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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文艺作品也具有阶级性。《海瑞罢官》一文中，反动的封建关系丝毫未动，仅凭统治阶级中海瑞这个官僚的一己之力，便带领群众脱离苦海了。这个剧本宣扬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不号召被压迫的人民反抗剥削阶级，却让人们等待统治阶级良心发现出现“青天大老爷”，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毒草。
2.是的，是一个“为了百姓”的官僚发声了。高喊为了百姓，实际官僚维护封建统治是永远不会变的。封建时代能有多么为了人民的百姓官？我不敢说。高喊的口号是遮掩本质的，实际的内涵不过是掩饰人民的眼睛罢了。
3.人民群众不需要青天大老爷，人民群众要革命武装自己，然后去造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反。海瑞罢官则是捏了个青天大老爷出来，好像只要有了为民做主的海瑞，革命群众就不需要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了，只需要跟着青天大老爷干就能等来好日子。这种反革命资产阶级毒草五十年前要批判现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毒草一朝不批他就在生长在毒害无产阶级！
不急于分析吴晗的海瑞罢官，我们先从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出发慢慢地把阶级问题看清楚。
海瑞作为官僚，他在明朝社会中属于较高的社会阶层。官员在封建社会中拥有权力和特权，可以管理和监督地方政务，掌握着一定的资源和权力。 而且他是士人家庭的子弟。士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经史文化，他们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虽然海瑞来自士人家庭，但他的家族在绍兴地区也有一定的地位，可以被看作是地方上的豪绅家族。地方豪绅在封建社会中通常掌握着一定的土地、财富和影响力。由此可见——海瑞他的本质是封建大地主的代表，他的所有作为必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到这里我的就知道，如果要说他是要为人民服务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海瑞罢官》的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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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并建议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 吴晗于1959年6月和9月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篇文章。1960年底剧本完成，定名《海瑞罢官》*
59年庐山会议上，教员提到要区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问题并且说到*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可见，阶级斗争在文艺作品上也是要流露出来的，阶级是客观存在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姚文元同志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
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看完这出戏总是让人感觉海瑞真是个“大英雄”真是能够带领人民脱离苦海，戏剧的其他出场官吏都被设定为欺压百姓的”恶人“唯独海瑞愿意帮助群众，在自己身处高位时帮群众说话，而且靠一己之力达成了变革，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也没必要去深究每一片细节，这幕戏带给群众的只有历史虚无主者的谎言，文艺作品的阶级立场是由作者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文艺宣传的阵地丢不得一点。
海瑞是1569年夏到1570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24万亩，有的说40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所以海瑞要求农民退田并不是因为要维护农民的利益，原句是 “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最终的目的是害怕农民们因土地问题威胁朝廷的统治，故而要求退田，在这里吴晗主观地将其描绘为维护农民的利益，恐怕有失偏颇。
海瑞罢官归根揭底没有体现出无产者的革命性，在这样的作品里，被统治者只能忍受苦大仇深，等待自己的”青天大老爷“来解放自己帮助自己脱离苦海，这就是非常经典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