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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在谈党章问题继续讨论的情况以前，必须讲一下《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几次非正式会议，以便说明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分歧。这四次会议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是在表决了党章第1条以后举行的，所以，《火星报》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发生的分裂，无论在时间上或者在逻辑上都是以后斗争的先声。
《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
- 注：为了避免陷入无法解决的争论，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些非正式会议上的情况的说明，已经是尽量简单了。基本的事实已经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中叙述过了。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答复》中并没有对这些基本事实表示异议。］
是在组委会事件（它是挑起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可能的候选人问题的导火线）以后不久召开的。不言而喻，由于限权委托书被取消，这几次会议只具有协商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作用，但是这几次会议的意义毕竟是很大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许多代表看来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秘密名字，也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的内部工作情况，虽然这个组织造成了党在事实上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成为正式承认《火星报》的理由之一的对于实际运动的领导。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火星派分子团结一致的时候，他们完全有保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五分之三的大多数，全体代表都很了解这一点。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正是期望《火星报》组织提出一个关于中央委员会一定人选的名单，并且《火星报》组织中没有一个人有一句话表示反对预先在这个组织中讨论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到要批准组委会全体委员，即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全体委员协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值得重视，因为现在马尔托夫分子事后热心拥护组委会，这不过是千百次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气节而已。
- 注：请仔细想象一下这幅“风俗画”吧：《火星报》组织的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同《火星报》组织协商过，并且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协商。而当他自己在这个组织内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之后，他却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后赞扬组委会，并傲慢地漠视给他代表委托书的那个组织！我敢说，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和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历史中都是找不出来的。
当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引起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尔托夫和阿基莫夫团结起来的时候，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人都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从代表大会的记录和《火星报》的全部历史中都很容易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即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同时必须指出，有几个火星派的组委会委员没有出席代表大会，完全是偶然的，有的是由于被捕，有的是由于其他种种“客观”情况）。参加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已由巴甫洛维奇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列举过了（见他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3页）。
《火星报》组织内部激烈辩论的最终结果，就是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引证过的两次表决。第一次表决是“以9票对4票3票弃权否决了马尔托夫所支持的候选人之一”。《火星报》组织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16个成员一致同意讨论关于可能的候选人问题，并以多数票否决了马尔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候选人之一（这个候选人就是现在马尔托夫同志自己也忍不住将其泄漏出来的施泰因同志，《戒严状态》第69页）——这不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事情吗？要知道，我们聚集起来举行党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和解决究竟把“指挥棒”交给谁掌握的问题，而我们全体党员的义务就是要极认真地对待议程上的这一项，正如鲁索夫同志后来十分公正指出的那样，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庸人的温情”出发。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候选人问题时，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和小型的会议上，不能不涉及到某些个人品质，不能不表示自己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 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伤心地抱怨，说我表示不赞成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但是他没有觉察到，从他的抱怨里得出了对他自己不利的结论。列宁当时的举动——用他的说法——狂暴（同盟记录第63页）。真的。他使劲把门关了一下。不错。他的行为（在《火星报》组织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会议上）使当时在场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实情。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是我在各个争论问题的实质方面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已经为代表大会的进程所证实。其实，既然《火星报》组织的16个成员中毕竟有9个赞成我的立场，那么，显而易见，虽然态度激烈，哪怕态度激烈，人们还是赞成我的。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态度激烈”，当时站到我这方面的人也许比9个还要多呢。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论据和事实必须胜过人们的“愤慨”，而终于得到克服的这种“愤慨”愈大，这些论据和事实也就显得愈有说服力。
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把不赞成候选人看作一种“侮辱”（同盟记录第49页），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就“吵闹”和大发歇斯底里，是很荒谬的。可是当时我们的少数派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同盟记录第70页），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险恶的计谋”（《戒严状态》第69页）。你看，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有人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党的正式的最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就在街头公众面前抱怨，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增补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我们在国外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竟然混淆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尔托夫同志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现在我们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气：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信口开河，说伊万·伊万内奇在政治上被埋葬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名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将由一些著作家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这些著作家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拍着胸脯说这不是小组而是党……一些喜欢看热闹的读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据马尔托夫本人说，某某人曾是组委会的主要人物。
- 注：我也在《火星报》组织里提出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而且也象马尔托夫一样没有能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对于这个候选人，我本来也能说一下他在代表大会以前和在代表大会初期有过什么杰出事迹证明他的良好的声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这位同志很有自尊心，决不会让任何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提出他的候选资格，或者抱怨什么政治上被埋葬，名誉被破坏等等。
这些读者要比粗暴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决议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的，在国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无谓争吵的奥吉亚斯的牛圈需要我们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去打扫！
《火星报》组织举行的另一次表决，是“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五人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根据我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谰言，说什么我们想把非火星派驱逐出党或者除掉，说什么多数派只是通过代表大会半数从半数里选出的等等，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所引证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们不但没有把非火星派分子从党内排除出去，甚至没有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排除出去，而是让我们的对手占了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同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所说的截然相反，从下面一封信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封信是我们火星派多数派（在七个人退出代表大会以后成了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通过党章第1条以后不久从《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那里收到的（必须指出，我所说的那次《火星报》组织的会议是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火星报》组织事实上已经瓦解了，因此双方都力图说服代表大会的其余代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我们听了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代表关于编辑部和‘劳动解放社’的多数愿意参加某一天的
会议问题的解释，同时我们又在这两位代表的帮助下查明，在上一次会议上宣读过一个似乎是由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被人用来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场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同时我们注意到，第一，人们丝毫没有试图查一查来源就认定这个名单是我们提出的；第二，这种情况和公开加在《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劳动解放社’多数身上的机会主义罪名无疑是有联系的；第三，我们十分了解这个罪名是同改变《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一个完全确定的计划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我们作的关于不让参加会议的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而不愿意让我们参加会议就是证明不愿意让我们有可能消除上述莫须有的罪名。
至于我们彼此能不能协商提出一个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我们声明：我们可以当作协商基础接受的唯一名单就是波波夫、托洛茨基、格列博夫三个人，同时我们着重指出这个名单是一个妥协性的名单，因为我们把格列博夫同志列入这个名单只是为了向多数派的愿望表示让步，因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清格列博夫同志的作用以后，我们不认为格列博夫同志具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所应具备的条件。
同时，我们要着重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参加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的谈判一事，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问题毫无关系，因为我们决不同意就这个问题（编辑部成员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代表各同志署名的 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
- 注：据我计算，这封信指的日期是星期二。会议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举行的。这种时间上的考证很重要。它证据确凿地驳斥了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即所谓我们的分离是由于中央机关的组成问题而不是由于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引起的。它证据确凿地证明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在《给编辑部的信》里的说明是正确的。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大谈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却只字不提在总委员会人选或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25、26、27次会议上曾经争论过）。
从这一封确切反映出争论双方的情绪和争论情况的信中，可以明白看出当时发生分裂的“核心”及其真实原因。《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虽然不愿同意多数派的意见，而宁愿在代表大会上自由地进行鼓动（他们当然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们还是力争多数派的“代表”允许他们参加非正式会议！当然，这种滑稽的要求在我们的会议上（这封信当然是在会议上宣读过的）只能使人发笑和感到惊异，至于他们因“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叫大闹，几乎是大发歇斯底里，那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嘲笑了。但是，我们首先还是逐条剖析一下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那些伤心的抱怨吧。
他们说：有人不正确地认为名单是他们提出的；有人不正确地估计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马尔托夫自己也承认，我并不怀疑他说这个名单不是他提出的一语的真实性。一般说来，名单究竟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名单究竟是由火星派分子中某个人或者是由“中派”中某个人拟订的等等，那是根本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完全由现在的少数派分子构成的这个名单曾在代表大会上传阅过，尽管只是作为一种设想或假设而传阅的。最后，最重要的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拼命表示拒绝这个名单，要是放到现在，他一定会表示欢迎。请看，在两个月以内他就由高喊“可耻的谣言”一变而为要挟党把这个似乎可耻的名单中开列的候选人接纳到中央机关去，——这种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他对于人物和对于色彩的评价是多么不坚定啊！
- 注：当我们听到关于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事件的消息时，上面所写的这些话已经付排了。关于这次事件，我们将在本书附录中专门加以分析。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个名单，“意味着我们以及‘南方工人’社同崩得在政治上结成联盟，即达成直接的协定”。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崩得永远不会同意达成一个关于没有一个崩得分子在内的名单的“协定”；第二，当时不仅同崩得，而且同“南方工人”社，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协定（当时在马尔托夫看来这是可耻的）。当时的问题恰恰不是协定，而是联盟，不是马尔托夫同志缔结过什么协定，而是那些在代表大会前半期曾遭到马尔托夫同志反对，后来却抓住马尔托夫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加以利用的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支持马尔托夫同志。我上面引用的信就确凿地证明，他们“委屈”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人家公开地给他们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些曾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现在马尔托夫同志不管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如何提醒仍然竭力回避的“罪名”，可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普列汉诺夫直截了当地说，党章第1条的问题是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和我们“分开”的问题，我提出的草案是防止这些人钻进党内的壁垒，“单是这一个理由就应该使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投票拥护”这个草案（代表大会记录第246页）。这些强有力的话尽管由我把语气缓和了一些（第250页），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在鲁索夫（第247页）、托洛茨基（第248页）和阿基莫夫（第253页）等同志的发言中有明显的表现。在我们“议会”的“走廊”里，大家都热烈地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点，并在党章第1条问题的无数争论过程中对它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们那些亲爱的同志不但不从实质上来辩护，反而可笑地感到委屈，直到用书面抱怨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
那种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经受不起吹来一点当众公开争论的新鲜空气的心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正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小群亲密伙伴的小圈子里生活，因此一旦在自由的公开的舞台上由自己负责发表言论，就手足无措了。给别人加上机会主义的罪名，给谁？给“劳动解放社”，而且是给该社的多数人加上这种罪名，——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可怕！或者是为了这个洗不掉的侮辱而造成党内分裂，或者是用恢复小圈子的“继承性”来遮盖这种“家丑”——这就是上面那封信里已经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两种办法。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的心理同在党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你能设想在德国党内会有抱怨，“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样一种荒谬现象，这样一种无谓争吵吗！在那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早已使人抛弃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脆弱性。例如，对李卜克内西是任何人都十分尊敬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在1895年代表大会上在土地问题上非常糟糕地同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及其同伙站到一起去了，因而被人“公开加上机会主义罪名”（和倍倍尔一起），如果他因此而抱怨起来，人们该会怎样地嗤笑他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同德国工人运动史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不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在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局部问题上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这种联系还是不会被否定的。同样，不管斗争多么激烈，比方说，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名字现在而且将来永远会受到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尊敬，但这并不是因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护过机会主义的思想，也不是因为他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过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谬论，尽管他拥护过这种思想，提出过这种谬论，他的名字还是受人尊敬的。只有迷恋最落后的小组习气及其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的逻辑的人，才会因“‘劳动解放社’多数人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发歇斯底里，掀起无谓争吵和制造党内分裂。
这种可怕的罪名的另一个根据同前一个根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第63页）力图回避和抹杀这个事件的一个方面）。这个根据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同马尔托夫同志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已经表现出来的联盟。自然，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缔结什么直接的协定或间接的协定，而且谁也没有怀疑他缔结过什么协定：这不过是他自己由于害怕而产生的想法罢了。但是，那些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在他周围组成一个愈加坚实“紧密的”多数派（现在只是由于有七个代表“偶然地”退出代表大会才变成了少数派），这一事实正暴露了他所犯的错误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联盟”，我们在讨论党章第1条以后当然也立刻公开地在代表大会上（见上面引用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评语，代表大会记录第255页）以及在《火星报》组织中指出过（我记得，普列汉诺夫曾特别指出过这一点）。这正象蔡特金在1895年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提出的意见和嘲笑一样：“ES tut mir in der seele weh，daβ ich dich in der Gesellschaft seh’”（我看见你〈即倍倍尔〉落在这样一伙人中间〈即与福尔马尔及其伙伴在一起〉，感到非常痛心）。说也奇怪，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并没有歇斯底里地向考茨基和蔡特金写过什么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信……
关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这封信表明，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说他们当时还没有最后拒绝同我们协商，这话说错了，——这再一次说明，在政治斗争中不查对文件而企图靠记忆来重述谈话，是多么不妥当。其实，“少数派”当时是那样谦逊，竟然向“多数派”提出最后通牒：让“少数派”出两个人而“多数派”出一个人（作为妥协办法，并且只是为了表示让步！）。这真是怪事，但这是事实。这件事实清楚地表明，现在散布谰言，说什么“多数派”通过代表大会半数只选出这个半数的代表，是多么荒唐。恰恰相反：马尔托夫分子只是为了表示让步才主张让我们在三个席位中占一个席位，也就是打算在我们不同意这个奇特的“让步”时完全选出他们自己的人！我们在自己的非正式会议上嘲笑过马尔托夫分子的这种谦逊态度，并给自己拟订了一个名单：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以及波波夫。我们随后（也是在24人的非正式会议上）用瓦西里耶夫同志（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代替波波夫同志，只是因为波波夫同志拒绝列入我们提出的名单，起初他在私人谈话中表示拒绝，后来又在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拒绝（第338页）。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谦逊的“少数派”本来有一种想占多数席位的谦逊的愿望。当这种谦逊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少数派”就公然完全表示拒绝，并开始无理取闹。但是现在竟有人煞有介事地大谈什么“多数派”“不肯让步”！
“少数派”出马上阵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的时候，曾向“多数派”提出可笑的最后通牒。当我们的英雄遭到失败的时候，就号啕大哭，叫喊起戒严状态来了。这就是全部情况。
给我们加上蓄意改变编辑部成员这一可怕的罪名，我们（在24人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也是一笑置之，因为大家从代表大会刚一开始，甚至早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很清楚地知道以选举原先预定的三人小组来改组编辑部的计划（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讲到代表大会选举编辑部的情况时还要详细说明）。“少数派”看到它同反火星派的联盟就是明显地证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以后，被这个计划吓得目瞪口呆，这并不使我们觉得奇怪，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那种要我们不经过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就自愿变成少数派的提议，我们当然不能严肃看待整个那封信，因为那封信的作者气愤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以致说起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来了。我们深信党员的义务感很快就会战胜那种想要“泄愤出气”的自然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