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该篇为王政《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的部分翻译，作者所持立场与本站或不完全一致，注意辨别，仅供参考。
尾声
在陈波儿去世后的几年里，强大的女英雄形象不仅在电影中扮演主要角色，也出现在戏剧、戏曲、海报和其他文化类型中。在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女性工人、农民和革命领导人的形象无处不在，这扫清了1949年之前以性对象或封建资本压迫下的被动受害者形象为主导的文化表达方式。这些女英雄的形象凸显了她们对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奉献。在性别表述上，这种主导模式成为后社会主义批评家的论点基础，他们认为中国内地的女性被塑造成“国家主体”或男性化，通过扮演男性角色并符合公众舞台上的男性标准，这意味着她们与自己所谓的固有女性特质疏离。
《陈波儿：中国社会主义电影中的女性创始人》一文对社会主义中国就妇女和性别有关的实践提出了不同的批评，并和上文提到的论点适用了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即威权的父权社会主义国家以操纵公民来巩固其权力，并且文化表达作为“党派宣传”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操控或洗脑的方式。该文假设男性是那场复杂革命的唯一创作者，对于旨在赋予被压迫群体权力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愿景和实践的存在甚至可能性进行了否定。对调查妇女参与历史变革的缺乏兴趣是男性主义思维的典型特征，而在走资派复辟后的中国，出现的对于至高无上的父权力量的指责正好融入了这种思维。即使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时期女权主义活动的研究也未能摆脱随后无缝衔接的父权党国的概念框架。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妇女只是在全球反社会主义话语的生产中被描绘成受害者、木偶或操纵工具，成为“客观化”的“他者”。
与后社会主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女性创始人缺乏兴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波儿的同行和学生们多次努力使她的记忆活在人们心中。在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即将到来时，有关陈波儿生平的文章开始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一些曾在电影行业担任干部职位的男性同行表达了希望看到一部关于陈波儿的传记电影的愿望（他们并不知道革命女英雄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产出中早已成为过时的话题）。纪念陈波儿的活动在1995年达到高潮，当时在她的故乡潮州举行了一次纪念会议，社会主义电影行业的银发老兵在那里揭幕一座新建的陈波儿雕像，纪念碑上刻有夏衍撰写的铭文：
“人民艺术家陈波儿同志永垂不朽”。
在二十一世纪初，当中国离其革命过去更远的时候，纪念陈波儿的重要努力仍在继续。2011年12月的一个雪天，一群80多岁的女性和男性聚集在北京电影学院，参加一场纪念该学院创始人的会议。这些人是表演艺术学院的早期毕业生，该学院由陈波儿于1950年创建，并后来发展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当我问会议组织者陈文静(Chen Wenjing)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多的精力组织会议并编纂一本关于陈波儿学生回忆录的时候，虽然她自己身体非常虚弱，但这位82岁的老人描述了驱使她采取行动的强烈而复杂的情感。首先，她简直无法容忍北京电影学院的现任男性领导者抹去该学院创始人的存在，他们只纪念他们的男性前辈。除了这种独特的女权主义宣言外，陈文静以一种合法和激情的方式表达了一种“过时”的社会主义情感。“陈波儿告诉我们，首先要成为一名革命者，然后才能成为一名艺术家。今天的中国需要陈波儿的精神。我们现在缺乏成为革命者的概念！”在共产主义革命已经完全偏离轨道，并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被妖魔化的背景下，那些经历过革命的人们感到迫切需要提供自己的证言。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致力于消除不平等、追求社会正义的女性主义革命者，陈波儿象征着她的学生所认同的革命。陈波儿早逝使她的革命身份保持完整，因为她不必对党从抵抗运动的领导者转变为领导中国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腐败官僚统治阶级承担责任。纪念陈波儿的革命精神等于默示着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这将体现她颠覆所有不平等权力关系和社会等级制度的激进愿景。
显著的是，在会议结束一年后，陈文静对北京电影学院（BFA）领导者施加压力，以纪念陈波儿在电影行业和电影教育中的开创性作用取得了成功。2012年12月22日，全由男性组成的北电领导者在校园揭幕了四座铜像，以纪念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始人。陈波儿排在第一位，其后是其他三位男性领导者。陈文静成功地抵制了将陈波儿从北电历史中抹去的尝试。但现在讽刺的是，她在幕后做出的巨大努力被北电官方的视觉和文字表述所抹去，这些表述只归功于目前的男性领导者们记住了学院的创始成员。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抹去女性在引发重要变革中发挥的关键角色是常见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