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顺直问题的解决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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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
在漫长的革命时期,总会发生革命组织因为个人意气问题引起的斗争,最终导致双方破裂,一些革命者无辜惨死。我们要分清个人意气问题和路线斗争的区别,警惕路线斗争,而牢牢团结有小矛盾的同志。

2.
党组织不是少数人划定权力领地发展自身派系的地方,它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任务,为了实现组织的纲领和任务,就需要落实民主集中制。党组织的领导者面对内部矛盾和基层同志的不信任,应该首先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尽可能争取更多同志理解和团结。

3.
顺直问题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面对部分同志的一些行为,我们还是应该以打结为主,能和平解决的尽量就和平解决。

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顺直地区组织工作的干部被反动势力所绞杀,整个地区顿时失去了领导层,这也成了顺直问题的温床。
顺直问题是对幼年党的一次大考验,也是我们在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上的一个宝贵经验。

顺直地区领导层出现空白后,中央派下彭述之去筹备成立顺直省委。省委成立后,彭述之却执行家长式的统治,并大肆进行个人意气之争和派系纠纷,在组织内大量积累矛盾。经过了第一次改组,工人出身的朱锦堂代替彭述之作了书记,彭述之被调为宣传部部长。而在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不顾实际策划了玉田暴动后,因暴动失败组织再遭重创,大量领导层干部和党员丧失,顺直问题不断加深。
在顺直的党组织遭到重创后,中央派下蔡和森来指导工作,然而蔡和森因组织被破坏和暴动失败而异常消极,在第二次改组上,他依旧因个人意气而使干部大量工人化,反而使顺直问题异常尖锐,出现了许多不服从组织的行动,以及独立于省委的地方党组织。
随后中央派出了特派员刘少奇去指导顺直地区的组织工作。然而省委在二次北伐接近直隶省时准备总暴动,明显脱离实际,遭到了中央批评,这更加剧了省委于地方群众的分裂。随后陈谭秋、刘少奇、韩连会进行了第三次改组,然而却滑向了惩办主义,过分强调两个路线斗争,顺直地区的组织矛盾急剧加烈,其中最主要的三个矛盾为:有群众对韩麟符处罚过重感到不满;王藻文对组织处理极度不满投敌叛党;地区组织自发组成京东护党请愿团向中央控告。矛盾激化后,三人并未让步而是继续针锋相对,以“潭少连”的名义向中央发联名信打算取消省委职务,直接包办地区职务。然而中央完全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反而要求他们解散“京东护党请愿团”、健全顺直省委、由大会解决问题,然而陈潭秋从认同中央决策最终倒向不认同,三人不接受中央意见,这时顺直问题已经尖锐到顶点。
最后中央派出周恩来去解决顺直问题,而周恩来的做法也是为我们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周恩来不同意刘少奇的惩办主义和两条路线之争,而是以思想教育为主,积极与地方党组织接触,作出适当批评并对其教育,鼓励党员正确改造自己、改造组织,重建了党员对组织的信任,最后成功重建了顺直省委,解决了困扰已久的顺直问题。

在顺直问题上前任省委在个人意气纠纷上在组织内积累了大量矛盾,然后刘少奇他们的惩办主义过分强调党员的个人成分甚至对其误判,最后激起了地方党组织和领导层领域的不满与反对甚至对其的叛变。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联想到《退一步,再退一步》所提到的,前任党委在顺直问题上所造成的影响还能算是罐子上的小裂缝,此时可以打上一个结也可以让它完全破碎,很显然刘少奇他们完全倒向了不断扩大裂缝无法自拔,甚至与中央产生对抗。而周恩来的行动就是真真正正地在罐子上打了个结:以思想教育为主贯彻落实了“团结—批评—团结”的路线,对于“极端民主化”的地方党组织也是以行动对其进行教育和团结,最终实现了顺直地区党组织的团结和省委的重建。
时光飞逝,如今我们碰上了与当年雷同的问题,却陷入了左右两难的境地,那么我们是不是该以史为镜,重新审视审视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