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46)

编者按:该篇为王政《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的部分翻译,作者所持立场与本站或不完全一致,注意辨别,仅供参考。

第六章 塑造社会主义的视觉文化

夏衍与新文化遗产

陈波儿的先锋性作品以革命女性为特色,为电影行业提供了引领其摆脱从《武训传》遭到毛主席批评后陷入的困境。虽然没有艺术家或干部受到惩罚,但将一部关于历史人物的电影与反动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印象阻止了电影制片人推进他们担心可能会遭到官方指责的项目。电影制作从1950年的五十六部电影急剧下降到1951年的一部短片和1952年的四部长片。对政治安全的担忧超过了对艺术创造力的渴望,使得许多电影行业中的人们不确定如何在新的政治环境中运作。

电影业复苏的故事使我们超越了电影批评,这也涉及到政治文化的问题。陈波儿所创造的女权范式如何成为随后几年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标志?她的遗产如何继续激励重振电影行业的制片人?哪些历史人物在塑造与女权主义相关的社会主义视觉文化方面发挥了作用?通过档案研究和采访,我探讨了这些问题,并了解到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已经失去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动态,这些信息对于今天主要基于作品最终的视觉展现的电影评论家来说是不可得知的。

研究电影制片人追求革命文化的努力,能够揭示出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内部存在的重大矛盾、困境和紧张关系,这些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铺平了道路。

我对1951年后中国电影制作的调查以电影界的一位关键人物夏衍(1900-1995)为中心,他的生平成为连接这一历史叙述的多个方面的关键。选择聚焦于夏衍打破了在许多社会主义电影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简单但顽固的二分法,即将党体现为极权主义实体,而艺术家则代表自由意志,因为夏衍同时代表了这种错误二分法的两个方面

夏衍是二十世纪的一位重要共产主义艺术家,他深入研究了五四新文化和欧洲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文学,是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领导者,并且直到1964年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行业的一位主要文化权威。夏衍的漫长而多产的职业生涯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中共的文化历史。本章节以简要的传记开始,还追溯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女权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遗产,并探讨了共产主义艺术家在创造社会主义视觉文化方面追求革命议程的动态。

夏衍--一颗共产主义文化权威的新星

夏衍在每本重要的英文中国电影研究中都有提及,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电影作品,他编写的剧本都被列入其中被人分析。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电影史中,夏衍都因其在1930年代的两部早期剧本《野百合花》(1933)和《春蚕》(1933)中开创性的写实手法而受到赞誉。然而,仅仅依靠已出版的资料而未利用官方档案的英文研究通常忽视了夏衍在社会主义电影业中的核心角色。政府档案记录了夏衍在建设社会主义电影业方面的重要领导地位,以及他在政治斗争中的牵连,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过去二十年的电影人回忆录和历史资料的出版也更加详细地揭示了夏衍在社会主义电影制作中的重要作用。

夏衍出生于杭州一个士人家庭,原名沈乃熙,与五个兄弟姐妹在丧夫的母亲的抚养下长大。他的生活境况与同龄的文化激进分子有很多共同之处。太平天国之后,精英家庭财富的迅速消失在下江地区是一个普遍的故事。一个家庭男性家长的过早去世会进一步加速衰落家庭的贫困化,使寡妇不得不独自努力维持学者家庭的传统和志向,但手头资金匮乏。寡妇的努力打拼和她所忍受的艰辛和痛苦对她儿子的心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夏衍年老时深情地回忆起他的母亲,承认她在塑造他的性格和品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四岁时,夏衍从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困辍学。他的母亲甚至不得不典当她的节日服装和一床准备用于特殊场合的丝被。完全了解了母亲的困境后,年幼的小夏衍决定去找工作。他明白这个决定不会让母亲高兴,所以他背着母亲偷偷找工作。最终他在一家染料厂找到了一个学徒的机会,他仔细向母亲解释这份工作的临时性和好处。他描述母亲的反应时,表达出了他决定的重要性。

倾听着,母亲保持沉默。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慢慢地打开箱子,挑选出几件衣服给我带走。她的脸上充满了悲伤和不幸。我无法找到一句话来安慰她。当我上床睡觉时,我听到她自言自语,“……到头了。没有其他办法。世代书香(学者家族的遗产)在我的一代就此终结。两个兄弟都成为学徒了。”

事实上,这个年幼的儿子从事体力劳动并没有结束沈家那“尊贵”的学者传统,但却标志着夏衍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夏衍在染料厂的学徒艰辛只持续了六个月,但这段经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强调的,“染坊工人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他们手掌上像蜂窝一样的老茧,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

社会精英家庭的子弟“降格”为体力劳动者,这是他们本来不可能经历的社会群体的痛苦。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岁月中的这些经历培养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为他们后来坚守社会主义愿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夏衍的回忆录和他那一代许多男作家的回忆录都强调了在灾难之后,作为亲情只剩一方的母亲在家庭生存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中国的民间智慧一直认为,寡母的儿子往往表现出最大的孝心。但夏衍的故事也表明,在一个崩溃的世界中,母亲急切地希望保持学者家族传统可能会给她的儿子灌输复杂的愿望和情感。即使士人官场的梦想在体制变革中破灭,许多儿子仍然雄心勃勃,并对母亲在艰难时期的牺牲和坚强品格怀有感激之情。在这里,我提出了寡母精英家庭中母亲角色与二十世纪初一批受过教育的男性出现之间的心理联系,这些男性对妇女处境表现出了非凡的敏感。 在夏衍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以深深的同情和钦佩描绘了各种各样的女性,从产业工人、妓女到革命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