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六)202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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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国瓜分世界

地理学家亚·苏潘在他的一本论述“欧洲殖民地的扩展”的书中,对19世纪末的这种扩展情况,作了如下简短的总结:

苏潘得出结论说:“可见,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瓜分非洲和波利尼西亚。”因为在亚洲和美洲,无主的土地,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已经没有了,所以应当扩大苏潘的结论,应当说,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世界瓜分完毕。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瓜分了——相反,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无主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已第一次被瓜分完毕,所以以后只能是重新瓜分,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

可见,我们是处在一个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密切联系的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因此,首先必须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实际材料,以便尽量确切地弄清楚这个时代和先前各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这里,首先就产生了两个事实问题:殖民政策的加强,争夺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是不是恰好在金融资本时代出现的,在这方面,现在世界瓜分的情况究竟怎样。

美国作家莫里斯在他写的一本关于殖民史的著作中,对英、法、德三国在19世纪各个时期的殖民地面积的材料作了归纳。现在把他所得出的结果简单列表如下:

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是在1860—1880年这个时期,而且在19世纪最后20年还在大量地夺取。法德两国加紧夺取殖民地也正是在这20年间。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现在我们又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

霍布森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把1884—1900年这个时期划为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扩大领土)的时期。据他计算,在这个时期,英国夺得了37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5700万人口,法国——3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650万人口,德国——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470万人口,比利时———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000万人口,葡萄牙———8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900万人口。在19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已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1840—1860年英国自由竞争最兴盛的时期,英国居于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麦·贝尔在1898年发表的一篇论述“现代英国帝国主义”的文章中指出,在1852年的时候,像迪斯累里这样一个一般说来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英国政治家,尚且说过:“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而到19世纪末,成为英国风云人物的,已经是公开鼓吹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塞西尔·罗得斯和约瑟夫·张伯伦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当时就清楚地看到现代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张伯伦鼓吹帝国主义是“正确、明智和经济的政策”,他特别举出目前英国在世界市场上遇到的来自德国、美国、比利时的竞争。资本家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就创办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随声附和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去夺取世界上尚未瓜分的土地。据塞西尔·罗得斯的密友新闻记者斯特德说,1895年罗得斯曾经同他谈到自己的帝国主义的主张,罗得斯说:“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一个夙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百万富翁、金融大王、英布战争的罪魁塞西尔·罗得斯在1895年就是这样讲的。他对帝国主义的辩护只是比较粗俗,比较肆无忌惮,而实质上和马斯洛夫、休特古姆、波特列索夫、大卫诸先生以及那位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等等的“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塞西尔·罗得斯是个比较诚实一点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为了对世界领土的瓜分情况和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变化作一个尽可能确切的描述,我们要利用苏潘在上述那部关于世界各大国殖民地问题的著作中提供的综合材料。苏潘选的是1876年和1900年,我们则选用1876年(这一年选得很恰当,因为正是到这个时候,垄断前阶段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说来可以算是完成了)和1914年(用许布纳尔的《地理统计表》上的比较新的数字来代替苏潘的数字)。苏潘只列出了殖民地;我们认为,把关于非殖民国家和半殖民地的简略数字补充进去,对描绘瓜分世界的全貌是有益的。我们把波斯、中国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个国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殖民地,第二个和第三个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

结果如下:

我们从这里清楚看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被瓜分“完毕”的情况。1876年以后,殖民地有极大的扩张:6个最大的大国的殖民地增加了一半以上,由40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6500万平方公里,增加了2500万平方公里,比各宗主国的面积(1650万)多一半。有3个大国在1876年根本没有殖民地,另一个大国法国,当时也差不多没有。到1914年,这4个大国获得的殖民地面积为1410万平方公里,即大致比欧洲面积还大一半,这些殖民地的人口差不多有1亿。殖民地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例如拿面积和人口都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殖民地(按面积来说)几乎比德日两国殖民地的总和多两倍。不过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代的初期,法国金融资本的数量大概也比德日两国的总和多几倍。除纯粹的经济条件而外,地理和其他条件也在这些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影响到殖民地的大小。近几十年来,在大工业、交换和金融资本的压力下,世界的均等化,即各国经济条件与生活条件的平均化,虽然进展得很快,但差别还是不小的。在上述6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近来进步比前面几国慢得多的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英),另外还有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这个国家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

除大国的殖民地以外,我们还列进了小国的小块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可以说是可能发生而且极可能发生的对殖民地的“重新瓜分”的最近目标。这些小国能够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存在着摩擦等等,妨碍了它们达到分赃的协议。至于“半殖民地”国家,它们是自然界和社会一切领域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这种例子我们马上就要讲到。不过,对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的“中间”形式的典型。显然,在金融资本时代,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像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

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这种垄断组织独自霸占了所有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拼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包括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施尔德尔写道:“可以作出一个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怪诞不经的论断,就是说,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增长,在较近的将来与其说会遇到食品缺乏的障碍,远不如说会遇到工业原料缺乏的障碍。”例如木材(它变得日益昂贵)、皮革和纺织工业原料,都愈来愈缺乏。“工业家同盟企图在整个世界经济的范围内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平衡;1904年几个主要工业国家的棉纺业工厂主同盟成立的国际同盟就是一个例子;后来在1910年,欧洲麻纺业厂主同盟也仿照它成立了一个同盟。”

当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中尤其是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总是企图贬低这种事实的意义,说不用“代价很大而且很危险的”殖民政策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取得原料,说“简单地”改善一下一般农业的条件就“可以”大大增加原料的供应。但是,这样说就成了替帝国主义辩护,替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因为这样说就是忘记了最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垄断自由市场愈来愈成为过去的事情,垄断性的辛迪加和托拉斯一天天地缩小自由市场,而“简单地”改善一下农业条件,就得改善民众的处境,提高工资,减少利润。可是,除了在甜蜜的改良主义者的幻想里,哪里会有能够关心民众的处境而不关心夺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代技术发展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找到新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大银行可以配备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去进行专门的考察),要是投入大量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矿藏的勘探,加工和利用各种原料的新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托拉斯估计到将来“可能获得的”(而不是现有的)利润,估计到将来垄断的结果,把自己的财产按高一两倍的估价资本化;同样,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产地,唯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瓜分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瓜分已经瓜分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英国资本家用尽一切办法竭力在自己的殖民地埃及发展棉花生产(1904年埃及的230万公顷耕地中,就有60万公顷,即1/4以上用来种植棉花),俄国资本家在自己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也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就能较容易地打败外国的竞争者,较容易地垄断原料产地,成立一个实行“联合”生产、包揽棉花种植和加工的各个阶段的、更经济更盈利的纺织业托拉斯。

资本输出的利益也同样地在推动人们去夺取殖民地,因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那里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应的“联系”等等。

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希法亭说得很对:“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有一个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好像是在发挥和补充上述塞西尔·罗得斯的思想,他写道,现代殖民政策除经济原因外,还应当加上社会原因:“愈来愈艰难的生活不仅压迫着工人群众,而且压迫着中间阶级,因此在一切老的文明国家中都积下了‘一种危及社会安定的急躁、愤怒和憎恨的情绪;应当为脱离一定阶级常轨的力量找到应用的场所,应当给它在国外找到出路,以免在国内发生爆炸’。”

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一种形式———半殖民地。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典型。

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金融上如此依附于伦敦,应当说是几乎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施尔德尔根据奥匈帝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1909年的报告,确定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有875000万法郎。不难设想,由于这笔投资,英国金融资本及其忠实“友人”英国外交,同阿根廷资产阶级,同阿根廷整个经济政治生活的领导人物有着多么巩固的联系。

葡萄牙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政治上独立而金融上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另一种稍微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实际上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起,这200多年来它始终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为了加强它在反对自己的敌人西班牙和法国的斗争中的地位,保护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英国以此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换得了使用葡萄牙的港口、岛屿、电缆等等的便利。某些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过去一向就有,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关系成了普遍的制度,成了“瓜分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成了世界金融资本活动中的环节

为了结束关于瓜分世界问题的讨论,我们还要指出下面一点。不但美西战争以后的美国著作和英布战争以后的英国著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十分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但最“忌妒地”注视着“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德国著作经常在估计这个事实,而且在法国资产阶级著作中,就资产阶级可以达到的程度来说,问题也提得相当明确而广泛。让我们来引证历史学家德里奥的一段话,他在《19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中论述“大国与瓜分世界”的一章里写道:“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大国占据了。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发生了某些冲突和势力变动,这一切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因为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没有及时得到一份的国家,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一份,永远不能参加对世界的大规模开拓,而这将是下一世纪即20世纪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所以近来全欧洲和美国都充满了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的狂热,‘帝国主义’成了19世纪末最突出的特点。”作者又补充说:“在这种瓜分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疯狂追逐地球上的宝藏和巨大市场的角斗中,这个世纪即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在欧洲占优势的大国,即欧洲命运的主宰者,并非在全世界也占有同样的优势。因为强大的殖民实力和占有尚未查明的财富的希望,显然会反过来影响欧洲大国的力量对比,所以殖民地问题(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这个已经改变了欧洲本身政治局面的问题,一定还会日甚一日地改变这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