年开始，张献忠所领导的反对明朝封建统治政权的农民革命战争也就是封建政权之间的争夺权力的战争了，这个战争的性质也就没有农民革命的性质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打击封建統治阶級，維护农民阶級利益的大西政权
从张献忠政权所执行的各项政策可以看出它的农民革命性质。
（一）张献忠在革命战争中矛头所指和首要打击的是朱室宗藩，实际上就是朱家王朝。 朱家王朝的残暴统治，是造成人民困苦的根源。因此，明朝农民革命的矛头就主要指向朱室宗藩。
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与高迎祥等自荥阳东下安徽，打击的主要口标是明朝中都凤阳。原来这儿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父亲朱世珍的陵墓。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凤阳皇陵所在，近境取寸木，法皆死。”①张献忠农民军不但一举消灭了驻守凤阳护陵的明官军，而且焚毁了皇陵，惩杀了顽抗的守陵太监六十余人。这一革命行动，引起了明朝统治集团的极大震恐。崇祯帝朱由检闻讯，丧痛已极，“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②。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张献忠自四川东下轻取鄂西封藩重镇襄阳，首先打击的仍然是朱室宗藩。张献忠亲自审讯了襄阳王朱翊铭、桂阳王朱常法等，农民军入城，“遍搜觅襄王。少顷执王。王年七旬外，须发尽白，体貌修伟，叩八贼曰：'求千岁爷爷饶命。'八贼说：'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别的，只借你的头用。'王曰；'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搬用。‘八贼曰；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有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于是杀王。”③
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攻克薪州，“戮荆王尸”郡王皆被杀。同年五月，张献忠攻克湖广首府武昌，又把楚王朱华奎用笼装着沉入长江。
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挥师入川，更明确宣布：“但能杀王府乡绅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④到成都后，他又“令各郡县起送壬府宗室暨家口数万人，皆杀之”⑤。“蜀府宗支，多在灌县，乃发兵围之，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⑥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大西政权，还进行过镇压四川官僚地主武装叛乱的斗争。在南京弘光政权支持下，四川官僚地主武装叛乱的口号是“回已去之天命，挽既失之人心”⑦。一句话，就是要恢复明朝的天下。大西政权与四川各地的叛乱武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说明了革命的农民阶级与反动的官僚地主是势不两方的。
（二）实行有利于农民的经济政策
张献忠在农民革命栈争中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经济政策。
1 .土地政策。张献忠在起义过程中，虽未提出过象李自成大顺政权所提出的“均田”那样明确的土地政策，但是，从以下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献忠曾实行过为贫苦农民夺取土地的政策。
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攻克湖南"常德、武陵等地，在严厉镇压敢于反抗农民军的明朝首辅大学士杨嗣昌的家族的同时，曾发出通令，凡“霸占土地，查还小民”。⑧就是这一年，在湖南长沙的吉王朱慈奎，临到灭亡前夕，还仗势霸占民田上万顷，激起了长沙一带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在张献忠的有力支援下，取得了夺田斗争的胜利。“明崇祯末，吉藩强收民田万顷。奸民聚众倡乱，杀校尉，扼其疏不得上，时流寇张献忠已破荆、襄。奸民招之至，且为内应，上下鼎沸”⑨。
2.没收朱室宗藩及富民大贾的财产。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攻克武昌，“楚宗从贼者执（楚）王见献忠，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⑩。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张献忠攻克重庆，没收库银达四十多万两。同年八月，农民军攻克成都，又收缴了蜀王朱至潮等宗藩官僚的财产，还“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观铜象，溶液成钱”⑪“各州郡籍境内富民大贾，勒输万金，少亦数千金。……拷掠宗藩贵戚，以次及大贾富民而又尽之”⑫。
.3.账济贫民，免征租税。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张献忠攻克襄阳，发银十五万赈饥民。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张献忠攻克武昌，下令发楚邸金赈饥民，靳、黄二十一州县悉附。这年，张献忠在湖南作战时，亦散财济贫，发粟赈饥。为了使贫苦农民能够杼到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张献忠还在湖南、四川等地先用实行过“三年免租，一民不杀”⑬的政策。
此外，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还在蜀世侑见,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观铜象，溶液成饯。其文闩“大顺通卡”，便利贸易，亦有利于农民。
（三）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文化政策
1.蔑视封建神权。封建神权是束缚我国劳动人民的四条绳索之一。传播封建神权思相的主要基地—寺庙，利用它的特殊地位,配合封建政权任意欺骗压迫劳动人民。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率军入川，来到素称“鬼城”的丰都县。有部分士兵住宿于丰都名山的阎王殿中，守庙人竟將他们害死。张献忠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斫神象如粉，夷其庙”⑭。四川中江县宁国寺僧，公开参加反革命武装叛乱。大西政权不仅严惩了参加叛乱的寺僧，而且将该寺一千多个神象的脑袋全部砍掉。此外，如违抗大西政权缉拿命令，隐匿一朱姓宗室的成都大慈寺，日以武备教寺僧，图谋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遂宁广德寺，以泸州豹子洞为据点，杀害农民军官兵和危害百姓的七宝寺等，寺中反动僧人都先后被大西政权镇压。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攻克重庆，在演武场审讯明瑞王朱常浩、明四川巡抚陈士奇等人。这时天空出现乌云雷电，有人认为天怒难犯，张献忠大怒说：“由老子杀人，与天何涉？”命令士兵架起来大炮向天轰击，顿时云散天青。
张献忠虽然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为了维护革命政权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他却敢于向封建神权宣战，焚毁作为反革命叛乱据点的庙宇，镇压反动寺僧。这在我国古代的农民革命战争中也是少见的，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的革命行动。
2.行文用口语和简笔字。大西政权公文，如诏书、告示、报告等，一律用白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让粗知笔墨的人也能够看懂；反对咬文嚼字，故为艰深晦涩。从仅仅一百多字的“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文中可以看出，为封建传统所排斥的简笔字，如“断”、“数”、“细”、“营”、“扰”、“管”等都用上了，这反映了大西政权在文化上有大众化的倾向。
（四）实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为了团结四川边区的少数民族，曾宣布；“边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赋。”各土司，“降者仍其职”⑮。上述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献忠遍招诸土司，用降人为诱，铸金印赍之，以易其官。”⑯“蛮人贪贼财物，往往弭首羁糜。”⑰当时，四川即有瑶族五万降于张献忠。
大西政权的上述民族政策，在张献忠抗清牺牲以后，他的义子李定国、,刘文秀等，在云南、贵州仍继续贯彻执行。大量的少数民族子弟参加李定国、刘文秀等领导的抗清队伍中来。“定国所将半为傑保瑶老，虽其士官极难铃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⑬李定国、刘文秀分别率领由西南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清队伍，掀起了抗清斗争的第二次高潮，在四川战场和中南战场取得了辉煌胜利。一九五二年（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刘文秀“招（果保为助”⑲，连克叙州、重庆、直捣保宁。在李定国率领下的“侈兵”，“能跣战”，“不畏矢，执标枪大刀，尝以少胜多”。在湖南祁阳与尼堪所领清军战斗中，李定国“令诸苗兵截其后”，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攻破桂林，歼灭清定南王孔有徳的战斗中，李定国所率领的由少数民族士兵驾驳的“象队”，起了很大作用。
大西军为此广泛地把西南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参加抗清斗争，并取得了两蹶名王（歼灭清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威震中南，收复四川广大地区的重大胜利，这是当时的汉族地主阶级中的抗清派根本没法作到的，因而也是十分可贵的。
三、坚决抗击清军的大西政权
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革命性，还表现在它始终坚持抗清斗争方面。随着清军入关，国内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清军和汉族地主阶级中的投降派与农民军的矛盾成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李自成大顺军抗清战争失败后，清军的矛头很快转向张献忠大西政权。为了分化瓦解农民军力量，早在一六四五年冬十月，清顺治帝福临就下了一道所谓给四川城堡营卫文，武各官及兵民人等的“诏谕”，妄图以高官厚禄引诱张献忠投降。这个“诏谕”说，“明祚衰微，奸臣政舛，人心瓦解，国祚沦亡。今天下一统，率士臣民，皆朕赤子。张献忠前世扰乱，皆明朝之事。因远在一隅，未闻朕抚绥招徒之旨，是以归顺稽迟。朕洞见此情，故于遣发大军之前，特先遣赍诏招谕。方今有志之士，皆欲争先归顺，建立功业。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先描取。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所至，悔之无及。特兹诏谕，想宜知悉。”⑳与此同时，清，总督八省军务吏部左侍郎佟为恭，还派遣王汉杰、崔法舜带着告示前往四川，向张献忠说降。清政府还利用投降他们的官僚地主分子向西南渗透，争取西南官僚地主的支持和寻找大西政权中的动揺分子。
张献忠拒绝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威胁利诱，主动担负起抗清重任，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战略方针，并指定孙可望作为他的继承人，表示坚决抗清到底，“毋为不义”。
一六四六年七月，张献忠亲自率领大西农民军离开成都，进军川北，将指挥部设于西充县凤凰山，准备迎击清军的进犯。这年十二月，由于川北朝天关守将刘进忠叛变降清和张献忠骄傲轻敌，指挥部遭到清军的突然袭击。张献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在“四将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由川北南下，经重庆、綦江、遵义，进入贵州、云南，建立政权，团结西南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坚持抗清。这个政权建太庙祀张献忠，称张献忠为“太祖”，尊孙可望为主，设六卿，以“兴朝”为年号，用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实际上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继续。这个政权有力地领导了建立西南抗清根据地的斗争。一六五二年，大西军分别由李定国、刘文秀率领，在中南战场和四川战场向清军发动了大规模反击。李定国“两蹶名王”，刘文秀收复叙州、重庆、成都，给清朝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其后，虽然由于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进攻，由于孙可望所挑起的分裂内战和无耻叛降，由于李定国对永历帝逃跑路线的妥协等原因，终于在一六六二年失败了。但是，大西军抗清斗争的英雄业绩是值得赞颂的。这亦充分表现了大西政权是一个农民革命政权。
四、以农民革命战士为領导核心的大西政权
从大西政权组织成员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大西政权的的组织成员有如下几种人：
1.农民军官员；2.知识分子；3.投向农民军的原明朝官员；4.其它人员。
农民军官员，是在长期的农民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如张献忠、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这个由农民军高级将领组成的领导集团是大西政权的领导核心。
张献忠在起义战争中，通过个别争取和开科取士，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到大西政权中来,也接纳了大量投顺农民起义队伍的原明朝军政官员以及其它人员。如张献忠在湖南，“求知名之士”，㉑实行降官各授以职，
“求故官有名称者授与职”㉒的政策。崇祯十六年（1613）五月，张献忠攻克武昌建立政权时，在原楚王府的大门前树了两杆大旗，一杆旗上写着“天与人归”，另一杆旗写的就是“招贤纳士”。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时.，曾下诏说：“凡有前朝在籍乡绅及未仕两榜举贡监生、新旧生员、童生、民间俊秀子弟、下至医卜僧道，与天深山穷谷隐逸硕士，凡有抱一长，一技，堪为帝王佐，鹰扬帷幄者，……不拘资格，量材酌用。”㉓从崇祯十六年（1643）到永历八年（1654），张献忠及其余部先后七次开科取士，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农民革命战争中来。具有代表性的如潘独鳌、徐以显、王秉贞、汪兆齢、谭嘉瑞，吴之才、史可镜等，在大西农民政权和农民军中，都曾担任过军师、丞相、巡抚、巡按以及府、州、县官等不同重要职务，有的甚至领兵打仗，为农民革命献出了生命。所以张献忠说：“吾昔日在庐州，用一人即破一城，岂有文人无用之理。”应城诸生潘独鳌，越狱投向张献忠后，“献之文移皆其所撰”。张献忠与谷城诸生徐以显一见如故，颇用其计谋。徐以显也“进献忠以孙吴兵法”。桐城诸生汪兆龄，破桐越狱，逃出投奔张献忠后，“为忠指画攻取之策，陈说图王定伯之谋，献忠喜得隹士，朝夕与俱，凡运筹帷幄，言听计从。江北一带府、州、县地方势成破竹者，兆龄之力居多。”㉔这些人都受到张献忠的充分信任和尊重。如曾任右丞相的四川绵竹进士严锡命，张献忠“见必称严先生，礼貌甚优”。但当他违背张献忠关于圣谕碑面北背南的命令时，“献忠以其违旨，命廷杖一百二十”。㉕特别是当张献忠发现严锡命贪污大西政权公款在绵竹修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私人宅第时，即“以第宅壮丽不法，赐死”㉖。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大西政权吸收知识分子及接纳原明朝官员是有其政治标准的，那就是必须服从农民革命利益的需要，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农民革命政权的方针政策。因此，若单以这些人原系知识分子或明朝官员，就确定他们所参加的大西政权是封建地主政权，显然是不科学的。
五、結語
我们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去苛求古代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但是，在认识大西农民政权的革命性的同时，仍然应该客观地看到它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认识农民革命的历史教训。
在政治上，大西政权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纲领。它从诞生的那天起，所追求的也不过是一个好皇帝。皇权主义的幽灵，总是伴随着大西政权从建立到失败。
大西政权过分迷信军事镇压，而忽视了统一战线工作。面临艰巨的抗清战争，大西政权应该迅速调整与李自成大顺政权，与地主阶级抗清派的关系，以便实行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联合，共同抗清。但是，张献忠却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缺乏应有的政策观念，一味搞军事镇压。
张献忠还利用一种落后的干爹干儿子的关系来维持大西军的核心领导（“四将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都是张献忠的干儿子，并改姓张），并且把继承权主观地授命于老大孙可望，致使孙可望皇权思想大发作，为了实现自己当皇帝的野心，置抗清战争大局于不顾，在大西军内部大肆制造摩擦，甚至最后堕落成为叛徒，投降了清朝。
大西政权没有能够完全抗住地主阶级腐朽生活作风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侵蚀。张献忠本人在成都称帝时，也是大搞排场，挥霍浪费。大西军部队进入大城市，特别是进入成都后，不断出现贪污腐化甚至叛逃事件。对这些现象张献忠虽在后来已有所发觉，甚至带头摔掉了皇冠，重新戴上与士兵一样的布帽，但历史的发展规律却不是凭个人主观意志所能转移的。
在思想上，大西政权摒弃了在此以前的农民起义所常用的宗教迷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大西政权仍然未能摆脱天命观的影响和支配。诏谕、文告一开始就是“奉天承运”、“天与人归”。
在经济上，大西政权更没有提出一个彻底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纲领。
总上所述，可以看出，张献忠大西政权虽然有那样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作为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存在于明末清初，却是无法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
注释：
①《明会要》侏十七
②《明史》卷三〇九
③《尊史无文》卷十五
④《平寇志》卷十一
⑤民国《荥经县志》卷九
⑥《客滇述》
⑦《滟滪囊》卷三
⑧《孤儿吁天录》卷十六
⑨光绪《湖南通志》卷一七五
⑩《平冠志》卷六
⑪《梵天府丛录》每十三
⑫《蜀龟鉴》住二
⑬《国榷》卷一
⑭《爝火录》卷二
⑮民国《雅安县志》卷四
⑯〈蛮司合志》卷七
⑰《绥寇纪略》卷十
⑱《天香阁随离》卷一
⑲民国《巴县志》卷二十一下
⑳《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一
㉑光绪《湘潭县志》卷八
㉒同治《衡阳县志》卷七
㉓《李定国纪年》第70页，中华书局1960年上海第一版
㉔《纪事略》
㉕《蜀记》
㉖《蜀破镜》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