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读者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策略——计划”是反对立刻号召举行冲击，而要求组织好“对敌人要塞的正规围攻”，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我们由于《工人事业》杂志从“经济主义”跳到高喊冲击而嘲笑了它，当然，它也就猛烈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学理主义”，说我们不懂革命的职责，说我们不该号召大家谨慎从事，等等。当然，这样的责备出自一些毫无原则、只会用深奥的“策略——过程”支吾搪塞的人之口是丝毫不会使我们惊奇的；同样，对坚定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一概抱着极其高傲的藐视态度的纳杰日丁重复这种责备，也是不会使我们惊奇的。
据说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纳杰日丁却拼命想使它重演，极力模仿特卡乔夫，大骂“革命文化主义”，高喊什么“敲警钟”，什么特别的“革命前夜的观点”等等。他显然忘记了一句名言：如果说历史事变的原本是一出悲剧，那么它的抄本就只是一出笑剧。用特卡乔夫的说教准备起来的、用“吓人的”并且真正吓了人的恐怖手段实行过的夺取政权的尝试，曾经是了不起的，然而小特卡乔夫的“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却只能使人觉得可笑，尤其是再加上一个组织中等人的主张，就更显得特别可笑了。
纳杰日丁写道：
“假使《火星报》跳出它那文人习气的圈子，它就会看见，这（像《火星报》第7号上一封工人的来信等等现象）是一种征兆，它说明很快很快就会有‘冲击’开始，所以现在来谈什么由全俄报纸牵线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
瞧，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糊涂观念：一方面，主张实行激发性的恐怖手段和“组织中等人”，同时又认为人们在“更具体的事情”如地方报纸的周围会“更紧密得多地”集合起来；另一方面，认为“现在”来谈全俄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现在”已经迟了！请问最可敬的尔·纳杰日丁，“普遍创办地方报纸”现在岂不是也迟了吗？请把这一点同《火星报》的观点和策略比较一下吧。《火星报》认为，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不值一提，至于说什么正是要把中等人组织起来和普遍创办地方报纸，这就是替“经济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应当谈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一直到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冲击开始以前，谈这个组织都不算迟。
纳杰日丁继续写道：
“的确，我们在组织方面的情况非常不妙。《火星报》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大部分都是志愿兵和起义者，这话完全正确……你们清醒地估计我们的实力，这很好。但同时你们为什么忘记，群众不是我们的，因此他们不会来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开始军事行动，就会‘骚乱起来’……群众自己以自发的破坏力量发动起来，就可能扰乱和排挤我们一直准备、但还没有来得及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进去的那个‘常备军’。”
奇怪的逻辑！正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纳杰日丁所以糊涂，是因为他以为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事实上，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先生们，你们真是嫁祸于人，因为正是由于“自由社”把恐怖手段写在纲领中，这也就是在号召建立恐怖派的组织，而这种组织确实会使我们的军队不去同群众接近，可惜这些群众还不是我们的，可惜他们还不向我们请示或者很少向我们请示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军事行动。
纳杰日丁继续恐吓《火星报》说：
“我们会把革命本身也错过去的，就像我们把目前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错过去了一样。”
把这句话和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联系起来，就会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自由社”臆想出来的独特的“革命前夜的观点”是很荒谬的。直截了当地说，独特的“观点”无非就是认为“现在”来议论和准备已经迟了。既然如此，那我就要问问最可敬的反对“文人习气”的先生，您为什么要写132页“论述理论问题与策略问题”的文章呢？您是不是以为出版132000份简单地号召“杀呀！”的传单，就更符合“革命前夜的观点”呢？
最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正是像《火星报》那样把全民政治鼓动放在自己全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从事编织以全俄报纸为中心的组织网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把春季的事件错过去，反而使我们能预料到这些事件。《火星报》第13号和第14号上所记载的那些游行示威，他们也没有错过。恰恰相反，他们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去帮助群众的自发高潮，同时用报纸来帮助所有的俄国同志去了解这些游行示威并利用它们的经验。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不会把革命错过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们善于进行鼓动，要我们善于支持（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支持）一切抗议，善于指导自发的运动，使之既不为朋友的错误所干扰，又不中敌人的诡计！
于是我们就讲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们特别坚决主张围绕全俄报纸即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所必需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善于“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交替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异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决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显然，纳杰日丁之流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当看做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在当前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要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同事（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
事实上，可以想一想我们时常遇到的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全部遭到破坏的情况。在所有的地方组织缺乏一种共同的经常工作时，这样的破坏事件往往会使工作中断好几个月。如果所有的组织有了一种共同的工作，那么即使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也只要有两三个有干劲的人进行几个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组同总的中心取得联系，大家知道，这种青年小组甚至目前也在很迅速地产生；而当这种共同事业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时候，新的小组就会更加迅速地产生，并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心取得联系。
另一方面，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脱离实际工作的产物（就像那些对它没有很好考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