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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
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最好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进行，以便循序渐进地指出那些愈来愈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我们才离开时间顺序而综合地考察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或者同类的派别划分。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将力求指出所有最重要的表决，同时当然要撇开许多有关枝节问题的表决，这些表决占去了我们代表大会过多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经验，不善于使各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分工讨论问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近乎捣乱的阻挠）。
第一个引起争论从而开始暴露出各种色彩的差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项提到第一位（作为代表大会“议程”的第1项）来讨论（记录第29—33页）。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我所拥护的《火星报》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崩得退党一事显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崩得不愿意同我们一起走，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那么“装个样子”好象我们在一起走，那是没有好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只能阻碍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经阻碍过一样）。问题早已在出版物上谈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稍微细心思考的党员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问题公开地提出来，直截了当地老老实实地作一个选择：是自治（那么我们就一起走）还是联邦制（那么我们就分道扬镳）。
在自己的全部政策上一向支吾搪塞的崩得分子，在这里也想支吾搪塞，拖延问题。阿基莫夫同志表示赞同他们的意见，并且——大概是代表全体《工人事业》的拥护者——马上提出他在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的分歧意见（记录第31页）。站在崩得和《工人事业》方面的有马霍夫同志（他代表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两票，不久以前这个委员会还对《火星报》表示支持呢！）。马霍夫同志对问题完全没有弄清楚，并且认为“关于民主制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请注意这几个字！）关于集中制的问题”也是个“麻烦的问题”，就象现在我们“党的”编辑部中的多数人完全一样，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还不曾觉察到这个“麻烦的问题”！
总之，反对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业》和马霍夫同志，加在一起恰恰是当时反对我们的10票（第33页）。赞成的有30票，——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数经常在30票左右。当时有11票弃权，——大概是不愿意站在互相斗争着的两“党”的任何一方。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们表决崩得的章程第2条时（由于这个第2条被否决，崩得退出了党），赞成的和弃权的也是10票（记录第289页），而弃权的正是三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布鲁凯尔、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以及马霍夫同志。可见，表决崩得问题在议程上占什么位置的问题时形成的派别划分，并不是偶然的。可见，所有这些同志不仅在讨论次序这个技术问题上，并且在实质上也同《火星报》有意见分歧。《工人事业》在实质上所持的分歧意见是每个人都清楚的，而马霍夫同志在关于崩得退党一事的发言中再好没有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记录第289—290页）。这个发言是值得谈一下的。马霍夫同志说，在通过了否决联邦制的决议以后，“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在他看来已经由一个原则问题变成对待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民族组织的现实政策问题了”；这位发言人继续说：“这里我不能不考虑到我们的表决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因此我想投票赞成整个第2条”。马霍夫同志出色地领会了“现实政策”的精神，他在原则上已经否决了联邦制，因此他在实践上就想投票赞成章程内主张这个联邦制的那一条！于是这位“讲求实际的”同志就用下面的话来说明自己的具有深刻原则性的立场：“但是（有名的谢德林式的“但是”！），由于代表大会的其余一切参加者几乎一致表决了，所以我是赞成还是反对就只有原则意义（！！）而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我宁肯弃权，以便原则地（上帝保佑我们别沾染上这种原则性吧！）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同投票拥护该条的崩得代表们的立场是不同的。相反，如果崩得的代表象他们自己预先主张的那样对这一条弃权，那么我就会投票赞成这一条了。”有谁能懂得这一点呢！一个有原则性的人因为大家都说“不”，就不肯大声说一个“是”字，因为这样说实际上没有用处。
在表决了崩得问题占什么位置的问题以后，接着在代表大会上又爆发了“斗争”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产生了非常值得注意的派别划分，并且同代表大会上的最“麻烦的”问题，也就是同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有密切联系。负责决定代表大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根据组织委员会两次决议（见记录第383页和第375页）以及组织委员会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中的报告（第35页），反对邀请“斗争”社参加代表大会。
组委会委员叶戈罗夫同志说，“‘斗争’社问题〈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斗争”社，而不是该社的某一个成员〉对于我是一个新问题”，因而请求休会。组委会两次解决过的问题对于组委会委员怎么会成了一个新问题，——这实在是令人莫名其妙。在休会时，组委会把当时偶然列席代表大会的委员（有几个组委会委员是《火星报》组织中的老成员，没有列席代表大会）召集起来开会（记录第40页）。关于“斗争”社问题展开了争论。工人事业派分子表示赞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第36—38页），火星派分子（巴甫洛维奇、索罗金、朗格、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表示反对。代表大会又分裂成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些派别。“斗争”社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作了一个特别详细的（第38页）和“富有战斗性的”发言，公正地指出国内组织和国外组织的“代表名额不均等”，认为给国外组织以“特权”未必有什么“好处”（真是金玉良言，现在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来，这话是特别有教益的！），认为不应当助长“党内组织上的混乱，即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就发生分裂”（真是打中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的要害！）。一直到停止报名发言时，除了《工人事业》的拥护者以外，没有一个人公开地有根有据地表示支持“斗争”社（第40页）。应该为阿基莫夫同志以及他的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他们至少没有闪烁其词，没有隐瞒观点，而是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路线，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在停止报名发言以后，就问题实质来发表意见已经是不容许的了，可是叶戈罗夫同志却“坚持要求听取组委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怪不得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对这种手法表示愤慨，连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也表示“莫名其妙，叶戈罗夫同志怎么能坚持自己的要求”。看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在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面前就问题的实质公开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是根本不发表意见。但是，既然已经同意停止报名发言，忽然又以作“结论”为借口向代表大会捧出组委会的新决议（正是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的决议），这简直是放冷箭！
下午继续开会，仍然感到莫名其妙的主席团决定放弃“形式手续”，而采用了在代表大会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最后措施，即进行了“同志式的解释”。组委会的代表波波夫宣读了组委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是除了巴甫洛维奇一人反对以外由组委会全体委员通过的（第43页），决议建议大会邀请梁赞诺夫出席代表大会。
巴甫洛维奇声明：他过去和现在都不承认组委会会议是合法的；组委会的新决议“同组委会以前的决议相抵触”。这个声明引起了一场风波。另一个组委会委员，“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叶戈罗夫同志回避切实地回答问题，而想把重心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他说巴甫洛维奇同志违背了党的纪律（！），因为组委会讨论过巴甫洛维奇的反对意见并决定“不把巴甫洛维奇的个别意见通知代表大会”。争论转到党的纪律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的热烈掌声下开导叶戈罗夫同志说：“我们这虽没有什么限权委托书”（第42页，参看第379页所载代表大会章程第7条：“代表的职权不应当受限权委托书的限制。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职权时是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违背党的纪律和代表大会的章程的正是以任何方式妨碍任何一个代表把所有一切党内生活问题直接提请代表大会解决的人。于是，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在目的是要把党切实恢复起来的代表大会上，一开始（第三次会议）就爆发的这次争论具有多么重大的原则意义。这次争论可以说是旧时的小组、团体（如“南方工人”社）和复兴的党之间发生冲突的集中表现。所以各反火星派集团立刻就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无论是崩得分子阿布拉姆松，无论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即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的热心的同盟者，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马霍夫同志，都表示支持叶戈罗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对巴甫洛维奇。马尔丁诺夫同志现在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抢着夸耀组织上的“民主制”，甚至拿……军队作比喻，说军队中只有经过下级机关才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诉！！这个“紧密的”反火星派的反对派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个出席过代表大会或者仔细注意过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党内历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这个反对派的任务（也许不是该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经常意识到的，有时是惰性使得他们这样做），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吞掉。
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同马尔丁诺夫联合起来的马尔托夫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同志坚决而公正地反对那些“认为党的纪律无非是指革命家必须服从他所参加的那个下级团体”的人。“在统一的党内决不容许有任何强制性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当时向那些拥护小组习气的人这样解释，却没有料到他的这些话正是斥责了他自己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以及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行为……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对于组委会是不容许的，但是对于编辑部却完全可以容许了。当马尔托夫从中央机关的角度看问题时，他谴责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可是，当马尔托夫对中央机关的组成表示不满时，他却又坚持这种派别划分了……
值得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除了指出叶戈罗夫同志的“重大错误”以外，还特别着重指出组委会所表现的政治上的不坚定性。马尔托夫公正地愤慨地说，“以组委会名义提出的建议同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组委会先前的建议相抵触”。你们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当时，即在他没有“转变”以前，清楚地了解，用梁赞诺夫代替“斗争”社丝毫不能消除组委会行动上的极端矛盾性和极端动摇性（党员们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第57页上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在转变以后又是怎样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当时并没有局限于分析纪律问题；他还直接向组委会提问：“有什么新情况使这种改变成为必要的呢？”的确，组委会提出自己的建议时，甚至没有足够的勇气象阿基莫夫等人那样公开维护自己的意见。马尔托夫现在否认这一点（同盟记录第56页），但是看了代表大会记录的读者却可以看出是马尔托夫错了。波波夫以组委会的名义提出建议时，对于建议的理由一个字都没有谈（党代表大会记录第41页）。叶戈罗夫把问题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而对问题的实质只是说：“组委会可能有一些新的理由（但是究竟有没有，以及是些什么理由呢？——都不得而知），它可能忘记提出某人等等。（这“等等”二字就是该发言人的唯一退路，因为组委会决不会忘记自己在代表大会以前讨论过两次、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过一次的‘斗争’社问题。）组委会所以通过这个决议，并不是因为它对‘斗争’社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是因为它想消除将来党中央机关一开始活动时就会碰到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不是说明理由，而正是回避说明理由。任何一个有诚意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怀疑任何一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人的诚意）都想要消除他认为是暗礁的东西，想要用他认为适当的方法来消除这种暗礁。所谓说明理由，就是要解释并且确切说明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而不是用一些老生常谈来搪塞。但是要说明理由，就非得“改变自己对‘斗争’社的态度”不可，因为组委会从前所通过的那些截然相反的决议也是想要消除暗礁的，但是那些决议所认定的“暗礁”恰巧是在相反的方面。所以马尔托夫同志非常尖锐非常有根据地攻击这种理由，说这是一种“小气的”理由，是想“抵赖”才提出来的理由，并且劝告组委会“不要怕别人议论”。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些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代表大会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那种政治色彩的实质和意义，因为这种色彩的特点正在于没有独立性，小里小气，没有自己的路线，怕别人议论，永远在两个营垒之间动摇不定，怕公开说出自己的信条等等，——总之，就是带有“泥潭性”（注：现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大惊小怪，叫喊说这是非同志式的论战。由于爱打官腔……而且又打的不是地方，以致使感觉异常得令人惊奇！恐怕没有一个经历过内部斗争的政党不曾用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向是用来形容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来摆去的不坚定分子的。连那些善于把党内斗争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的德国人也并不因为听见“泥潭”这个词而生气，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表现出令人好笑的假正经。）。
正因为这个不坚定的集团在政治上没有气节，结果除了崩得分子尤金以外（第53页），谁都没有向代表大会提出邀请“斗争”社的某一个成员出席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投票赞成尤金的决议案的有5票，——显然都是崩得分子：动摇分子又变节了！至于中间集团的大概票数究竟有多少，从表决柯尔佐夫和尤金两人关于这个问题各自提出的决议案的结果可以看出：拥护火星派分子的有32票（第47页）；拥护崩得分子的有16票，就是说，除了反火星派分子的8票以外，有马霍夫同志的2票（第46页），“南方工人”社分子的4票以及另外2票。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样的分配决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简略地指出马尔托夫现在对这次组委会事件的意见。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硬说“巴甫洛维奇等人煽起了激烈情绪”。只要把大会记录拿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反对“斗争”社和组委会时发言最详尽、最热烈和最尖锐的正是马尔托夫本人。他企图把“罪过”转嫁到巴甫洛维奇身上，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不坚定性：在代表大会以前由他投票选举到编辑部的第7个委员正是巴甫洛维奇，在代表大会上他是完全站在巴甫洛维奇方面（第44页）来反对叶戈罗夫的，后来当他从巴甫洛维奇那里遭到失败以后，就开始责难巴甫洛维奇“煽起了激烈情绪”。这只能令人发笑。
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讽刺人家把邀请某某人的问题看成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个讽刺又反过来针对马尔托夫本人了，因为正是组委会事件成了邀请某某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重要”问题的争论的伏线。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根据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的态度。只要把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的发言（第57页）和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44页）对照一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马尔托夫在同盟中说：“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人无论如何都要以火星派分子自命，同时却又以成为火星派分子为可耻。”不了解“自命”和“成为”之间的区别，不了解言和行之间的区别，——这才真令人奇怪呢。马尔托夫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曾自命为反对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可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却又成为拥护强制性的派别划分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