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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常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24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和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成了某些觊觎领导地位而遭到失败的人的审判官。现在，这些“少数派”分子怀着十分动人的天真心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并且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代表大会的威信，贬低它的意义和权威性。这种倾向在《火星报》第57号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实际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说表现得最突出，这位作者对于代表大会“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想深表愤慨。这正是新《火星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特征，我们决不能对此保持沉默。被代表大会否决的人员占多数的编辑部，一方面继续自称为“党的”编辑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欢迎那些说什么代表大会不是神灵的人。这岂不是太妙了吗？是的，先生们，代表大会当然不是神灵，可是对于那些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痛骂”起代表大会来的人，又该怎么想呢？
那么，就让我们回想一下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实吧。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1900年的出版预告中说过，在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火星报》曾经力求把1902年的代表会议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火星报》在1902年夏秋期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行动是十分慎重的。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1902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在第32号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召开党代表大会已经是迫切需要，刻不容缓。可见，完全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上过于匆忙。我们正是按七次量，一次裁这个准则办事的。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也不要再量来量去。
组织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有些人也许会说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他们现在用这些字眼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毫无气节），并且交给所有的委员会讨论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18条是这样规定的：
“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反对，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
其实，这几句话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当时就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默默地通过了，可是现在听起来真令人惊奇，好象是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当时，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独立的集团组成的，它们有可能不承认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者的善良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奇怪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立下的誓言。这个决定是要保证一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承担的巨大的劳动、风险和开支都不至于白费，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出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选举的行为都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新《火星报》说代表大会不是神灵，代表大会的决定也不是圣经，把这当作新发现的新《火星报》究竟是在嘲笑谁呢？它的发现究竟是包含了“新的组织观点”，还是只包含一些掩盖旧痕迹的新企图呢？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总之，代表大会是经过极细致的准备并根据有最充分的代表性的原则召开的。大会主席在代表大会宣告组成以后所作的声明中也谈到，大家一致承认代表大会的组成是正确的，认为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基础和组织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党。《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火星报》制定的纲领和方针应该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火星报》制定的组织计划应该在党的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下来。但是，不言而喻，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为代表大会的充分代表性保证了那些坚决反对《火星报》的组织（崩得和《工人事业》）以及那些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的组织（“南方工人”社以及靠近该社的某些委员会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变成为火星派方针的胜利而斗争的舞台。代表大会也确实成了一场这样的斗争，每一个稍微细心阅读代表大会记录的人，马上就会看清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详细追溯一下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派别划分，并根据记录的精确材料重新描述一下代表大会上每一个主要集团的政治面貌。代表大会上要在《火星报》指导下融合成为统一的政党的那些集团、派别和色彩的真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我们要通过分析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来加以阐明的。阐明这个情况，无论对于研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面貌，或者对于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都是极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件中，都着重于分析各种派别划分。“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谴责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的问题作一些“辩解”，而根本没有试图对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作出和我所作的哪怕是稍有不同的描绘。现在，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称之为不过是“小集团政客手腕”。马尔托夫同志，你说得真够厉害的！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只要我们把分歧的全部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述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现在的编辑部。请你们这帮提出小集团政客手腕问题的所谓党的编辑先生们看一看自己吧！
现在马尔托夫对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斗争的事实感到非常不愉快，以致竭力想根本抹杀这些事实。他说：
“火星派分子就是那些在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前对《火星报》表示完全支持，拥护它的纲领和组织观点，赞成它的组织政策的人。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共有40多人，——当时赞成《火星报》的纲领并赞成承认《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的决议的就是这么多票。”
只要翻开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除了阿基莫夫一人弃权以外，全体一致通过了纲领（第233页）。这样，马尔托夫同志是要我们相信，无论是崩得分子、布鲁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都曾经证明他们“完全支持”《火星报》并且拥护《火星报》的组织观点！这是令人可笑的。这是把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后成为权利平等的党员（而且还不是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因为崩得分子退出了）和在代表大会上引起斗争的派别划分混为一谈。结果不去研究代表大会以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反而用“承认了党纲”这么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打掩护！
试举承认《火星报》是中央机关报问题上的表决情况为例。你们可以看出，正是马尔丁诺夫，即现在被马尔托夫同志硬说是拥护过《火星报》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政策的那个马尔丁诺夫，坚决要求把决议案分成两部分来表决：一部分是仅仅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另一部分则是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在表决决议案的前一部分时（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对它表示支持）赞成的只有35票，反对的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弃权的有11票（马尔丁诺夫，5个崩得分子，以及编辑部的5票：我和马尔托夫各2票，普列汉诺夫1票）。由此可见，反火星派集团（5个崩得分子和3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在这里，在这个对马尔托夫现在的观点最有利的并且是他自己选定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极其明显的。再看决议案的后一部分的表决情况，即不用说明任何理由和不用表示是否支持而只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表决情况（记录第147页）：赞成的有44票，现在的马尔托夫把这些票数都算作火星派分子投的。总共是51票，除了编辑们的5票弃权以外，还有46票；有2票（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表示反对；可见在其余的44票中是包括所有5个崩得分子在内的。总之，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是“表示了完全支持《火星报》”的，——请看，正式的《火星报》就是这样撰写正式的历史！我们现在预先向读者说明一下编造这个正式的实际情况的真正动机：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没有退出代表大会，那么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就会成为而且真正会成为党的编辑部（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冒牌的党的编辑部）；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需要把现在的所谓党的编辑部的这些最忠实的卫士提升为“火星派分子”。不过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详细说明。
其次，试问：如果代表大会是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的、不坚定的分子呢？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我们党以及任何代表大会的一般面貌的人，都会预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很不愿意提起这些不坚定的分子，于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倾向于该社的代表描绘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说成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幸亏现在我们面前有大会的全份记录，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文件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事实问题。我们在上面说明了代表大会上的一般派别划分情况，当然没有奢望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分析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果不了解代表大会上某些色彩之间的斗争情景，那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意见分歧。马尔托夫甚至把崩得分子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间的区别，这不过是回避问题而已。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预先指出（以备以后检验和详细研究）存在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