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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女性解放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全体的解放；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男女团结互助是增强无产阶级力量的必要条件，也是无产阶级为了解放自身而应有的阶级自觉；男女本无矛盾，“女拳”、“男拳”是资产阶级为了分化无产阶级好逐个击破而设计的陷阱；像日韩那种状态，男女之间矛盾激化、人与人之间矛盾加深，无产阶级进一步原子化，难以被团结起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精致享乐是虚幻且脆弱的，要真正的解放自身，真正的享乐，就要脚踏实地参与到革命的大潮中来去真正的感受这个世界。
2.小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不能为劳动妇女带来真正的解放。
3.j极端女权主义者形左实右，犹如法西斯一般摧毁着革命的土壤，歪曲革命的理念，需要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对！
在河蟹国的几大社交平台上，我们不难看到在涉及男女在社会与家庭中的种种矛盾话题下各种对于两性矛盾的极端言论，仿佛性别中的一方势必要彻底灭绝另一方，甚至为这种种族灭绝的行为予以极为正义的理由。
1.极端女权主义的产生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权运动总是由两个阶级相生相伴——无产阶级妇女，以及资产阶级的小姐姨太。前者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以德意志第二帝国为例，“在所有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会议上，妇女占相当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多数。她们总是充满兴趣和热情地参与其中。在所有有坚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地区，妇女都参与竞选活动。正是女性做了宝贵的工作，散发传单，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争取订户，这是竞选中最重要的武器”（<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罗莎·卢森堡）；而后者则是一边用他们丈夫那里“说（shui）”来的有力宣传工具高乎着：“解放妇女！”一边读不进半点解放女性的理论，只是记住了集会里“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女性俱乐部，女性律师，‘价格很合适’的女性冷饮”。
“实际上，女性问题不仅不是什么独立的议题，甚至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实际上女性问题不是一个，而是若干个。现在的社会分化制造出多少个社会群体，就有多少种女性问题。所以当我们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哪怕听到最为矛盾的声音也完全不该感到惊讶。总的来说，统治阶级成员的意见——不管此人是男是女——和无产者意见之间的区别就和他们的社会等级地位差别一样大。这种区别并不那么取决于他们不同的道德和智力发展水平，而是和女性在每个社会群体里所处的地位更有关系。一个阶级的女性用的绰绰有余的东西，对于另一个阶级的女性来说就只是个梦想。特权阶级的女性闲得发慌，幻想着同男性分担哪怕一部分社会工作；而与此同时，女工遭受的不幸和压迫（和糟糕的劳动制度有关）却比男工还沉重。”
然而小资女性非但没有替无产阶级女性向资本家索取应得的劳动报酬，反而是有样学样，模仿富太太们颐指气使的语气，鼓吹起布尔乔亚式的女性生活方式。她们当然从“女同胞”们那里学不到一点真正能解放妇女的法子，倒是把新贵们的生活方式与雍容气质学得有模有样，同时她们又不得不承受着阶级上来自“女同胞”和她们丈夫的压迫与剥削。于是仇恨的目光刻意避开如同父母一般的统治阶级，转向了家庭中的父亲和兄弟以及社会中同阶级的男性竞争者——极端女权思想诞生了。
这种执拗与偏激的小资女性在被统治者吃干榨净后，其余下的价值就变得如残羹般令人作呕了——她们借助资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妄图用男女矛盾割裂阶级，向广大受压迫阶级的男性同志开火——成了只帮资产阶级吃人的伥鬼。
2.父权制的死而复生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被女权主义者猛烈进攻的“父权制”，本应当随着封建社会的崩溃，家庭关系的重构而逐渐销声匿迹，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显然没有那么彻底。当新贵们看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浪潮般的力量时，他们惊恐地从尸骨未寒的君主手里偷到几个老物件，以便向众人显示自己新的权威，父权制便是其中之一。
“在王座神坛和对女性的政治奴役背后，盘踞着剥削和奴役无产阶级的最恶毒、最残暴的鼓吹者。君主制和女性权利的缺失俨然成为资产阶级统治最重要的工具。”
因此女权主义在诞生之初，更像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封建残余的二次革命，但是它很快就触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老爷们不得不极力维护住反动的父权制，对革命进行破坏与阉割，将女性革命的枪口转移向底层的劳动者。
极端女权便是这股转动枪口的力量，她们不仅没能改变小资产阶级内部男性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而且削弱了无产阶级内部的革命力量，使得父权制与支撑它的资产阶级比以往都更为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