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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语言平等事件
现在我们再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谈。
现在我们深信，还在代表大会没有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以前，就不仅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完全确定的反火星派集团（8票），而且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准备支持这8个人而给它凑到大约16—18票的不坚定的中间集团。
代表大会对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极其详细、过分详细的讨论后，只作出了一个带有原则性论点的决定，而实际的解决却一直拖延到讨论组织关系问题的时候。由于代表大会以前报刊已经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解释过与此有关的问题，所以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所提供的新东西也就比较少了。不过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虽然同意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但是有保留，认为这个决议案不够充分，并且不同意从这个决议案得出的结论。
崩得的地位问题讨论以后，代表大会接着就讨论纲领问题。这次讨论大部分是一些意义不大的局部修正。在原则上，反火星派的反对态度只表现为马尔丁诺夫同志激烈地反对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的人人皆知的提法。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当然是完全拥护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也曾经指出马尔丁诺夫的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可笑的是，现在《火星报》编辑部（大概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已经转到马尔丁诺夫方面，说的话和它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完全相反！大概这是符合有名的“继承性”原则吧……我们只好静候编辑部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时再向我们说明一下，究竟它是在什么程度上同意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究竟是在哪一点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意的。在等待这个答案时，我们只想问一下，什么地方看见过有这样的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后说的话竟然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正好相反呢？
现在我们不谈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争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也不谈党章问题开初的辩论（关于这些辩论，最好以后在分析党章问题的全部讨论情况时再来谈），而谈一下在讨论纲领时暴露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色彩。我们首先指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细节，即关于比例代表制问题的讨论。“南方工人”社的叶戈罗夫同志主张把这一点写进纲领，于是波萨多夫斯基（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公正地指出这里有“严重的意见分歧”。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说：“毫无疑问，我们在以下这个基本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是要使我们将来的政策服从某些基本民主原则而承认这些原则有绝对价值呢，还是应当使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我是坚决拥护后一种意见的。”普列汉诺夫“完全赞同”波萨多夫斯基的意见，并且用更肯定、更坚决的话反对那种认为“民主原则有绝对价值”的说法，反对“抽象地”看待这些原则。他说：“我们假设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反对普选制。意大利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曾经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利。革命无产阶级也许会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正如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对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有人鼓掌，也有人嘘斥，当普列汉诺夫对会场上的嘘声表示抗议——“你们不应当嘘斥”——同时请同志们不要受拘束时，叶戈罗夫同志马上站起来说：“既然这个发言有人鼓掌，那我一定要嘘斥。”叶戈罗夫同志和戈尔德布拉特同志（崩得代表）一同发言反对波萨多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可惜辩论被中断了，辩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就立即消失了。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现在企图减弱甚至完全抹杀这个问题的意义却是徒劳的，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些话（指普列汉诺夫的话）激怒了一部分代表，假使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补充说，自然很难设想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幸的局面，即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而必须践踏象出版自由这样的政治权利，那么这种愤怒是不难避免的……（普列汉诺夫说：“谢谢”）”这种解释同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说法是直接矛盾的，他当时完全肯定地认为在“基本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个基本问题，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右翼”反火星派分子（戈尔德布拉特）以及代表大会上的“中派”分子（叶戈罗夫）。这是事实，并且我们可以大胆地保证：假如“中派”（我想，这个字眼该比任何别的字眼都更少使“正式的”温情主义者感到难堪……），假如“中派”（以叶戈罗夫同志或马霍夫同志为代表）有机会“不受拘束地”就诸如此类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严重的意见分歧是会立刻暴露出来的。
这种意见分歧在“语言平等”问题上暴露得还要明显（记录第171页及以下各页）。关于这一项，表决情况比讨论更能说明问题，统计一下表决的次数，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目——16次！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就是：在党纲中只要指明全体公民不分性别等等以及舌头一律平等就够了呢，还是必须指出“舌头自由”或“语言平等”？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相当正确地说明了这一事件的特点，他说：“关于党纲一项条文措辞的小小的争论。竟有了原则的意义，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半数代表都决心推翻纲领委员会。”正是如此。
- 【注：马尔托夫补充说：“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关于驴子的挖苦话给我们带来很大害处”（当谈到舌头自由时，仿佛有一个崩得分子列举各种机关而提到了种马场，当时普列汉诺夫就自言自语地说：“马是不讲话的，而驴子有时倒讲话”）。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挖苦话特别温和、特别谦让、特别慎重和特别灵活。但我终究觉得奇怪的是，马尔托夫虽然承认争论具有原则的意义，却完全不来分析这方面的原则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暴露出怎样的色彩，而只限于指出挖苦话的“害处”。这才真是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呢！尖刻的挖苦话确实“在代表大会上带来很大害处”，其中不仅对崩得分子说了挖苦话，还对那些有时受到崩得分子支持甚至被他们从失败危险中救出来的人说了挖苦话。但是，既然已经承认这一事件有原则的意义，那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话“不能容许”（同盟记录第58页）的说法来回避问题。】
引起冲突的导火线确实很小，但是冲突具有真正原则的性质，因而也具有非常激烈的形式，直到有人企图“推翻”纲领委员会，直到猜疑有人存心“把代表大会引向歧途”（叶戈罗夫就是这样猜疑过马尔托夫的！），直到彼此……破口大骂，反唇相讥（第178页）。甚至波波夫同志也“表示了遗憾，说为了一点小事竟造成这样的气氛”，一连三次（第16、17、18次）会议都充满了这种气氛。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明确、肯定地指出一件极重要的事实：充满“猜疑”和最激烈的斗争形式（“推翻”）的那种气氛（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有人指责火星派多数派造成了这种气氛！），其实远在我们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前就形成了。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这是一件基本事实，许多人往往由于不了解这件事实而产生一种极轻率的看法，认为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的多数派是人为的。从现在硬说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派分子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由于一点“小事”，由于“小小的”导火线就爆发具有“原则的性质”并且几乎弄到推翻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地步的冲突，是绝对解释不通和绝对荒诞的。对“带来害处”的挖苦话仅仅表示埋怨和遗憾，以此来回避这件事实，是令人可笑的。冲突是不会由于任何尖刻的挖苦话就产生原则的意义的，只有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划分的性质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不是什么尖刻话或挖苦话引起了冲突，——这些话只是表明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的划分本身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引起冲突的一切前提，存在着一碰到甚至小小的导火线就会以其固有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内在分歧。
相反，从我用来观察代表大会的观点（我认为我应该坚持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事件的某种政治见解，尽管有人觉得这种见解令人难堪）看来，由于“小小的”导火线而爆发十分剧烈的原则性的冲突，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的。既然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时刻都有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斗争，既然在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既然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共占三分之一的票数（8票+10票＝51票中的18票，这当然是根据我的粗略计算），那么，火星派分子方面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人分离出去，就有可能使反火星派的方针取得胜利，因而引起“疯狂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由什么过分尖刻的话语或者攻击引起的，而是由政治的分化引起的。并不是什么尖刻话造成了政治冲突，而是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本身存在的政治冲突造成了尖刻话和攻击，——这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是我们和马尔托夫在估计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及其结果方面的基本的原则性意见分歧。
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使极少数火星派分子脱离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重大事件共有三次，即语言平等、党章第1条和选举问题，这三次事件都引起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导致现在的党内严重的危机。为了从政治上了解这个危机和这次斗争，不应该只限于空谈什么有人讲过不能容许的挖苦话，而应该考察一下在代表大会上彼此发生冲突的各种色彩的政治派别划分。所以，“语言平等”事件对于说明分歧的原因是有双重作用的，因为马尔托夫当时还是（还是！）一个火星派分子，并且几乎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起劲地攻击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
战争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崩得首领李伯尔同志的争论开始的。马尔托夫证明只要提出“公民平等”的要求就够了。“舌头自由”被否决了，但是接着提出了“语言平等”，而且有叶戈罗夫同志同李伯尔一起进行战斗。马尔托夫说这是拜物教，“因为发言人坚决主张民族平等，而把不平等现象转移到语言问题方面。其实，问题正应该从另一方面来考察：民族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人失去了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第172页）。马尔托夫当时说得完全对。李伯尔和叶戈罗夫毫无理由地企图为他们自己的说法辩护，并且企图证明我们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实行民族平等原则，这的确是一种拜物教。确实，他们象“拜物教徒”一样只坚持词句而不坚持原则，他们做事不是怕犯什么原则错误，而是怕别人议论。正是这种动摇心理（如果“别人”因这一点而责备我们，那怎么办呢？）——在发生组织委员会事件时我们已经指出的心理，——我们的整个“中派”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另一个中派分子，即与“南方工人”社密切接近的矿区代表李沃夫“认为边疆地区提出的关于压制语言平等的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党纲中规定关于语言的条文，消除别人可能猜疑社会民主党人搞俄罗斯化的任何推测”。这种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的论证真是太妙了。问题所以很严重，是因为必须消除边疆地区的可能的猜疑！这个发言人根本没有谈什么涉及到问题本质的话，根本没有回答关于拜物教的指责，反而完全证实了这个指责，因为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论据，只是借口边疆地区会怎么说这一点来敷衍搪塞。当时有人对他说：他们可能说的话都是不对的。而他并不去分析究竟说得对不对，却回答说：“别人可能猜疑。”
这样一种自以为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的提法，倒确实具有了原则的性质，不过这完全不是李伯尔们、叶戈罗夫们、李沃夫们想在这里找到的那种原则的性质。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我们应该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运用党纲上规定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于具体条件并在具体运用上加以发挥呢，还是仅仅因为害怕别人猜疑就应该用枝节的条文、局部的指示、重复的语句和烦琐的解释来充斥党纲的篇幅。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把反对烦琐的解释的斗争看成（“猜疑为”）想缩小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丢掉这种崇拜烦琐解释的拜物教心理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由于“语言”问题引起斗争时产生的想法。
由于进行过多次记名投票，所以在这个斗争中代表们的派别划分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样的表决一共有三次。始终竭力反对火星派核心的，有全部反火星派分子（8票）以及只有很小变动的整个中派（马霍夫、李沃夫、叶戈罗夫、波波夫、梅德维捷夫、伊万诺夫、察廖夫和别洛夫，——只有后面两个人起初表现动摇，时而弃权，时而投票赞成我们，直到第三次表决时才完全确定了自己的态度）。火星派方面有一部分人，主要是高加索人（3个人共有6票）脱离出去了，于是“拜物教派”终于占了优势。在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当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们都已经十分确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时，脱离火星派多数派而转到对方去的是拥有6票的3个高加索人，而脱离火星派少数派的是拥有2票的波萨多夫斯基和科斯季奇；在头两次表决中转到对方或弃权的，在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连斯基、斯捷潘诺夫和哥尔斯基，在火星派少数派方面则有捷依奇。火星派方面有8票（从33票总数里）脱离出去，结果就使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的联盟占了优势。这就是代表大会派别划分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在表决党章第1条以及在进行选举时也都再次出现（不过当时脱离出去的是另一些火星派分子而已）。怪不得那些在选举时遭到失败的人现在竭力想抹杀他们失败的政治原因，竭力想抹杀各种色彩之间斗争的出发点，而这个斗争却在全党面前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了和愈来愈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不坚定的、政治上没有气节的分子。语言平等事件所以特别明显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个斗争，是因为当时连马尔托夫同志也还没有博得阿基莫夫和马霍夫两人的夸奖和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