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该篇为王政《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的部分翻译，作者所持立场与本站或不完全一致，注意辨别，仅供参考。
在随后获得的奖项中（这是新中国制作的电影首次获得的国际奖项），对陈波儿创造社会主义电影新范式的艺术愿景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巩固了她在电影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华女儿》获得了自由斗争奖，《赵一曼》的主演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这些国际奖项带来的声誉迅速平息了之前一些人对电影的批评，也证实了陈波儿的艺术判断和政治愿景。观众们对这两部电影的热烈支持也向中国电影制片人传达了一个强烈信息，即国内外的人们都能接受革命女性的形象并感到强烈兴趣。
1951年5月，毛主席对一部电影进行了意想不到的批评，这为电影行业带来了新的变化。该电影名为《武训传》，由上海的一个私人电影制片厂制作，是对十九世纪末一个历史人物武训的传记式处理。武训是一个文盲贫穷的人，致力于为贫困男童建立学校，并乞讨筹集必要的资金。作为他家乡的一个知名人物，武训被一代又一代的官员和精英们视为促进贫困人群教育机会的典范人物。
导演孙瑜被武训的故事所感动，于1948年开始撰写剧本，并在1949年中共接管中国时完成了大部分拍摄工作。意识到原来的故事情节不再适应新的政治环境，他进行了许多修改，将故事改编成一个穷人梦想获得平等教育机会却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和篡改的悲剧。该电影于1951年2月上映，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并受到电影评论家和公众的高度赞扬。
就在孙导演对电影的巨大成功感到欣喜之际，毛主席在党的报纸《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对《武训传》的严厉批评。他批评电影制片人没有研究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出现的新阶级力量、人物和思想，没有将无产阶级作为赞美和歌颂的对象。他特别指责共产党员在面对这样一部宣扬封建文化甚至屈服于反动意识形态的电影时，“完全失去了对其批判能力”。他说道：“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侵蚀了一个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毛主席对一位非党员导演的电影持严厉态度，并得到了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认可，这令相关人士感到震惊。但没有人挑战这位伟大领袖，毕竟他刚带领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电影行业成为第一个经历政治运动的领域，其中，困惑的艺术家和党内干部拼命试图找出符合政治正确的社会主义电影制作方法。
与那些“糊涂的”电影人和干部形成对比，陈波儿坚持代表新的历史力量和由革命女性有力体现的新角色，得到了新的认可。陈波儿本人对《武训传》也进行了批评，她不喜欢穷人在富人和权贵面前卑躬屈膝的行为。考虑到她对敢于拿起武器与压迫者战斗的强大女英雄的热情，她对武训和这部电影的负面意见可能是她内心深处坚定信念的真实表达，而不仅仅是政治作秀。她对导演和演员在创作武训角色时的政治分析表明她认同毛主席的观点，即艺术家应首先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创造无产阶级艺术。她对电影人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的严厉批评公开发表在《新电影》杂志的七月刊上。
陈波儿本人对上海老同事和朋友的严厉批评是否感到不安，或者她是否察觉到毛主席的批评给电影人带来的政治压力，这一点还不清楚。无论如何，在1951年11月，她在从广州公务旅行返回的途中坚持特别停留在上海与那里的电影人会面，尽管她病得很重。当她进入会议室时，受到了一大群仰慕她的电影人的热烈欢迎。她以非常虚弱的声音开始向观众讲话：“同志们，我来这里是为了听取你们对我们工作的批评。”每个人都立刻意识到她有多么疲劳。会议上的电影人们知道，他们所忍受的任何政治压力与中央电影局的这位领导人没有太多关系。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什么批评，坚持让她休息而不是继续说话。陈伯儿试图说话，但她的声音彻底消失了。几个小时后，她因心力衰竭在医院去世。
陈波儿去世后，一个被大幅度放大的形象出现了，她从制作的电影背后的默默无闻、无私的位置上被提拔了出来。党报和电影杂志广泛发表了悼词和文章。在上海市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举行的追悼会上，她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对失去心爱的“波儿同志”表达了深深的悲痛，称赞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忠诚的革命者和杰出的灵魂。年轻的电影人发誓要以人民艺术家陈波儿为楷模。她的老朋友夏衍，现在负责上海的文化和艺术工作，在他的悼词中这样评价陈波儿：“陈波儿同志的离世对中国电影事业来说是巨大的损失。革命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来自小资产阶级背景的人踏上这个征程时，他们往往会遇到挫折、失败或迷失方向。在这一点上，陈波儿同志永不屈服于困难、始终坚守正确方向的精神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深远的示范意义。”在批评《武训传》的政治运动中，陈波儿被同行们认定并纪念为一个处于混乱中的电影产业的正确方向的榜样。