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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就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全方面的专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物质还是生活，资本主义处处为无产阶级设置禁锢。
2.资本主义明星文化是资产阶级奴役无产阶级的精神鸦片，在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必须对其彻底改造。
3.在理想条件下，群众追星，实际上是正常的，但是资本主义下的明星文化，很显然是堕落人民群众的好工具，被刻意抬起的明星文化腐朽了群众，这正是资产阶级想要的。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鲁迅先生对一个民族批判的血痕至今还未抹去，如今的人民依然沉浸于短视频、直播等网络搭建起的勾栏，不消忍受酷暑严寒下的聚众围观，找个舒适位置便可做起看客。中华民族，成为了别人口中最吃苦耐劳的受压迫民族。
但这又并非是一部分小资朋友用以妄称一个民族为“劣等民族”的依据，拿来宣讲起一套学习先进民族，灭绝低等民族的逆向民族主义言论。我们仔细考据下便不难发现，这似乎是世界人民的一个共同性——正如梭罗先生描写的美国人一样，“我们急急乎要在大西洋底下设（电报电缆）隧道，使旧世界能缩短几个星期，很快地达到新世界，可是传入美国人的软皮搭骨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
我们不能否认是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发明了表演这一伟大的艺术形式，为人民自己找寻到一处精神的温柔乡。然而在剥削社会中，统治阶级逐渐篡夺了这心灵的给养，占据舆论宣传的阵地，使之转变为维护自己地位，巩固阶级压迫的手段。“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表演成为了蛊惑人民幻想富贵，不问世事的精神鸦片，而国家暴力机关与政治高压环境也让群众觉得斗争反抗同舞台上的戏剧一样虚假。
表演的形式需要主体进行表达，而可以集中群众视线的明星便是统治阶级利于掌控的一个主体。河蟹国的资产阶级采用了流水线式的流量明星，通过短生命周期的人设包装，在一波又一波的娱乐浪潮中掏空群众的钱包。而速成明星让明星本身严重商品化，忽视与剥离其人的社会属性，导致了大量“低素质”明星的出现——这反过来让花边小报活跃起来，在他们的宣传下进一步刺激了人民的看客心态。资产阶级在其中既榨取到了人民的血汗，也成功消弭了剥削下人民的斗争意志，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我们就要对当下的娱乐形式进行完全的否定批判吗？
手段本身不值得革命者去批判，相反，我们应当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之，使之成为提高人民革命自觉性的有力宣传武器。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专政手段，相对的，无产阶级也可以有手段去专资产阶级的政。因此，更值得同人民揪出来批判的，应该是现在正挥舞它蛊惑人民的资产阶级。
在社会主义阶段，明星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他们对于人民在鼓励社会生产与保持革命精神的方面仍保持巨大作用。在苏联的斯大林时期，高尔基因其在沙俄时期对底层人的苦难描绘成为当时无产阶级作家的明星（尽管他被当下某些自由派抹黑成“堕落”的红色贵族）；用老式风镐突破世界采煤记录的一名采煤工人掀起了全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成为了全苏联乃至世界劳动者的榜样。而在中国，《白毛女》《红灯记》等革命作品的创作与王进喜、雷锋等人民精神的宣传成为革命时代的一抹赤色。
这当然与鼓吹“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河蟹不同，用国家机器与资本包装出来的“普通人”明星也不过是几个官僚的提线木偶，因为所有无产阶级明星的诞生都有着一个必要前提——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