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Telegram: Contact @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 (@maoistQAIIbot) 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
在谈党章第1条条文这个确实很有意义并且显然表明了各种色彩的观点的问题以前,我们还要稍微谈一下关于党章问题的简短的一般讨论,这次讨论占去了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的全部时间和第15次会议的部分时间。这次讨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是在《火星报》组织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完全分离以前进行的。相反,后来那些一般关于党章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增补问题的讨论,都是我们已经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分离以后进行的。自然,在尚未发生分离以前,我们还能比较公正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能比较不考虑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表自己的意见。前面我已经指出,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赞成我的组织观点,只不过在细节上有两点不同意见。相反,不论是反火星派或“中派”,都立刻对《火星报》的整个组织计划(也就是整个党章)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发起了攻击,即反对集中制,也反对有“两个中央机关”。李伯尔同志把我的党章称为“有组织的不信任”,把有两个中央机关看作分权制(同波波夫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一样)。阿基莫夫同志主张扩大地方委员会的权限,尤其是要给以自行“改变自己成员的权利”。必须给以更大的活动自由……地方委员会应当由在当地积极活动的工作人员选出,正如中央委员会是由在俄国所有积极活动的组织的代表选出一样。如果这也不许可的话,就要把中央委员会指派到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名额限制一下……”可见,阿基莫夫同志在那里提出了反对“过分集中制”的理由,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没有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而跟着阿基莫夫跑,所以他对这些权威性的指示还是充耳不闻的。甚至当阿基莫夫同志把马尔托夫同志自己那个章程的“思想”(第7条——限制中央委员会指派委员加入地方委员会的权利)讲给他听时,他还是置若罔闻!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不愿意唱出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杂音”,所以他也就忍耐了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他本人意见不一致的杂音……当时发言攻击“可怕的集中制”的还只有那些觉得《火星报》主张的集中制对他们显然不利的人,即阿基莫夫、李伯尔和戈尔德布拉特,小心翼翼地(所以如此,是为了随时可以向后转)跟着他们走的有叶戈罗夫等等。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还看得很清规戒律楚,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据狭隘的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顺便说一下,现在党内大多数人也看得很清楚,《火星报》旧编辑部正是根据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
例如拿戈尔德布拉特同志的发言来说吧。他拼命攻击我所主张的“可怕的”集中制,说这种集中制是要导致下级组织的“消灭”,“完全是想使中央机关有无限权力来随意干预一切”,而各级组织“只有权驯顺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等等。“按照这个草案建立的中央机关将是孤独的,它周围不会有任何外层,只有无定形的散漫人群,它的一些唯命是听的代办员将在这个散漫人群中进行活动。”这同马尔托夫们和阿克雪里罗得们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用来款待我们的那套虚伪空话一模一样。人们曾讥笑崩得,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我们的集中制,同时又使自己那里的中央机关拥有更明确规定的无限权力(例如,可以吸收和开除成员,甚至不许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人们了解了问题真相以后,也会嘲笑少数派的喊叫,因为他们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一拥有多数,就立刻又要按党章办事了。
在两个中央机关的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了派别划分:反对所有火星派的有李伯尔,有阿基莫夫(他首先唱出了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爱唱的调子,说总委员会内中央机关报压倒了中央委员会),有波波夫,还有叶戈罗夫。根据旧《火星报》一向发挥的(而且是波波夫们和叶戈罗夫们的同志们在口头上赞成过的!)那些组织思想,自然要产生两个中央机关的计划。旧《火星报》的政策,是同“南方工人”社主张创办一个平行的通俗机关报并把它变成事实上占主要地位的机关报的计划截然相反的。这就是当时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泥潭派主张一个中央机关,即主张似乎更厉害的集中制的那种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矛盾现象的根源。当然也有(特别是泥潭派中间)一些代表,未必清楚地了解“南方工人”社的组织计划将会引起,并且由于客观进程一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是他们那种优柔寡断和毫无自信的本性,把他们推到反火星派方面去了。
在火星派分子参加这些(在火星派尚未分裂以前)关于党章问题的争论的发言中,马尔托夫(“赞成”我的组织思想)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发言特别出色。托洛茨基当时回答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时说的每一句话,都揭穿了“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和理论的全部虚伪实质。他(阿基莫夫同志)说:“党章规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限不够确切。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恰恰相反,党章对这一点规定得很确切:既然党是一个整体,那就必须保证它对地方委员会的监督。李伯尔同志用我所用过的字眼说,党章表明‘有组织的不信任’。这是对的。但是,我用这个字眼是指崩得代表所提出的那个章程,因为他们的章程是意味着党内一部分人对全党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而我们的党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还没有遭到失败时,这个章程还是“我们的”!)则意味着党要对它的各个部分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就是说,要对各地方组织、各区组织、各民族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实行监督。”是的,这里对我们的党章作了正确的说明,我们奉劝那些现在公然说“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谓“戒严状态”是由阴险毒辣的多数派发明和实行的人多回忆一下这种说明吧。只要把上面引用的发言和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个典型事例,它说明了政治上的毫无气节,说明马尔托夫这伙人是怎样根据问题是涉及他们自己的下级团体还是别人的下级团体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