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该篇为王政《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的部分翻译，作者所持立场与本站或不完全一致，注意辨别，仅供参考。
在德清县政府开始提供奖学金给一些学生接受现代技术教育的时候，夏衍作为他所在小学的优秀毕业生，得到了资助，进入浙江省第一工业学校学习。在为期五年的学习期间，他在学业上继续取得优异成绩，并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政治事件中成为一个积极分子。他是学生刊物《浙江新潮》的创办人之一，其中一篇文章还受到了新文化主义者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赞扬。这些年间，夏衍从一个对现状不满的少年逐渐转变成一个坚信通过政治行动改变中国社会的年轻人。毕业后，尽管学校当局不赞同他的活动主张，他还是被学校选派出公费留学日本。
从1920年秋季到1927年5月，夏衍在日本主修电气工程。然而，他对文学、社会科学和政治产生了明显的兴趣转向，并且像许多早期20世纪留学日本的华人学生一样，他通过阅读新翻译的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接受了“激进”思想。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他对通过快速发展工业来拯救中国的想法逐渐失去吸引力。
1924年，在与正在前往北平（北京）的孙中山会面后，他加入了国民党。但在中共与国民党第一次统一战线破裂后，夏衍回到中国并于1927年加入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镇压，导致许多人退出中共党籍，而夏衍选择了留下。
在参与中共地下活动的同时，夏衍以翻译家的身份开始为公众所熟知。他在日本期间已经精通英语、德语和日语，在日本期间曾翻译过一些社会主义文学供中国期刊发表。夏衍回到上海后失业，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以谋生。他为开明书店翻译了一些书籍，该书店由知名女权主义倡导者章锡琛创办。章锡琛曾在五四时代担任《女子杂志》主编，现在是《新妇女》杂志和其他几本继续发扬五四新文化主义的流行杂志的出版人和编辑。1927年，章锡琛请夏衍翻译奥古斯特·贝贝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尽管国民政府已经对社会主义文学实施了严厉的审查并迫害共产党人。拿不到德文原版，夏衍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从两个日文版本（分别基于德文和英文版本）进行翻译。在1934年国民党官方禁止左翼书籍和作家之前，《妇女与社会主义》已经多次印刷。夏衍的翻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发展的最知名和基础性的文本。
鉴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本自20世纪初以来就在中国传播，对于夏衍来说，贝贝尔的论文并不完全陌生，因为他在五四时期和后来在日本都接触过这些文本。但正如章锡琛所强调的，这次翻译向中国读者呈现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之间关系的首个全面解释。尽管贝贝尔在发展他对资本主义中阶级和性别敌对和不平等关系批判的过程中，主要以欧洲和美国过去的情况为中心，我们可以想象夏衍特别被贝贝尔对未来的乐观愿景所吸引，其中包括对胜利的社会主义的承诺，并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与妇女解放密不可分。正如贝贝尔所断言的那样，“社会党是唯一一个将妇女的完全平等、摆脱一切依赖和压迫作为其纲领的政党，这并非出于宣传的原因，而是出于必要。因为没有社会独立和性别平等，就不可能有人类的解放”。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夏衍似乎全力以赴地回应了贝贝尔的号召：“男人有责任帮助（妇女）摒弃一切偏见并参与伟大的斗争。”他将传播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思想视为自己的使命，经常为女性杂志作出贡献，向从事媒体工作的受过教育的女性提供《妇女与社会主义》，并翻译关于妇女问题的文本。他的传记作者观察到，《妇女与社会主义》在夏衍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正是通过翻译这本书，夏衍在审视社会问题时建立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视角…妇女的彻底解放和男女平等是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全世界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这是他在判断社会问题时的一个基本价值标准之一。”
揭示工人阶级妇女在殖民统治下的压迫和剥削，并使无声者能够发声，成为他在上世纪30年代文学创作和电影制作中可辨认的主题。他在1936年写作的广为流传的报告《产业妇女工人》是在日本拥有的工厂中进行了数月的实地调研后撰写的，清晰地阐述了这位地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对殖民上海存在奴役阶级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分析。在夏衍的分析中，这些最被压迫的妇女所遭受的苦难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度交织在一起的制度化压迫的结果。
夏衍的第一部戏剧作品《赛金花》于1935年创作，1936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对新文化遗产的强烈表达以及对权势的挑战。这部备受争议的讽刺剧首次将名妓赛金花以积极的形象呈现，与懦弱的权贵进行对比。赛金花在清末时期是一个知名人物，据称她利用自己与德军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塞的关系，努力阻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德军对北京居民的暴行。该剧隐含批评蒋介石政权对抗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类似于清代官员们向帝国主义者屈服的行为，这一点被左翼和右翼观众清楚地理解。
然而，对该剧的争议不仅局限于主要的政治批评。许多评论家将焦点放在该剧颂扬一位据传曾与德军指挥官有染的名妓上。夏衍在接受《女性月刊》邀稿时公开驳斥了这样的观点。
“我不想掩饰对女主角的同情。我之所以同情她，是因为在当时各种类型的奴隶中，与那些能在皇室讲话的人相比，她多多少少还保留了一些人性！……坚持要求一位妓女维护国家尊严，而不谴责那些拥有知识和国家权力的人，这实在是可笑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