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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年）。处处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备应变。国外的侨民报刊，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
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导致群众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自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还有无数中间的、过渡的、摇摆的派别。确切些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真正代表阶级的各种思想政治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罢工斗争的广泛和激烈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政治罢工又发展为起义。领导者无产阶级同动摇不定的被领导者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实际检验。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在自发的斗争进程中诞生了。当时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争论，就预示了1917─1920年间的伟大斗争。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议会活动的策略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的更替，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的更替，以及这些斗争形式的相互关系和联系──这一切都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这个时期的每一个月，就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所受的政治科学原理的训练来说，可以等于“和平”“宪政”发展时期的整整一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反动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但同时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俄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发展突飞猛进。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破灭了。阶级斗争采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懂得──而革命阶级也正在从本身的痛苦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就不能取得胜利。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骨干保存得最多，发生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能力也最强。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了并且驱逐了口头革命家，这些人不愿意懂得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高潮起初来得非常缓慢，1912年勒拿事件后，稍微快了一些。经过1905年，整个资产阶级看清了孟什维克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于是千方百计来支持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克服了闻所未闻的困难，才打退了他们。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运用了正确的策略，即既要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又必须利用“合法机会”，那他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最反动的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把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1914─1917年）。在“议会”极端反动的条件下，合法的议会活动使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布尔什维克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不彻底的和彻底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革命主张──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观点，都在我们的侨民报刊上充分反映出来了。第二国际中的书呆子和老懦夫，看到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邻“派别”繁多，斗争剧烈，都高傲地嗤之以鼻，可是战争把一切先进国家中夸耀一时的“合法性”夺去以后，他们甚至连近似俄国革命家在瑞士和其它一些国家里组织自由（秘密）交换意见和自由（秘密）探索正确观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到。正因为如此，各国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好，“考茨基主义者”也好，都成了最恶劣的无产阶级叛徒。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在1917─1920年间获得胜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从1914年底就开始无情地揭露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法国的龙格主义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首领、费边派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见解，也同“考茨基主义”一样）的卑鄙龌龊和下流无耻，而群众后来根据自身的经验，也日益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至10月）。沙皇制度的极端腐朽和衰败（加上极其痛苦的战争的打击和负担）造成了一种摧毁这个制度的极大力量。在几天之内，俄国就变成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自由（在战争环境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和革命党的领袖，也同在最“严格的议会制”共和国内一样，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议会（尽管是反动透顶的议会）反对党领袖的身分，使这种领袖在革命中容易继续发挥作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几个星期内就对第二国际的欧洲英雄们、内阁派以及其它机会主义渣滓的那套方法和手腕、那套论据和诡辩十分精通了。我们现在读到有关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伦纳和奥斯特尔利茨、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龙格、英国费边派及独立工党领袖等人的一切评述，总觉得是（事实上也是）旧调重弹，索然无味。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那里见过了。历史真是开了个玩笑，竟使一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抢到许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去了。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都破了产，他们在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上丢了脸，如果说现在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政党（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龙格派的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光彩地”丢了脸而且变得胡涂透顶，如果说所有这些人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的奴隶（同1848年自命为“社会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一模一样），那么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身上看到了。历史开了这样的玩笑：1905年俄国产生了苏维埃；在1917年2月到10月间，孟什维克篡改了苏维埃，他们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破产了；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已经在全世界诞生，并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国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而第二国际的老英雄们也像我国孟什维克一样，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到处遭到破产。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发动反对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孟什维克的胜利斗争，是极其审慎的，所作的准备也绝不像现在欧美各国所常常认为的那样简单。在这一时期的初期，我们没有号召去推翻政府，而是说明，不预先改变苏维埃的成分并且扭转苏维埃的情绪，是不能推翻政府的。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即立宪会议，而是说，并且从我们党的四月（1917年）代表会议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而“工农”共和国即苏维埃共和国，则要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议会制共和国好。没有这种谨慎的、周到的、细致的和长期的准备，我们就既不能取得1917年10月的胜利，也不能巩固住这个胜利。
四、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就不能这样说了。国外还极少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这种革命性有些像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照搬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历次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党光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重犯旧错误，这种错误总是会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以稍微不同一点的形式，以前所未见的打扮或装饰，在独特的（多少独特一点的）环境里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么毫无疑义，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19世纪70年代）曾盛极一时，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迎合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就有这种传统，而在1900─1903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特别巩固。布尔什维主义继承并继续了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倾向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种阶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极客观的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自己特别“革命”特别“左”，因为它肯定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屏弃这种做法。我们屏弃个人恐怖，自然只是出于对这种手段是否适当的考虑，如果有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或者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包围下所采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么这类人早在1900─1903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第三，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左”就是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附带说明一点，历史现在已经在广大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证实了我们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请注意，普列汉诺夫早在1900─1903年间就要求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在1913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叛卖行为）同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最相近。现在1920年，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各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毫无气节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如果我们现在大致回顾一下从巴黎公社到第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便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轮廓。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一封信，曾经异常鲜明、尖锐、直接、明确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可是这封信竟被倍倍尔从1875年到1911年搁置了36年）分不开的；第二，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最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主义同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一次是1908年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另一次是1918年（缔结布雷斯特和约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1908年，“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那时“左派”──其中许多人是优秀的革命者，后来还光荣地成了（而且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员──特别援引1905年抵制议会成功的经验作为论据。当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咨议性的“议会”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果然扫除了这个议会。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根本不参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义。而且当时的斗争内容是：让沙皇去召集第一个代表机构呢，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后来情况不同，既然没有把握并且也不可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客观形势，以及这种形势是否按照同样的方向和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那么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
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补救的错误，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几年中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补救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会非常迅速地高涨并转为起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正在维新的整个历史环境，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这个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它同以后各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它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机构（如保险基金会等），那么他们就决不可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
1918年事情没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或者说“派别”，而且为时不久。“左派共产主义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同志、布哈林同志，在1918年这一年就已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原来认为，布雷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说来，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
现在当我听到人们，例如“社会革命党人”，攻击我们签订布雷斯特和约的策略的时候，或者当兰斯伯里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我们英国工联的领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那他们也可以妥协”的时候，我通常是先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回答：
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给了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Dout des”（“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一种妥协。
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派（考茨基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说伦纳之流的先生们了），法国的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英国的费边派、“独立党人”、“工党分子”（“拉布分子”）等，在1914─1918年间以及1918─1920年间，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一个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命无产阶级，正是应当善于辨别出那种不能容许的、蕴涵着机会主义和叛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判，猛烈地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容许那班老于世故的“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和老奸巨滑的议员用泛谈“一般的妥协”来推卸和逃避责任。英国工联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领袖”先生们，正是这样来推卸他们实行叛卖所应负的责任，推卸他们实行那种确实意味着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变节和叛卖的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在政治上决不总是像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打一张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为了不给人留下曲解的余地，我想把一些基本情况提出来（即使是十分简要地），以便对具体的妥协进行分析。
通过签订布雷斯特和约而同德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的党，从1914年底起就以行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也不愿走可以登上资产阶级政府大臣宝座的道路。革命在推翻了沙皇政府和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以后，又使这个党受到了新的、极大的考验：它不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实行任何妥协，而是作了推翻他们的准备，并且果真把他们推翻了。这个党取得政权以后，便彻底摧毁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这个党一面公布和废除了帝国主义者缔结的秘密条约，一面向各国人民建议媾和，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媾和而布尔什维克为加快德国和其它国家的革命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后，它才屈服于布雷斯特强盗的暴力。大家都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1914─1920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正如他们国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都表明他们已沦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