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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希法亭写道：
“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必须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上。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做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
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但是，在希法亭的整个叙述中，尤其是在我摘引这个定义的这一章前的两章里，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作用。
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现在我们应当来叙述一下，在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一般环境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经营”怎样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的统治。应当指出，德国（而且不只是德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如里塞尔、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等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辩护士。对于寡头形成的“内幕”，寡头所采用的手段，寡头所获得的“正当和不正当”收入的数量，寡头和议会的联系等等，他们不是去揭露，而是加以掩盖和粉饰。他们避开这些“棘手的问题”，只讲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词句，号召银行经理们拿出“责任心”，赞扬普鲁士官员们的“尽职精神”，煞有介事地分析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监督”法案、“管理”法案的细枝末节，玩弄无谓的理论游戏，例如利夫曼教授居然写出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定义：
“……商业是收集财富、保管财富、把财富供人支配的一种经营活动”……
这样说来，商业在不知交换为何物的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有了，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存在下去！
但是，有关金融寡头骇人听闻的统治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太触目惊心了，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美国、法国或德国，都出现了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抱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毕竟还是对金融寡头作了近乎真实的描述和批评，当然是小市民式的批评。
应当作为主要之点提出来的是前面已经简略谈到的“参与制”。德国经济学家海曼大概是第一个注意到了这一点，请看他是怎样描述问题的实质的：
“领导人控制着总公司（直译是“母亲公司”），总公司统治着依赖于它的公司（“女儿公司”），后者又统治着‘孙女公司’，如此等等。这样，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事实上，拥有50%的资本，往往就能控制整个股份公司，所以，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800万资本。如果这样‘交织’下去，那么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1600万、3200万以至更多的资本。”
其实经验证明，只要占有40%的股票就能操纵一个股份公司的业务，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参加股东大会等等。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在比较先进的或比较老、比较“有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律准许发行票额较小的股票。德国法律不准许发行1000马克以下的股票，所以德国金融巨头看见英国法律准许发行一英镑（等于20马克，约合10卢布）的股票，就很羡慕。1900年6月7日，德国最大的工业家和“金融大王”之一西门子，在帝国国会中声称：
“一英镑的股票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基础。”
这个商人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解，同那位被认为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不光彩的作家（指普列汉诺夫）比起来，显然要深刻得多，“马克思主义”得多，那位作家竟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
但是，“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权力大大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对女儿公司是不担负责任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去“实施”。下面是我们从1914年德国《银行》杂志5月号抄下来的一个例子：
“卡塞尔的弹簧钢股份公司在几年以前算是德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后来因为管理得很糟糕，股息从15%跌到0%。原来，董事会没有通知股东就出借了600万马克给自己的一个女儿公司哈西亚，而哈西亚的名义资本只有几十万马克。这笔几乎比母亲公司的股份资本大两倍的借款，根本没有记入母亲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法律上，这样的隐瞒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可以隐瞒整整两年，因为这样做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商业法。以负责人的资格在这种虚假的资产负债表上签字的监事长，至今仍旧是卡塞尔商会的会长。这笔借款被发现是个错误（错误这两个字，作者应当加上引号），知道底细的人开始把‘弹簧钢’的股票脱手而使股票价格几乎下跌了100%，在这以后很久，股东们才知道有借款给哈西亚公司这回事……
这个在股份公司里极常见的、在资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的典型例子，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会干起冒险勾当来，心里要比私人企业家轻松得多。编制资产负债表的最新技术，不但使董事会能够把所干的冒险勾当瞒过普通的股东，而且使主要的当事人在冒险失败的时候，能够用及时出卖股票的办法来推卸责任，而私人企业家却要用自己的性命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
许多股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跟中世纪一种有名的隐迹稿本一样，要先把上面写的字迹擦掉，才能发现下面的字迹，看出原稿的真实内容。”（隐迹稿本是涂掉原来的字迹、写上别的内容的一种羊皮稿本。）
“最简单、因而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把资产负债表弄得令人捉摸不透的办法，是成立女儿公司或合并女儿公司，把一个统一的企业分成几部分。从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目的看来，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现在不采用这种办法的大公司简直是一种例外。”
作者举出了著名的电气总公司（即A．E．G．，这个公司我们以后还要讲到），作为极广泛地采用这种办法的最大垄断公司的例子。据1912年的计算，这个公司参与了175—200个公司，自然也就统治了这些公司，总共掌握了大约15亿马克的资本。
好心的——即怀有维护和粉饰资本主义的好心的——教授和官员们用来吸引公众注意的种种有关监督、公布资产负债表、规定一定的资产负债表格式、设立监察机构等等的条例，在这里根本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谁也不能禁止股票的买卖、交换和典押等等。
“参与制”在俄国大银行里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欧·阿加德提供的材料作出判断。阿加德曾在俄华银行任职15年，他在1914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不十分贴切，叫做《大银行与世界市场》。作者把俄国大银行分为两大类：（a）“参与制”下的银行，（b）“独立的”银行，然而他把“独立”任意地解释为不依附于国外银行。作者又把第一类分为三小类：（1）德国参与的，（2）英国参与的，（3）法国参与的，即指分别属于这三个国家的最大的国外银行的“参与”和统治。作者把银行资本分为“生产性”的投资（投入工商业的）和“投机性”的投资（投入交易所业务和金融业务的），他抱着他那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似乎可以把第一种投资和第二种投资分开，并且消除第二种投资。
作者提供的材料如下：
从这些材料看来，在近40亿卢布的大银行“活动”资本当中，有3／4以上，即30多亿卢布属于实际上是作为国外银行的女儿公司的那些银行；它们主要是巴黎的银行（著名的三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总公司）和柏林的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俄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俄罗斯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和国际银行（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在1906—1912年间，把资本由4400万卢布增加到9800万卢布，把准备金由1500万卢布增加到3900万卢布，“其中有3／4是德国的资本”；前一家银行属于柏林德意志银行的康采恩，后一家银行属于柏林贴现公司的康采恩。善良的阿加德对于柏林的银行握有大部分股票而使俄国股东软弱无力，感到十分愤慨。自然，输出资本的国家总是捞到油水，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银行，在柏林发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的股票，把这些股票压存了一年，然后以193%的行情，即几乎高一倍的行情售出，“赚了”约600万卢布的利润，这就是希法亭所说的“创业利润”。
据该书作者计算，彼得堡各最大银行的全部“实力”为823500万卢布，即将近82.5亿；同时作者又把各个国外银行的“参与”，确切些说，各个国外银行的统治，划分如下：法国银行占55%，英国银行占10%，德国银行占35%。据作者计算，在这823500万职能资本当中，有368700万，即40%以上用于各辛迪加，即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石油工业辛迪加、冶金工业辛迪加、水泥工业辛迪加。可见，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而造成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在俄国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下面是希法亭从美国托拉斯“经营”的无数实例中举出的一个例子：1887年哈夫迈耶把15个小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糖业托拉斯。这些小公司的资本总额为650万美元，而这个托拉斯的资本，按美国的说法，是“掺了水”的，竟估定为5000万美元。这种“过度资本化”是预计到了将来的垄断利润的，正像美国的钢铁托拉斯预计到将来的垄断利润，就购买愈来愈多的蕴藏铁矿的土地一样。果然，这个糖业托拉斯规定了垄断价格，获得了巨额的收入，竟能为“掺水”7倍的资本支付10%的股息，也就是为创办托拉斯时实际投入的资本支付将近70%的股息！到1909年，这个托拉斯的资本为9000万美元。在22年内，资本增加了十倍以上。
法国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反对法国金融寡头》——利西斯一本名著的标题，1908年出了第5版），只是在形式上稍有不同。4家最大的银行在发行有价证券方面享有不是相对的垄断权，而是“绝对的垄断权”。事实上这是“大银行托拉斯”。垄断保证它们从发行证券获得垄断利润。在借债时，债务国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额的90%；10%被银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银行从4亿法郎的中俄债券中得到8%的利润，从8亿法郎的俄国债券（1904年）中得到10%的利润，从6250万法郎的摩洛哥债券（1904年）中得到18.75%的利润。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利西斯说：“法国人是欧洲的高利贷者。”全部经济生活条件都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蜕化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人口、工商业和海运都发生停滞的情况下，“国家”却可以靠放高利贷发财。“代表800万法郎资本的50个人，能够支配4家银行的20亿法郎。”我们谈过的“参与”制度，也造成同样的结果：最大银行之一的总公司（Socie＇te Ge＇ne＇rale）为女儿公司埃及精糖厂发行了64000张债券。发行的行情是150%，就是说，银行在每一个卢布上赚了50个戈比。后来发现这个女儿公司的股息是虚拟的，这样就使“公众”损失了9000万至1亿法郎；“总公司有一个经理是精糖厂的董事”。难怪这位作者不得不作出结论说：
“法兰西共和国是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
作为金融资本主要业务之一的有价证券发行业，盈利极大，对于金融寡头的发展和巩固起着重大的作用。德国的《银行》杂志写道：
“在发行外国债券的时候担任中介人，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国内没有任何一种生意能够获得哪怕是同它相近的利润。”
“没有任何一种银行业务能够获得像发行业务那么高的利润。”
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发行工业企业证券的利润每年平均如下：
1895年———38.6% 1898年———67.7%
1896年——36.1% 1899年——66.9%
1897年——66.7% 1900年——55.2%
“在1891—1900年的10年间，仅靠发行德国工业证券‘赚到’的钱就有10亿以上。”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补充道：“而且，所有这些整理和改组，对于银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这是有利可图的业务；第二，这是使经济拮据的公司依附于自己的好机会。”
请看下面的例子。多特蒙德的联合矿业股份公司，是在1872年创办的。发行的股份资本将近4000万马克，而在第一个年度获得12%的股息时，股票行情就涨到170%。金融资本捞到了油水，稍稍地赚了那么2800万马克。在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个把资本很顺利地增加到3亿马克的德国最大的银行贴现公司。后来联合公司的股息降到了零。股东们只好同意“冲销”资本，也就是损失一部分资本，以免全部资本损失。经过多次“整理”，在30年中，联合公司的账簿上消失了7300多万马克。“现在，这个公司原先的股东们手里的股票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5%了”，而银行在每一次“整理”中却总是“赚钱”。
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利地分块出售等等，首先取决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分配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联系起来的大公司。结果就形成了《银行》杂志的撰稿人、专门研究土地买卖和抵押等业务的德国作家路·埃施韦格称做“泥潭”的局面：买卖城郊土地的狂热投机，建筑公司的倒闭（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诺尔公司的倒闭，这个公司靠了“最大最可靠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帮助，弄到了1亿马克的巨款，而这家银行当然是通过“参与”制暗地里在背后进行了活动，结果银行“总共”损失了1200万马克就脱身了），以及从空头的建筑公司那里一无所得的小业主和工人们的破产，同“廉洁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当局勾结起来把持颁发土地证和市议会建筑许可证的勾当，等等。
欧洲的教授和善良的资产者一向装腔作势地对之表示痛心疾首的“美国风气”，在金融资本时代简直成了各国各大城市流行的风气。
1914年初，在柏林传说要组织一个“运输业托拉斯”，即由柏林的城市电气铁路公司、有轨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这三个运输企业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银行》杂志写道：
“当公共汽车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转到其他两个运输公司手里的消息传出时，我们就知道有这种打算了。……完全可以相信，抱着这种目的的人希望通过统一调整运输业来节省一些费用，最终能使公众从中得到些好处。但是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因为站在这个正在创建的运输业托拉斯背后的是这样一些银行，它们可以任意使自己所垄断的交通运输业服从自己的土地买卖的利益。只要回想一下下面这件事情，就会相信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在创办城市电气铁路公司的时候，鼓励创办该公司的那家大银行的利益就已经渗透进来了。就是说，这个运输企业的利益和土地买卖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了。因为这条铁路的东线要经过银行的土地，当该路的建设已经有保证时，银行就把这些土地卖出去，使自己和几个合伙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在德国经济著作中，通常是阿谀地赞美普鲁士官员的廉洁，而影射法国的巴拿马案件或美国政界的贿赂风气。但是事实是，甚至专论德国银行业务的资产阶级书刊，也不得不经常谈到远远越出纯银行业务范围的事情，例如，针对官员们愈来愈多地转到银行去服务这件事，谈到了“钻进银行的欲望”：“暗地里想在贝伦街（柏林街名，德意志银行的所在地）钻营一个肥缺的官员，他们的廉洁情况究竟怎样呢？”《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在1909年写了《曲意逢迎的经济影响》一文，其中谈到威廉二世的巴勒斯坦之行，以及“此行的直接结果，即巴格达铁路的建筑，这一不幸的‘德意志进取精神的大事件’，对于德国受‘包围’一事应负的责任，比我们所犯的一切政治错误应负的责任还要大”（所谓“包围”是指爱德华七世力图孤立德国、用帝国主义的反德同盟圈来包围德国的政策）。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埃施韦格，在1911年写了一篇《财阀和官吏》的文章，揭露了一位德国官员弗尔克尔的事情。弗尔克尔当过卡特尔问题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很卖力气，不久以后他却在最大的卡特尔———钢铁辛迪加中得到了一个肥缺。这类决非偶然的事情，迫使这位资产阶级作家不得不承认说，
“德国宪法所保证的经济自由，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了失去内容的空话”，在现有的财阀统治下，“即使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们免于变成非自由民的民族”。
说到俄国，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几年以前，所有的报纸都登载过一个消息，说信用局局长达维多夫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到一家大银行任职去了，按照合同，他在几年里所得的薪俸将超过100万卢布。信用局是个“统一全国所有信用机关业务”的机关，它给了首都各银行总数达8亿—10亿卢布的津贴。———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至于这一过程进行到了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的统计材料来判断。
阿·奈马尔克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上发表了关于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最详尽最完备的对照材料，后来这些材料曾屡次被经济学著作分别引用过。现将4个10年中的总计分列如下：
在19世纪70年代，全世界证券发行总额增加了，特别是由于普法战争以及德国战后滥设投机公司时期发行债券而增加了。大体说来，在19世纪最后3个10年里，增加的速度比较起来还不算太快，直到20世纪的头10年才大为增加，10年之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见，20世纪初，不仅在我们已经说过的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发展方面，而且在金融资本的增长方面，都是一个转折时期。
据奈马尔克计算，1910年全世界有价证券的总额大约是8150亿法郎。他大致地减去了重复的数字，使这个数额缩小到5750亿至6000亿法郎。下面是这个数额在各国分布的情形（这里取的总额是6000亿）：
从这些数字一下子就可以看出，4个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突出，它们各有约1000亿至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在这4个国家中有两个是最老的、殖民地最多的（这一点我们以下就要说到）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其余两个是在发展速度上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生产中的普及程度上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这4个国家一共有4790亿法郎，约占全世界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4个国家、这4个国际银行家、这4个世界金融资本的“台柱”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
现在，我们应当特别谈一下，资本输出在形成金融资本的依附和联系的国际网方面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