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Chingkang(@maoistQAIIbot) 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增补
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为了对无产阶级进行报复，把我国劫掠一空，并且不顾对本国工人许下了怎样的诺言，继续实行掠夺和封锁，因此直到我国出版机构已经把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任务安排停当时，我才从国外得到了一些补充材料。我决不奢望把这本小册子看做超过匆匆草就的政论家札记的著作，因此只扼要地再谈几点。
一、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另行组织了“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事情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我说“想必”，是因为我仅有新到的两号（第7号和第8号）左派的《苏维埃报》（《Il Soviet》），报上在公开讨论分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谈到了“弃权派”（或抵制派，即反对参加议会的派别）的代表大会，这一派目前还留在意大利社会党内。
同“左派”即反议会派（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政治，即反对政党和反对在工会内工作），像过去同’中派”（即考茨基派、龙格派、“独立党人”等等）的分裂一样，恐怕会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就让它这样吧！分裂总比混乱好，因为混乱既妨碍党在思想上、理论上、革命精神上的成熟和发展，也妨碍党合衷共济的实际工作。
让“左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把自己实际检验一番吧，让他们不要严格集中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政党，不要掌握各个方面、各个门类、各种形式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本领，而去试一试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并进而实现这一专政）吧。实际经验很快就会开导他们的。
不过，必须竭尽全力使同“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碍或尽量少妨碍工人运动中一切真心诚意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在不久以后的将来必然要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合并成一个统一政党的事业。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幸运的是，他们在直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斗争爆发以前很久，已经对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和“左派”进行了15年的一贯的和彻底的斗争。而欧美，现在不得不以“强行军”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工作。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工人群众便会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联合起来，并且把一切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党，组成一个能够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二、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共产党人和左翼独立党人之间的妥协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要实现这种妥协并不容易。此后我收到的几份报纸也证实了这两点。1920年3月26日出版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Die Rote Fahne，Zentralorgan de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第32号上，载有中央就卡普、吕特维茨军事“叛乱”（阴谋，冒险）和“社会主义政府”问题发表的“声明”。这篇声明，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看来，都是完全正确的。它的基本前提是：目前还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基础”，因为“多数城市工人”拥护独立党人。它的结论是：答应“在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政府采取“守法的反对派”的态度（即不进行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准备工作）。
无疑，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固然不应当在措词上吹毛求疵，但是对有些地方则不能默不作声，例如不该把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在共产党的正式声明中）称为“社会主义”政府，又如谢德曼之流的党和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先生们的党既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那就不该说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这类话；也不该写出像声明第4条里这样的语句：
“……不受限制地享用政治自由和资产阶级阶级民主可以不再成为资本专政的情况，对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对于进一步把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是极为重要的……”
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如德国的韩德逊之流（谢德曼之流）、斯诺登之流（克里斯平之流），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圈子，而资产阶级民主又不能不是资本的专政。要达到德国共产党中央所完全正确地力求获得的实际效果，根本不需要写出这些原则上错误的、政治上有害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要讲讲议会式的客套话）：当多数城市工人还跟着独立党人走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妨碍这些工人通过对“他们的”政府的体验去消除自己最后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幻想。这就足以证明必须实行一种真正必要的妥协，即在一定时期内不试图用暴力推翻为多数城市工人所信赖的政府。然而在进行日常的群众鼓动，不受官场、议会的客套拘束的时候，当然还可以补充说一下：让谢德曼之流这批恶棍，让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这般庸人在实际中揭穿他们自己如何受骗而又如何骗了工人吧；他们那个“干净的”政府会“最干净地”做一番“清扫”工作，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其它种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打扫干净。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目前的领袖们（有人说这些领袖已经丧失任何影响，那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要比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并答应“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危险）的真面目，在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即卡普和吕特维茨先生们的政变中，再一次暴露无疑。《自由报》（《Freiheit》，独立党人机关报）1920年3月30日和4月14日发表的两篇短文，即卡尔·考茨基写的《决定关头》（《Entscheidende Stunden》）和阿尔图尔·克里斯平写的《论政局》，就是一个小而鲜明的例证。这两位先生绝对不善于像革命家那样思考和推理。这是一些只会嘤嘤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们自称是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者，他们对无产阶级就要更加危险一千倍，因为事实上每当困难和危急时刻，他们必然会干叛卖的勾当……同时却“极其真诚地”自信他们是在帮助无产阶级！要知道，改称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胆小怕事和毫无气节，曾认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已毫无希望，并开始在协约国资本家和协约国刽子手的面前啜泣，当时他们也是想要“帮助”无产阶级！
三、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意大利社会党容忍这样一些党员，甚至这样一批议员留在党内是错误的。前面提到的那两号意大利《苏维埃报》完全证实了我的话。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驻罗马记者这样一位旁观者，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20年3月12日该报登载了这位记者对屠拉梯的一篇访问记。他写道：
“……屠拉梯先生认为革命的危险还没有达到在意大利引起过份忧虑的程度。最高纲领派把苏维埃理论当火来玩，只是为了使群众经常处于兴奋紧张的状态。然而这种理论纯属海外奇谈，是尚未成熟的纲领，毫无实际用处。它只能使各劳动者阶级处于期待的状态。那些把这种理论当作诱饵去迷惑无产者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进行日常的斗争，以获得某些往往是微小的经济改善，好来延迟时日，使各劳动者阶级不致立即失去幻想，失去的心爱的神话的信心。因此，发生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各种原因的罢工，一直到最近的邮政和铁路部门的罢工，──这些罢工使得本来就很严重的国内情势越发严重了。亚得里亚海问题所造成的困难，使全国忿忿不满，积欠外债和滥发纸币，使得全国消沉颓丧，但是我们的国家还远未意识到有推行劳动纪律的必要，而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恢复国内的秩序和繁荣。……”
非常清楚，屠拉梯自己以及庛护他、帮助他、教唆它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显然要加以隐瞒、粉饰的真情，却被这位英国记者泄漏出来了。这种真情就是：屠拉梯、特维雷斯、莫迪利扬尼、杜果尼先生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确实是而且恰恰就是这位英国记者所描写的那样。这是彻头彻尾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单拿他们主张处于雇佣奴隶制度下、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劳动的工人必须遵守秩序和纪律这一点来说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孟什维克式的言论，我们俄国人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承认群众赞成苏维埃政权，这该是多么宝贵啊！他们看不出自发开展的罢工运动的革命作用，这又是多么愚蠢，多么像资产阶级那样庸俗啊！是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记者像熊那样给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帮了忙，而且出色地证实了博尔迪加同志以及《苏维埃报》中的友人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他们要求，如果意大利社会党想真正拥护第三国际，那就该把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搞臭，赶出党的队伍，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
四、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但是博尔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们，却从对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所作的正确批判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凡是参加议会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拿不出丝毫郑重的论据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他们简直不知道（或尽量想忘掉）国际上有过以真正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方式、以确实有益于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方式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范例。他们简直想象不出什么“新”方式，而对利用议会的“旧”方式、非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叫喊不休。
他们的根本错误也就在这里。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场所，而且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该提供（如果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它就无法提供）在原则上是新的、同第二国际传统彻底决裂的东西（同时要保持并发扬第二国际所贡献的好东西）。
就拿报刊工作来说吧。报纸、小册子、传单等都是用来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一个多少文明一点的国家里，任何群众运动都非有报刊机构的帮助不可。无论你怎样大叫大嚷反对“领袖”，无论你怎样赌咒发誓要保持群众的纯洁，使他们不受领袖的影响，终究还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来做这项工作，还不能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项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气氛和环境。甚至在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已经两年半的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还能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关系大量存在（在农民和手工业者当中）的这种气氛和环境。
议会活动是一种工作形式，报刊工作是另一种工作形式。如果作这两种工作的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的党员，那这两种工作的内容都可以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也应当是共产主义的。但是，无论在前一种或后一种工作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无论在哪一种工作中），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要战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影响，要削弱小资产阶级环境的阻力（进而彻底改造这个环境），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必须克服的困难，种种必须完成的独特的任务。
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各国非常“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其它人物都痛骂议会制度，嘲笑像资产阶级那样平庸的社会党议员，抨击他们的钻营勾当，如此等等，可是他们自己却通过报刊工作，通过工团（工会）工作，去干同样的资产阶级式的钻营勾当。当时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例子难道不是非常之多吗？只就法国来说，难道茹奥和梅尔黑姆这些先生的例子还不典型吗？
“拒绝”参加议会活动之所以幼稚，就是因为人们想用这种“简单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在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妄想逃开自己的影子，只是闭眼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困难罢了。无耻透顶的钻营勾当，按照资产阶级方式来享用议会肥缺，对议会工作的惊人的改良主义曲解，庸俗的市侩式的因循守旧，──凡此种种，毫无疑义是资本主义到处产生着的，不仅在工人运动之外，而且在工人运动之内产生着的通常的和重要的特征。然而资本主义及其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环境（这种环境，就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也消逝得很慢，因为农民通常在复活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在工作上的一切领域，都产生着形式上稍有差别而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资产阶级钻营勾当、民族沙文主义和市侩庸俗习气等等。
可爱的抵制派和反议会派，你们觉得自己“极端革命”，但是事实上你们却在跟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时被一些并不很大的困难吓倒了，而你们一旦胜利，就是说无产阶级一旦推翻资产阶级而夺得政权，就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而且是大的多、大的无可比拟的困难。你们像小孩一样，被今天摆在你们眼前的小困难吓倒了，却不懂得在明天和后天你们仍然必须学会，必须补上一课来学会同样的然而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
在苏维埃政权下，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里来。他们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才，就不能建设也没有别的人才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重新教育无产者自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什么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反议会派现在这样趾高气扬地、这样目空一切地、这样轻率地、这样幼稚地想一挥手就抛开的那些任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在苏维埃内部，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内部，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当中会重新遇到（我们在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律师制，这是做的很对的，可是它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的名义下，又在我国复活起来）。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技术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弊端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要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即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习惯，是很“困难的”；要把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被资产阶级偏见完全腐蚀了的议员领袖驱逐出党，是“困难的”；要使我们绝对必需的（相当数量的，即使是很有限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困难的”；要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建立真正无愧于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党团，是“困难的”；要做到共产党议员不玩弄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游戏，而能在群众中从事最迫切需要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是“困难的”。用不着说，这一切都是“困难的”，从前在俄国是困难的，现时在西欧和美国更是困难无比，因为在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要强大的多，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等等要强大得多。
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如果同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终归必须完成的完全同样的任务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如果同这些真正巨大的任务比较起来，那么，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共产党员，就是易如儿戏的事情了。
如果“左派”和反议会派的同志们，现在连克服这种小困难都学不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来或者是没有能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大规模地管理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机构，或者是不得不仓促补课，而由于如此仓促，就会给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会比正常情况下犯更多的错误和表现得更软弱更无能，如此等等。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不仅如此，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么资产阶级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极其错误的，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领域，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战胜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它提法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五
在本书俄文版中，关于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性的革命政策方面的行为，我说得有点不正确。因此，我趁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版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
尼·列宁
怀恩科普的来信
亲爱的同志：
承蒙您的好意，我们这些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团的团员们，在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翻译成西欧各种文字出版以前，就有机会读到它。您在这本书中，对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在国际性的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再三表示不能同意。
但是，您把这些人的行为的责任放到共产党身上，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这是极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很少参加或者完全不参加我们党目前的工作；他们还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在共产党内推行反对派的口号，而对这些口号，荷共及其一切组织不仅过去，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仅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致兄弟般的敬礼！
戴·怀恩科普 1920年6月30日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