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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纲领
反火星派和“中派”的不坚持原则，在讨论土地纲领时也表现得很明显，这些讨论占了代表大会不少时间，并且提出了不少很有意义的问题。果然不出所料，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李伯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同志发表了小小的责难意见以后）对纲领发动了进攻。他提出一个旧论据，说我们是通过纠正“历史上的这种不公平现象”来间接地“尊崇历史上的另一些不公平现象”等等。站在他一边的还有叶戈罗夫同志，叶戈罗夫说自己甚至“不了解这个纲领有什么意义。提出这个纲领是为了我们自己，即把我们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确定下来呢，还是我们想使它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李伯尔同志“也想提出叶戈罗夫同志所提的意见”。马霍夫同志本着他所固有的坚决精神发言说，“大多数（？）发言人都根本不了解提出来的这个纲领是个什么东西，其目的何在”。据他说，这个纲领“很难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有一种把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当儿戏的味道”，有“一种蛊惑人心和冒险主义的色彩”。这种深奥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所惯用的夸张其词和简单化的手法，说火星派似乎“想把农民看作是成分一样的；既然农民早已（？）分化为几个阶级，所以提出单一的纲领，势必使整个纲领成为蛊惑人心的东西，一旦实行起来就会成为冒险行为”（第202页）。马霍夫同志在这里“说穿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我们的土地纲领持否定态度的真正原因，他们虽然决心“承认”《火星报》（正如马霍夫本人也承认它一样），但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它的方针、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正因为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结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所以他们始终不了解这个纲领，而决不是因为在个别细节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正是在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反火星派首领（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和“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马霍夫）很快就趋于一致了。叶戈罗夫同志也直爽地表现了“南方工人”社以及所有倾向于它的团体和小组的一个特点，即他们不了解农民运动的意义，不了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批有名的农民起义时期表现的弱点不是过高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是过低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且没有力量来利用这个运动）。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丝毫不象编辑部那样迷恋农民运动，在农民骚动以后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迷恋过。”只是可惜叶戈罗夫同志没有积极向代表大会多少确切地指明编辑部的这种迷恋究竟表现在哪里，也没有积极具体地指明《火星报》所提供的文字材料。此外，他忘记了，我们的土地纲领的一切基本条文在《火星报》第3号上，即在农民骚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挥过了的。谁如果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火星报》，那他就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报》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
叶戈罗夫同志感叹地说：“不，我们在农民中间不会有多大作为！”随后他又说明这种感叹不是表示反对某种个别的“迷恋现象”，而是否定我们的整个立场：“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号不能同冒险主义口号相竞争。”这真是把一切都归结为各政党口号“竞争”的非原则态度的最典型的说法！并且这还是在他自称已经对理论解释“表示满意”以后说出来的，在这种理论解释中指出：我们力求在鼓动工作中取得牢靠的成绩而不怕暂时的失利；要取得牢靠的成绩（不管那些“竞争者”……一时如何叫嚷），就必须使纲领有巩固的理论基础。既然自称对这种解释已经“表示满意”，又立刻重复从旧经济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庸俗论点：认为“口号竞争”决定一切问题，不仅决定土地纲领问题，而且决定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问题，这是多么混乱的观点。叶戈罗夫同志说：“你们不能强迫雇农同富农一道为已经有不小一部分落到这些富农手里的割地而斗争。”
又是那一套显然同我们的机会主义经济派有血统关系的简单化的论调，经济派硬说：不能“强迫”无产者去为现在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资产阶级手里而将来还会有更大一部分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东西而斗争。又是那一套庸俗化的论调，忘记了在雇农和富农之间的一般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俄国所具有的特点。现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们为摆脱盘剥制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需要“强迫”的倒是某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更广泛地看到他们担负的任务，强迫他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们考虑到使我们的目的复杂化和发生变化的历史情况。只有认为农民是傻子的这种偏见，即马尔托夫同志公正指出的，在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对土地纲领的人们的发言中流露出来的偏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反对者忘记了我国雇农生活的现实条件。
我们的“中派”分子把问题简单化为只存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并且力图把自己的狭隘观点照例强加在农民身上。马霍夫同志说：“正因为我认为农民就其狭隘的阶级观点的限度来说是聪明的，所以我以为他们会拥护夺取土地和分割土地的小资产阶级理想。”这里显然是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一件事情是把农民的阶级观点估计为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另一件事情是缩小了这个观点，把它归结为“狭隘的限度”。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的错误正在于作了这种归结（也如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的错误在于把无产者的观点归结为“狭隘的限度”一样）。其实，逻辑或历史都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小资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可能比较狭隘，又比较进步。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狭隘（“愚昧”）或者受“偏见”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始终不倦地开阔农民的眼界，促使他们用理智战胜偏见。
对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火星报》旧编辑部的忠实捍卫者马霍夫同志那篇原则性发言的结束语中集中地表现出来了。怪不得这些话博得了掌声……虽然是讽刺的掌声。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丝毫不怕土地平分运动，我们不会阻碍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进步）的运动，马霍夫同志听了以后愤慨地说：“我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作不幸。但是，这个革命即使可以称为革命，也会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正确些说，不是革命而是反动（笑声），类似骚动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将使我们倒退，并且要经过相当时间才可以使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现在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却有比法国革命时期更多得多的东西（讽刺的掌声），我们有社会民主党（笑声）……”是的，如果社会民主党是按照马霍夫的观点看问题，或者拥有受到马霍夫们支持的中央机关，那它确实只能受到嘲笑……
可见，就是在讨论土地纲领所引起的一些纯粹原则性的问题时，也立即反映出我们已经熟悉的派别划分。反火星派分子（8票）为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出马上阵，“中派”首领，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尾随在他们的后面，而且总是陷在那个狭隘的观点里出不来。所以很自然，在表决土地纲领的某些条文时，赞成的有30票和35票（第225页和第226页），就是说，恰巧和我们在争论崩题讨论的次序、组委会事件以及解散“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所看到得问的那个数目接近。每当问题稍微超出通常的框框，稍微要求把马克思的理论独立地运用于新的（对德国人说来是新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时，真正胜任的火星派分子立刻就只占五分之三的票数，整个“中派”就立刻转到李伯尔们和马尔丁诺夫们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同志却拼命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胆怯地回避那些显然暴露出各种色彩的表决情况！
从土地纲领问题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火星派分子同在代表大会上足足占有五分之二的人进行斗争的情况。高加索的代表在这里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这也许多半是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无数农奴制残余的各种表现，所以才没有赞同马霍夫们觉得满意的那套抽象而幼稚的简单对立法。当时发言反对马尔丁诺夫和李伯尔、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有普列汉诺夫、古谢夫（他证实说，“对我们的农村工作所持的这种悲观看法”……即叶戈罗夫同志的那种看法……他“常常在俄国工作的同志中间听到”），有科斯特罗夫、卡尔斯基，还有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土地纲领的批评者的“各种忠告”“是十分庸俗的”。不过我们在谈到研究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时必须指出，他在这一段发言中（第208页）把朗格同志同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相提并论却不一定正确。谁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记录就能够看出，朗格和哥林两人所站的立场跟叶戈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朗格和哥林两人不喜欢关于割地一条的提法，他们却完全领会我们土地纲领的思想，他们不过企图用另一种方式体现这个思想，积极努力寻找在他们看来更为完善的提法，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来说服土地纲领的起草人，或是站在土地纲领起草人方面反对所有的非火星派分子。例如，只要把马霍夫关于否决全部土地纲领的提议（第212页，9票赞成，38票反对）以及关于否决这个纲领的个别条文（第216页及其他各页）的提议，拿来和朗格对割地条文提出独立的修订方案（第225页）的立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托洛茨基同志在往下谈论那些带有“庸俗气味”的理由时指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时期，我们应该同农民联系起来”……“在这个任务面前，马霍夫和叶戈罗夫的怀疑态度和政治‘远见’比任何一种近视更加有害。”另一个火星派少数派分子科斯季奇同志，很准确地指出了马霍夫同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原则稳定性”，——这个估计真是打中了我们的“中派”的要害。科斯季奇同志继续说：“马霍夫同志的悲观态度是跟叶戈罗夫同志一致的，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色彩。马霍夫同志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人现时已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已在可能范围内领导农民运动。而他们却用这种悲观态度来缩小我们工作的规模。”
在快要谈完代表大会讨论纲领问题的情形时，还应该指出关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简短辩论。我们的纲领说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看来，这个限定语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支持的究竟是哪些反政府派别。然而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各种不同色彩在这里也立即暴露出来了，本来很难设想在这样一个已经再三说明过的问题上还会发生“疑问和误解”！显然，并不是由于什么误解，而是由于有各种不同的色彩。马霍夫、李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立刻就惶恐不安了，结果又落到了“紧密的”少数派的地位，马尔托夫同志大概认为这也是由于有人搞阴谋、倾轧、耍权术和其他种种卑鄙手腕（见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而那些不能理解形成“紧密的”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政治原因的人才会求助于这些东西。
马霍夫又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地简单化开始。他宣称：“我国唯一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可是他从这个正确的论点马上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全场大笑）……是的，它们是无关紧要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反对支持它们。”马霍夫同志对自己立场作的这种绝妙的表述，使许多人（他的许多同道者）都感到难为情，但是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两个人和他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们提议删掉“反政府派”字样，或者添上“民主的反政府派”加以限定。普列汉诺夫对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修正作了公正的反驳。他说：“我们应当批判自由派，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揭露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时，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就连不保证普选制的宪法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无产阶级不应该宁要现存制度而不要这种宪法。”马尔丁诺夫、李伯尔和马霍夫三位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还有普列汉诺夫的第二次发言都抨击了这种立场。马霍夫同志在这里又一次自己打了自己。起初他说，其余的阶级（除了无产阶级以外）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反对支持它们”。后来他又大发慈悲地承认说，“资产阶级实质上虽然是反动的，但往往又是革命的，例如，在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时候”。接下去，他愈说愈糟了：“可是，有些集团始终（？）是反动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的。”请看，后来慷慨激昂地拥护旧编辑部的那些“中派”首领竟在原则方面发表了什么样的妙论！正是手工业者，甚至在行会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欧，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资产者一样，在专制制度崩溃时代起过特殊的革命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加思索地重复西欧同志在专制制度崩溃已有100年或50年之久的时代就现代手工业者所讲的那些话，是特别荒谬的。在俄国，硬说手工业者在政治问题上比资产阶级反动，只不过是背诵一些陈词滥调而已。
可惜，记录完全没有载明马尔丁诺夫、马霍夫和李伯尔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已被否决的修正案所得到的票数。我们能指出的只是，反火星派分子的各个首领和“中派”的一个首领
- 注：该派即“中派”的另一个首领叶戈罗夫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讨论到阿克雪里罗得所提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时，发表了他对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意见。叶戈罗夫同志认为：既在纲领中要求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持否定态度，这是个“矛盾”。叶戈罗夫同志在这里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稍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问题的，但同样暴露出他也象马霍夫、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三位同志那样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他“所承认的”）《火星报》的立场采取了不坚定的、半敌视的态度。
在这里也结成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反火星派分子的派别。在总结对于纲领问题的全部讨论经过时，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哪一次比较热烈和引起普遍兴趣的辩论不暴露出马尔托夫同志和《火星报》新编辑部现在力图掩饰的那些色彩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