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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证明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是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的时候，竟遇见一种十分流行而又十分奇怪的意见，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拖延政治任务和政治斗争。我们知道，这种意见与真实情况截然相反。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曾多次阐述过，而且早在最初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中，即“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的小册子和书籍中就已经阐述过，为什么有人竟如此惊人地不了解呢？我们觉得，这一奇怪事实是由于下面三个原因产生的：
第一，是因为旧的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他们拟定纲领和行动计划，总是根据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根据对各个在国内活动、而其相互关系已由历史决定的现实阶级的估计。正因为人们没有用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来讨论那些支持俄国民主运动的利益，才能发生这种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忽略俄国革命者的民主主义任务的意见。
第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换成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政治压迫的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俄国激进派分子往往觉得，社会民主党人不直接号召先进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而提出了发展工人运动和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就是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往后退，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那就不过是法国俗语所说的那种后退：“为要远跳，必须后退！”
第三，误会所以发生，是因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概念本身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比旧的革命理论代表人物的理解广泛得多。1895年12月9日《“民意社”快报》第4期，就具体证明了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说法。我们衷心欢迎这个刊物，因为它表明在现代民意党人中间进行着一种很有成效的深刻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纲领问题》一文显然表明老民意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
- 注：在第4期上发表的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不过是彼·拉·拉甫罗夫预定在《资料》上发表的那封长信中的“摘录”而已。我们听说，今年（1897年）夏天，在国外发表了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全文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可是我们无法看到这封信，也无法看到这个回答。《“民意社”快报》编辑部曾答应在第5期上发表编辑部对于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评论，但我们也不知道该期是否已经出版。
彼·拉·拉甫罗夫谈到民意党人的纲领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关系时写道：“……这里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在专制制度下面，离开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是否有可能组织强大的工人党呢？”；在稍前一点也同样说：“……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组织俄国工人党，而不同时组织反对这个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我们完全不懂彼·拉·拉甫罗夫认为十分重要的这些差别。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作“除了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之外的工人党”？？难道工人党本身不是革命党么？难道工人党不反对专制制度么？对于这个奇怪议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建立俄国工人党的组织，是要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时组织政治密谋来反对专制制度及其搞这种密谋的一切条件而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的政治纲领当然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因为工人的解放将能用工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然而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民意党人原来认为政治斗争与政治密谋是一回事！必须承认，彼·拉·拉甫罗夫的这些话，真是十分明显地指出了民意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斗争策略方面的基本区别。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以致他们只能把政治斗争设想为政治密谋这种形式。社会民主党人却没有这种观点狭隘的毛病；他们不相信密谋，认为密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就是极大地缩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这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意味着选择了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谁都明白，彼·拉·拉甫罗夫所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西方的活动看成最好的榜样”，不过是辩论中的胡言乱语罢了。其实，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公开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分开。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他们认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应当是组织密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一切表现，把警察政府的勇士们统统钉上耻辱柱，迫使这个政府实行让步。难道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不正是这样么？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而没有组织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泉源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么？难道“协会”的活动——尽管它活动的时间很短——不是已经证明，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是政府不得不考虑并急于对它作出让步的巨大政治势力么？1897年6月2日颁布的法令，无论按其匆忙施行或就其本身内容来说，都显然表明这是被迫对无产阶级实行的让步，这是从俄国人民的敌人手中夺得的阵地。虽然这个让步很小，虽然这个阵地不大，可是要知道，争得这个让步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并不大，并不坚固，成立不久，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经费：大家知道，“斗争协会”只是在1895—1896年间才成立的，它对工人们的号召，只是通过胶印的和石印的传单。如果这样的组织至少包括了俄国工人运动一些最大的中心（圣彼得堡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区，南俄以及各重要城市，如敖德萨，基辅，萨拉托夫等等），拥有革命机关报，在俄国工人中间享有象“斗争协会”在圣彼得堡工人中间所享有的那种威信，那么这个组织就会成为目前俄国最大的政治因素，成为政府在其全部内外政策中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这难道可以否认么？一个组织，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强工人的组织和纪律，帮助工人为自己的经济需要而斗争，又接二连三地从资本手里夺得阵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不断地和勇往直前地攻击专制制度，消灭每一个使无产阶级感觉到警察政府魔爪的沙皇强盗，这样的组织就会是既适合我国条件的工人党组织，又会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强大的革命党。预先来谈论这个组织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将采用什么手段，例如，它将采取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或者其他进攻手段，——预先来谈论这个问题，并且要在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是空洞的学理主义了。这就好象将领们尚未调集军队，动员军队去进攻敌军以前，就预先召集军事会议一样。当无产阶级军队在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下，勇往直前争取自身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时候，这个军队自己就会给将领们指明行动的手段和方法。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对专制制度实行最后打击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正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状况，工人运动的广度，运动本身所造成的斗争手段，领导运动的革命组织的素质，其他各种社会分子对无产阶级和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国外国内的政治条件，——总而言之，取决于千百种条件，而要预先猜测这些条件，是既不可能又无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